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化”是如何革命起来的？
张治江
(河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1920年代初，“赤化”一词在提出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带有负面色彩，是可怖的。国人一般将“赤化”等同于“赤俄化”、“共产化”，一般将共产主义、赤化视为“赤祸”、“洪水猛兽”，国内也因此一度出现“反赤”运动。面对种种攻击、误解，中国共产党理直气壮地反驳与回击：赋予“赤化”以革命色彩，将“反赤”列入反革命行列，以“赤的战线”对抗“反赤战线”，以中国的民族革命战线对抗帝国主义军阀的战线，以反帝反军阀来对抗“反赤”。这种策略不仅为“赤化”洗清了污名，而且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部分名词和概念，“赤”与“白”的对立，“赤化”、“赤俄”、共产、阶级革命等逐步深入大众，甚至成为大众常识，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关键词： 赤化；反赤；革命；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赤”、“赤化”最先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面对“反赤”思想与运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赋予“赤化”以革命色彩，将“反赤”列入反革命行列。经过中共的努力与斗争，“赤”与“白”的对立逐步成为先进势力与反动势力、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治主张及部分名词逐步得到民众认识、认可与认同，扩大了自身政治影响，也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一、污名化的“赤化”
1920年代，“赤化”一词究竟是什么含义，时人及学术界对此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过，“赤化”往往是与“赤俄”、“赤俄化”、“过激”、“过激化”、“列宁派”、共产党、共产主义等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因此，“赤化”一词的核心内容是“赤俄化”、“共产化”。
(一)谁是“赤化”？
1920年代，国人往往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俄化就是“赤化”。《时事新报》主笔潘公弼指出：“共产主义者未尝绝迹于世界之任何国家，中国亦未能免，此则不可否认，是以外人一词风潮与赤化相提并论，确易耸动观听。”[注] 公弼：《阐赤化说并正告外人》，《时事新报》1925年6月7日。 “最近，有许多人被反国民党谣言所惑，窃疑国民党有‘赤化’的倾向’”；“有许多人说这回国民党改组，已经变为共产党，同俄国的共产党一般，这个实在是过信谣传受人的利用”。[注] 《介绍〈评国民党政纲〉》，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4日。 这就说明，第一，“赤色”、“赤化”往往是指“苏俄”、“苏俄化”、“共产主义化”、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当时在中国以及英美主流舆论中，苏俄、共产主义、赤化等名词是“可怖”的。
后来，张季鸾对赤化做出定义是：“赤化云者，简言之，赤俄化之谓也。何谓赤俄化，即受第三国际之指导，与赤俄同其主义与政策之谓也，如是者可谓真赤化。”[注] 一苇：《反赤化运动之批判》，《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1926年7月18日。 这基本代表了1920年代知识界对“赤化”的认识。但是，人们在使用“赤化”一词时，常常乱用，其外延就显得比较宽泛。“赤化”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此处认为“赤”者，彼处不一定认为是“赤”；过去认为是“赤”者，现在不一定是“赤”。[注] 老敢：《讨赤闲话》，《国闻周报》第3卷第40期，1926年10月17日。 对于军阀而言，他们对“赤化”、“反赤”一词本身没有什么见解，他们只是关注“第一为本身之利害，第二为感情之好坏，第三乃为所谓某某主义”。[注] 《“不见棺材不落泪”》，《大公报》192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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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中共中央在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时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英日帝国主义者、奉直军阀及一切反动派组成的“反赤联合战线”，他们“向一切所谓赤的势力进攻。由郭松龄败亡，到北京‘三一八’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反赤联合战线运动之开始成功。”[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35页。
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上指出：“全世界反赤运动的主人本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指示反赤运动者自然也是他们，尤其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他们所用在中国反〈赤〉运动的工具是反动军阀(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陈炯明、魏邦平等)及反动的知识阶级(研究系、国家主义派及老民党反动分子如尤烈、徐绍桢、章太炎、冯自由、马素、邓家彦等)；他们所反的赤是工会农会学生会共产党国民党国民政府，甚至于国民军和郭松龄，更甚至于段祺瑞治下之贾内阁，也算在赤化之内。”“反赤”“俨然和反帝国主义是对抗的口号”。[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73页。 郑超麟说的更为直接：“反赤运动就是反民族运动；因为主持反赤运动的是帝国主义，反赤运动的经费就是从汇丰银行收之于英国十万大兵进攻中国所需之六十万镑宣传费支出的。”[注] 超麟：《北京屠杀后上海教职员的反动》，《向导》第149期，1926年4月13日。
