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所谓“意识形态”中性化问题的重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中性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2-0034-06
在关于意识形态概念问题的探讨中，有一种极富代表性的看法：“意识形态”最初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经历了一个中性化的转变，演变成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这种看法似乎真实地揭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变化轨迹：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指代的确实是一种被批判的社会现象，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专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却在大张旗鼓地号召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意识形态”确定无疑地成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如果不是意识形态概念中间经历了这种中性化的转变，似乎无法解释这一事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项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事业。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意识形态概念真的经历了如此转变，那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根本看法发生过改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以把握的概念”[1](P1)的准确理解，只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来龙去脉式的分析，才能得见真章。
一、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否定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他是德语“意识形态”的创制者。[2]首先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了德文的“意识形态”：“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①。已有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等同之意。不过，意识形态问题并非是其当时的研究主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是他们集中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著作，“意识形态”在该书中的具体用法和真实含义也代表着这个概念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
马克思曾经在一份声明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如下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3](P789)将黑格尔之后各式各样的德国哲学视为“意识形态”，而这种“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被删去的手稿中，被认为“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4](P510)因此，这部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并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论证的著作，同时也是他们对原有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批判的重要文献，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和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理论立场和核心思想。
这部著作留下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被删除：“我们在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先提出一些有关德国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要进一步揭示所有代表人物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4](P513-514)它提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思路——先一般性地揭示其产生的前提，再深入其内容进行系统批判。那么构成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前提是什么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同样有一段被删除的话对此给出了部分答案：“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4](P510)这种从根本上颠倒存在与意识、现实与观念关系的做法，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赖以产生的哲学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用了一个十分著名的照相机倒立成像的比喻说明意识形态家“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
事实上，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意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4](P510)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恰恰在于，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开展的各种批判，作为黑格尔体系解体过程的思想运动，在德国哲学家们看来是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空前的变革”，[4](P512)但实际上全部批判从来没有离开过原有“哲学的基地”。[4](P514)这些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4](P516)因此，“意识形态家”们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同意识的幻想进行斗争罢了，他们幻想着以“哲学斗争”克服实际的矛盾和冲突，用“震撼世界的思想”使现实崩溃，这不过是在同现实的影子斗争罢了。
尽管如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仍然是人们对现实生活有意识的反映，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幻想、玄想和曲解”的方式表现人们的历史和现实，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方式，同样需要从人们实际的生活及其变化中得到理解和说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出现，当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分离时，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4](P534)意识形态的产生才有了可能。同样由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大规模分工的出现，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随之发生。“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作为其观念反映的“普遍的东西”，则一般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P536)而成为“意识形态”，以纯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形式而存在，在“国家”架构下进行着不同阶级间的思想斗争。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4](P552)通过意识形态这种虚假的“普遍利益”对其他一切阶级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指一种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变革现实的“幻想”——以思想的批判活动解决现实问题，而这种幻想，则是在阶级社会中，特殊利益假借共同利益的面目出现而在观念世界的必然反映。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用“幻想”、“玄想”、“曲解”等词语描绘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其贬斥之意显而易见。
一旦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及其对人们思想的遮蔽，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思考就是如何最终消灭它，让人类社会的历史真正摆脱“思想史”、“文化史”式的蒙蔽，成为真正的历史。“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P544)他们由此转向更深入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努力的结果是他们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堪称经典的说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含义已经明确，此后马克思主义认识意识形态现象的基本原则基本形成。
基于此，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否定性概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不满于只是进行“哲学的斗争”，作“解释世界”的工作，而是明确提出“改变世界”[4](P502)的要求，并且实际地领导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以消除意识形态“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导致意识形态自身的消亡。
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性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意识形态”一直被作为一个否定性概念来使用，他们当然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称作“意识形态”，他们的理论工作就是要用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清除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达的虚假观念。但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产生和存在的条件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在“意识形态”被彻底消灭前的一种理论和学说，在此意义上说，他们的理论和学说同样应包含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中。换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相对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就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应给它贴上一个贬义的标签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所谓“意识形态”中性化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断实现其科学性的问题。
在对意识形态家们进行批判时，马克思曾经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P527)人的解放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解放，也包括精神方面的解放，尽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这种为着人的真正解放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理应包括“批判的武器”这个方面。尤其在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成为必要，而意识形态则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必要工作。这一工作既包含上文所述对旧有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包括建立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指称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冠以“科学”的定语，就是为了表明他们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有其特殊的规定，不应与其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呈现的“社会主义”相混淆，当然也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用语中“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和理论创作始终保持高度的自觉，并非简单地自我说明并贬斥其他的意识形态，而是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检讨它及其借以形成和发展的现实社会关系，来保证自身理论和学说的科学性。
