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的政治信仰意蕴
于建玮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103）
摘 要：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同志政治信仰的重要载体之一。它归因于宏观层面诗言志的诗学传统、中观层面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代伟人的身份以及微观层面毛泽东同志敏锐的诗化思维。在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作品中，这种政治信仰主要体现为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自信、对革命理想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道路的信念。毛泽东诗词的政治信仰对于当前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诗歌创作应当坚持讲政治的原则；另一方面，诗歌作品在使人民确立并坚定政治信仰的方面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政治信仰
所谓政治信仰是指人们对特定政治形态的信仰。它是人们政治实践的重要价值指向与精神动力。毛泽东同志的政治信仰与由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开创，被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发展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一脉相承。它建立在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实践来看，这种政治信仰是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和消灭阶级压迫而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它也生动、充分地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作品中，具体表现为豪迈深邃的思想，劲健雄浑的意境和热情奔放的文字，这也是其诗词作品中的政治信仰意蕴。
一、毛泽东诗词是其政治信仰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信仰形成于他的革命实践之中，也伴随着其革命实践的始终。这是领会毛泽东同志政治信仰的基础。和那些中共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多通过革命实践、政论文章表达政治信仰的方式相比，毛泽东同志表达其政治信仰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毛泽东同志表达其政治信仰不仅运用这些相对常规的方式，而且将诗词作为表达其政治信仰的重要载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宏观层面：诗言志的诗学传统
“诗言志”是我国上古时期形成的重要诗学传统。从最早的表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可知，“诗言志”是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环节，也是首要的要求，后世的“诗者，志之所之也”（《诗大序》）也是强调这一点。它们都要求诗歌应当言之有物，恰当地表情达意。“诗歌是用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表现自己对于某些生活现象和政治情况的态度的；对于美好的事物，加以赞美称颂；对于丑恶的事物，加以讽刺”[1]10。这一诗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对于诗歌创作和批评影响极大。毛泽东同志自幼接受传统教育，深受这一诗学传统的影响。他既没有把诗词视作是“小道”，也没有完全拘泥于格律、用典、对仗等形式因素，而是使之成为表情达意的重要工具。“诗词文赋之于毛泽东，不仅是最主要的艺术审美样式，也是最能自然、自由、含蓄而又洒脱地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2]210“诗言志”的诗学传统是毛泽东诗词成为表达其政治信仰重要载体的前提条件。
（二）中观层面：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身份
深受“诗言志”诗学传统影响的毛泽东，虽然也创作出诸如《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一类较为婉约的作品，但在其多数作品中表现的却是国家大义、革命之志。诸如“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西江月·秋收起义》）、“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回韶山》）、“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等诗作都是如此。“诗言志”在毛泽东同志笔下，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3]。为了弄清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诗言志”这个层面上，因为“诗言志”所言之“志”，既可以是豪放之志，也可以是婉约之志。不过，不论是何种“志”，都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志”。这样，考察毛泽东诗词中何以经常表达其政治信仰的雄心壮志，还要从毛泽东自身寻求原因。毛泽东同志积极投身于我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环境之中。这样的斗争环境使他成长为一名卓越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主要体现为毛泽东同志“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4]。这就使得他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不可能被“小我”的格局所束缚，必然上升为和中国革命与建设有关的民族大义、革命气概的大格局。这种大格局是毛泽东诗词政治信仰意蕴的核心部分，是贯穿于毛泽东同志诗词创作生涯之中的一条红线。在成于其学生时代的悼亡诗《五古·挽易昌陶》里，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回忆了与易昌陶的友谊，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对我虎视眈眈的时局写道：“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诗中，青年学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洋溢笔端。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革命的前途如同“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一样面临扼杀、变幻莫测的局面，毛泽东同志尽管一时心情苍凉寂寞，但是并没有丧失革命斗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现出要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和革命必胜的信念。1931年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来势汹汹的第二次“围剿”，他临危不乱，并化用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之中，表现出对群众力量的充分尊重和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当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对党和红军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时，他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表现出对开创革命新局面的憧憬。当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即将结束之时，他用“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表现出对今后革命发展的战略思考，特别是表达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懈斗争的信念（毛泽东同志自注“苍龙”指蒋介石）。解放初期，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他在畅游长江时写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句，充满了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洒脱。1963年初，面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毛泽东同志写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既表现出与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也表现出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这些诗词中包含的信仰、担当、斗志、洒脱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伟大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同志上能打动饱学之士、下能鼓动亿万群众的自信、自尊、自立、自强[5]。它们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代伟人的大格局，是毛泽东同志坚定的政治信仰的真实写照。