因此，当时敌对的政治势力或不同政见者都相互指斥对方，并积极与“赤化”撇清关系。五卅运动方兴未艾，列强诬指五卅运动染有“赤化”色彩。“五卅惨案，本是全国共愤的事体，他们(英日等国——引者注)硬假造谣言说是赤化。”[注] 唐口：《评外人在中国的反共产组织》，《醒狮》第71号，1926年2月20日。 “自五卅惨案以来，英国之宣传政策与外交手段，亦已大著威力。其先盛传中国排外暴动赤化之说于各国，使外人对中国怀抱恶感，然后则利用此恐罹厌恶之心理，诱各国于一致行动之境地。”[注] 政之：《宣传战与外交战》，《国闻周报》第2卷第23期，1925年6月21日。 为此，一些人纷纷发文驳斥列强关于五卅运动就是“赤化”的说法。潘公弼反对将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称为“赤化”：“共产主义者未尝绝迹于世界之任何国家，中国亦未能免，此则不可否认，是以外人一词风潮与赤化相提并论，确易耸动观听。”[注] 公弼：《阐赤化说并正告外人》，《时事新报》1925年6月7日。 “欧美各国的经济状况，容易赤化的程度，比中国近得多，为什么自己不防赤化，而反替中国担忧？若说同盟罢工，近于赤化，俄国革命以前，欧美各国已经有多数的同盟罢工，难道这些都是赤化了么？”[注] 荆山：《沪汉等案与“赤化问题”》，《共进》第87期，1925年8月1日。 可见当时国人对“赤化”唯恐避之不及。
(二)“赤化”的污名
“赤化”一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带有负面色彩。政见不同者互相指斥对方“赤化”，“共产公妻”、“共妻”、共产均产是时人攻击、排斥“赤化”最主要的“武器”。普通民众对“赤化”、“共产化”的排斥主要是出自对“赤化”的“共产”、“共妻”、“公妻”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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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0年代，中共成立之前，“共产共妻”的谣言就已经传播。十月革命以后，“共产共妻”与革命、“赤化”、共产党迅速联系在一起。[注] 有学者认为，“共产”和“公妻”、“共妻”本来是两件事，将“共产”与“公妻”、“共妻”联系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流言的制造者却无师自通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共产公妻、共妻”的帽子先后被戴在维新派、改良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南方赤党”头上。中共是最后一个与“共产公妻、共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势力。关于“共产公妻、共妻”谣言的流播，参见石岩：《“共产公妻”谣言在中国的生成与早期流布》，《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 “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继之以中国革命，而世人所呶呶不已的，却是公妻一层。”[注] 张申府：《所思(其一)》，《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1922年，彭湃在海丰组织“五一”劳动节游街，有学生举着“赤化”的旗帜游街。海丰的地主、绅士就攻击他们“实行共产共妻”、“公妻公夫”、“公妻共产”。[注]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1月，《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159、162、191页。
“赤化”除了“共妻”谣言外，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尤其是工农运动的发展，工农运动、阶级斗争也被打上“赤化”的烙印，共产均产成为军阀与国民党右派攻击“赤化”的重要内容。
工农运动、阶级斗争被打上“赤化”的烙印，这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确实出现过激情况有关。农民运动中，除逮捕、监禁、审判、戴高帽子游乡、杀猪、粜谷之类手段大量使用外，枪毙土豪劣绅的事也常有。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注] 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人民日报》1981年4月25日。 当时农村普遍流传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说法。农民协会对北伐军军官家属、亲戚的土地和财产，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没收，对他们的亲属同样实行逮捕。郑孝胥在日记里写道：“温毅夫(温肃——引者注)之兄、父、子皆为赤党捕去。”[注]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9页。
当时不仅乡绅对工农运动非常恐怖，而且引起了“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注]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中共中央也看到，过火的工农运动导致中共的名声被败坏，民众因“过激”、“赤化”而与中共离散。[注] 《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这也成为知识分子对“赤化”恐惧的重要原因。
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赤化”的恐惧主要来自共产均产。彭湃认为，知识阶层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要是误指共产主义“均富分财”、“公妻”、无法律、无政府。[注] 彭湃：《告同胞》，1921年9月1日，《彭湃文集》，第3—7页。
罗振玉、王国维将共产主义比喻为井田制。他们都是因为排斥“均产”而排斥苏俄与“赤化”。罗振玉认为：“欧洲开化迟，今日所谓斩新思想，在中国则已成过去。不但曾有此思想，且实行试验，盖试而不能行，故久废也。即如今苏俄所倡产业国有及无阶级政治，中国固已早行之，而早灭矣。”“井田之制，非产业国有乎？阡陌开，而井田废矣。《孟子》言‘貉之为国，无君臣、上下、百官有司’，非无产阶级政治乎？此等政治仅见《孟子》书中，不见他载籍。盖至孟子时，废且久矣。窃谓今日为国，不谋均安而骛富强，则苏俄其前车也。”“今欧战告终，赤化遽兴，此平日不谋均安之效也。”[注] 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王国维则更加明确：“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注] 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8页。 罗王二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及反对颇能代表那个时代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
11月30日，《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门锁安全》（导则）送审稿审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全国智标委副主任委员张永刚主持。全国智标委秘书处代表编制组向审查会专家汇报该送审稿的编写背景、情况和内容。
(三)国民党的辟谣与撇清关系
