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有企业的亏损及其解决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至7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的不断加强，西方国有企业迅速发展，作为国家宏观调节的重要手段，它在主要西方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
但7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80—9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经济面临“滞胀”困境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除少数企业盈利外，大多数西方国有企业都出现了严重亏损。为解决国有企业亏损问题，西方各国采取了种种对策，包括引入竞争机制和对企业进行重组等。迄今为止，这些措施已收到一定实效。其中的某些经验对中国整顿国有企业亏损，并把它们纳入现代企业制度不无借鉴之处。
一、西方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状况
从经营情况看，西方国有企业并非全都亏损，盈利较多的国有企业也有。例如，英国国家天然气公司和法国圣—戈班公司就是两个重要实例。1986年，英国国家天然气公司销售额达117亿美元，净盈利10 亿美元。法国圣—戈班公司，1982年收归国有，1986年销售额达115亿美元，净盈利1.82亿美元。然而，从整体看，西方各国国有企业都出现了亏损，而且亏损面很大，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通常说来，西方国家除了非法人公共机构以外的公有企业亏损情况也不相同。（1）有的国家的国有企业从一成立就出现亏损， 而且一直很严重。例如，日本国家铁路局（法人企业，简称国铁），自60年代初期以来年年亏损，仅1980财政年度便亏损10084亿日元， 约占当年度国铁营业收入的30%。1992年，日本国铁累计债务已达30万亿日元，称之为万年还不清的债。（2）有的国家国有企业开始一直盈利，但到70 年代中期后，由于种种原因，才出现较大亏损。例如，意大利最大的3 家国家持股公司——伊里、埃尼和埃弗米。在70年代中期前盈利状况一向较好，由于70年代中期后经营不善，加之其它原因，从1975至1985年，几乎年年亏损；又如，70年代中期前西班牙的244 家国有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盈利，但70年代中期后则出现逆转，仅1981年，西班牙244 家国有企业中便有200家出现严重亏损。（3）一些企业收归国有前是亏损的，但国有化后依然亏损。例如，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收归国有前曾是一家大型私人汽车公司，由于亏损严重，法国政府将它实行国有化，然而国有化后，又因国家垄断经营限制了企业发展，亏损局面没有彻底改观。（4）一些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后仍然亏损。按一般看法， 亏损企业私有化后应该盈利，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后，都有一些企业亏损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扭转。
二、西方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
70年代中期后，绝大多数西方公有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而且亏损日益严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经济条件的变化。为了社会安定和缓解失业问题，战后主要西方国家都兴办了大批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发展，完全是出于维护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需要，是行使保障经济正常运行的社会职能。而国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必然把国有企业作为调节经济的一种必要手段，同时，也有必要承担企业亏损，并为此付出严重代价。然而，国家为国有企业承担亏损，是随着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变动的。从战后至70年代中期的20多年，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西方各国均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的目标。经济的较快增长，一方面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政府利用税收手段为国有企业减免税，这实际上等于增加企业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国有企业亏损；另一方面，国家凭借手中掌握的巨额资金，对国有企业提供直接和间接投资，还为亏损企业提供各种补贴，使企业亏损情况显得不够突出。但当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萧条后，厄运便降到了国有企业头上。随着西方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减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为国有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国有企业财政收入也得不到保障；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增加国有企业投资和补贴，企业资金来源也就陷入严重困难，亏损情况势必日益加重。
（二）国有企业的非盈利性质，只能使其亏损不断加重。长期以来，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都具有非盈利性质。实际上，这些企业已成为私人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工具。它表现在：一、国有企业实行的不合理价格政策，导致企业连年亏损。一方面，国有企业总是以低价向垄断企业提供廉价动力、原材料和运输服务，使自身蒙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又不得不高价购进垄断企业的机器设备和其它物资；国有企业实行的这种低价政策，尽管有利于私人垄断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却使国有企业长年出现大幅度亏损。二、在经营业务方面，国有企业常常把亏损项目留给自己，而把赚钱的项目让与私人企业。例如，美国、日本的国有铁路部门之所以经常亏损，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总是把盈利的线路让与私人铁路公司，把赔本的线路留给自己。又如，西欧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基本上都由国家经营竞争激烈的国外航线，因为这些航线经常赚不到钱，却把盈利的国内航线让与私人航空公司。因此，在低价售出、高价买进以及经营业务的不利条件下，国有企业在基础工业部门只能维持亏损性生产。
（三）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运转不灵，也是亏损的重要原因。在西方国家中，尽管德国、瑞典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比较灵活，但大多数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理得过死，既束缚了企业生产发展，也无助于亏损程度的缓解。战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一部分国有企业实行的直接管制并给企业一定自主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技术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弊端：（1 ）国家垄断阻碍了企业竞争。目前西方的国有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民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公司。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由国家收购，不愁没有出路；国内市场受到国家保护，不仅在本行业没有竞争对手，而且对外缺乏竞争力。对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早在1987年就发表评论指出，“国家垄断的管理体制不利于竞争的开展，一旦遇到外部企业的强有力竞争，国有企业就败下阵来，它是国有企业日益亏损的一个重要因素”。（2 ）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如私人企业。一般说来，私人企业经营较为灵活，效率较高，因而企业盈利较大。对照之下，国有企业经营比较死板，效率也较低，因此盈利较少，甚至经常亏损。简言之，国有企业缺乏竞争能力，加上经营效率偏低，因此亏损问题难以解决。
