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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国际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趋势
世界各国为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逐步认同和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把精神文明看作是教育、科技的进步，更重要的是着力培养人的全面知识结构，促使人在认识、情操、意志和审美等方面健康地发展。
（一）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是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为了抢占科技这一国际竞争制高点，一些国家和地区对科技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它们争先恐后地调整科技发展战略，成立专门科技管理机构。
1993年11月，美国成立国家科技委员会，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担任主席。美国政府发表的第一项科技政策声明，表示将力求使政府和工业界非军事科学研究项目的总开支由原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 %增加到3%。欧洲联盟通过了“第4个科研发展框架计划”，并召开欧洲科技代表大会，制订欧共体的科技发展政策。日本政府提出“新技术立国”方针，把科研与开发费增加1倍。 加拿大宣布对未来科技发展战略进行全国性审议。韩国实施“2000年生物技术计划”，投资229 亿美元以加强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
走向信息时代，高科技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集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协调发展的美国“斯坦福——硅谷”科学工业园，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科研机构，其中最大的是具有3500多人的斯坦福研究所。它以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为中心，以高科技产业群为基础形成科技基地，既出人才，又出技术、出产品，大大缩短了反映高新技术发展的知识信息从创造加工到传播的应用周期。世界各国竞相借鉴美国科技园模式，日本建立了筑波科学城等20多个科学工业园区。英国建立了剑桥工业园等20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国、比利时、爱尔兰、以色列、韩国等也都开始建立由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共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科技工业园。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和科技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竞相增加对教育的投资，超前规划教育的发展。以美国为例，自1879年以来，美国大学人数每20年翻一番；自1960年到1970年，10年间翻了三番，获硕士学位或具同等水平增加了 2.4倍。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1955年为27%，1965年为40%，此后总趋势一直上升。有学者预测，到200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知识社会。
为了适应社会对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战后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层出不穷，先后出现了“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更新教育”等多种形式。各国全面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转变教育观念，制定新的教育政策，发展系统化的教育。现代教育采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使教学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化的教育、光学投影设备、电声录音设备、电视录像设备等，已普遍运用于教学。电子计算机进入教学领域，开创了电化教育的新时代。现在许多国家通过电视系统举办各种专业电视教学节目。社会学习中心、家庭学习中心已很普遍，广播大学、电视大学发展很快。多频道的家用电视系统，同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终端相连，使教育迅速普及到家庭，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
许多国家已认识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尤其在未来21世纪，人才资源作为一种能动的特殊的资源，是一切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代表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从事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教育，则成为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产业。基于此见，许多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领导人都站在时代发展高度，充分认识发展教育产业和培养人才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战略意义，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二）重视道德精神的养成
培育道德精神，是许多国家的共识。在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大中小学生的道德精神教育。70年代以来，美国明确提出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责任公民”，使之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具有爱国精神，成为对国家、对政府尽义务的公民。美国的大中学校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较规范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格局。（1）普遍开设了德育、历史、 公民学类课程，把培养“责任公民”放在学校教育的突出地位。（2 ）设立专门辅导机构，对学生日常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进行引导，对学生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进行咨询、指导与帮助。（3 ）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对青少年形式生动多样的教育，有力促成了人文素质的提高。（4 ）注意通过公共环境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美国非常注重建设一个美国主义的宏观情景，使置身其间的人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根据美国生活方式来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像美国国会大厦、白宫、华盛顿纪念塔、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国会图书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等场馆集中表现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天天宣扬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向国民包括大学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公共环境成了无所不在“泛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加强道德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日本鉴于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日增的情况，下决心以“德、智、体”为次序来实践培养目标。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其发表的教育改造公报中指出：“能否培养出道德、情操、创造力方面都足以承担21世纪的日本的年轻一代，将决定未来的命运，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的教育目标》中明确指出：“只有重视思想素养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针对青少年道德意识差的情况，日本文部省从1980年起实行《学习指导纲要》，其中加强了有关公民道德的科目和内容。日本还专门拨款用于改善和加强德育工作，各个学校的德育与其它学科有相同的地位。各校开设道德必修课，培养学生“道德实践力”。日本把道德教育重点放在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判断能力、思考能力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上，并倡导家庭、社会、个人和学校一起进行综合道德教育。日本注重心理咨询，培养健全人格。1953年东京大学就建立了日本高校第一个心理咨询机构，到1992年上半年，日本已有78%的大学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咨询内容包括性格问题、情绪问题、学习问题、就业以及其它（包括异性问题、友人关系、实践人生等）。此外还开展以人格形成为目的的课外教育活动。
在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基本国策，由总理公署统一领导和协调。新加坡国会提出并通过为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国人都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意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使之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目标。
