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配组合”与战时日本在华中的物资统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中论文,组合论文,战时论文,日本论文,物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军配组合”，其日文的全称是“中支那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组合”。它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华中地区设立的最大的物资统制机构。不但承担着维持军票价值的主要“使命”，而且还对华中占领地区的物资和贸易实行掠夺和垄断。剖析这一组织，对于揭示日本在华中地区经济侵略的面目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受史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史学界一直未能对该机构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本文拟根据日本方面的文献、档案，对“军配组合”的成立、性质、特点、主要活动及作用、地位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和披露。
一、“军配组合”的建立、性质和特点
日本设立“军配组合”的初衷，乃是为配合日军在华中地区推行的“军票工作”，将军票培植成具有全面凌驾于法币之上、并最终能够取代法币价值的通货，以便为日本全面推行对华中的货币金融侵略政策（注：详见拙稿：《日本在上海和华中地区的货币金融侵略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开辟道路， 并进而达到对华中占领区实行有效“战时经营”的目的。
鉴于华中政治、经济的特异性和法币的坚挺地位，日本占领上海，侵入华中初始，并没有照搬在华北地区推行的货币金融统制政策，设立伪中央银行，将类似“联银券”的伪币强行充作唯一通货。而是首先在现地占领军中尝试推行明治维新后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屡次在军队内部发行的“军用手票”（简称军票）。1937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军用手票发行纲要》，内定发行军票的方针。11月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首先深度使用军票。当时发放的军票为62.5万日元，主要用于支付除华中派遣军官兵、军属的薪金以外的军费支出。
将军票限定为只是为实施军需物资的现地调配而发行的一种临时性的试用证券，是出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和对中日战争形势的乐观估计。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打乱了日本三个月内结束战争的狂妄计划。战局愈益朝着长期持久的方向发展。为弥补因长期持久战造成的战略物资的巨大消耗，日本开始着力在占领地区实行所谓“战时经营”。与此相适应，军票的使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试用证券，转向一般通货。1938年10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赋予军票一般通货的机能。11月1日起正式在除上海以外的华中地区推行这一政策。 并为此在华中派遣军经理部属下设置金融科，在上海设立第七号上海派出所，作为推行军票工作的核心机构。次年12月，更进一步将这一政策的实施范围扩大到了上海。据统计，日本军票发行和流通额，1937年末为 500万日元和362.5万日元，以后逐年递增。1938年11 月为 9381 万日元和5281万日元。至1939年上半年更猛增至17860.3万日元和4741.1 万日元（注：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大藏省印刷局1971年版，第347～348、134、23、19、23～26、19、347～352、361～362、21页。）。
应该指出，日本在确定军票发行原则时，虽承认其与本国货币的等价关系，但又为了避免给日系通货及汇兑市场造成影响，规定在华中地区的物资调配、官款出纳、商民交易、银行存贷均只能以军票支付，并严格限制与日银券兑换。这种既不与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相挂靠，又没有足够的物资作保障的军票，其信誉之低，不难想象。在上海除“军事指定商以外，大都不受领（军票），而就是这些指定商甚至有人拒绝受领。且受领的军票也立即带入银行，与日银券交换，再次进入市内流通后，几乎看不到”（注：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大藏省印刷局1971年版，第347～348、 134、23、19、23～26、19、347～352、361～362、21页。）。因此要推行军票一般通货化工作，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军票的信誉和确保军票的价值。为此，1939年8 月，中国派遣军经理部纠集陆海军、大藏省、兴亚院、日银等驻华机构官员，组成军票对策委员会，确定从调节军票投放量和确保垫偿物资两方面，来维护军票的价值。前者主要是设立以乙资金为中心的各种平衡资金，用于购买价值跌落的军票。这对于外汇拮据的日本来说，无疑很难维持。因此只好将重点转向后者，作为确保能与军票交换物资的国策机构——“军配组合”便告出笼。