国民党改组后，尤其是五卅惨案后，国内舆论对“赤化”的忧虑日益加深，“反赤化”气氛也日渐高涨。有人大肆攻击国民党“赤化”、“共产化”，港沪舆论出现大量诬陷国民党“赤化”谣言：“不曰‘国民党已变为共产党’，即曰‘共产党实为灵魂，国民党仅为皮壳’，不曰‘广州将于4月1日宣布实行共产’，即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已加入共产党’”；[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 “最近，有许多人被反国民党谣言所惑，窃窃疑国民党有‘赤化’的倾向”；“有许多人说这回国民党改组，已经变为共产党，同俄国的共产党一般，这个实在是过信谣传受人的利用”。[注] 《介绍〈评国民党政纲〉》，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4日。
面对“赤化”指摘，国民党如临大敌。自孙中山以下，国民党一面频繁辟谣，与共产主义、“赤化”划清界线，一面为“赤”、共产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辩护，淡化“赤化”的“可怖”色彩。
1924年2月16日，汪精卫发表谈话，谴责“港报对于吾辈，造谣无所不至，其始则宣传国民党赤化，其计盖欲以间粤政府与各国之感情。实则国民党此次改组，丝毫不改其以前之政略。”[注] 《汪精卫君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2月17日。
8日，张奚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批判陈启修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地图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无原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他们的中国朋友还要替他们解释说应该占据)；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然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甚么？”[注] 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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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1924年二三月间，上海《民国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就刊登了各种辟谣声明和材料30多篇。从香港、广州到上海、哈尔滨，从日本到法国，都可以听到国民党人的辟谣声音。[注] 司马文韬：《略论国民党改组后否认“赤化”的辟谣声明》，《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辟谣过程中，国民党也为“赤化”、共产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辩护：“实在言之，苏俄不惟已得英意等国之承认，而英美舆论且已久有应请苏俄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以共谋解决欧洲政治上经济上建设问题之主张，共产主义不唯不为世人所恐怖，且已为各国智识界公开研究之题目。自今以后，吾人希望吾国吾民祛除对于‘赤俄’、‘共产’所怀之恐怖。当知世间一切新发现之思想或主义，苟能在日光底下，与世人共相研究者，决无危险，决非可怖。”[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 “查国民党此次改组，以苏俄革命党之组织有可取法之处，故稍采用苏俄制度，以救济中国，非必实行共产主义，且苏俄自实行共产主义后发现种种缺点，现已改用新经济政策，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与中国现状多未能恰合。”[注] 《实施共产之无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0日。
国民党力图祛除国人对“赤俄”、“赤化”、“共产”的恐怖，证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并不危险，苏俄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学习的。因此，国民党“以俄为师”，但不是“俄国化”、“赤化”、“共产化”。
二、“反赤”的逻辑
赤化、过激派、过激主义、列宁派等在北京政府看来，就是“盗匪”、“洪水猛兽”。北京政府对“赤化”十分防备。早在1919年，督办边防事务处就着手查禁苏俄“赤化”言论：“过激派之列宁一派，以蔑视人道正义而逞其虐待暴行，为文明及自由之公敌，而为文明国民之所敌视”，“应严密查禁，以戢乱萌”。[注] 《督办边防事务处查禁苏俄对华友好宣言训令》，1919年9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07—608页。 维经斯基、马林来华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北京政府就严厉要求查禁。国务院、督办边防事务处、内务部等发出了大量查禁“过激党”的电文、训令。[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09—626页。 当时，除了中共以外，国人都急于与“赤化”划清界限。源自对“赤化”的恐怖，国内掀起一股“反赤”热潮。
(一)“反赤”背后的民族主义原因
除了“赤化”的“可怖”外，“反赤”热潮兴起还有一个民族主义原因，那就是时人对苏俄“赤色帝国主义”的忧虑。
·文化定位策略。文化定位是将文化与品牌特征联系起来，为品牌注入文化内涵，形成文化上的品牌差异。这种文化可以是图书馆自身的文化、校园文化、城市文化特色、地域文化等。2015年俄罗斯政府的阅读推广项目“2015 俄罗斯联邦文学年”的品牌选择了3 位享誉世界的俄罗斯作家头像剪影作为徽标，并采用了俄罗斯国旗红蓝白3 种具有象征意味的颜色，充分体现了俄罗斯独特的文化意蕴。因而，文化定位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品牌品位，还可以使品牌形象独具特色，获得读者的心理认同。
1925年10月6日，陈启修在《晨报》的《社会周刊》第一号发表了《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针对“赤色帝国主义”进行批驳。他认为，不能再用“赤色帝国主义”称苏联了，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假如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那就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移转目标之计。”[注] 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孙中山更是多次出来辟谣。2月27日，孙中山指出：“本党此次改组，宣言、党纲均极明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区别，我又在大会讲演时详细说明。本党与苏俄精神合一处，乃在同为(被)压迫民族奋斗，至主义并未变更，且苏俄现时亦非纯粹共产主义。本党同志无不服从党纲，敌党谣言不可信。”[注] 孙中山：《与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4年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8页。 3月2日，孙中山在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说：“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注]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1页。 25日，孙中山再次表示：“粤中实未施行共产”，“国民党共产、赤化，皆逆党造谣”。[注] 《奉张代表杨大实抵粤》，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粤奉互勉戡乱定国》，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28日。
