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变迁中的过度竞争与行业管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制论文,经济结构论文,竞争论文,我国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竞争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保证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同时也保证了消费者“日常问题”的解决。在不存在竞争限制的市场中，竞争总是激烈且残忍的，每一次竞争都以“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为结果。正是因为竞争的这种特性，几乎使我们看不到不带任何限制的竞争，竞争总是或多或少地与管制相联系，管制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引导竞争，而且可以限制竞争。政府可以把竞争与管制这两个对立的经济范畴运用在一起。
在中国经济过渡的进程中，竞争和管制已经引起了不同的利益主体、经济学家和政府的高度注意。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竞争和管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利益主体的角度来看，虽然不同的利益主体对竞争和管制总是表现出暧昧和复杂的态度，但是总是希望竞争和管制能够有利于自己，有利于提高自己在某个行业中的优势地位，一般来说，他们总是希望市场上不要有过多的竞争者，特别是不利于自己的竞争者；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竞争是市场运行的常态，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市场的竞争秩序，并希望政府少使用管制手段；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则是更希望能够巧妙地运用竞争与管制这一互相对立的范畴，让竞争和管制同时并存，保证良好的经济秩序，贯彻一定阶段的产业政策。在中国的过渡经济阶段，过度竞争与行业管制是同时并存的，并且是引导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力量。过度竞争的存在不仅影响了竞争的秩序，而且影响了产业有效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张。在过渡阶段，过度竞争是缺乏有效产业规模的结果，也是形成有效产业规模的障碍。
一.对中国产业过度竞争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中国产业的过度竞争状况，我们选择现阶段政府所特别强调的产业的竞争状况，作为分析对象进一步验证过度竞争造成的产业进入过密问题。
1.汽车工业
汽车工业是典型的规模递增行业。国际上单个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为整车40－60万辆，零部年100－200万件。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整车厂为125家，是世界上主要汽车大国美国、西欧和日本汽车厂的总和，而年产量在10万辆的车厂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3家，零部件厂家达2400多家。目前，世界上十几家大汽车厂的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80%。据测算，美国前3位的汽车厂的市场销售集中化指数CR[,3][1]达到90%，而中国仅为33.6%。中国汽车工业与其他国家汽车工业的产量比较，如表1。
表1 中国汽车年产量与其他国家的比较：1985－1994年 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汽车贸易总公司《1996年中国汽车市场展望》。2.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不仅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而且需要零部件的专业化。在整个机械工业的流程中，铸造、锻造、热处理及电镀等专业化的分工环节，不仅需要专业化的人才，而且需要整体的分工和协作。由于过度竞争，中国的零部件的专业化水平不仅很低，而且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中国的零部件的专业化水平仅为15－30%，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零部件专业化水平为75－95%；中国机械工业的铸造、锻造、热处理及电镀等专业化程度更低，只有15－40%，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均在70－90%之间。在整个机械工业中，按照市场份额计算的市场集中化指数CR[,10]为7.5%，美国的CR[,10]为58.4%，日本的CR[,10]为53.4%。
3.钢铁工业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钢铁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先行产业，钢铁工业是现代制造业之母。国际社会的钢铁生产大国（包括中国的经验在内）在钢铁工业的发展进程中，普遍灌注了极大的政府热情或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资源动员体制。钢铁产业政策体现了一定时期国家的工业发展目标和工业化路线（如日本的“倾斜生产方式”、韩国的“21世纪钢铁工业合理化计划”、印度的“生产能力许可证制度”以及巴西的“工业发展路线大论战”等）。[2]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钢铁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持久性的关注，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资源集中的动员体制。这一钢铁工业的发展政策所取得的经济绩效，不仅是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而且使中国的产钢能力跃居世界前列。在产钢能力的国际排序中，1986年中国名列第4位，1994年中国名列第2位。统计资料表明，从1949年到1986年的33年历程中，中国的钢产量平均每年递增1.19个百分点，钢产量翻了18番。中国的产钢能力现仅次于日本，成为世界主要产钢国家之一。同时，从工业结构进行识别，中国的钢铁工业进入了结构性扩张的阶段。生铁、粗钢、成品钢材、铁矿石、焦炭和铁合金的产量均表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