三、对西方国有企业亏损如何评价
对西方国有企业何以经营不善要进行具体分析。
1.西方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肩负社会目标的使命。
一般说来，西方私人企业经营目标是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国有企业除追求盈利目标外，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目标，即缓解经济危机、增加就业和稳定社会秩序。战后西方国家没有出现类似1929—1933年那样的大危机，原因很多，其中国有企业在缓解经济危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没有国有企业的亏损也就没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与此同时，垄断企业还借助国有企业，实现其价值增值，使之度过难关。在增加就业方面，战后正是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才为扩大就业创造前提条件。例如，目前法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整个工业职工就业总额的比重从战后初期的12%上升到90年代初的23%。战后西方各国普遍在各经济部门和国有企业推行社会福利措施。国家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在90年代以前约占西方各国政府总支出的60%左右，90年代以后虽有减少，也约占30—50%。社会福利措施的实施，对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2.正确看待经营效率与效益问题。
效率与效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管理问题，后者则反映企业财务盈亏程度。衡量国有企业效益好坏，应把财务盈利率指标与社会目标结合起来考虑，不能只重视财务盈利率一项指标。归纳起来，目前西方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大体有如下几种：其一，效率低，效益差，后者指不能实现社会目标的，则这样的企业是不成功的；其二，虽然效率低、效益差，但能较好实现社会目标的，企业经营基本是成功的；其三，效率高，效益差，但能实现社会目标的，企业经营是成功的；其四，效率高，效益好，同时又能实现社会目标的，是最成功的企业。除少数企业外，西方大多数国有企业属于前三种情况。那种只看效益，不重视效率，或者抓住财务亏损不放，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看法显然有失偏颇。
3.企业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与有无财政自主权相关联。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政府给国有企业自主权，是搞好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政府在给企业的自主权中，企业是否拥有完全的财政自主权，则是关键所在。若企业拥有完全财务自主权，它就可以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盈利率；反之，则企业盈利率必然难以提高。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和瑞典的国有企业财务自主权情况较好。圣—戈班公司就是一例，与法国其它国有企业相比，该企业拥有更大程度的财务自主权，而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其它西方国有企业的财务自主权就比较少。美国实行部门集中管理，日本实行中央集权，企业没有财务自主权，自然难以扭转其亏损局面。
总之，对国有企业亏损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一些企业盈利率尽管较低，却较好地实现了社会目标，应当说是基本成功的。同时，国有企业效益不佳还与外部环境不无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企业亏损并不是好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表明国有企业面临着严重危机，需要作出努力，以达到扭亏为盈的目标。
四、西方国家解决国有企业亏损采取的对策
为使国有企业摆脱危机，近年来西方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调整措施，目的在于促使企业朝着盈利的方向发展，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一）转变企业经营管理观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国有企业年年亏损，加之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企业经营管理需要改变观念。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要使经济走上健康轨道，国有企业必须扭亏为盈，应以市场机制来衡量企业是否有成效，把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而要作到这一点，一方面政府应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有企业中去。例如，（1）1992年欧共体大市场成立后， 一些西欧国家纷纷取消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把它们推入市场，强调国有企业应象私人企业那样进行经营，最大限度地占领国内外市场；（2 ）为扭转企业官商作风，意大利、瑞典等国还从私人企业聘请大批专家，出任国有企业董事、总经理，并按私人企业标准，在国有公司内部推行以成绩好坏为基础的薪金制度；（3）放松限制， 允许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例如，1985年4月以后， 日本政府允许多家私人企业进入国有通讯部门，并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国有企业同私人企业进行竞争。
（二）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必要重组。西方国家为解决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在1980—1990年期间对这些企业进行重大调整与改革。例如，80年代中期后英国政府对包括煤炭、铁路在内的国有公司采取了改组办法：（1）加强会计监督，了解企业盈亏情况，对亏损企业， 责令限期整顿，到期仍然亏损，就撤换董事长；（2 ）把一些大型国有公司分为若干较小企业，便于了解这些较小企业中哪些盈利，哪些亏损；（3 ）对一些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针对不同情况，凡产品有市场的，一律出售给私人，凡产品无市场者，迫使其关闭、转产；（4 ）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如煤气、供水、供电等，仍由政府对这些企业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因为它们的倒闭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三）政府妥善处理企业债务问题。如何处理国有企业债务问题，是各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日本法律制度，国铁亏损后出现的债务由政府和企业各分担一部分，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对负债企业的约束，也有利于协调政府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关系。
（四）国家设立机构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为解决亏损企业出路问题，瑞典、日本等国政府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例如，瑞典国家企业管理局便是解决该国亏损企业的一家专门机构。该管理局与银行及各类基金会协调起来，共同对亏损企业调整与整顿负起责任。首先把亏损企业的隶属关系由各部门转为国家企业管理局集中处理；其次，亏损企业的信贷关系由该局设立的银行专门负责；再次，成立基金会，解决企业燃眉之急；最后经过整顿，逐步把亏损企业纳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轨道，以使国有企业走上现代公司制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