1978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由此，拉开了新时期伟大变革的历史帷幕。
梁启超、章太炎扛起“仇俄”大旗。他们认为，苏俄也是帝国主义，也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实行了侵略中国的政策。梁、章在知识界的影响力、号召力很大，这就导致“赤色帝国主义”、“仇俄”、“反赤”势力迅速发展。梁启超直接指出：“他(苏俄——引者注)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他是帝国主义的”，“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顽来顽去，总是这一套。”“苏俄是灰赤色的国家资本的帝国主义者。”[注] 梁启超：《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68页。 章太炎认为，苏俄是“新帝国主义”[注]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9页。 ，“假共产革命之名，行对外侵略之策，倾其全力，冀图一逞，乃既见屏于欧，复不溶于美，遂悉其凶焰，转而东向。”“赤俄以对内试验共产失败，改用新经济政府[策]，而对外仍利用共产之名，借资号召，以遂其鲸吞蛇噬之图。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以经济亡人国，其害显著于外，其为害易见；而过激主义者，欲以赤化亡中国，实开千古未有之创例，其毒隐伏于内，其为害难知。”[注] 《反赤大联合干事会记》，《申报》1926年4月16日。
(二)“反赤”：从舆论走向运动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赤”与“反赤”的争论从舆论探讨走向政治策略，走向军事战场。“赤化”成为不同势力相互指责的口号。1925年12月4日，原属奉系的李景林部发表讨冯通电，攻击冯玉祥“赤化”：“愚弄部下，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注] 《李景林讨冯通电》，《时报》1925年12月5日。 这成为军阀使用“赤化”攻击对方，标榜自己“反赤”的开始。“赤化”与“反赤”的争夺在军事战场上更为激烈。[注] 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340页。
吴佩孚、唐继尧、孙传芳等人纷纷发布自己“反赤”立场和主张。北伐战争开始后，“反赤”更烈。吴佩孚声称：“彼辈口中之所谓共产，实一种赤色的帝国主义，专共人之产不能与人共产。更进一步倡为公妻邪说，破坏伦纪莫此为甚”，为此，必须阻止“赤祸”蔓延。[注] 《吴佩孚对日记者谈讨赤意义》，《申报》1926年7月14日。 直鲁联军的标语直接宣称：“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注] 《直鲁联军宣讲队之标语》，《新申报》1927年1月17日，转引自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反赤”就逐步成为军阀混战的口号与招牌。
直奉军阀大力推行“反赤”政策，进行“反赤”宣传，渲染“赤化”的恐怖与危害。1926年4月，直奉联军打败国民军进入北京之后，张作霖立即以“宣传赤化”为名查封《京报》报馆，枪杀社长邵飘萍。不久，鲁系军阀张宗昌也以“赤化”罪名处死《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奉系在北京大肆“反赤”，查禁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注] 《军警严查赤化》，《申报》1926年9月3日。 北京笼罩在“反赤”的恐怖气氛之中。在上海，孙传芳也下令，对“赤化”风潮严加防范，严查“赤党书籍”，“以杜乱源”。[注] 《孙传芳查禁赤党书籍》，《申报》1926年6月2日。
刘德平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名糖尿病患者叫杨金忠，家里三代都患有糖尿病，爷爷因糖尿病并发脑溢血不到50岁就去世了，父亲因糖尿病双眼几乎失明，吃喝拉散全要靠体弱多病的母亲照顾，而他没到50岁血糖却高了近20年。为了控制病情，杨金忠没有吃过一口甜食、一顿饱饭，生活不仅毫无乐趣，而且还天天寝食难安，担心会走上父辈的老路。为了降糖，从二甲双胍到优降糖、美吡达……每出一种降糖药，杨金忠都率先服用，可血糖仍然居高不下，有时候吃药会降得快些，但不吃反弹得更快。杨金忠曾几次病重入院，胰岛素越打越多，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
与军阀只是单纯以宣传“反赤”、查禁“赤党”服务于其军事行动相比，知识界的“反赤”，更具系统化、理论化。有人指出：“军阀们虽然表面上搭的‘讨赤’、‘反赤’等旗帜，说是为国除‘贼’，其实骨子里不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害冲突，地盘摇动而已。他们所搭的旗帜到底不过旗帜而已，与事实原无关系。但是智识阶级的反对蒋介石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反对他，完全是因为反对他的主义，完全是因为反对共产，完全是因为真正的反对共产而不是像军阀们仅仅借反对共产为招牌。”[注] 老敢：《全国智识阶级对于蒋介石北伐应取何种态度》，《国闻周报》第3卷第38期，1926年10月3日。
这样，知识界“反赤”理论与军阀“反赤”行动的合流，一度形成大规模的“反赤”运动。人们对于“赤化”的恐惧已经不再限于对共产化、过激化、共产共妻等内容，“反赤”已经从舆论争论变成现实运动。
三、中共的应对：以革命的“赤化”对抗反革命的“反赤”
1920年代，“革命”一词已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流话语，“革命”一词已经异化为至高无上的符咒，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而将对手贴上“反革命”的帽子。[注]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3页。 按照这种逻辑，“赤化”就是革命，“反赤”就是反革命；“赤化”者就是革命者，“反赤”者就是帝国主义、军阀。这样，中共借助“革命”、“反革命”的号召力与杀伤力不仅澄清了人民对赤化的误解，也有力地反击了“反赤”。