1939年8月27日，“军票组合”在上海黄埔路24 号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内正式宣告成立。章程规定，设立“军配组合”的目的，在于“为谋求华中军票价值及扩大流通，圆满地实行物资的输入、筹集和配给”（注：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大藏省印刷局1971 年版，第347～348、134、23、19、23～26、19、347～352、361～362、21页。）。并决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汉口、南京等华中重要城市设立支部或派出所，同时设联络部于东京、大阪、大连等地。“军配组合”由总务部和各部构成，根据维持军票价值的宗旨，设立棉业、人造丝、毛丝毛织物、工业药品、染料、纸、砂糖、谷肥等8部。各部是办理不同商品的独立组合， 由组合员和一般办理商组成，组合员由总务部委员会从具有办理输入所属各部物资经验的工商业中选定；而一般办理商社也按组合员的标准，经各部理事会审核，报总务部干事会批准。
“军配组合”的性质和特点，从它的领导构成、组织体制、出资和利润分成、经营业务范围等方面明显地体现出来。
（一）领导构成。“军配组合”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总务部委员会，由中国派遣军经理部长担任部长，成员包括兴亚院、华中方面军第13军经理部长、海军第1经理部长、上海总领事、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经济第1、2局局长、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财务局长、日本银行驻上海参事、 横滨正金上海支店长、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中国派遣军经理部金融科科长、各部部长等。可见，“军配组合”是以侵华日军为中心，政、财、军三位一体的占领地经济行政机构。
（二）权限归属。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的总务部委员会和总务部干事会，在组合内部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从拟定组合各期计划，负责同军和官厅的交涉，确定输入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到批准组合员的加盟，决定对各部的借贷数额、利润分配及实施对各部业务、收支的审查、监督和指导，无所不包。而各部只能根据所管物资的现地需要，提出输入数量，报请总务部批准后，“承担以各自的风险和责任，运入、筹集所定军票交换用物资，用军票实行配给的义务”。除获取一定的佣金外，其余的利润全部归总务委员会，由现地军和有关官厅根据中央的决定进行操作和运用（注：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大藏省印刷局1971 年版， 第347～348、134、23、19、23～26、19、347～352、361～362、21 页。）。因此“军配组合”不是一般的贸易商社，而是实行高度极权主义的国家贸易垄断财团。
（三）出资和利润分成。凡出资5万日元即可成为各部组合员。 对一般办理商则征收1万日元左右的信任金。各部实行独立核算， 输入物资所需的资金，可仰仗于支款券，向输入地和组合总部借贷。组合员和一般办理商除获取交付资金年利率10%的红利和利息外，还可以获得纯利润3%的丰厚佣金。组合总部还允许各部将纯利润的2%部分存入银行，充作各部的损失填补准备金。这就吸收了日本广大财阀和私人资本家的参与。可以说“军配组合”又是官督商办的特殊贸易会社。
（四）经营业务。“军配组合”选定经手的物资必须是：1.中国人消费急需，由此可获取法币，引发对军票需要欲望的；2.商品规格统一、巨额交易的；3.中国市场最重要的；4.日本商社存量多，不与中小工商业者业务相冲突的；5.由日本统治区向华中禁运的商品及其附属商品。根据上述标准确定的运营物资为棉花、人造丝、纸、毛织物、工业药品、染料、食用油、砂糖等。不言而喻，这些均是战时急需物资和生活必备用品。自1941年下半年后，“军配组合”的业务，由为维持军票价值而从日本输入物资，转向就地筹集物资，以满足“现地自活”和对日输出。棉业部、人造丝等部更是将业务经营的重点置于军委托物资的筹措和分配。因此可以说，“军配组合”又是地地道道的物资统制和掠夺机构。