但是，由于对“小而全”或“大而全”的产业体系的追求，钢铁工业的过度竞争也是非常严重的，几乎达到了“村村冒烟，户户点火”的地步。1985－1990年，高炉由原来的561座增加到1130座，增长了101%，但是平均每座高炉的容量却下降了31%；顶吹转炉由原来的126座增加到171座，平均每座转炉的容积只增长了8.8%，轧机由原来的1056套增加到1888套，增长了78%，然而平均轧钢能力却下降了17%。与国际社会的高炉技术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相反，中国的高炉技术却向小型化、分散化和重复化发展，经过80年代的这种无序的扩张，90年代初，中国的钢铁企业已达1598家，是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1/3，钢产量却仅为世界钢产量的1/10，1992年年产量在500万吨以上的钢铁厂只有鞍钢、宝钢、武钢和首钢4家，年产量在100万吨以上的也只有16家。1992年中国钢铁的CR[,10]为40.6%，而美国在1976年就达到了83.7%。中国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日本的1/25，美国的1/14，韩国的1/13。过度竞争是中国钢铁工业的竞争处于弱势的主要原因。见表2。
表2 日、韩与中国钢铁竞争力比较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与技术的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年鉴，1993》。
注：*：日、韩为1982年数据，中国为1992年数据。
**：韩国以浦项钢铁公司为代表。
4.日用电子工业
日用电子工业，我们主要是指为家庭提供电子产品——包括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等日用电子产品的那部分电子工业。日用电子工业的过度竞争，是从重复引进开始的。实际上，重复引进所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市场容量巨大，不会带来过度竞争。因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前提下，短缺是消费品市场的常态，人们的消费活动要通过“排队”、“等待”才能实现。这不仅低估了市场购买力的力量，而且造成了需求抑制。在转轨经济时期，正是要释放这些被低估的市场购买力，才导致了过度竞争。如在电视机尚未普及的时期，电视机的消费是需要“凭票购买”的，因为当时所引进的生产线根本就不能迅速地表现为市场供给能力，“凭票购买”放大了市场的需求量，结果导致了盲目的建设。等到这些生产线都具有初步的市场供给能力时，消费者的需求早已发生了转移。从一个长期的时间进程来看，消费者需求变动的轨迹是一个在市场上不断寻找替代品、互补品和新产品的过程，竞争必须在消费者的需求引导下进行。现在，中国彩电的整机总装厂有70多家，年平均产量仅为17万台，谁也不足以形成主导市场的局面。结果是一方面没有形成适应市场潜力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却呈现出过度竞争的局面，适得其反的是导致了合资产品独占市场的局面。如表3。
表3 中国日用电子工业产品的市场状况
资料来源：赛诺公司全国34个城市106家大型商场调查。转引自《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4月25日。
这种过度竞争的局面不仅拉大了中国电子工业与国际电子工业的差距（见表4），而且由于市场份额低，难以从过度竞争中得到解脱。仅就电视机而言，韩国的彩电整机总装厂仅6家，平均每家的年产量为200万台，企业数不足中国的1/10，产量却是中国的10倍。据电子工业部统计，中国电子工业的CR[,10]为15%，美国的CR[,10]为65%，日本的CR[,10]为90%。[3]
表4 1994年世界主要电子工业厂商的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1995年中国电子工业年鉴》
二.过度竞争的效应分析
过度竞争所引起的经济效应是广泛的。竞争是引导资源优配的主要市场机制。过度竞争却降低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1.行业规模扩张乏力
用行业或企业规模来考察企业的过度竞争状况，严格地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指标。[4]因为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企业建立时，并不是所有的初始性投资都是充足的。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只能以行业的起始规模和合理规模来说明过度竞争。
我们根据1985年的工业普查资料来说明这一问题。据有关文献对19类机电企业的经济规模和规模经济结构的计算，达到起始规模的企业只占6138个样本企业的9.7%，而达到合理经济规模的仅为6.3%，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达到经济规模的要求。在19类产品中，有12类产品没有达到起始的经济规模。[5]正是这种产业规模的缺陷导致了近几年来机电行业的过度竞争。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凯伍斯(Richard Caves)的研究，在一个国家具有市场集中优势的产业或者产品，在另一个国家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集中化程度，但是其共同点应该是在一个行业或者产品中绐终存在占主导地位的厂商，也就是说，按照市场销售额排序，前十几位的厂商一定在行业或产品中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这些厂商的市场集中化指数在整个行业的40%以上，它们是这个行业的“典型厂商”，代表着一个国家整个的产业水平。[6]按照凯伍斯的说法，如果在一个行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未达到起始性的经济规模和合理的经济规模，那么这个行业肯定就不存在有效的产业规模，根本也就不存在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整个行业的扩张和规模优势就得不到发挥，而规模不足又会导致过度竞争，过度竞争又会强化产业有效规模的不足，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从1985年以后，中国大型企业的规模逐渐有所扩张（见表5），但是扩张的速度非常有限。1985－1993年，按照固定资产原值计算，平均每年仅增加260万元，工业总产值的规模年平均增长634万元。而相反，在这9年中，大型企业数年平均增加232家。
表5 中国大型企业的平均规模（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85－1993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7－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2.亏损增加效应