新加坡把道德建设放在显要位置，协同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完成道德教育任务。学校把道德教育同学生的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组织学生打扫卫生，参与社会开展的各种文明礼貌活动。新加坡把社会当做道德教育的大课堂，要求各种大众传媒倡新风、贬恶行，不断净化社会风尚；同时还要求官员率先垂范，教师为人师表、家长身体力行，成年人为孩子树立榜样。他们把个人道德修养看做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基础，又把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看成个人道德进步的环境，两者互为促进。新加坡将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转化为规章制度的法律条文，变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政府经常利用“国小”、“资源短缺”、“生存和发展困难”等危机感教育人民，要求每个公民都与国家共存亡，把个人得失同国家存亡紧密联系起来，把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明的行为规范同个人利害得失联系起来，让每一个人懂得并在实践中履行这样的信条：你要获得社会和别人对你的尊重，你必须尊重别人；要使自己不受损害，你必须不损害社会和他人；你要对社会和别人尽职尽责，你才能获得社会赋予你的权力和满足。新加坡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场经济条件决定了外国道德观念的产生、取向和实质，同时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道德原则由于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对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和正常发展亦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1）整合功能。道德与市场经济的相互适应延伸到社会结构中， 形成了西方较为完善的市民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个人都认同这种社会形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也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对市民社会的认同感，使西方社会表面上是一盘散沙，但本质上却是一个整体。（2 ）协调功能。道德的协调功能是内在的，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内在引导和调适以实现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自我调节，使个人的行为与社会保持一致。（3）沟通功能。道德以沟通的方式，加强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同质性， 以保障社会的稳定。（4）教化功能。道德在西方社会是个体性的， 但它为社会大多数人接受后，客观上具备了社会性，反过来对人起着培育或强化作用，进入这一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会在主动或被动的教化推动下接受这种社会化的道德准则。
（三）培育道德精神的机制
对各国道德精神发挥着内在教化影响的机制性力量主要是：宗教、教育、传媒和社团。
宗教是西方社会中对道德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西方传统道德就是基督教道德。宗教对西方道德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它把人类现世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虚化为上帝的旨意，上帝不仅要求人们对它有一定的道德义务，而且还把人世生活中的道德原则作为上帝的愿望而神圣化，人世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因而纳入了宗教教义，道德随之成为了宗教的附属品。
教育是西方道德控制机制的第二种重要方式。西方教育的直接宗旨是培育工业社会的后备力量，但在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的培育方面，教育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一是直接的道德教育；二是普通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产生的道德影响。从趋势上分析，随着道德保守主义思潮的复苏，教育的道德教化特性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大众传播媒介是西方道德控制机制的第三种因素。大众传媒是当代西方社会最普遍的沟通和观念交流工具，也是道德宣传的重要工具。大众传媒对道德的规范作用可以表述为：（1 ）决定“公众道德”日程，如1996年2 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和博泽尔环球公司联合进行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已到达行为粗野的分水岭。接受调查的人认为，不文明是社会极度崩溃证据。9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不文明促成美国暴力行为的增加；85%的调查对象认为，不文明分裂了美国社会；同样数量的调查对象认为，不文明正在侵蚀诸如尊重他人等健康的价值观念。调查结果的公布，导致众多美国人呼吁向不文明行为宣战。（2）影响道德舆论。传播媒介在报道新闻时， 从道德角度评判是非，这就使公众在接受新闻的同时，接受其对新闻的道德评价。（3）监督政治道德。绝大多数的政治腐败和丑闻、 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滥用权力等都是由大众传媒首先揭露和曝光的。而这些揭露一旦见报就立即传播，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使某些官员轻则陷入困境，重则丢乌纱帽。大众传媒的监督作用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是举足轻重的。
家庭和社区是西方规范道德的第四种机制性手段。家庭和社区是西方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它们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家庭和社区在规范社会道德方面起着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家庭和社区规范着成员的道德观念取向，将社会道德传输给每一个成员，促使道德行为合乎社会要求；另一方面，家庭和社区道德本身是社会道德的一个有机部分，家庭和社区道德的控制和稳定决定着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态势。
从西方的道德规范和控制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要使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目标之一的道德建设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必须形成一整套规范化和机制化的道德调控机制。第二，要重视“道德立法”，以“事先规范”为宗旨，以达到警戒和惩罚结合的目的。第三，要重视发挥大众传媒的“道德导向”功能。第四，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化”功能，把重视道德观念的培养和提高与加强对个人道德行为的自我约束教育结合起来。第五，要加强社区建设，重视社区在维护社会道德规范方面的巨大作用。
二、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课题
既然精神文明建设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重视。中国更要着力促进两个文明平衡同步发展，形成一种新的文明趋势，其特点大致如下：
（一）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目标：富强——民主——文明
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精神上文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走向。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在近十年、近百年间迂回曲折，大起大落，但历史的转机最终还是被中国人抓住。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借助于天时、地利、人和，改革开放的深化，终于把中国推上了现代化起飞期、关键期的历史轨道。按照三步走的建国方略，中国将在21世纪前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特别是中华民族富于融会东西，圆融无限，开拓创新的文化品格，一定会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富强、制度文明等有利条件汇聚一起，必将建成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精神文明的大国。