两文开启了思想界“联俄仇俄”之争的序幕。随后，陈启修继续撰文反驳张奚若。两人的交锋引起知识界的注意，徐志摩先后在《晨报副刊》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刘勉己也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集中登载各种见解的文章。中共、研究系、青年党、国民党等各派势力相继加入这场论战，形成一场震动一时的大讨论。论战焦点主要集中于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与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苏俄是友还是敌。论战者大多承认，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到1925年，经过中共的宣传与介绍，“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危害就已经为国人所共知[注] 1925年，陈独秀撰文指出：“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参见独秀：《〈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因此，一旦苏俄“赤色帝国主义”的标签被贴上，就会成为敌人，就应该属于被打倒的行列。
(一)辟谣“共产共妻”
“赤化”毕竟是一个已经污名化的名词，尤其是“共产共妻”谣言在民众中的影响很大很恶劣。因此，李大钊等人在“共产共妻”谣言与“赤化”、俄国革命联系起来后，就积极辟谣。
1919年，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就已将俄国革命中“妇女国有”谣言解释清楚：“一听人说他们(布尔什维克——引者注)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讹传，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注]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1921年10月22日起连续三天，陈独秀在《民国日报》上刊载启事辟谣，其中就有“公妻”谣言的中伤。[注] 《陈独秀启事》，《民国日报》1921年10月22日。
虽然“公妻”“又好气又好笑”[注] 《陈独秀谈话》，《申报》1921年3月23日。 ，但是谣言几经流传，其危害难以控制。中共的主张，比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毕竟离普通民众较远，而“共产共妻”谣言虽然荒诞，在信息闭塞、传统礼教影响很深的近代中国传播是十分迅速和深入人心的。“这些‘共产公妻’的‘道理’尽管很荒谬，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注] 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企业内部不同部门的管理工作强度和深度都对企业的实际管理水平起到影响，当企业管理人员在管理工作中做的不到位或工作不细心，导致员工的工作方向感和工作目标感很差，员工工作缺少积极主动的行为，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威胁。企业发展中针对人力资源实施管理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培训力度和教育力度不足的现象，导致员工的工作技能和工作业务开展水平偏低，完成任务的难度较大，不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很多企业针对员工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力度不足，员工缺少归属感和责任感，缺少工作热情，对企业的长足发展不利。很多企业内部正在实施的绩效管理内容不合理，没有做好绩效考核和绩效奖励等工作，无法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毛泽东后来也注意到：“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注]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共妻”谣言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共妻”谣言对中共形象与宣传的破坏性很大。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共妻”成为中共的“专有”污名，这甚至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注] 石岩：《“共产公妻”谣言在中国的生成与早期流布》，《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
(二)“赤化”就是革命
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赤”、“赤化”莫衷一是。陈独秀后来刊文指出了“赤”的来由：“赤之名起于苏俄十月革命，以赤色为旗帜，创立赤卫军以保障俄罗斯无产阶级及农民对于资产阶级、地主及西欧帝国主义争斗之胜利，赤之内容如此，其后世人称十月革命为赤色革命称苏俄为赤俄以此。”[注] 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向导》第146期，1926年3月17日。
周大新：母亲最初把我们带到人世，是在床上；经过一生艰难曲折的奋斗，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生原点——床上。所不同的是，我们来时有母亲的照料，当我们准备走时，不一定有亲人照料，即使有亲人，有的也远不如母亲。
中共在“赤化”与革命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甚至将“赤”、“赤化”等同于革命。1919年，李大钊就指出：“他们的旗，都是‘赤旗’。他们的兵，都是‘赤军’。这种的革命，人都叫作‘赤色革命’。这样演下去，恐怕世界都要变成赤色。”[注] 李大钊：《赤色的世界》，1919年7月6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89页。 “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注] 李大钊：《青天白日旗帜之下》，1926年1月1日，《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635页。 瞿秋白更为明确：“甚么是赤化？赤化便是革命。中国的民族革命，便是争中国的解放独立，使外国资本家不能奴隶中国人；这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眼里看来，便算是罪大恶极，便算是赤化。”因此，中国革命最大的仇敌是反对赤化的帝国主义。[注] 双林：《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向导》第104期，1925年2月28日。 也就是说，赤化就是革命，赤旗就是革命的旗帜。
