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终需求看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我论文,经济增长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9)04-004-(11)
从2007年三季度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自2003年以来加速增长后的调整，虽然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13％，但是从三季度起，经济增长率就开始了逐季回落，而加剧的通货膨胀则尖锐地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矛盾。如果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及随后而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中国的经济调整也是必需的，但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改变了经济调整的节奏和方式，使我们必须果断地采取一系列短期措施，来应对当前的严峻挑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市场化进程和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本身已经积累了很多矛盾，经济发展存在着各种结构性失衡，而解决这些矛盾和失衡不仅需求应用各种短期政策，也需要各种长期措施。矛盾是长期形成的，那么解决它们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
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经济不可能不受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2003-2007年的迅速发展，就是和我们抓住了世界经济繁荣的历史机遇是分不开的。而改革开放后30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也得益于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取得的众多成果。但是从本质上说，近些年来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增长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从二战之后在不断地发生，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得到启动，是改革开放真正使中国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世界经济风云变幻，但直到本世纪之前，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变化都没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经济发展使我国形成的比较优势，使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扩张期，从国内经济的角度看，对外贸易占我国GDP的比重在迅速提高，而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上，中国的份额都在迅速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大，反过来，全球经济的波动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但即使如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仍然不在于国外而在国内，转轨过程中的体制优势、产业结构优势、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以及我们的大国优势，决定了正处于加速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没有理由因为国际经济形势的逆转而丧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我们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首先，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仅仅是因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很多人认为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会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这个逻辑推理是有问题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基础之上。近些年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从2003-2008年期间，我国出口的增速分别达到了34.59％、35.39％、28.42％、27.16％、25.68％和17.3％，增长速度之快为改革开放后罕见。2002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为3256亿美元，2008年已经到达了14285亿美元，为2002年的4.39倍①。这当然和世界经济增长有关，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我们扩大出口提供了条件。但是更为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业和外向型经济经过多年的成长，其产品的竞争力和生产规模符合了世界市场的需求，这使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替代了许多原先由其它国家(如日本)生产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份额迅速提高。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二战”之后，欧美国家有过几次经济繁荣，但仅仅在这一次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了起来，而且增长率大大高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外贸份额增加的现象不仅出现在近些年来经济增长较好的美国，也发生在增长偏慢的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当然也发生在增长情况各异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仅仅用世界经济增长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的加速或放缓是不充分的，还要考虑到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变化。从2003-2008年期间的发展来看，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但增长率却是逐年下降的。一方面，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长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成本等方面条件的变化也会抑制供给能力的增长，因此，我国外向型经济有可能由迅速扩张期逐渐转入平稳发展期。因此，即使不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的节奏和结构也要进行调整。在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这几年已经在进行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加大了我们调整的压力。
从表1中可以看到，尽管从2007年三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出现了回落的趋势，但是直到2008年的10月份，我国的出口增长却仍然是稳定的。但从2008年11月起，我国的对外出口的增长率出现了回落，2009年的前四个月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全球经济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在冲击全球经济时，也影响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连续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从长期趋势来看，再出现2003-2007年那种20％以上的连续增长的难度已经很大，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并没有改变，只要世界经济走出剧烈动荡和低迷，外向型经济的平稳发展仍然是有可能的。
其次，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中国有可能通过扩大内需抵消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如果仅仅从出口增长本身对最终需求的贡献看，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从表2中可以看出，从2002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而净出口对GDP增长率拉动的百分比从2005年起才开始有显著提高，达到2％以上，即使扣除这一部分，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相当高的。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需求的拉动而不是对外贸易的贡献。
如果从生产角度考察外向型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投入产出表，我国各个行业的增加值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约在50％左右②。表3按照这一比例估计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增加值及其在GDP中的比重，在现阶段，这一比重大约在15％到20％之间。2008年中国的GDP为30万亿，那么，外向型经济所创造的增加值大约在4.5万亿到6万亿之间。这说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增长确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就比重而言，外向型经济在我国经济活动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主导经济增长的仍然是内向型经济。即使国外需求的增长暂时减缓甚至下降，又由于产品结构的原因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这一部分的产能，比重达85％以上的占主导地位的内向型经济仍然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有效的拉动。因此，认为世界经济衰退会阻碍中国经济增长进程的观点根据是不充分的，中国没有必要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上，而应该走自己的道路。相反，我们应该抓住当前世界经济衰退为我们提供的各种机遇，如对国外资源型企业进行收购兼并的条件、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价格等，为我们下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创造条件。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课题是解决我们自身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通过内向型经济的发展，抵消世界经济衰退对我们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
第三，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09年一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四季度的6.8％继续回落到6.1％，这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最低的季度经济增长率。如果以表3中提供的估计结果来推算，出口每降低10％，以我国整体GDP增长率的影响将会在1％以上。而一季度出口增长下降了20％，那么，对GDP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应该在2％以上，换句话说，如果我国一季度的出口不增长即仍然保持为上一年的水平，那么我国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将会达到8％以上。表4列出了我国2007年以来按季度计算的GDP增长率，从表中可以看出，即使2009年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了8％，仍然是近年来较低的季度增长率。因此，要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和较快的经济增长，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共同做出努力。