（三）微观层面：毛泽东敏锐的诗化思维
毛泽东同志在早年的求学生涯中，积累了坚实的文学功底，形成了极为深厚的诗词造诣。这一深厚的诗词造诣使得他能够娴熟地运用诗词体裁，自如地搭配平仄、对仗。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对古诗词特别是近体诗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思维方式因此带有了诗人特有的感性与浪漫，而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的理性。在这种诗化思维之中，他能够触景生情、托物言志，用诗词反映其所思所感。不论是对于一般性的政治问题，还是对于政策性较强的政治问题，他都善于运用诗词的方式加以表现。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用政论文体这样阐述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方法：“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6]759同样是这一思想，1961年11月，他用律诗的形式写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用《西游记》里唐僧和孙悟空对白骨精的不同态度形象地说明了怎样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前面的那一段政论文相比，这种诗歌的形式，其可接受性更强，其中蕴含的道理同样深刻。毛泽东同志在创作中一方面将政治信仰作为重要的题材，另一方面运用其诗化思维将这种政治信仰以艺术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毛泽东诗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在他的诗词中是通过与高超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结合而生发出来的”[7]。
综合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作品充满了政治信仰的意蕴，成为表达其政治信仰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在毛泽东诗词中所能够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文学的熏陶与美的享受，更有一代伟人坚定崇高的政治信仰的感召。这种感召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的崇高力量。正如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公木先生所说的，“毛泽东诗词在诗坛上确实可称做‘泰山北斗’。这些诗词反映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这些诗词体现着革命导师的伟大思想”“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双结合的伟大史诗，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教科书。”[8]309
综观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作品，我们可以把其中体现的政治信仰概括为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自信、对革命理想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念。这些政治信仰大都在同一首作品中能够一起体现出来。如《七律·长征》在回首红一方面军一年来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长征之中，表达出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长征胜利时的豪迈与自信。尾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中的一个“更”和一个“开”，展现出作者对即将迎来的革命事业新局面的礼赞与憧憬。一首《七律·长征》便将自信、忠诚与信念全都展现出来。这里，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选取三首能够集中体现每一种政治信仰的典型作品对毛泽东诗词中的政治信仰进行分析。
二、毛泽东诗词体现的政治信仰
（2）工作态度要绝对认真，遇到问题要考虑全面。对试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可疑之处都不能放过，分析考虑问题要周密细心，抓住关键点。对于变压器而言，若分接开关接触不良，经受不起短路电流的冲击而发生故障，极有可能将变压器线圈烧损，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通过认真分析，找到了问题所在，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工作，顺利完成了该缺陷的处理。
（一）《沁园春·雪》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自信
为了确保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的有效落实，使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一并招 （发）标、监测、监理同步实施，要建立发改、经信、住建、规划、环保、国土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监管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在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土地预审、环评、立项、核准、备案、开工许可、财政评审、房产预售、竣工验收、权属颁证、档案管理等环节实行一站式服务、并联制审批、高效率运转，并在事前向建设单位履行好书面告之义务，确保建设业主的知晓权，有利于业主在开工前能够顺利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和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文件，保障建设工程能如期顺利推进，合法开工建设。
（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与对革命理想的无限忠诚
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作品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年代的初期，较为晚近的作品距离我们也有四五十年。但是，这种时间上的距离并不足以使毛泽东诗词的意义仅仅停留在它产生的那个年代。直到今天，毛泽东诗词的政治信仰意蕴也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促使我们去思考并在实践中妥善处理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具体说来，它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同志诗词作品的巅峰之作，写于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的东征开始时。开篇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营造宏大开阔的意境，奠定全词豪放的基调；用“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美气韵和“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秀美气象展现出灵动万千的雪景。“江山如此多娇”的大好河山，吸引了无数英雄人物竞相奔走驱驰，引出了下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里的“惜”字寓贬于褒——虽然这些人物在历史上都曾经起到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从根本上讲，他们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这种寓贬于褒凸显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既没有全盘贬抑，也没有全盘褒扬，而是立足历史，全面看待。在批判了这些封建帝王之后，毛泽东同志豪迈而又自信地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按作者的自注，这两句说的是无产阶级及其英雄气概。毛泽东的自信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考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和先进生产力相联系，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跳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今朝’的红军，‘今朝’的毛泽东，已非昔日。他们既不再依靠外国，也不再拘泥于历史。一年的长征，证明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刻骨铭心牢记的道理：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2]168面临着新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歌颂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出对革命事业坚定的自信与豪情。