面对英日等国指责五卅运动的“赤化”，知识界与社会舆论的“恐赤”、“反赤”讨论，北方军阀制造“反赤”恐怖，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却急于与“赤化”划清界线，在各种场合辟谣、辩解以及撇清关系。面对种种攻击、误解，中共理直气壮地反驳与回击。中共将“赤”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赤化”就是共产主义，就是革命，并以“赤化”自许，将“反赤”列入反革命行列。通过反驳与回击，中共不仅逐步祛除了“赤化”的污名，而且进一步宣传了自己的主张、扩大了影响。“赤化”、“赤党”等名词逐步成为革命的代名词，中共部分主张逐步深入民众，成为大众常识。
在澄清“赤”的来源后，中共进一步指出，“反赤”不过是帝国主义、军阀破坏中国革命的口号与策略。国民党改组后，被攻击为“赤化”、“过激化”；中国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者便轰传北京“赤化”；中国人民欢迎苏联放弃在华权利，帝国主义者便宣传中国人民倾向“赤俄”；广东沙面因取缔华人入境苛例而罢工，英法人说是“布尔什维克运动”；上海日本纱厂中国工人受厂主虐待而罢工，西文报说是“赤化”。这都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对付中国国民运动的总策略”。“凡是中国一个国民运动发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便拿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这些符咒来镇压住。”[注] 独秀：《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向导》第105期，1925年3月7日。 维经斯基也看到了“反赤”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非常紧密：“几个月前由帝国主义者、军阀和部分中国民族主义分子(买办分子、国民党右派和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青年)发起的大规模反赤色运动现在几乎消声匿迹。”[注]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在帝国主义列强及军阀眼里，只要不利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有利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就是“赤化”、“过激”。事实证明，“赤俄”放弃了租界、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驻兵中国等不平等条约，“倒是反赤的英、美、日、法等，不肯放弃这些不法的特权”；被攻击为“赤化”的国民党党军秋毫无犯，但是“反赤”的陈炯明军队却焚杀不堪；被称为“赤化”的冯玉祥军“秩序井然，一尘不染”，但是“反赤”的奉直鲁联军却“颇有奸淫抢劫之事”。“这些事实就是指示我们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注] 实：《寸铁》，《向导》第152期，1926年5月8日。 这样，“赤化”与“反赤”是截然对立的，“赤化”是革命的，是中国国民运动的方向；“反赤”却是帝国主义、军阀镇压革命的策略，是反革命的。
“施用腐殖酸的核心目的，在于使用化学合成肥料和矿物质肥料的同时，通过补充经过活化处理的腐殖酸产品，不仅可以提高土壤自然肥力，又可强化人为肥力，进而达到提高有效肥力乃至激发潜在肥力的效果。”褚晖在以《全球腐殖酸提取工艺发展综述》为题的分享中表示，腐殖酸的应用满足了水肥管理的需要，同时也适应了农户对于肥料产品速效性的追求。据褚晖介绍，目前，腐殖酸提取工艺主要为碱解法，通过对腐殖酸原料的物理分拣提纯通过加碱抽提、固液分离等多重工艺实现对腐殖酸物质的提取。而生物降解法抽提腐殖酸，主要是在对腐殖酸原料物理分拣纯化后进行微生物发酵处理，实现离子吸收，具有更加良好的工艺优势和应用优势。
中共也反对将国民党称为“赤化”。萧楚女特意撰文指出，国民党党纲与“赤化”、共产主义的差距很大。说国民党“赤化”了，是把国民党看的崇高、伟大了，但是其党纲、主义与共产主义差距还很远，只是“合于现在中国一般社会底需要”。因此，说“什么国民党赤化，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话，简直是胡说。时期还早得很呢”。[注] 初遇：《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新建设》第2卷第2期。
Research on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Prefabricated Optical Cable in Standard Distribution Substation ZHANG Hao,ZHANG Wei,LU Lijuan,TIAN Guojun(117)
(三)“反赤”就是反革命
中共认为，“反赤”是帝国主义、军阀破坏中国民族运动的口号与策略，是反革命的，因此，必须坚决反帝反军阀，以反对其破坏中国革命的“反赤”口号及行径：“凡是反共产反赤化的人必然勾结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注] 独秀：《“反唐”与国民革命》，《向导》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
本研究中，CRE菌株除分布于ICU外，普通病房主要分布在康复科和外科普通病房中，进一步分析发现，康复科CRE菌株感染者大多为脑梗塞或脑出血的老年人群，该类患者免疫力低下，所患疾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肢体瘫痪或意识障，需要长时间卧床或住院治疗等特点，使其更容易罹患CRE菌株感染[18]。而普通外科感染CRE患者，多为高龄、手术创伤大、营养不良，或经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后免疫功能低下，病情较复杂，甚至发生多脏器功能衰竭。
可见，在当时情形下，“赤化”一词，核心内容基本固定在“赤俄化”、“共产化”等词，但是其外延往往是十分宽泛的。舆论一般将共产主义、赤化视为“赤祸”、“洪水猛兽”：“一般人视为等于洪水猛兽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之是否等于洪水猛兽，本党固亦不与一般以耳为目者同下断语”。[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 “‘赤化就是过激，就是洪水猛兽。’——这是通常中国人对于赤化的解释。”[注] 瞿秋白：《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新青年》第5号，1926年7月25日。
陈独秀后来也指出，反赤的人所反的“赤”，包括苏俄、中共、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冯玉祥及国民军、郭松龄、贾内阁、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这些分子列在一个表上，可谓不伦不类极滑稽之至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或是有反帝国主义之决心，或是他们现时的举动在客观上是于帝国主义者不利的，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一概加以赤化之名”。[注] 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向导》第146期，1926年3月17日。
