软实力时代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与软实力关系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实力论文,关系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0
一、软实力与文化
自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软实力”一词便成为表现新时代发展模式的用语。它预示着在未来，具有柔性的、被边缘化了的文化将取代以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硬实力，而成为决定世界秩序的力量。具体而言，就是世界将迎来知识、信息(产业)、(大众)艺术、流行(商品)的市场经济时代。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各国对知识、教育、宗教、区域传统及文化特征等文化领域的重视和投资，以及为确保本国对文化的所有权而进行的努力与竞争。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将软实力看做一个技术系统，尝试着将人文科学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即从文化和信息技术两个层面理解软实力，并寻求人文科学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软实力论”与“强化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这一命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在向他国传播本国文化、扩大本国文化影响力的同时，积极吸收他国的文化知识，使自身在多元文化时代具备较强的生存能力。第二，在市场影响和扩展方面，文化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并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企业家们之所以重视和关注软实力和文化，就是因为软实力和文化决定着当今的市场占有率。这一现象无论在资本主义韩国，还是在社会主义中国，都普遍存在。第三，强调文明或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及作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文化的重要性，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着相同的含义。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商品市场的跨国扩展，大众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也扩展到了超越国境的范围。由此，世界各个地区不再是单一的固有文化体系，而会与其他各种文化形成一个新的多元文化体系，不仅如此，“现实”和“虚拟”空间还会形成一个新的生活空间。
一些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基于信息技术的划时代效果，将信息技术看做软实力的源泉，而非为促进人文科学发展的革命性方法或手段，甚至还提出了“将为信息技术提供内容作为人文科学的发展道路”的口号。他们潜心思考，如何让人文科学的知识和想象力在促进信息技术发展方面作出贡献。在以满足物质需求为重要目标、价值观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这是一部分人文科学研究者为了使人文科学在世俗社会中更加“有用”，从而确保或转变其地位所做的一种努力。即通过主张人文科学是“科学系统的信息技术”的内容提供者来强调其重要性。
笔者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在谈及“软实力论”时，应该尤为重视文化能力，即生产、交流、沟通、融合文化的能力。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着重论述文化(能力)与人文科学的关系。
二、东亚人文论
自古以来，中国和韩国一直将文化视为人类最高贵的价值和理念的基础，将个人的人格、社会的品格以及国家的理想作为文化形成体系，即中华思想。中华思想将理想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华夷论”的基础之上，认为中国是实现最高文明的地方。然而，在进入19世纪以后，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文明逐渐被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以及技术体系所替代。特别是鸦片战争给了中国人和中国周围的亚洲人巨大的冲击，使他们曾经一直以中国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世界秩序体系的中心的根本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此，我们将西方模式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发展过程看做现代化。
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预见文化的力量决定一切的时代即将到来、预见文明之间冲突问题的各种议论。他们的这些议论显示出对非西方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新认识(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正在出现。问题是，应该如何设定非基督教文明圈的兴起及其与基督教文明相遇(虽然是从冲突的角度来看的)的性质。亨廷顿和福山都对东亚文明及其文化特征表示出了忧虑，促使东亚的知识分子从新的视角对自身进行反思。他们的宣言式的论说使东方和西方这对传统的两分法的讨论以新的逻辑得以再生。从此，亚洲的知识分子们抑或热衷于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抑或强调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这让人们想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学界通过“五四运动”、“东方学派”、“东道西器”、“自生论”、“脱亚论”、“国学”等词汇展开的激烈争论。
相反，未来学者们常常作出预见东亚时代即将到来的论述，这种论述是建立在对东亚文化或文明给予肯定评价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像未来学者们那样对东亚文明或文化表示出肯定的态度，还是像亨廷顿那样抱有怀疑，在认识到东亚文化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同之处的。从此，东亚的知识分子们(包括政治家)，特别是哲学、历史、文化学者们开始在东亚价值论的名义下，尤其是通过对儒家价值论进行肯定性的重新考察，试图证明现代化、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市民社会的实现与儒家文化之间有着积极肯定的相互关系。这也是从批判的角度对韦伯的“文化决定论”进行的重新思考。
在中国，近来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所谓的“文化热”正在以新的样式流行、发展起来。以往，中国的文化热可以说都是有关中国在适应世界历史变化趋势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世界观是否有用或者有用性程度的争论，正如在中国正式宣布改革开放之前播放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所引发的争论一样。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并积极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的崛起》显示出中国对文化的重要性或者软实力的认识正在逐渐成为其核心政治资源。
“人文奥运”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主题，从这一点看，中国对人文世界的关注已经取得了新的发展，这是令人鼓舞的。在中国，所谓的“人文”并不是指文史哲，而是意味着文明或者文化。追求以人为本的世界、人性得到实现的世界的科学被称为人文科学，文明的领域则被称为人文世界。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有关谁是人、什么是人性的定义问题。