（三）《卜算子·咏梅》与对革命道路的坚强信念
政治信仰意蕴之于作品不仅是一种感性的体现，同时也是诗歌创作的重要依据之一。换言之，就是诗歌创作在原则上应讲政治。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科学指明了艺术之于一定的政治的从属关系，强调抽象的艺术是不存在的，即“在现存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4]865。在一些诗词作品中，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了这种认识，如“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比作人民军队。再如“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七绝·屈原》），用“杀人刀”比作文艺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意义。毛泽东同志尽管强调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文艺创作活动必须从属于政治，但是他坚决反对将政治抽象化。基于“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目的出发，毛泽东同志对政治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14]866。换句话说，这种政治是人民的政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政治实践。而他的很多诗词作品也在创作中服从于这种政治实践的需要，如“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反映苏区人民反抗蒋介石的“围剿”。“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答李淑一》）用人民革命的胜利告慰逝者。这些都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对于人民的政治的坚定信仰，是以诗歌创作的方式讲政治。
高中生，因为文理分科，往往在高二时就会进行分班。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通过其他班主任了解高一时学生担任班干部的情况，然后初步确定班干部人选。
三、毛泽东诗词政治信仰意蕴的现实意义
这首以“红旗插上总统府”为创作背景的恢宏之作既是“最后大决战的颂歌”，又是“创造新世界的颂歌”[9]145。首联以纪实的手法勾画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的宏大场面，为全诗奠定宏伟的基调。颔联进一步点明南京发生了一场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天翻地覆的重大历史事件：虎踞龙盘的南京再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而是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到了颈联，作品的情感内容发生了转向：毛泽东同志用坚定的口吻明确要求前方官兵乘胜追击，不要沽名钓誉。这一联实则转到了作品的正题：作者不仅要礼赞革命的胜利，更要对革命的下一步做出明确部署，即打破“穷寇莫追”这一观念束缚，用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苏联担心中国共产党不接受这一方案会引发苏美冲突并殃及苏联的国家利益；党内一部分人认为既然苏联“老大哥”希望我们接受这一方案，那么我们就应当接受苏联的劝告；国内一部分民众则担心如果不能划江而治会激怒美国出兵干涉[10]197。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已经占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党和人民军队，是陶醉于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还是立足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成为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引用楚汉相争的典故告诫全党全军，如果我们被国民党的摇尾乞怜所迷惑，很可能会留下无穷后患。此联对革命事业的战略性思考与革命理想的忠诚跃然纸上。颈联两句立意高远，气魄宏伟，“不仅几乎浓缩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全部内容，还表现出了一个人民军队的伟大统率和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胆魄和胸怀”[11]222和对革命理想的无限忠诚。在尾联中，毛泽东化用晚唐诗人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告诫全党全军世间的发展变化是客观规律，我们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人民政权就体现了这个规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党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走的是人间正道，红旗插上总统府是历史的巨变，更是历史的必然，党和解放军只有顺应历史的规律，才能够将革命理想真正变为现实。这两句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进一步表达出毛泽东同志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升华了全诗所要表现的对于革命理想的忠贞这一主题。
（一）诗歌创作应当遵循讲政治的原则
《卜算子·咏梅》作于1961年冬季，当时各种反华势力的“大合唱”正如火如荼，我们的国民经济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毛泽东同志在这首词里托物言志，以梅花自比，旨在用梅花顽强的品质激起全党的奋斗热情，并表现出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这也正如郭沫若所说的“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住，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国人民做出好榜样”[12]379-380。词的上片用“风雨”“飞雪”“百丈冰”等意象渲染严峻的氛围，暗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暂时遇到的困难；又用一个“俏”字传神地展现出梅花傲视冰霜的顽强品质。词的下片把梅花看成是报春的使者，其中包含着革命必将走出低谷的隐喻，并用“待到山花灿漫时，她在丛中笑”展望革命走出低谷后的场景。把革命领袖比作隐藏在满山怒放的鲜花中的梅花，是因为“共产党所追求的理想是‘山花烂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要靠无数先知先觉、不畏冰雪严寒的共产主义者（梅花）去实现。但是，当未来的理想实现后，那些共产主义的战士却功成身退，只愿成为躲在百花丛中的那一朵笑梅”[13]。梅花虽然开在严酷的风霜之中，但是必将让风霜成为弱者，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强者。它也暗示着革命领袖不会被眼前国内外的压力所击倒。在这首词中，梅花这个文学意象相对于它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内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它不是代表着清高、孤傲，而是豁达、沉着的代名词。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作品与“反其意而用之”的陆游同名词相对比，就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陆游的作品中没有突破“我”的小格局，仍然是封建士大夫在个人奋斗失意之后的牢骚[8]190；而毛泽东的这首作品则是突破了这种小格局，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博大的胸襟，充满了国家大义和革命斗志的大格局——不仅相信革命必将成功，也鼓舞自己要沿着革命的道路走下去。
诗歌创作应当遵循讲政治的原则在今天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政治不再是立足于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语境，而是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的语境。因此，我们说的诗歌创作应当讲政治，在当前就是要求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文艺活动应当以人民为中心，即“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5]43。这里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说诗歌要为人民歌唱、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16]。这就要求诗人、作家在创作时坚守人民群众的立场，以敬畏群众、热爱群众的心态去表现人民。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双桅船》《致橡树》等作品所反映的对祖国、对人生的热爱，都来源于她在多年的生活中积累的对于生活和群众的感情；再如汪国真的很多诗歌作品都得到了青年读者的喜爱，这和他始终如一地对生活、对青年群众真挚、炽热的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了形成创作中的群众立场，诗人、作家就要坚持把社会生活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源泉，自觉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当中汲取营养、寻求灵感，因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14]860。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群众，特别是了解到群众的所思所想，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上换位思考，更加贴切地表现出人民群众的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