综上所述，“军配组合”是日本为在华中建立货币金融统制秩序，和满足对战时物资的需求，建立的以占领军为主导，广泛网罗政、财界重要部门和人士，并吸纳日本各大商社和私人资本参加的国家贸易垄断机构，它兼具重要的“国策会社”和特殊的“官督商办”商社的特点，是日本战时总动员体制的一个缩影。
二、“军配组合”的发展、各部机构演变及主要经济活动
“军配组合”从1939年8月成立至1944年7月解散的5年时间里， 其经营业务之发展、各部机构之演变、贸易统制活动的广泛，内容异常浩繁复杂。在此择其要者，分别加以概述。
（一）“军配组合”发展阶段
“军配组合”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军配组合”的初期发展阶段（1939年8月～1941年6月）
其主要经营活动是围绕着为维持军票价值，对输入物资实施全面统制这个中心而展开。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 ）自1939年春以来，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伪搜括法币，套取外汇，宣布放弃维持汇价，致使法币汇价由8便士跌至6便士。而挂靠法币的军票价值也随之一落千丈。由于从日本输入华中的物资由各商社自行决定，其价格以日本国内日元的汇价来确定，而在华中则以现地汇价来销售。日本国内日元汇率为23美元，而在上海军票汇率仅相当于7美元。 由此销售商可获取3倍以上的利润。这不仅阻碍军票一般通货化工作的推行， 进而危及日本国内日元价值的稳定。（2）进入1939年后， 上海对外贸易并未因战火而断绝，相反出现了新的增长高潮，外国商品纷至沓来。据统计，1938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仅分别占全国的30.7%和29.9%，而到1939年猛升至43.8%和57.7%，甚至超过了战前的1936年（注：朱斯煌：《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版，第475页。）。外国商品的涌入， 严重冲击了日本对华中物资的垄断，抵销了拱卫军票价值的各种努力，并导致利敌物资流入国统区。因此迫切需要对输入华中的物资实行强有力的统制，以驱逐外国商品的进入。
基于上述原因，“军配组合”总务委员会确立该阶段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组织强有力的配给机构，以最少的物资收回最多的军票，以维持军票的价值，并谋求扩大军票的流通面”。其次，还要努力实现“防止对敌物资的流出，扩张日本商品的市场和对有利于民生安定物资的圆满配给”（注：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大藏省印刷局1971年版，第347～348、134 、23、19、23～26、19、347～352、361～362、21页。）。为此，“军配组合”于10月相继设立人造丝、谷肥、工业药品、纸、毛丝毛织、棉、染料等7部，翌年2月，又设立砂糖部。及至1941年上半年，“军配组合”的机构达8部14科， 并在南京、无锡、蚌埠、汉口、镇江、芜湖、杭州、通州、安庆设立各部支部，在东京设联络部。截止1941年上半年，“军配组合”输入和配给的物资，1939年下半年为334.8万日元、1612.7万日元； 1940年上半年为1612.7万日元、2119.7万日元，下半年为2660.3 万日元、4063.6万日元；1941年上半年猛增为5702.5万日元、6391.5万日元（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 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1、131、表10～4、396页。）。 这样不仅在输入方面，而且“在配给方面，由于强化了内地支部及通过与各销售协议会的联系，各部对占领地区和内地的配给量已占压倒的地位”（注：军配组合：《业务报告书昭和16年度上半期》（日本一桥大学图书馆所藏，下同）第3页。）。 “军配组合”在日本心目中的作用，亦随之由单纯维持军票价值，提高为国策贸易机关。
第二，“军配组合”功能转变及全面发展阶段（1941年7 月～1943年3月）
进入1941年7月以后，“军配组合”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输入日本物资的一元化统制机关，转向以“现地调配”、“现地自活”、“对日输出”为主要任务的物资征集、储发机关。这是因为：（1 ）英美对日实行资产冻结，日本已很难从统治圈外的地区进口急需的物资；（2）战争规模的持久扩大，造成日本战略物资的极度消耗， 库存渐趋告罄；（3）为应付即将到来的与英美的战争， 日本迫切需要从中国占领地，特别是经济富庶的华中地区调集物资，以解燃眉之急。为适应战局的变化，“军配组合”决定物资统制的根本方针是：“在购入方面努力确保从日元区域的输入，同时将重点置于现地调配。而在配给方面能具有储藏营团的机能，以便确保原料，有助于军的现地自活、工业力的维持、民生的安定”（注：军配组合：《业务报告书昭和17年度上半期》第4页。）。具体地说，其功能的转变，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筹集华中物资，以增加对日供应；其二，筹集调配侵华日军委托的物资；其三，成为调节物资种量的“蓄水池”。