然而，尽管人文或者文化的重要性在日益彰显，同时，与此相反的发展趋势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也就是说，现实社会对人文科学的需要正在减少，人文科学的生存或者发展空间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虽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但在韩国和中国却更加严重。因为韩国和中国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即所有知识、观念和价值的重要性都取决于其对经济发展或者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具有怎样的作用。韩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最终还是摆脱了文化的政治工具化，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如今，韩国已经陷入了所谓的经济决定主义，即认为经济发展是实现所有理想的最可靠也是最现实的方法。我们有必要关注中国的做法，即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要在政治逻辑的框架下强调人文科学的存在意义。尽管韩国和中国都使用同一个词汇——“人文科学”，但是在对话和沟通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不同的解释，这是因为各自的人文科学或者文化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
关于人文科学和软实力关系的另外一个讨论是有关将人文科学知识体系定义为文化核心，以文化体系构建竞争体制的问题。尽管一方面主张追求具有普遍性的人文科学，但另一方面，主张特定文化、本国或本民族文化优越性的努力正在加强。由于第三世界对进入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运动进行的自省，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的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这种“全球与区域相互竞争与对立”的情形，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从新的角度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省和思考，这种对人文科学进行的新的尝试是与知识社会学相关联的。韩国和中国都有一个19世纪从日本引进西方文明或者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当然，中国在此之前很早就直接与西方进行过交流，在19世纪出现了大批的欧美留学生。但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自我批判式反省却是由梁启超和鲁迅等日本留学派主导的。19世纪末，韩国从中国清朝接受了新文明，并形成了所谓的“北学”，紧接着又被日本的现代化所吸引，形成了从日本学习欧美的畸形轨迹。
对于一些新的概念，各国都有不同的词汇表述。例如，严复的“群学”在日本被“社会学”一词所替代。“哲学”、“宗教”、“迷信”、“国家”等用语都是蕴含着新概念的新词汇，这些词汇都是从使用汉字的日本传入并传播开来的。今天，在中国“community”被翻译成“社区”，在韩国则被翻译成“共同体”；“identity”在中国被翻译成“认同”，在韩国被翻译成“正体性”；在日本指称企业组织的“会社”，在中国容易被理解为私人组织的“会”、“社”或者“社团”等。韩国从日本接受并使用了这个表示企业组织的词汇“会社”，而过去在韩国，表示私人组织的词汇有“契”一词。韩国和中国都使用“功夫”这个词汇，但表达的意义却完全不同。虽然都使用汉字，但是在表达同样的意义时使用的汉字有所不同，因此不可能达到概念的完全一致。概念用语的翻译关系到对不同文化的翻译，今天，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不仅如此，对于道德修养教育的内容也有必要进行重新思考。韩国大学制订的道德修养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阅读的“古典图书目录”都是以美国或英国的大学制订的书目为基础的。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古籍经典并没有包含在阅读书目之列，原因是这些书籍没有列入西方大学的道德修养教育阅读古典书目中。因为“如何与西方的大学进行对话”始终被放在了韩国制定教育内容的中心位置。笔者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笔者意识到了“软实力”这个词汇及其意义所蕴含的霸权。
三、价值无涉的文化(人文)世界
在当今世界，如何扩大文化共享，建立文化共同体，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自从认识到软实力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之后，中国便努力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文化及构建和谐世界的设想。文明是高于日常经验层面的社会现实，它包括思想、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艺术、宗教、语言等多种形式，无时无刻不处在形成与发展之中。在这一前提下，各国都主张自己拥有独特的文明与文化。如同物质世界的变化一样，一个国家的文化观也同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
当然，如果中韩两国能够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其前景无疑是极具魅力的。但是，中国文化实际上是由多种不同要素构成的，韩国文化亦是如此。如何处理好各种文化要素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对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来讲，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为某些悲观论调进行辩护，而是为了在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潮流的同时，用事实坚守人文科学的广阔天地。人文科学追求的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真理、思想和价值，但在不同社会当中，其表现形式和实践方式会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因此，语言和文学的跨界化、历史的跨国化以及哲学的多样化，才是丰富与拓展人文科学的最重要理念。但究竟该如何进行跨文化沟通和交流，或者说如何实现文化的跨界，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课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由政治、经济力量所支配的竞争体系对生产软实力的人文科学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有人提出过在人文科学诸领域之间和中韩两国人文科学的下级学科之间建立跨国合作与共同研究体系，但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方案作为政治修辞来讲颇具诱惑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诸多困难。
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尽管人文科学同一切科学一样，应该以追求普遍真理为根本目的，但在现实中为了在国家这一框架里站稳脚跟，却不得不照顾到所在地区的利益。实际上，人文科学一直被要求服务于国家和民族，一部分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为了适应大众的要求，还打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通过强化竞争力和提倡文化主权论，把文化打造成了流行商品。通过人文科学创造社会需求，俨然成了当今中国和韩国的共同主题。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破除人文科学的国别界限。学问如同真理，它关系到人类的普遍价值，能够准确揭示事实。虽然从表现手法和方法论上来看，西方的实证主义和东方的直观主义有着显著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说，所有人文科学都应该具有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文化并无主权或所有权可言，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软实力不应成为个别国家或民族确保利益的工具，而应该超越国界，克服地区主义，成为探求人类社会普遍真理的有效手段。为此，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合作关系和共同研究体系呢？