国有企业的亏损是一个特别受到重视的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在不断的扩大。
关于企业亏损的原因，人们提供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占主流的意见认为，行业或企业亏损增加的原因是企业经营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企业之所以亏损是由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内部管理秩序混乱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因素决定的。另一种看法认为，盈利和亏损的统计数据并不是国有企业基本经济可行性的可靠指标。“中国的国有企业要遵从的规章、税收和补贴为数繁多，税负和补贴额取决于企业上报盈利或亏损，若企业上报盈利，就要遵照某一种规章和税率；若上报亏损，则可以遵照另一种规章，并可获取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便可能在盈利经营或者亏损经营之间进行抉择，以比较哪一种经营可获得的收益或福利更多。……国有企业尽管是潜在的可获利企业，但是可能选择亏损经营以获取补贴。”[8]实际上，这种对国有企业亏损原因的分析与前一种分析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从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机制上寻找企业亏损的原因，而忽视了市场收益的考虑。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除了经济制度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市场的因素，因为亏损是通过企业的市场成果进行衡量的。[9]这个市场因素就是过度竞争。因为企业在过度竞争中的市场力量是微弱的，没有主导市场运行的能力，同时，过度竞争使企业无力应付市场形势的变化，只能被动地适应市场结构的变化。这样，必然产生企业生产能力的过剩，而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并不被认为是市场竞争淘汰的结果，并没有退出生产过程，处于“闲置”状态，仍然需要占用企业的资金，试图在过度竞争的市场上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这就造成了不同行业的大面积、数额增加的亏损。
关于过度竞争与亏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验证。从亏损企业数和亏损额在全部国有工业中的比重分布来看，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亏损面比重较小，仅为20%，而亏损额比重较大，高达56%；加工工业的亏损面比重较大，达到80%，而亏损额比重较小，为44%。[10]从这组被引用的统计数据来看，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能源、原材料工业具有较高的亏损额？因为从要素的配置角度看，能源、原材料工业具有较高的资本密集程度，不利于产业过度进入，相反，加工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较低，容易引起过度进入。从这一点意义上看，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亏损就不是因为过度竞争，实际上，在1990年前，原材料、能源工业一直执行计划价格，这些行业必须在完成了计划销售的指标后，才能按照市场指导价格销售，原材料、能源工业一直实行低价销售，这必然造成亏损。当年的市场指导价是计划价格的2倍。相反，这些行业并不因为执行计划价格而享受产品成本低廉的优势（如利率等因素）。试想如果原材料、能源工业的价格都按照市场价格销售，还会有这么大的亏损？所不同的是加工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入成本较低，进入过度的结果就是加工工业的亏损面达到了80%。显然，过度竞争是行业或企业的亏损增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3.外资过度进入，行业主导权流失
在任何市场类型中，无论市场规模大小，还是市场交易秩序混乱与否，对于一个产业有效规模较小的经济体系而言，过度竞争相对于具有产业有效规模的企业，实际上等于降低了产业进入成本。外资的进入增加是非常显明的例证。
从外资进入的角度来看，除了考虑一定时期的政治因素之外，其实质性的进入必须判断一个经济的市场容量和已存在的为这个市场容量提供供给的产业规模。过度竞争是判断产业规模的一个有效标准。市场上存在着过度竞争，这不仅意味着市场规模较大，而且意味着在这个市场上几乎没有占绝对或主导地位的产业（或企业）。不考虑政治因素，外资的进入就不会遇到与之相抗衡的力量。无论是广告投入和市场营销网建设，还是R&D投入，处于过度竞争中的企业都具备足够的市场力量。同时，为了提高自己市场地位的企业更加乐意与外资合资，让渡大量的股权。显然，过度竞争会导致外资进入的过度和行业主导权的流失。1992年4月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国策略投资集团公司就是最好的案例验证。它从1992年4月对中国大陆产业发生实质性的投资开始，到1995年已经在10个行业控制了400余家企业，并且将它所控制的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进行股权转让。[11]
4.过度竞争能否增加出口
在对过度竞争的分析中，一个特别令人着迷的问题是过度竞争能否增加出口？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区分两个基本的概念——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和出口的过度竞争。从理论上看，假定市场是有效的，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就会向国际市场转移。如果这一假定条件成立，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实际上是，由于国内市场存在着过度竞争，抑制了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成了出口过度竞争的前提，出口的过度竞争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国内市场过度竞争的结果，这里存在着政府的力量。就政府行为而言，出口的过度竞争往往与政府行为的联系更加密切。波特(Porter,1986)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能为企业提供特定产业进行国际竞争的优越环境，那么该国就是该产业在全球发展的温床。”……“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它提示我们着眼于国际市场的真正的成功，而不拘泥于只在国内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条件。”[12]这个关键的实质就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与出口的过度竞争是具有不同的市场指向的。