东西方的一些富裕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发展、精神颓废的阵痛后，也逐步重视起群体文明、社会文明。位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随便攀摘花木，公共场所抽烟等不文明行为严加禁止。他们通过道德立法维持正常的道德规范，人人遵守，形成约束。明确提出大学生要做责任公民，并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突出地位，强调青年要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保证人才健康的成长，这种文明意识的加强必将对21世纪的发展形成动力，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体制：经济——政治——文化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正努力探索一种全方位的新体制，即以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为基本点，逐步发展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体制和新型科技教育体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将实现同整个社会机体的三大层次的有机结合，确立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牢固支点，在社会机体的深层，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结合；在社会机体的中层，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上层建筑相结合；在社会机体的表层，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精神文明相结合。这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这个世界历史性难题。尤其是吸引国外资金，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显然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但毕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它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则更大一些。通过吸取国际上的资金技术和适合我国情况的管理经验，同时吸纳着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使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新创造，它超越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流行于东西方的教条主义公式。它超越了曾经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的农业自然经济——封建专治政治——封建愚昧文化的封建主义模式。有助于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难题，也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法制、现代科学文化的结合方式。
特别是在文化层面，我们吸取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衰颓”的历史教训，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无限丰富的人文资源，匡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匮乏。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五四”精神，直到指导新中国诞生的毛泽东思想，再到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均成为了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的思想文化成果。
（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主体：内化——动态——创新
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层面，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是解决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因而是一种内化于主体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物质载体，但是，无论其载体怎样多，精神文明的内容都必须内化为人自身的素质。
整个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发展的、动态的事业，因此，人的现代化建设也只能在动态中、发展中进行。人自身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高度与程度也应当随着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循序渐进，尤其是人的精神品格的塑造和创新，需要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来实现。
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有一个重要区别，即物质文明建设在很多场合可以一次完成，完成后有些可以长期不变，甚至一劳永逸，除非出现天灾人祸，很少出现逆转。而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具有可塑性，可变动性，人自身的建设具有可逆转性，因而也具有创新性。企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搞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
在人的主体性问题上，由于西方近代社会是以个人定位，自我中心和外在征服型为其核心，这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高度发达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又是20世纪中后期逐渐暴露的全球问题，是人类困境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所谓生存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是人的现代化的危机，这是西方社会文明建设的败笔之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文化思想主流则贯穿着古代社会比较偏重于内在超越性的道德自律主体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为主体性，这代表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新型的主体性观念。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的文明将给21世纪新型文明带来福音。
（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价值：和谐——富裕——发展
东西方由于地域、民族、文化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但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趋向的一体化，封闭、自恃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体系也在逐步地消融、化解，相互渗透、贯通。这在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十分突出。
认真吸取中国文化中“和为贵”的和谐价值观，同时也吸取西方现代化进程造成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深刻历史教训，亚洲的“四小龙”大致形成了一种和谐——富裕——发展的新型价值观体系。他们重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开展各种社会文明活动，在人与自然的联动关系中，更加注意天人和谐，以寻求天人合一，持续发展；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更加注重人际和谐，寻求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国与地区的相互关系上，更加注重和谐相处，寻求共同富裕。
和谐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意在强调矛盾共同体诸方面的对立统一，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在中国广东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谋求和谐、富裕、发展的新型价值观已形成共识。正因如此，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使男女老少慷慨解囊，连细小伶童也知省下雪糕钱。救助残疾人的福利奖券购买不绝，举办不止，几乎没有谁是为了捞大奖、发大财，更多的人以此献爱心、做善事。这种谋求普遍和谐，共同富裕、不断发展的新型价值观，将为21世纪人类价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新旧价值观的冲撞及其深刻矛盾，有助于整个人类的进步。
（五）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景观：乡村——城市——一体
在国内外的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在逐渐缩小，乡村——城市——一体化已成为现实，农村以乡镇企业为载体，广泛发展城乡交往，建设与大中城市衔接的城镇体系，是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的新变化。广大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从职业转移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居住地的改变。在中国的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在鱼米之乡的苏南一带，农民已基本上住上了新楼房或小楼式集体商品房，各村实现了水、电通畅供应，普及了液化气灶。渡假村、迎宾园、商务中心等新式建筑更成为村庄现代化的醒目标志。虽然户籍制度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城乡的实际界限已渐消失，城乡差别日益缩小。如果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57页）那么，今日城市和乡村日渐成为一体， 城乡差别逐渐消失，城市这所大学对农民的教育与引导，促使他们逐渐向现代农民转化。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社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迁，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巨变。发达国家这一方面起步较早，占10%的农村人口、除了工作环境，与城市人口已无大的不同。
这一变化不仅体现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且必然形成在全社会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日益紧密地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共同推动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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