为达到上述目的，“军配组合”加紧在华中地区搜括物资，购入和配给物资的总量1941、1942年分别高达13400.3万日元、14246万日元和19529.9万日元、20318.3万日元（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396 ～ 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1、131、表10～4、396页。）。其中物资的现地购入率，在购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41年7月的20.1%，上升到12月的51.3 %（注：军配组合：《军配组合的事业及实绩——迎来了周年》第91页。）。波及华中各地区的支店、派出所30余家，职员、组合员多达3500名（注：（日）古
忠夫：《日中战争和占领地经济》，载《日中战争》， 中央大学出版部 1993年版，第323页。）。形成了一个超庞大的物资统制网络。
第三，“军配组合”走向解散阶段（1943年3月～1944年7月）
这一阶段，“军配组合”物资统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在继续搜刮和调配现地物资，保证侵华日军的“自给自活”和增加对日输出的基础上，将重点逐渐转向清理组合的资产，圆满实现向汪伪政权的交接上。这是因为：（1）自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接管中、中、交、 农四行及英美等外商银行后，即宣布法币为“敌情通货”加以驱逐，而以伪中储行发行的“中储券”为华中唯一通货。为适应在华中金融统制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1943年3月日本宣布停止发行军票， 维持军票价值的意义不复存在；（2）日本在华中竭泽而渔的搜括遭致中国的顽强抵抗， 收效日下。旨在强化汪伪政权的“对华新政策”的实施，亦需要在经济予之更多的“自主权”。日本遂同意在汪伪政权属下设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接管”物资统制。与此相应，日本方面建立一个与该组织有“不离的一体”关系的机构（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1、131、表10～4、396页。），取代“军配组合”，以强化在交易业务和物资管理业务两方面的一元化统制，已势所必然。7月1日，日本决定“对军配组合及其它经营物资、输配联系等业务的贸易统制机关进行整理统合。在此基础上，设立中华日本贸易联合会，率先强化交易部门，以确立（与汪伪政权）协力的态势”（注：军配组合：《业务报告书昭和18年度上半期》第6 页。）。
在此方针下，“军配组合”将其库存商品和资产，全面移交中华日本贸易联合会和汪伪政权。据不完全统计，移交给“中贸联”的商品，按公定牌价，价值达48204万日元，占库存商品总量的40%。其余60 %充当侵华日军用以“现地自活”的物资（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 、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1 、131、表10～4、396页。）。并有7 亿日元的巨额盈利上交国家财政（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1、131、表10～4、396页。）。又在1943年底和1944年2月，向汪伪政权捐赠“储备券”各3 千万日元（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 第396附表1、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1、131、表10～4、396页。），为日伪政权的苟延残喘， 起到了输血打气的作用。
（二）各部机构的演变及主要经济活动
（1）棉业部。 主要业务是通过华中棉丝布销售协议会输入棉制品，并向内地各支部实行配给。但由于棉制品是日本紧缺的战需物资，受英美等国贸易禁运的打击，本身还供不应求。因此前期棉业部经手的物资极少。1943年后经营活动的重点转向现地筹集和对日输出。为此于 3月增设第二科，并着力通过与内地广大地区的易货贸易，换取火柴、花生油、肥皂等消费必需品。主要组合员有东洋棉花、伊藤忠、江商、阿部市、日本棉花、裕丰纺织等，在上海、大阪分设事务所和联络部，支部遍布于汉口、杭州、苏州、无锡、南京、芜湖、蚌埠、南通、安庆、通州等地。其库存大部分直接供给现地军，仅少部分为“中贸联”接受。
（2）人造丝部。 主要通过日本人造丝输出组合联合会的代行商社输入，并向各地各部或通过中国伪商社向棉花工厂实行配给。在“军配组合”设立初期，91%的利润来自该部，因此它对维持军票价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主要活动转向垄断人造丝的流通，通过提供原料，扩大现地生产，并通过与日本占领地的易货贸易，对日提供棉布等。主要组合员有日本棉花、江商、东洋棉花、三兴、阿部市洋行、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在杭州、苏州、无锡、南京、镇江、芜湖、蚌埠、扬州、泰县、安庆、南通设有支部，并有大阪联络部。