相对于国际市场（或者说出口）而言，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与出口的过度竞争是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且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也就具有了过度进口的含义。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国内市场过度竞争恰恰有一部分产品是为了出口。但是因为中国出口进程中的多口岸和转口贸易性质，出口的过度竞争被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强化了。大量的事实表明，这与关税和贸易的有效保护无关。政府所施加的增加外汇收入的压力使得这一竞争更加剧烈。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口岸、不同的贸易公司之间执行不同的签约价格。“在同一个市场上，同一种商品不可能有两种以上的价格”[13]就出现了。实际上，这种局面已经不再是“竞争”。虽然这种局面在总量上对扩大出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所引起的问题远远比出口总量增加所带来的好处严重。如在关税制度上，形成了“高税率、低税基，多减免”的运行特征，影响了关税制度改革的进程。出口的过度竞争致使中国实际上成为贸易保护较低的国家，实际有效保护率远低于美国（1990年）和日本（1989年）的贸易保护水平。[14]为了满足出口总量的增加，过度竞争让我们付出了较高的代价。
三.过度竞争与行业管理：产业管制松动过程的结构变迁
1.中国产业过度竞争形成的制度基础
中国工业的过度竞争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形成过度竞争的原因，既有制度性的因素和发展战略的因素，也有技术性的因素。实际上，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工业就存在着过度竞争。但是，当时的过度竞争不是以市场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城市广大的劳动者享有充分就业权，到了能够就业的年龄，就必须为他们安排就业岗位。过度就业的结果是各地区和社区的产业分布严重地同构化。同时，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存在着严格的所有权管制、价格管制和退出管制。所有制管制是具有宪法基础的。毛泽东在1953年强调，“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工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基础。”[15]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在1954年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价格管制，主要是指价格作为公开的市场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典型化身，得不到承认，价格不是作为核算工具，仅仅是产业内部会计收益率计算时的一个单纯的记帐单位，这时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一个没有价格、货币的市场，市场上仅有数量信号，一切可能按照商品关系来安排的经济行为都通过计划来安排，生产资料统一调拨，消费品按照票证供应。价格失去资源配置的信号意义，只能是过度竞争与此并存。
退出管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同样存在。因为不承认失业，谁也不能“侵犯”和剥夺职工的充分就业权。即使不考虑上述的其它因素的分析，一个企业一旦进入某个行业，退出是不可能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产业管制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松动。产业管制的松动几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隐性线索。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产业管制松动过程，中国的产业管制松动是静悄悄地进行的。在一般情况下，产业管制的松动必然带来过度进入。由于产业管制松动是在没有解决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过度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产业管制松动既带来了产业的扩张，同时也强化了原来的过度竞争。产业管制松动与过度竞争实际上是一把“双面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指令性计划指标逐步放松。从产量配额计划、消费品供应计划等产品计划体系到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信贷计划和劳动力计划等生产要素计划体系，都逐步放松管制，市场调节的份额已经在95%以上；
其二，乡镇企业的突发性增长，不断地冲击传统的社会分工体系。国有企业渐渐地从部分产业领域中退出，而专司部分垄断性较强的行业；或者从劳动密集型行业退出，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行业集中；
其三，为了提高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提高出口，吸收外商投资，不同产业向外资开放，致使外资进入过度；
其四，产业管制手段变化滞后，仅对过度竞争的行业，政府允许不同的经济组织“自由”进入，优胜劣汰；同时，对国有企业部分“名牌”产品予以相应的保护，有效地调节社会的消费预期和消费结构。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过度竞争与产业管制松动是同时并存的。如果从竞争性市场形成的角度来看，通过市场的力量自觉地消除过度竞争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设租性管制”与过度竞争
从整个经济转轨过程来看，产业管制的逐渐松动是必然的。乡镇企业的爆炸性增长和外资的过度进入都是明显的例证。我们可以使用寻租理论来考察过度竞争与管制之间的关系。