（二）诗歌作品在使人民确立并坚定政治信仰的方面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
诗歌创作讲政治这一原则应当影响到广大读者，使他们在感性的审美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信仰的感召。在这方面，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一要正向引导诗歌的接受效果。这里的“正向引导”，是说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作品应当促进读者对主流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产生认同,或者说最起码不能质疑或者否定主流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这也正如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14]868。如前文论及的《卜算子·咏梅》写成时以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党内高级干部，确实使他们认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遭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并坚定了克服困难、建设祖国的信心与斗志。再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两句极富生活化的表述，体现了对任何困难的藐视。它对于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实干精神也有很大的意义。当前，诗歌作品对读者的这种正向引导同样是必需的。诗歌中积极、健康的引导会让我们在真善美的感召下认同我们的制度、积蓄前进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17]143。二要注意积极健康的思想倾向性与完美的艺术性的统一。这是诗歌坚持正向引导根本所在，如果诗词本身的思想倾向有问题，又何论积极、正向地引导读者。作为作品本身倾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信仰不仅不能出现偏差，而是应当体现出正确而富有感召力的政治倾向与价值取向，因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17]174。同时，作为文艺作品，文质兼美是最起码的创作要求：作品中的价值取向、政治倾向就不宜直接体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指出，积极健康的思想倾向要通过艺术化的方式传递出来：“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4]870。此前引述过的他的诗词作品，都是这种文质兼美的上乘之作。如“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五律·海鸥将军千古》）用铿锵的五言体表现出对抵御外御、为国捐躯的英雄精神的礼赞；“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用工整的对仗表现出看问题应当坚持立足长远的战略思维。需要强调的是，当市场化业已成为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重要外部生态，诗歌创作、文艺创作更要坚守立场，不能让自身在沾染铜臭气干扰了人们的价值判断、腐蚀了人们的政治信仰，因为“文艺不能在市场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17]155。
等最难熬。男人还可以抽烟。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她打开手提袋，取出一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微凉有棱，一片空茫中只有这点接触。再抹那边耳朵底下，半晌才闻见短短一缕栀子花香。
行文至此，我们还需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本文所说的诗歌创作要讲政治、要促使读者确立并坚定政治信仰并不是要泛政治化，更不是要坚持政治先行。如果那样就很可能造成政治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作品的高压。讲政治、让读者确立并坚定政治信仰是着眼于辩证看待并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特别是要提醒诗歌创作不要过于“任性”而放弃社会担当、政治担当。这样看来，讲政治、确立并坚定政治信仰并不是要言必称政治、张嘴唱赞歌，而是既要肩负起诗人、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又要坚守最起码的政治底线，创作出的作品不和社会主义主流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取向相左。在这样的前提下，用诗化的语言反映生活、歌咏情怀、记录时代，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政治信仰意蕴之于当前最为重要、最富启发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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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 in Mao Zedong’s Poetry
YU Jian-wei
(Philosophy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Changchun Municipal Committee ofCPC,Changchun,Jilin 130103)
Abstract： Mao Zedong’s poetr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his political beliefs.It is attributed to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poetry and rhetoric at the macro level,the identity of Mao Zedong as a great man in the middle level,and the agile poetic thinking of Mao Zedong at the micro level.In Mao Zedong’s poetry,the political belief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elf-confidence,loyalty to revolutionary ideals,and faith in the revolutionary path.The curre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oetry is that：on the one hand,poetry cre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s;on the other hand,poetry works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enabling the people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political beliefs.
Key words： Mao Zedong;Poetry;Mao Zedong’s Poetry;political belief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31X（2019）02-0006-06
收稿日期： 2019-02-11
基金项目： 2018年吉林省委党校科研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介入模式”（2018YB002）；长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对错误思潮冲击的路径研究”(CSKT2018ZX-067)
作者简介： 于建玮（1981-），男，吉林磐石人，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葛春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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