（3）毛丝毛织物部。起步较晚，于1940年10月开始输入业务， 通过日本织物同业组合输入毛丝、毛织物。毛丝通过日系上海毛织和宏业毛织，人造毛、毛织物通过华商隆兴公司和久丰洋行供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接收恰和纺织，由日本的输入锐减，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活动即告解散。主要组合员有阿部市洋行、三兴、吉田号、益记洋行、辻久商店、市田商店、三井物产、岩井商店。在大阪、名古屋设有联络部。
（4）工业药品部。属下共设有5科。第1科、第3科办理的物资分别为一般药品和油脂蜡类，通过日本工业药品输出组合输入，向日系工厂提供，少量用于市场上出售。第2科为医疗、药品类， 通过日本医疗药品统制组合输入，向军队、国策会社提供。第4 科主要经营火柴和火柴原料，通过东亚必需品输出组合输入，向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及属下工厂实行配给。内地通过各支部配给，用于销售租界的，则由日商、中国商人承担，同时还向日系和“军配组合”的工厂提供原料，并收购制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日本的输入顿减，遂着力现地生产和对日输出。对扩大业务范围设立办理生药的第5科主要组合员有岩井商店 、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吉田号、三兴、安宅商会、日满商事上海支店、住友本社、武田药品、盐野义商店等。
（5）染料部。其麾下设有2科。第1科经手一般染料，第2科经手涂料、颜料、香料。由于原料多从德国和美国进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输入渠道遂告断绝，于是转向与日本驻华中各大财团联手，加紧对染料、涂料等的统制和垄断，并优先确保对日本在华化工企业供应。主要组合员有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日本染料、三木、隆华、大阪合同、日满商事、岩井洋行、住友事务所、隆记洋行、堺商事、小川香料等。在大阪、东京等地设有联络部。
（6）纸部。设有2科。第1科经手一般用纸， 除负责从日本输入，向内地支部配给外，还注重在现地收购和调配。第2科则经手纸浆。 由于美国对日实行贸易禁运，加之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运输出现困难。因此重视现地生产和配给，特设民丰造纸厂，并向其提供原料、资金和收购成品。不仅缓解了对日本的纸张供应，而且通过易货贸易，换回了许多重要物资。主要组合员有三井物产、大同洋纸店、上海纸业公司、日华商会、冈本商店、尾崎洋行、文进洋行（第1科）及安宅商会、 三井物产、三兴、三菱商事、大和商业（第2科）。在汉口设支部， 在东京设联络部。
（7）砂糖部。 初期阶段的活动主要通过日本糖业联合会下的各个公司从日本输入砂糖，并通过日、华商人和属下各支部，分别向上海和内地配送。1941年后，随着从日本输入的日趋困难，全力在现地收购。还从台湾、爪哇等地进口，填补不足部分。自1941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该部所获利润位居各部之首。1943年中期后，为协助谷肥部确保对日农产品的供应，以牺牲民需配给为代价，将砂糖充作与华中易货贸易的大宗商品，并为此在上海设立糖商合作营业处，实行高度统制。还通过青岛砂糖输入组合，向华北供应砂糖。组合员有增幸洋行、三菱商事、三井物产，支部遍及汉口、杭州、苏州、无锡、南京、镇江、芜湖、蚌埠、扬州、泰县、嘉兴、南通等地。
（8）谷肥部。设立初期仅有1科，主要业务活动是从伪满洲国、华北等地输入大豆和大豆油，并组织中国商人，向上海市场实行以军票的食用油配给。进入1941年后，随着从伪满洲国输入的减少、英美对日资产冻结的实施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其业务重心发生转移，为此设立第2科，致力于对日供应，向上海市场配给食用油和与内地的易货贸易。主要组合员有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日本棉花、伊藤忠商事、吉田号、瀛华洋行、横山洋行等。支部设于汉口、蚌埠、南京、芜湖、安庆等地。
三、“军配组合”的作用