寻租理论是近2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用寻租来描述那种维护既得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非生产活动。[16]租，或者称为经济租，是指一种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能够获取的收益，超过了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类型中，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的使用和配置都达到了使其机会成本与要素收益相等的境界。如果某个产业存在高于其它产业的要素收益，这个产业中就存在某种要素租。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租的存在必然会吸引该要素从其它的产业转移到存在租的产业，增加该产业的供给，降低价格，最终会使不同产业的要素收益趋于均等，使这种租消失。如果人们追求的是既得利益或者是对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其活动的性质就变成了“寻租”。
在现代社会，寻租已经演化为比较高级的形式——即利用行政法律手段来维护既得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最通常的例子是，一个企业家发现或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为了保持自己的独占性垄断利益，就会劝说政府主管部门干预或阻止其他的企业进入；再如，一个企业明知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都不及现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它们可以劝说政府授予税收减免或补贴等优惠办法加入竞争行列，分解市场份额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布，而其他的企业由于没有享受优惠政策就会陷入被动。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政府行为不是“中立的”，未必就安心于被动的角色。麦克切斯奈(McChesney,1988)曾提出了“政治创租”(political rent creation)和“抽租”(rent extraction)的概念。[17]政治创租是指政府政客利用行政干预手段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地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贿赂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抽租是指政府政客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政客分享。如果政府这样对待企业在不同产业的进入或者退出，则整个产业的管制类型势必就是“设租性管制”。“设租性管制”是由一系列的政府干预造成的，它造成了要素在不同产业的不均等租金。显然，在中国的过渡时期，设租性管制是广泛存在的，而且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
(1)政企不分。政企不分造成腐败，已经为大量的经济学文献所分析。从设租性管制的角度看，政企不分是具有暗含的利益含义的。在通常的意义上，政企不分的极端形态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作为政府机构，它承担制定某种政策的义务和职责；作为商业机构，它则必须追求市场利润。政府职能与商业职能高度融合在一起，那么与其他不具备享有“两个牌子”的企业而言，它就享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它可以比其他企业优先知道生产要素的租金分布情况，同时，它也可以将这一信息分享给其他的既得利益者或是利益相关者。
（2）政策落差和体制落差。政策落差和体制落差也是设租性管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政策落差与任何类型的资源优势相比，都具有绝对优势的竞争能力和充分的要素吸引力。在对资源使用权的竞争中，由于政策优惠和体制上的倾斜，资源自然会流向明显具有政策优势的地区。[18]当然，起初在政策差别中所包含的租金可能是出于其他的考虑（不是寻租的考虑）而形成的，这些租金自然就为具有享受政策优势的地区所占有。但是，一旦政策有所调整，对这一租金的竞争就会激烈起来。政策差异所体现出的地区发展差异，往往就产生了“用好政策”、“用足政策”和“用够政策”的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是与上级的政策制定部门的一种“讨价还价”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各地都具有了不同程度的政策优惠。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外资的过度进入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3)新增企业的“冠名”与挂靠关系。新增企业的“冠名”发生在企业登记注册时。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戴冠”或“免冠”之说。所谓“戴冠”就是新登记注册的企业冠以地域还是其他的冠名（比如“中国”字头），所谓“免冠”就是在新登记注册时不用冠以地域或其他的冠名。从企业名称的统计上看，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冠以地域的名称，只是极少数企业冠以“中国”字头或是“免冠”。一般来说，“免冠”是不能被接受的。为什么会这样？显然个中问题不言自明。
另一种经常发生在新增企业过程的问题是新增企业的挂靠关系。如果新增企业不选择一个“可信”的挂靠机构，不仅无法获准登记，而且可能影响未来的发展和扩张。既然选择了挂靠机构，每年就必须上缴一定的“挂靠费”，被挂靠单位可以为挂靠企业出面与一些不便“合谋”的机构谈判（这些机构一般是政府机构），这个过程明显含有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权力的“串换”，产生“机构腐败”。所以，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经常看到一些“红帽子”企业，实际上，被挂靠机构根本就不承担挂靠企业的任何经营风险，但是，它们每年所收取的“挂靠费”甚至超过了挂靠企业的上缴税收。企业的挂靠问题虽然与政企不分是两回事，但是却严重地加重了政企不分。