既然中国已经出现了军阀、帝国主义的“反赤联合战线”，这条战线是“反民族革命”、“反民族运动”的，那么，“反赤联合战线”必然是站在中国民族革命、民族运动的对立面。中国民族运动与“反赤联合战线”之间的对抗就不可避免：“中国反赤运动和中国民族运动之消长，是要成反比例的”；[注] 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向导》第146期，1926年3月17日。 “赤的革命势力与反赤的反动势力相互角逐苦斗”。[注] 昌群：《这一年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第148期，1927年1月1日。 “赤”与“反赤”两条战线已经形成，二者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系：“赤的战线之胜利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胜利，失败的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反赤战线之胜利即帝国主义与军阀之胜利，失败的是中国民众。”因此，“各阶级的革命民众都应该挺身奋起，以满腔悲愤，恢复去年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并扩大巩固此战线，以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只有实现真正代表民众的国民会议，接受政权，才能够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37—138页。
至此，中共提出了具体的以反帝联合战线对抗“反赤”的策略：各阶级的革命民众建立联合战线，打倒反赤的军阀，对内实现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种策略方便地将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从而扩大了中共及其纲领的影响。
(四)以赤反白
除了以反帝对付“反赤”外，中共逐步树立新的话语体系——赤白斗争，以革命的“赤”对抗反革命的“白”。
“赤”与“白”在政治上的分野自中国现代史一开始便出现，并色彩分明地带有不同的政治含义，但在它们之间却并没有出现如当时欧洲(主要是苏俄)那种激烈尖锐的政治对抗。[注] 高心湛：《中国现代史上的“赤”与“白”》，《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前后，“赤”是革命，“白”也是革命。因此，李大钊说：“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我说无论是白是赤，总在本质稍有光明的国家，才能发现这样鲜明的颜色。”[注] 李大钊：《灰色的中国》，1919年7月13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99页。 “世界上的军阀财阀，怕赤(赤军的赤)色。中国现在的管理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色。这都是他们眼里的危险颜色。”[注] 李大钊：《赤色青色》，1919年9月28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31页。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出现“赤化”和“青白化”之争。1926年元旦，李大钊发文指出：“有人挥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喊出‘青白化’的口号，来对抗赤化，反对赤化，似乎青白化与赤化是相反的东西，其实这是大错。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注] 李大钊：《青天白日旗帜之下》，1926年1月1日，《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635页。 在李大钊看来，虽然赤与白都是革命的象征，但是二者的分野已经十分明显。
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之后，中共部分党员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极右派已经成为反对赤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白党。1926年7月，瞿秋白发文，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革命的赤色与反革命的白色的对立。
瞿秋白以阶级革命理论分析世界大势，认为国际的赤化同盟和反赤同盟之间的斗争，实际是阶级斗争。赤化“是反抗、是解放、是世界革命”，代表的是“各国无产阶级及一般被压迫民众，几十万万人的利益”；白化“是屠杀、是掠夺、是帝国主义”，代表的是“列强大资本家二三万人的利益”。国际的赤白斗争是“赤化的各国无产阶级、农民、殖民地弱小民族中的一切被压迫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苏俄之联合战线”与“白化的欧、美、日本资本家和种种式式法西斯派的民贼党之联合战线”之间的斗争，二者的剧烈斗争造成“现时的国际形势”。中国的赤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样，“正在激厉的发展”。因此，“中国国民革命的战争和斗争不久便要爆发，扫除一切白色黄色的妖孽；世界革命的赤色巨潮或将因此而大至，帝国主义的统治是要颠覆的啊！”[注] 瞿秋白：《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新青年》第5号，1926年7月25日。
瞿秋白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出发，将世界区分为赤、白、黄党，并指出赤白对立、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白”不再是革命的象征，而是反革命的象征，赤与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对立已经形成。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瞿秋白的分析。
（3）石地钱 Reboulia hemisphaerica（L.） Raddi.项俊等（2006，2007，2008）；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黄娟等（2003）；马俊改（2005，2006）；王小琴等（2007）；赵文浪等（2002）；刘胜祥等（1999）；洪文（2007，2008）； 姚 发 兴 等 （2003）；XIANG Jun 等（2010 年）；余夏君等（2018）；范苗等（2017）