与日本在华北全力展开对国防资源的“开发”和掠夺不同，在华中日本经济侵略的中心在于统制和搜括战需物资。“军配组合”正是推进这一经济侵略战略的支柱。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它是确保军票价值，扩大其流通范围的“杠杆”。维持军票对法币的有利比价，这是“军配组合”最直接的任务，也是初期活动的重点。为此，“军配组合”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直接从日本进口华中紧缺的战需物资和日常生活用品，如上所述“军配组合”设立伊始，即明确规定了选取商品的5项标准，并相应设立具体经办的8个部。由该8部及属下各派出机构经手的物资均实行军票买卖。 这样既实现了对重要物资的高度垄断，又保证了以军票为中介的交易活动，迫使贸易商不得不使用军票；一是从日本进口原料，向华中日伪工厂实行配给，再由“军配组合”购入其产品，作为高附加值的商品，进行以军票支收的配售。通过上述两项措施，军票这一毫无信用的特殊货币的价值被强行维持下来，并得以扩大。据统计，1939年12月，日本军票的发行额和在华中的流通额分别为22462万日元和5598.6万日元。至1942年猛增至62916万日元和19114.2万日元（注：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 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大藏省印刷局1971年版，第347～348、134、23、19、23～26、19、347～352、361～362、21页。）。3年间分别增加了近2倍和3倍。但同一时期军票对法币的汇价，按上海市场的平均价计算，却由101.94∶100上升至17.97∶100 （注：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大藏省印刷局1971年版，第347～348、134、23、19、23～26、19、347～ 352、361～362、21页。），3年间上涨了5倍多。除人为地低贬法币价值的因素之外，“军配组合”在有效确保军票价值方面的“杠杆”作用不可忽视。难怪常务干事小堀保行后来在回顾“军配组合”的作用时，称它为华中军票工作的“桥头堡”（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 147 、226表9～1、131、表10～4、396页。）。
其次，它是对日提供物资的“兵站”。随着英美对日贸易禁运的实施和长期侵华战争造成的日本物资的巨大消耗，“军配组合”不仅无法再从日本国内输入物资，相反还要向本国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资，以支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种输出入关系的转换，致使“军配组合”的经营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由军票工作的“桥头堡”，转变为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的“兵站”，为保证和扩大对日供应和侵华日军“现地自活”之需，“军配组合”在华中地区搜括物资主要采取以下措施：（1 ）调整各部机构，加强一元化统制。1940年工业药品部增设第2科、第3科。染料部增设第2科。1941年工业药品部又增设第4科。纸部、谷肥部增设第2科。1943年棉业部增设第2科。工业药品部扩展至第5科。 此外还设立了上海调剂民食油类办事处等12个统制团体（注：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大藏省印刷局1971年版，第347～348、134、23、19、23～26、19、347～352、361～362、21页。）。这些新设的科和统制团体， 着力于为扩大对日输出而搜括物资，组织现地生产和垄断流通。（2）实行对棉、糖、 油脂原料、油粕、杂谷、饲料等物资的现地征集。如棉业部购入的物资大部分来自现地筹集，所占的比重1942年上半年（除3、4月）为76.2%，1942年下半年为68.6%，1943年1～3月为65.4%（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 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 1、131、表10～4、396页。）。 砂糖部现地筹集的比重1941年10 月后急速增长。到1942年上半年占所购入物资总额的62%（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396～397附表1、132、134～136 、137、136、255、147、226表9～1、131、表10～4、396页。）。谷肥部1942 年第二季度计划在华中征收用于对日输出的农产品合计达71,249吨，实际完成 21,392 吨（注：军配组合总务部：《干事会议事录》1942 年10月1日。）。并确定在1942年6月后的1年间，在当地征收52,000万元的油脂原料和杂谷肥料的计划目标（注：军配组合：《军配组合的事业及实绩——迎来了周年》第 3～4页。）。及至1943年上半年，“军配组合”共购入物资达21714万日元，其中由日本国内输入的比率从1942年上半年的25%下降至11%，而在华中筹集的份额则从51%一跃为66%（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 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1、 131、表10～4、396页。）。在华中搜括的物资除主要用以扩大对日输出外，还向现地日军调拨，以助“现地自活”。（3 ）通过易货贸易，确保征购计划的完成。棉业部1942年以159,895万日元的棉丝布， 换回落花生和落花生油（注：军配组合总务部：《棉业昭和18年》。）。糖部从1941年下半年起，与华北、香港、海南岛签订了多项易货贸易协定，换回大豆、大豆油、落花生、落花生油、杂谷等，以协助谷肥部对日输出计划的实施。（4）限制民需，扩大军需， 并通过向属下及日系工厂优先配给原料，组织现地生产。