2009年3月31日，世界银行调整了对2009和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从表5中可以看到，和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不久后所做的预测相比，世界银行的态度更加悲观。除了对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少数国家还保持着正增长的预测外，大多数国家都为负增长，而且非OECD的发展中国家比OECD代表的发达国家所受的损失更多。在这种背景下，指望世界经济能短期复苏并且总体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是不现实的，中国要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出路还是扩大内需。
二、启动内需和扩大消费对抵御金融危机能发挥多强的作用
中国经济当前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国内因素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从表4看到，自2007年三季度起，伴随着不断强化的通货膨胀，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逐季回落的现象，这说明在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积累的发展失衡，在客观已经存在着调整的必要。而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解决国内的发展失衡。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启动内需以缓和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关键在于扩大消费。我国2003-2007年的以加速工业化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在最终需求上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增长则是相对滞后的。表6列出的是2000-2007年我国国内最终需求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可以看出，国内的积累率即投资占国内总需求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从2003年的36.2％提高到2007年的46.5％，提高了10.3％，而消费的比重则下降了10％。
而从短期发展来说，2008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从表7中可以看到，刺激投资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提高了10％左右；但是从消费上看，同比实际增速并没有提高，出口又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这说明内需的扩大还不能有效地抵消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般地说，处于高速增长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会有较高的积累率，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也都有过较高的积累率，但是从具体数值上看，它们35％以上的积累率都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而中国从1992年以来，积累率都在36％以上，而2007年则更是创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高，这种高积累率的长期持续，最终就有可能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发展失衡，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平稳。我国的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回落，中央果断地启动了新的四万亿投资的计划。从这一计划的执行情况来看，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近两个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这说明我国的投资需求仍然是比较旺盛的，尤其是内陆的中等发展地区，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快速上升阶段，对投资的需求就更大，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1.3％、33.5％和26.7％③，这说明在国内需求减弱时，国家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仍然是可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往往需要企业进行较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迅速提高制造业的装备水平和生产效率；第二是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动及产业布展的变化，对基础设施投资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第三是各地政府出于发展当地经济的冲动，往往采取各种鼓励投资的措施进行招商引资，这就在客观上助长了固定资产投资更快的发展；第四是随着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居民的住房需求有很大的增长，而居民对住房的购买上作为投资统计的，在过去几年中，居民的住宅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达到20％左右，成为拉动我国投资的重要力量。国民收入的最终使用无非就是消费和投资，在国民收入及其增长率既定的情况下，用于投资的部分多了，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要减少，虽然就个别地区、企业、家庭或个人看，增加积累和投资往往是获得较快增长的重要途径，但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如果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衡，就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循环。
二是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发展失衡。消费是和居民家庭的收入及其全社会居民家庭的收入分配相关的。我国近些年来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就其与居民家庭收入的关系来看，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二是就居民家庭收入本身而言，收入差异在扩大化。表8列出了根据1998-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中的各个机构部门④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的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国民经济的四个机构部门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比重有比较明显的增加，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较小且基本稳定，而住户部门的比重下降得较快。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基本上用于投资，而政府和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通过金融机构间接地转移为投资。
表9列出了1998-2005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的使用去向，从表中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居民用于消费的比重在减少，而用于直接投资的比重在加大，而净金融投资的比重则长期保持在20％左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减小，而在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重却在扩大，这样所得到的直接结果当然就是消费比例的减少。消费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住户部门本身的收入分配扩大化了，199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5左右，现在的数据虽然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但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数值已经到达了0.45以上。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消费弹性小，低收入居民的弹性大，但由于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的改善低于高收入居民的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就会有更大的部分用于投资。
三是居民家庭消费预期的变化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在与居民消费相关的领域中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原先由政府或企业包下来的许多福利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由居民家庭自身承担的比重开始加大，但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又没有跟上，有的甚至还走了弯路。在剥离国有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同时，政府的投入没有相应跟上，导致居民家庭对于未来不确定支出的预期扩大，增加储蓄而减少当前消费。近几年来，我国开始加大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力度，在新启动的四万亿投资中，有相当部分和改善民生有关，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也在深入，这对于扭转居民家庭消费预期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整体发展上看，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应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处理好政府支出与居民家庭支出之间、公共福利部门与政府、消费者之间、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支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改善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表面上看，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可能会增加政府的支出并影响到某些机构的经济效率，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这种建设改善了社会和谐和居民的消费倾向，反而有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四是城乡差异在扩大，广大农村的消费还有待于继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3-2007年我国以加速工业化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4年的41.76％，再提高到2007年的44.94％⑤。从表7中可以看到：首先，在最近的经济快速增长周期中，经济总量的增长显著地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其次，在居民收入中，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要快于农村居民的增长；第三，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要显著地快于农村居民；第四，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速度基本上是适应的，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要明显地低于其收入的增长。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如果换算成月份资料，月均收入仅为345元。和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仅为城市居民的30％，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降低。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以及与之相关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发展失衡的矛盾，但在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占中国人口50％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其实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农村居民的收入虽然偏低，但是7亿多的人口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仅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对拉动我国的消费也有重大意义。