随着革命与时代的发展，赤(革命)与白(反革命)的对立日渐为中共与民众所接受。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发布宣言认为，蒋介石“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封建资产阶级“已经采白色恐怖屠杀政策宣布阶级战争了”。[注]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9、43页。 中共五大更是多次使用“白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等词句。[注]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3、110页。 瞿秋白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代表“如今日益变成中国的白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两年中从赤化变成非赤——黄色，从黄色又变成白党。”[注] 秋白：《五卅二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向导》第196期，1927年5月30日。 “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的革命旗帜是镰刀斧头红色旗！”[注] 秋白：《“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布尔塞维克》第3期，1927年11月7日。
此后，白色、白党日益成为反革命、恐怖、屠杀的代名词，赤白的对立与斗争日益尖锐化，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被中共称为“白色区域”或“白区”，国民党军队被称为“白军”或“白匪军”；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称为“红区”，武装称为“红军”，武装斗争则被国民党称为“红色恐怖”，中共被称为“赤党”等。赤白的对立与斗争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自动停止“赤化政策”。
总体而言，中共赋予“赤化”以革命色彩，将“反赤”列入反革命行列，以“赤的战线”对抗“反赤战线”，以中国的民族革命战线对抗帝国主义军阀的战线，以反帝反军阀来对抗“反赤”。这种策略不仅为“赤化”洗清了污名，而且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名词和概念，“赤化”、“赤俄”、共产、阶级革命等逐步深入大众。
贺昌群认为，在整个1926年，“赤与反赤的战争几乎要占了政治记录之全幅”。[注] 昌群：《“赤”的成绩》，《中国青年》第148期，1927年1月1日。 在赤与反赤的激烈交锋中，中共的主张得到迅速传播。当时中共关于废约的宣传品“益易多得万千之读者”。[注] 《评论国民运动之一句公平话》，《国闻周报》第2卷第27期，1925年7月19日。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虽然办了许多三民主义的书刊，却很少人予以理会，而只要带点“赤色”的书刊，却大受欢迎。[注]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正是因为中共的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赤化”、红军、革命、阶级等名词不断得以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赤”(“红”)与“白”成为先进势力与反动势力、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的代名词。
How does the “Red ”Turn into the Revolution ?
ZHANG Zhi-jiang
(School of Marxism，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20s, the word “red” was put forward and was with a negative color of terror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Chinese people then generally equated “red” with “Soviet Russia” and “communist”, and regarded communism or “red” as “red curse” or “a scourge”. Therefore domestically there were once “anti-red” movements. In face of a variety of attacks and misunderstanding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rsisted to retort and counterattack rightfully, coloring “red” with revolution, including “anti-red” into counter-revolution, fighting against “anti-red front” with “red front”, resisting the front of imperial warlords with the front of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confronting “anti-red” with anti-imperialism. This strategy not only cleared the stigma of “red”, but also promote their own political views and expand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process, the special terms and concepts of Marxism such a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red” and “white”, “red”, “red Russia”, communism and class revolution, etc., were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public, and even became the public common sense,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Red；Anti-red；revolution；counter-revolution；Marxism popularization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605X(2019)04 -0079 -10
[本文为河北大学“一省一校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 张治江(1980- )，男，湖南洞口人，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汪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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