(4)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的前提是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选择优先于地方利益的产业进入。它所遵循的判别标准是，只要一切有利于地方的发展，就可以享受地方政府的保护，可以在税收、投资、银行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此外，地方保护主义的另一个存在的理由是地方的发展还可以获得潜在的政治收益，可以提高政治地位和影响全局的能力。但是，地方保护主义即使在某个地方的执行过程中，也常常会走形变样。一种是极端的地方主义，只要是非本地的产业就一律拒绝进入，即使进入也必须本地化；另一种是泛地方主义，只要是为了本地的利益，谁都可以进入。地方主义，不仅是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原因，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租金。这些租金的绝大多数为地方政府所占有。实际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交易半径收缩，分割了统一的市场体系，将过度竞争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经济空间之内。
以上就是中国转轨时期的主要设租性管制类型，这种管制自然与过度竞争形成了各方面的关联。
管制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在市场和法律之外为政府监督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效率找到了有效的替代物。[19]如果一个经济类型普遍存在着“设租性管制”，这实际上就等于没有管制，管制也就失去了意义。哈耶克曾经指出，“摆在一个竞争社会面前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发现懂得最多的人，而是怎样才能把不计其数的懂得特别适于某一特定工作的专门知识的人，吸引到该特定工作上去。”[20]管制的目的如果不在于为了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而在于寻到更丰厚的租金，那么这种经济只能呈现出过度竞争的局面。
3.过度竞争中产业结构的变迁
自中国经济转轨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日益呈现出与“多国标准结构”相一致的变化特征。这一特征的最显著标志就是第一产业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不断上升。见表6。
表6 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差异与比较
资料来源：钱纳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发展的类型：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从表6来看，就多国标准结构与中国结构的比较而言，1952－1993年，多国标准结构下降了51.81个百分点，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36.52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多国标准结构分别上升14和37.81个百分点，中国分别提高了32.28和4.24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整体的结构变迁规律上，中国结构的变化是符合多国结构的。从具体分析来看，1952年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与多国标准结构非常相似，但是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多国标准结构，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中包含了商业因素；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与多国标准结构接近，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比多国结构标准高2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严重偏低，比多国标准结构低于25.3个百分点；1993年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二产业的比重严重偏高，与多国标准结构分别高出15.2和12.8个百分点；与1978年的结构相比，中国第一产业下降了7.2个百分点，多国标准结构下降了10.6个百分点，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3.2个百分点，多国标准结构上升了13.9个百分点，中国第三产业的结构上升了4个百分点，多国标准结构上升了6.7个百分点。显然，1978－1993年这个时间区段内，中国的产业结构差距与多国标准结构拉大了存在的差异。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远不如多国标准结构迅速，两者之间下降的差距相差3.4个百分点，中国第二产业的上升幅度与多国标准结构上升幅度相差10.7个百分点，中国第三产业虽然在1978－1993年之间上升了4个百分点，但是却与多国标准结构相差28个百分点。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显示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明显偏高，相反，第三产业的比重却显著偏低。造成这种结构反差的原因就是第一、第二产业的过度竞争和进入过密。对于这种过度竞争和进入过密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尺度进行反映。见表7。
表7 不同经济类型资本金与资产构成的变化（%）
注：*1993年的资产构成为固定资产净值的构成；**联营经济的比重为估计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表7所反映的情况看，在1993－1994年仅1年的时间内，国有经济的资本金和资产占整个社会的资本金和资产构成的比重分别下降了5.09和10.71个百分点，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和资产构成的比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从资本金的构成看，国有经济的资本金构成比重的下降几乎全部为集体经济资本金构成比重的上升所吸收，但是，在资产构成上，国有经济资产构成比重下降为其它经济类型资产构成比重的上升所均摊。在资产构成上，显然隐含着产业有效规模不足的事实（股份制经济除外）。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过度竞争所引导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在缺少产业有效规模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
五.小结