五是宏观调控政策强调总量管理，其作用对象主要是投资领域，对居民消费的调节有限。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2003年我国进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由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偏紧，而政策手段也由以财政政策为主过渡到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虽然是偏向宽松的，但力度大为减小。从2003-2007年，偏紧的货币政策对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银行利率的调整对于居民储蓄的规模影响较小，所以，货币政策(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调整)主要想影响的是贷款的规模。又由于我国的消费信贷规模很小，这种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投资贷款的变化上。而当时宏观调控的目标，也就是为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但在调节消费上所动用的手段较少。在抑制投资的时候，没有同时引导消费，在存在着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民间的资金大量地流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经济泡沫。最终在消费品产能还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出现CPI的较大波动。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的背景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政策由偏紧转为宽松，政策目标由抑制过热转为刺激增长，政策手段由以货币政策为主转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这是正确的。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为财政政策不仅仅是总量政策，同时也可以进行结构管理；不仅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支出等措施进行需求管理，也可以通过减税等措施实行供给管理。由于中国仍处于转轨过程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财政政策对于经济活动的引导是必要的。要长期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应用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中长期效应，应该通过多种手段逐渐地调节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结构，进而影响我国的最终需求结构，通过改善民生为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二是要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逐渐地减少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垄断。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最终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种结构的调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三项任务。如果说“保增长”和“扩内需”都以量的扩张为特征而受到各方面的普遍欢迎，那么“调结构”则要以微观上的代价来获得宏观发展的改善。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包括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供给结构的调整，虽然矛盾是由需求结构提出来的，但是改善需求结构却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努力，而从中长期管理的角度看，从生产领域对供给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在供给结构的调整中，首先还是要重视体制创新即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表11列出了我国2003-2007年外向型经济中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占的比重，从表中可以看到，外资企业的进出口产品所占的比重基本上保持了稳定(58％左右)，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比重在明显下降(从2003年的37％下降到2007年的22％)，而民营企业的比重则在明显上升，提高了12％。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进出口在明显增长，但比重却在明显下降，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更大。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同样是这样。民营企业平均规模较小、机制灵活、容纳就业的能力强，因此在经济发展景气时期，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但在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或者是出现衰退的时候，受到较大冲击的也是他们。因此，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应该对于那些有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有更多的扶持，并通过他们的发展达到增加就业、改善劳动者收入。
表12列出的是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不同性质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从表中可以看出，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由于受到外向型经济萎缩的影响，增长率是负数，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基本上是零增长，而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仍然保持了强势，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发展对我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逐步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2003-2007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以加速工业化或者是说第二产业的迅速扩张为特征的，至2006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一多点。从1998年开始，产业结构高度进入加速提升阶段，中国经济也逐渐走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良性发展轨道。以1998年为界，1978-1998年期间产业结构高度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1998年之后年均增长3.5个百分点，以这个速度继续发展，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将在2024年达到1，也就是完成工业化。第三是根据产业结构高度的水平值，各省市可以分为三个阶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大于1，处于第一阶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在0.5和1之间，处于第二阶梯；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则在0和0.5之间，处于第三阶梯。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正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梯度推进经济发展的天然禀赋。所以，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任务，一方面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将加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科学提升相结合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情况，促进各自的产业结构替代升级的问题。
四是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并进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间的机制业及其利益关系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特点。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取向已经开始趋于一致。地方政府参与宏观调控，其主要政策手段是供给管理，如果采取需求政策，拉动的不一定是当地的经济。地方政府通过供给管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首先，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从税收等方面减轻企业的实际负担，增加企业抵御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及外部因素的冲击。在通过减税等政策扶持经济发展时，地方政府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是因为税收政策强调的是差别管理和结构管理的，而地方税务部门对于当地情况更了解，所采取的措施将可能更有针对性。目前在我国的税收收入中，地方税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40％以上，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地方税收的所占的比例则更大，地方政府完成有可能在税收政策上有针对性地对一些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及企业做出更多的支持，使它们度过当前的困难。其次，可以通过对生产要素价格的影响和经济环境的治理，扶持企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相对于商品市场化而言，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是相对滞后的。而在生产要素和一些关键生产资料的定价上，地方政府的影响还相当大。三是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产业组织和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短期看，政府可以通过减轻税负等措施对行业或者是企业进行扶持，但是从长期看，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还是需要以企业的竞争力作为基础，而企业的创新，无疑是和政府的创新与激励相联系的。
注释：
①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②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③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④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机构部门(Institutional Sectors)对国民经济中收入支出活动的主体加以分类，目前，我国的机构部门分类包括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住房部门。
⑤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外向型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