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精神:青年马克思思想过程的新视角_哲学论文

实践精神:青年马克思思想过程的新视角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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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十分复杂,对同代及先代的文化成果的吸纳与排斥、消融与升华、反思与超越,奇异地发生在同一个青年马克思身上。要准确地掌握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心路并非易事,寻找透视的视角显得极为重要。学术界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透视青年马克思思想流程的视角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对时贤的论断评头论足,只是想提供一个新视角:青年马克思身上所洋溢的实践精神。

青年马克思的实践精神不完全相同于他后来提出的实践范畴,它是标明青年马克思精神特质的概念,是对其工作方法、生活态度性质的规定。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对物质手段与纯粹理论批判的关系;抽象真理研究与具体社会生活的关系;哲学斗争、思想斗争与现实斗争的关系;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关系;现有与应有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它是以为人类的自由、民主和幸福而工作为基本特征,以“哲学是冲上前去的工具”为基本信念,鲜明地表达了把哲学批判同政治斗争相结合,理论活动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其具体表现是:立足实际、崇尚具体的现实的存在;用事实解释原则,而不是用原则说明事实;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时,注意研究事物自身的特殊本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行动的统一,敢于面对人间的现实,关心人民的疾苦;在批判旧世界的斗争中,不停留在口号中,而注意批判的彻底性,将批判落实在行动上,不怕触犯当权者,不迷信权威。

实践精神贯穿着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完整历程

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有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必须相结合的思想萌芽。他在毕业论文中写道:青年人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把理想与现实、思想和行为割裂开来。他承认人有一般动物不能比拟的地方,即总是力图借助于自由活动驾驭客观条件。但是,人在客观条件面前的选择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这种选择不仅依附于我们的希望和志愿,而且还预先决定于各种社会关系里,还在我们有能力对社会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之前,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当时,他尚未真正理解这个“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但已感觉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与奥秘,正是他以后精心研究的一大课题。上大学时,他由创立法哲学体系的失败所做的反思中熔铸了实践精神,他认为:“应有”与“现有”是统一的,并且应从现有事物自身矛盾出发,求得事物的统一,理论部分应当是奠基于实践部分之上的抽象表达。在作为马克思大学期间思想收获体现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提出哲学与现实应是统一的,哲学实现的过程是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进程,哲学不与现实世界发生作用,其内容将会枯竭,生命将会终止。《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直接介入现实斗争,身上所洋溢的实践精神不证自明。

实践精神是决定青年马克思思想不断超越的内在机理

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不断超越的机理,当然应研究他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何影响,但这还是不全面的,还应当进行包括联系青年马克思自身内在精神特质在内的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与青年马克思同时代的人中不乏有卓越的思想家,他们处在与青年马克思大致相同的社会条件中,但没能成为马克思式的伟人,反而不断被青年马克思超越,其内在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青年马克思的精神特质。从主体素质角度来看,是否具有实践精神是青年马克思与同代人在素质上的最后分野,青年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导致了他思想行程能实现不断超越。

大学时期的马克思曾信奉康德和费希特。费希特方法的特征是:把应有和现有,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用应有否定和批判现有,用理想否定现实,而不注意研究现实本身。这种方法的实质与马克思内在的实践精神相背离。在二者的冲突中,马克思服从实践精神,不惜将他经无数不眠之夜构建的法哲学体系的大厦推倒。他曾反思这一超越: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

实践精神是解读青年马克思超越黑格尔、超越其它青年黑格尔分子的钥匙。马克思转向黑格尔派后,结识了一批青年黑格尔分子,如鲍威尔、科本、鲁滕堡等。这些人将革命主张仅局限于纯粹的理论批判,因而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轻视群众的实践活动,认为只有通过批判地思维着的个人的批判活动,才能推动历史发展。青年马克思与这批人的思想有着分歧,最深刻地表现在是否具有实践精神。马克思有这种精神,因而反对鲍威尔等人把历史进程归结为“天才”人物自我意识的发展,归结为仅仅对宗教的理论批判,而认为世界的合理发展只有通过精神和现实的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曾与青年黑格尔分子们交往甚密,并因才智卓绝而赢得很高威望,但与自我意识哲学格格不入的实践精神每发展一步,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分歧也愈来愈烈,分道扬镳在所难免。在以后的岁月里,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神圣家族》(1843年)等论著中,对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思辨哲学进行无情批判,完成了对黑格尔学说的超越。

实践精神是理解青年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线索。正是在费尔巴哈学说的启迪下,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重新作了颠倒,但不久青年马克思又超越了费尔巴哈。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知道,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轻视实践,认为实践是“不纯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是卑污的犹太人的利己活动。这种对实践的理解与青年马克思所崇尚的实践精神发生矛盾。而此时的马克思的实践精神经过超越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历程的洗礼,已变得十分成熟。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基督教的本质》等,着手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批判的着眼点之一正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多强调自然而少强调政治,当现存世界与意识相矛盾时,不是求助于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是求助于某种抽象直观,不懂得人是实践着的人,社会的本质是实践的。二者产生分歧的原因正是对实践的态度与理解。费尔巴哈把他的研究局限于书斋中,远避实践,找不出从他所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而青年马克思善于深入现实,把理论研究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德国人当时盛行的“幽静孤寂、闭关自守、醉心淡漠的自我直观”深恶痛绝,特别是他接触实践,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斗争的实践,能使他站在时代的高水平上看待各种理论体系,并实现对费尔巴哈内在的超越。