再次，它是现地物资储发的“蓄水池”。虽然“军配组合”前后的经营重点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作为物资贮存的“蓄水池”的功能却贯彻始终。前期为了确保军需物资和排挤第三国商品，几乎垄断了由日本统治圈和第三国输入并向华中占领区派发的物资。英美实施物资禁运后，为确保和扩大对日供应，更以“具有贮藏营团的机能”作为经营的“根本方针”，囤积居奇，库存急剧膨胀。下表的数字，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军配组合购入、配给、库存表单位：千日元
1940年 1940年 1941年 1941年
(上)(下)(上)(下)
购入 16,127 26,603 57,025 76,978
配给 21,197 40,636 63,915 78,545
库存
8,394 11,199 17,282 38,135
参见《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第396页附表1
1942年
1942年 1943年 1943年
(上) (下)(上)(下)
购入 77,906 117,394 217,141 253,955
配给 75,681 127,502 205,422 509,229
库存 60,698
84,243 182,966
参见《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第396页附表1
由上表可知，除1942年上半年之外， 其它各年度“军配组合”所拨发的物资，均高于购入物资的数量，且库存反而翻了20多倍。正是由于“军配组合”不断强化其贮藏的功能，它宛如一个取之不尽的“蓄水池”，对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和殖民地经营，起到“输血打气”的作用。人造丝部认为，“军配组合”作为贮藏营团，由此带来巨大的功效，除了对军票工作的巨大贡献外，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压倒外国商品的竞争，确保上海等华中市场；操纵市场，垄断价格；防止商品向异地流出；获取汇兑盈余，增加利润；阻止物价暴跌时的投机买卖等（注：军配组合：《业务概况报告书·昭和14年度下半期》第3～4页。）。这段“歌功颂德”的总结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最后，它是忠实执行军方意志的“鹰犬”。
在“军配组合”内部，军部力量居于主导地位，“军配组合”处处接受军方的“指导”，以满足现地日军的要求为前提，忠实地执行军方的旨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购，配给军委托品。以人造丝部为例，1940年下半年该部购入、配给、库存的物资分别为326.9 万日元、693.4万日元和420万日元，其中军委托品分别占67%、57%、84%，达220万日元、460.7万日元和353.8 万日元（注：（日）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和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版，第396附表1、396～397附表1、132、134～136、137、136、255、147、226表9～ 1、131、表10～4、396页。）。办理军委托品，可以获取相当于配给额10%的手续费，“军配组合”因此而赢得丰厚的利润； 一是代表军方接收敌情物资。1941年日本占领英美在华租界后，“军配组合”秉承军方的旨意，代行接收敌国的资产，并实行清查、管理。砂糖部对多家企业进行管理和处置。工业药品部受托清理在上海的英资企业（注：军配组合：《军配组合的事业及实绩——迎来了周年》第51页。）等。这正体现了“军配组合”作为国策执行机构的一面。
总之，“军配组合”，是在日本实现战时殖民地经营，以应付长期持久战这一总战略指导下设立起来的半官半商的国策执行机构。它为确立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殖民地经济体制，和维持日本的战争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是建立在对华中固有的经济秩序极大破坏，和对华中沦陷区人民大肆搜括的基础上，它必然引起中国军民的强烈抵制和反抗，甚至还剥夺了伪政权生存的物质基础，引起日汪矛盾的不断加深，从而决定了“军配组合”迅速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