对于“跳出意识形态”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如下说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P526)
建立在这种方法之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5](P45)“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它的科学性在于“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6](P407)而一刻也不脱离现实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他们所处时代和现实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后来者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4](P526)
当然，科学社会主义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尽管并不提供适用于各个时代的现成公式，但由于“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而成为“整理历史资料”的原则。“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P539)它承认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分工条件下的产物，其具有历史合理性，却并不因此主张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P52)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定并同其他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批判的武器”不是游离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的某种东西，而是现实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如果按照今天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用法，将“科学社会主义”也称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就像“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级”一样，这种“意识形态”应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定。第一，它代表那种从现实出发、对人们实际生活和关系的科学认识，而绝非那种不从现实的前提出发的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的“意识形态”；第二，它以“实践的观念”的形式表现了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把否定包括自身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来实现人的解放，即从根本上消除生产力、社会状况与意识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普遍”、“永恒”的东西从而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运动。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及其当代境遇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意识形态”一般不再作“科学”的反义词，逐渐变成一个与“思想体系”有同样含义的概念。在列宁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中，“意识形态”本身并无褒贬之说。
十月革命之前，俄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秉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P311)理念。列宁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强调其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以便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②。显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就是指“马克思主义”。
如前所述，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产生和存在的条件的思想，他们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生前从未用“意识形态”来称呼自己的理论和学说。而此时列宁则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且清楚明白地强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与其的对立与斗争中，发展出来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同的意识形态只是从其所属的阶级性上看，才有了科学与否的区别。
但这绝不意味着，列宁就此完成了所谓“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过程。因为根据现存史料判断，列宁生前没有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③，他并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这本著作中对“意识形态”的实际用法。因此，单从语词用法上看，列宁没有面临他所使用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意识形态”间的“矛盾”问题，并无实现这一所谓“中性化”的现实需要和主观动机，或者，就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所谓意识形态“中性化”的过程并不存在。毋宁说，列宁直接就是从阶级性入手，来阐发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认识。
事实上，从概念的含义来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认知，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与理论自觉。探讨的仍然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只不过在基本规定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列宁最大的贡献，当属他第一个进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伟大探索与实践。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没问题提上日程。列宁在新的探索中意识到，要真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改变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需要由革命、战争时期的破坏性立场转变为积极的建设性立场，要“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8](P350)由之前粗放灌输的方式转变为在实际工作中精心推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相对应的环节而有了更为具体的任务和内容。“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8](P309)而这一工作成为列宁在晚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终于有了具体内容，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提出后不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也终于确立了。
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列宁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并且有机会现实地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因此，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考量，立足于意识形态现象在当时的现实存在，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出发，对如何从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实际的尝试。当然，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在马克思恩格斯那儿也已有萌芽。“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需要有一种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思想体系的内容却不是‘虚假的’，而是‘科学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方面’一般特征的说明，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一思想。”[9](P193)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意识形态问题也同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从意识形态概念最初被引入中国，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④，再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大力开展，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国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提出的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调整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具体思考。譬如，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论断，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及其教育的特别重视；改革开放时期，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科学定位；等等。
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已经成为一项我们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期坚持的事业，一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工作。因为中国不仅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这一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赋予先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则提供了这一工作的现实着力点。
综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意识形态”最初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则是一个中性概念，出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今天还需要加强建设，这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概念在其中经历了一个神秘的转化过程，那种所谓“意识形态”中性化的说法并不成立，毋宁说，这只是每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各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现实关系，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进行探讨的结果。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原则的具体运用，恰恰体现出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所坚持的基本立场。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翻译为：“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参见《列宁选集》，3版，第1卷，第326-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列宁著作中文版的不同版本中，“意识形态”有的也译为“思想体系”，实际为同一词。
③《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一直到1924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次译为俄文发表，1926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中以德文原文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则是1932年以德文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五卷。
④据初步考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是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次讲话被整理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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