过度竞争问题应该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必须严肃正视的问题。如何正确地对待过度竞争，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实践的话题。改变过度竞争的局面首先取决于一个社会如何认识竞争。哈耶克说过，“竞争主要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它带来了经济体系的统一和连贯，而这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市场的先决条件，它创造出人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或最便宜的看法；正是由于它，人们所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至少象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多。”[21]政府能够端正对竞争的理论认识，才可能带来一个丰富的竞争实践。竞争之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意义是，经济繁荣、经济结构优化以及资源配置的高效率都寓于竞争之中。
（作者单位：秦海：国家信息中心信息经济与技术研究所、张显吉：吉林大学出版社）
注释：
[1]CR[,3]表示在销售额排序中前3家汽车厂的市场销售占整个汽车工业销售额的比重，或者称为市场集中化指数。指标右下角的数字表示行业销售排序中前几位的企业数。下文的表示与此用法相同。
[2]秦海(1996)：“中国原材料的进口及国际化大宗采购——以铁矿砂、钢材等物资资源的进口流程为例”，《管理世界》1996年第2期。
[3]周喜安、范必(1995)：“我国经济规模的现状、问题以及改革思路”，《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第119—125页。
[4]小田切宏之：“利润率与竞争”，《现代日本企业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202页。
[5]马建堂主编：《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6]Richard Caves,1987:AmericanIndustry: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Englewood Cill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 lnc.pp.18-19.
[7]刘富江、杨玉明、王萍、常文莉(1995)：“国有企业亏损状况及扭亏策略”，《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与他们观点相近的论述，可参见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和上海市经委联合调查报告“上海国有大中型企业盈亏问题的调查”，《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8]史泰利(Terry Sicular,1995)：“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亏损”，《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9]史泰利认为，国有企业具有潜在的盈利能力，但是它们却选择了亏损经营，以便获取政府的补贴。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一个疑问。如果按照规范的经济学语言表述，由于国有企业长期都是政府的“附属物”，对市场机制不敏感，但是它们却对政府行为非常敏感。盈利就可以用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来解释。获取政府补贴正是企业的一种“盈利”，因为它是分配性努力的结果。比如说“跑部钱进”。在我看来，史泰利的分析，其实质在于她试图创造一种转轨经济的“自愿亏损”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没有考虑市场因素，因而存在着不少逻辑上的缺陷。
[10]刘富江、杨玉明、王萍、常文莉(1995)：“国有企业亏损状况及扭亏策略”，《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11]秦海(1994,1995)：“‘中策现象’：进一步的剖析”《改革》1994年第4期；“产业管制松动过程中的外商投资和股权安排——香港中策集团大陆投资案例研究”，《改革》1995年第6期。
[12]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中译本，夏中华主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13]约翰·密尔：《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4]有效贸易保护率，我们用进口品占进口品和国产品总和的比重来衡量。1989年日本为11.7%，1990年美国的有效贸易保护率为21.21%，1994年中国为27%。
[15]毛泽东(1953)：《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4－705页。
[16]陆丁：“寻租理论”，载中国留美学者经济学会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39—167页。
[17]McChesney,Fred S.1988:rentExtraction and Rent Creation in the Economic Theory.In Rowley,Charles K.and Robert D.Tollison,and Gordon Tullock 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New York:Kluwer Acamdemic Publisher,p.p.179～196.
[18]秦海(1996)：“特区如何“特”下去？”，海南《洋浦时报》1996年1月1日。
[19]张帆(1993)：“对自然垄断的管制”，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余晖(1995)：“管制的经济理论与过程分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20]哈耶克：“竞争的含义”，载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译本，贾湛、文跃然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1页。
[21]哈耶克：“竞争的含义”，载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译本，贾湛、文跃然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7—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