或许过于理想主义，但笔者仍期待文化能够与新兴信息技术体系相结合，从而实现普世化，并生产出更高水准的人文科学知识。重要的是，人文科学所生产出的不应再是服务于地区(民族)主义、地区分权主义和文化主权主义，而应该是能够与之抗衡的新方案。那些服务于特定的国家理念或企业目的，通过发明一些文化概念谋求认可的人文科学，是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
究竟应该把文化、知识和信息在国家或民族的范围里加以定义，还是应该把它们置于超越所有界限的普世性框架当中，学界对此仍有很多争议。举例来说，“民族”一词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理念在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韩国人所说的民族、民族主义、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等概念，比起中国人脑海中的民族、民族政策和民族文化，在含义上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民族这个概念是在政治学家、政治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等共同合作下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国家观和民族观。
人们常常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发明一些与国学和民族学相关的名词，强调它们具有某种特殊的正当性与社会价值，甚至把它们置于普世价值或真理之上，赋予近乎神圣的位置。历史上可以观察到很多这样的现象，虽然不是全部，但直到今天，这一学术分支在中国和韩国仍然拥有不少热烈的拥护者。他们断言追求普世价值的学术分支不过是殖民地“他者”的学问，公然宣称这样的学术是阻碍人们寻找自我的最大敌人，以此刺激大众对民族精神的强烈渴望。
至于软实力的适用对象，应该包括自然人、公民、市民、国民、人民和大众等多种范畴的人群，其分类方法既可以是实体性的，也可以是理念性的。由于该单词所牵涉的政治含义存在着差异，在对知识和文化的正当性进行评价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例如，某种对中国公民和韩国国民有益的文化，未必会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儒学曾在不同时代被赋予过多种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还被奉为“亚洲价值”，在韩国一度流行。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对儒学进行重新评价，并命名为“孔学”，在国家的主导下向全世界推广。当前的孔学既不是作为汉族的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也不是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根基，而是作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同等的文明体系，尝试着与其他几大文明进行对话，以期最终获得全球通用文明标准的地位。孔学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全世界普及孔学，并以之为基础建立一个超越差异与歧视的和谐世界。
面对这样的现状，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的人文科学研究者们首先应该对中国和韩国进行比较分析，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出两国对孔学(儒学)的实践道路有何不同。这既是为了区分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是因为对软实力的评价必须深入到内容与实践的层面。中国是儒学的发祥地，韩国则是儒学最坚决的实践者。为了实现儒家文明及其传统的复兴，十分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找出二者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知识生产的社会体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合理的实践方式、理性与感性的理想标准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在中国常常遭到忽略。个人一方面在自己所在的社会履行着市民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在各自所属的国家担任着国民或公民的角色，两种身份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儒家思想教导人们首先应成为国家的一员，其前提条件是“国家”应该是能够最有效地实现个人理想的条件和手段。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把“国家”理想化，把国家的领导人假定为理想化的哲人与君子，向往着实现哲人政治。但是，朝鲜王朝时期的国家体系却承认中国天子的霸权，并规定朝鲜国王也要学习儒学，使得儒学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存在价值与儒家理想模型相比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更有甚者，由于国家与社会的目的通常并不一致，二者之间常常同时存在着服从、合作、妥协和竞争等多重关系。也许把国家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存在，正是儒学的核心假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学的推广究竟应该放大到何种程度，似乎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对存在领土纠纷的地区进行研究时，难免会涉及对历史和民族的解读与理解，以及对语言、宗教、意义体系等文化标准的界定。由于涉及政治问题，这样的研究经常会在相关国家的国民之间造成紧张情绪和矛盾冲突——这说明软实力并不“软”。尽管软实力的重要性仅次于硬实力，但不同类型的软实力及其主体之间的协调却十分复杂，而人文科学正处于这个复杂网络的中心。因此，中韩两国人文科学及相关学者的交流，必须建立在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之上。
四、结语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重视和强调国家竞争力的现代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影响之下，人文科学如何为确保超越国界的普遍性而作出尝试。这仅仅是学者个人的选择，还是应该接受只看重软实力商品价值的资本家的帮助？抑或是向试图通过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创收的政治集团请求支援？
中国与韩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都曾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因此在中国和韩国这样的国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确立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观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最后，笔者想引用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章的结尾。其实，从韩国的儒学传统里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理想，他们将其称为“小中华”。“小中华”与“中华”不同，在修身治学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中和”。“中和”指的是通向真理的核心，并通过完美的均衡达到“和谐”的境界，这便是我们所追求的人文世界最高的善。
本文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与韩国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于2010年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韩国际学术研讨会：人文科学与国家软实力”韩方的基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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