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的金桥什么时候能通过?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现状与出路_农业论文

富有的金桥什么时候能通过?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现状与出路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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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一些地方的棉农盲目种植“抗虫棉”受到损失,发出了“抗虫棉该不该种”的疑问,使这项国家863高科技成果蒙受了不白之冤。前两年,不少农民盲目引种超大穗小麦,多数绝产。如果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能适时将这些最新科技成果的特点向农民讲清楚,就可以避免农民的损失。

但是,没有人来做这一工作。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跌入低谷。老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瘫痪,新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农业科技推广成为农业再上新台阶的“瓶颈”。

几度波折咽苦果

农业技术推广对农作物增产起着一种直接和主导的作用。农业科技成果一般不能从科研单位一产生就直接应用于大田生产,而必须经过推广部门进一步试验示范和组装配套的再创造,使技术适应特定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然后推广部门再广泛培训农民,让农民掌握和应用。1984年,我国粮食生产首次突破400亿公斤大关,基本扭转了我国粮食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面积推广了以杂交水稻、杂交玉米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所以,农民们把农业科技推广亲热地称为他们的“致富金桥”。

从1991年开始,在县、乡基层机构改革中,不少地方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进行财政上“断奶”、行政上“脱钩”,人员上“裁减”的办法,推广队伍“网破”、“人散”。为谋生计,农业技术人员摆烟摊的有,回家放羊的有。病虫害肆虐无人防治,粮棉等主要农产品连续两年未能完成“八五”计划。“农业技术推广形势危急”的呼声从多种渠道,反映到高层领导。

1993年7月,国家出台了《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同年,发布了六部委《关于稳定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通知》,明确规定,县、乡推广机构是国家最基层的事业单位,经费应由各级财政负担,不能随意“脱钩”、“断奶”,更不能解散、下放。农业部还要求,今年年底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定编、定员、定性。这些举动,使长期埋头默默的农业技术人员挺直了腰杆。心理上得到了安慰。

如今仍是老面孔

但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农业科技推广需要的资金问题,解决不了农业技术人员的吃饭问题,对县、乡级政府则谈不上什么硬性约束。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刘松林日前对记者说:“许多县、乡级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仍在执行过去的政策,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据中心最近对陕西56个县的调查,1995年县一级农业技术人员不能足额发放工资的占32%,比1993年还高出11%;不能按时发的占55.4%,比1993年高10%;7.1%的县对农业技术部门仍实行套改前的工资;10.7%的县差额对待农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在待遇上,14.3%的县取消了随工资走的各种补贴,55.4%的县拖欠各种待遇,取消下乡补助费的30%,停报医疗费的占40.6%。业务经费是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必须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陕西四个地级地区中,一个地区没有业务经费,一个地区人均业务经费1—300元;县一级没有业务经费的占66.1%,能正常开展工作的县只有15%,有35%的县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无法开展工作。

为什么上面重视下面不重视?一些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专家说:“县、乡级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还没有转过弯来,法律比上不赚钱的诱惑。这是地方领导在发展经济中短期行为的表现,体现了地方领导的决策水平。”据农业部调查,目前,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力量最薄弱、存在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是乡级农业技术推广站。而乡级站,恰恰处于农业技术推广战线的前沿,直接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是他们,决定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发挥作用大小的是他们。这些问题主要有:

——“三权”下放没纠正。乡站“三权”下放,导致乡站同县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脱钩”,无法管理和进行业务指导。如河南省1993年有2080个乡站,“三权”下放后,管理差的为524个,县乡都不管的有61个,不能正常工作的有229个。虽然国家已经下文纠正,但是,据农业部统计,1994年,全国“三权”被下放的乡镇为14580个,1995年上升为15551上。许多地方将乡站由事业单位变为企业单位,国家发文后,得到纠正的不多。

——经费严重不足,“抽血”、“断奶”现象仍存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无法进行。据农业部统计,1994年全国乡站被“断奶”的仍高达43%,造成全国区域性测报站第一线技术人员约30%流失,能正常开展工作的仅占一半。一些地方县乡级农业技术站的事业费实行拨改贷,使许多公益性的、社会效益高的工作如病虫害测报等无法进行;全国有1256个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财产被平调、挤占,致使各级长期投资积累起来的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等财产流失;许多地方还在向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钱,将技术推广实体当乡镇企业。如江西省有的地方明文规定,每个乡站每年要向乡政府上缴1—2万元利润。四川省有1410个乡镇农业技术站被规定要上缴利润,占全省乡镇的25.3%;少得可怜的事业费仍在削减。1994年,全国乡级事业费全被削减的2226个,部分削减的12319个。到1995年,全部削减的上升到3889个。

——队伍不稳,素质下降。据统计1994年全国乡级农业技术人员调离的约4611人,提前退岗的2154人,1995年仍高达4693人和2339个。因经费困难,无法接受大中专生,形成“老的稳不住,新的进不来”的恶性循环。湖南省乡镇技术干部比80年代下降了35%,四川省乡级农业技术人员比1990年减少了29%。由于人事权归乡镇政府,非专业人员大量流入乡站,炊事员当站长,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素质更加恶化。

国家还需加把劲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做不好,最终吃亏的是农民和国家。但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技术推广问题,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刘松林说,《农业技术推广法》和《农业法》虽然有了,但是实施细则一直没有,没有硬性指标,约束力不强,造成了各地执行不力。一些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正在做着积极的探索。江苏省立法规定,在基层推广农业技术30年以上人员退休后可享受工资的100%的退休金。省里拿出2000万元设立推广专项奖励基金;广东省通过立法解决了农业技术推广经费短缺问题。去年颁布的农业技术推广法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每年都应在支农资金中安排10%、在农业发展资金中安排15%以上的资金,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资金。据初步测算,仅省一级,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资金就达4000万元以上。

河南省农业大县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县里请了十位知名农业专家,带来十项农业技术。县委书记先带领全县四大领导班子,听农业专家讲技术。专家指导,技术人员推广,政府行政命令做强大后盾,新技术迅速在全县大面积得到应用。在这里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专家于运华说:“虽然是市场经,农业要搞好,农业技术推广要搞好,离开基层政府行政命令的支持,寸步难行。”专家建议,应把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列为基层政府的职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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