实践精神能帮助我们理解青年马克思研究视界的扩展过程

考察青年马克思研究视界的扩展过程,我们可以知道,这一过程是沿着法学——哲学、历史、艺术——经济学而展开的,这一过程何以发生?若从马克思个人精神素质的角度考察的话,实践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初入波恩大学,马克思遵父愿研习法律,转入柏林大学时对哲学、历史与艺术特感兴趣。如果说研习艺术是出于青年人的浪漫情怀,那么倾心于对生计毫无用途的哲学,则只能从青年马克思的实践精神中得到合理解释。当时从黑格尔信徒中瓦解出的青年黑格尔派由一些向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组成,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猛烈批判基督教,主张改变封建专制制度。青年黑格尔派的进步思想倾向,与青年马克思实践精神相契合,所以青年马克思关心人类幸福,关注社会问题,必然想在黑格尔哲学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莱茵报》时期后,马克思的研究视界发生重大的格式塔转换:注意研究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由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使自己的哲学触觉深入到客观历史进程中,从实际的经济关系出发揭示社会现象。一旦接近客观的经济关系,他就自觉地沿着正视历史现实的逻辑途径,深入研究经济学,并将此作为终生从事的重要学术课题。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内在动因正是实践精神。

早在《莱茵报》时期,他十分关心摩塞尔河沿岸农民的生活状况,关注林木盗窃法中对捡树枝的贫民施以酷刑的条文。这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类问题熟视无睹,或轻描淡写地评论一下的做法相反。马克思曾说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与一般人相比,他对人间的苦痛感受更深,这种实践精神的特质决定了他决不能草率地处理现实问题,而要扎扎实实地研究现实。

实践精神规定了马克思未来研究的落脚点应该是客观现实关系,这无疑将马克思引向经济学研究的漫漫征途。因为,此时马克思的知识结构正面对着多重难题。用法律的、历史的、哲学的方法说明事物,对马克思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但经过《莱茵报》时期的生活实践,他已认识到:神圣的法律在物质利益面前也会闭上嘴巴,低下高贵的头。历史与哲学或者通过岁月的流变提供经验,规定未来走向,或者提供一套观点与方法,而不会直接说明客观现实关系,无法提供强有力的依据与论点。要进一步分析具体社会内容,以及社会内部矛盾与规律,必须发生研究视界的扩展,即向现实的社会经济过程扩展,研究经济学就成为逻辑必然的了。马克思后来曾回顾这一历程,说“法律关系如同国家形态一样,既不能就其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不如说它们是在物质生活关系中生根的: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黑格尔学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该求之于政治经济学。”[(1)]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其经济学中去寻找。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研究视界扩展到经济学,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转换,而且是马克思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在《巴黎笔记》中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作了摘录之后,紧接着对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了摘录。这是他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时所做的工作。以后,马克思考察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交换、工资、利润、地租等一系列范畴,以及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运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和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从而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由此出发,马克思构建出自己的宏伟的思想大厦:社会历史的实证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纲——科学社会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深化了自己体系的实践性理论特色。长期以来,学术界探索唯物史观形成过程时,大都是进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客观审视,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本人的精神素质,也就是实践精神所起的作用,这实在是一个缺憾。

实践精神蕴含着青年马克思实现“转变”的内在动因

所谓“转变”指的是青年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起初,马克思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政治立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外化为现实行动,在接触现实生活过程中看到了物质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他还为受屈辱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融为一体,开始把立场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马克思是在1843年实现这个“转变”的,实践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实践精神决定了马克思关注世俗世界,由此出发揭露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依照实践精神的要求,马克思不会粉饰现实,不再用理性逻辑(哲学)对社会或自然评头论足,而是真实地揭露世界自身的规律。他发现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主体存在仍处于一个类似宗教异化的颠倒状态,人自己创造的经济生活从人类主体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与主体自身作对的异已力量。马克思表示要使这种现存的不合理状态革命化,使之得到改造。怎样进行这种改造呢?在19世纪40年代初,当德国存在两种批判现实社会制度的倾向: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成“实践派”,企图通过直接行动来影响和改变现实制度,忽视理论批判的作用;另一些由柏林的“自由人”组成“理论派”,则轻视实践,把一切斗争都归结为理论斗争。如果没有坚定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会成为空谈的理论家或鲁莽的冒险家。根据实践精神对理论与实践、存在与意识的理解,马克思自觉地与上述两种倾向划清界限,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

理论与实践都需要支撑点,无产阶级便顺理成章地闯入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在深入分析德国社会现状后,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他正确地估计了英、法等国无产阶级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所显示的力量,分析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革命性。他还提出无产阶级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心脏”,以及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相结合的观点。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至此,一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奔走呼喊的革命家、理论家的形象,跃然于纸上。列宁后来曾评价此时的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3)]这表明,尽管1843年的青年马克思尚未深入研究经济问题,有些概念还不成熟,然而他已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综观这一过程,不能不承认实践精神是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动因。

注释: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页。

[(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0页。

[(3)]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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