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技术创新与经济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技术创新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6)04-0003-07 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6.04.001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典型的周期性现象，具体指主要经济指标如生产、消费大幅下滑，失业率大幅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快速下降，实体经济的真实变量剧烈波动。根据《新帕尔格雷夫词典》的定义，金融危机是指全部或者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和商业机构破产数和金融机构的倒闭数)的急剧、短期或者超周期的变化。狭义上讲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并列关系，经济危机仅仅是指实体经济的危机，金融危机一旦传到实体经济层面，演化为经济危机。广义上讲经济危机包含金融危机。本文主要从广义上论述经济危机，通过对比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论述经济结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中的机理，为经济危机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一、经济危机表现、特征和原因：理论和现实 早期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生产过剩、生产秩序混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经历了早期经济危机在欧洲的演变过程，对经济危机问题给予了关注。马克思指出，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买卖时空分离，信用工具的出现又加速了这一分离，所以资本运动过程中才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1]。《资本论》第一卷在对单个企业的微观分析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通过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不断累积。马克思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又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出不断扩大的资本累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因而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过剩人口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根源，从而在整个逻辑链条上完整地论述了经济危机的生成。《资本论》第二卷里揭示了一般商品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变，使危机在形式上的可能性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仍然是运用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对资本流通的过程作了深入分析。资本流通链条的延长使得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说明了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1]。马克思预见性地指出，虚拟资本将价值与价格完全分离了，非劳动所形成的物品有了价格，而且能同货币交换转化为价值，正是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起了变化。通过短期的货币市场和长期的资本市场进一步把货币资本的形态丰富化、多样化，一方面具有分散单个经济主体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系统性风险。生产的社会化引起了资本的社会化。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在国内运用信用金融工具，而且也在国际范围内运用这些工具，例如离岸金融、国际债券等。除了分析经济变量因素，马克思还分析了作为资本家的人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过程中，资本家特有的人格化性格也起到了加速经济危机发生的作用，例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 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世界经济经历了空前的普遍增长，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这一趋势出现短暂的偏离。大萧条出现后，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影响力大增。正统凯恩斯经济学以心理分析为基础，提出了边际消费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规律[2]。总需求在封闭经济体中包含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在三大规律的作用下，投资和消费的长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提出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预期较高，同时成本和利率也随着上升，这时投资增加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投资吸引力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 凯恩斯经济学有很多受马克思经济学影响的地方，例如张建君(2006)就认为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是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模型的基本公式及相关经济思想的直接吸收和客观发展[3]。很容易看出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以下几点比较相似：一是两大部类的划分，马克思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凯恩斯分为投资和消费以及政府支出；二是在预期利润率方面，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平均利润率降低，凯恩斯则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三是都考虑了需求不足，应对危机的解决办法也比较类似，都强调从供给方面对经济干预。当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凯恩斯经济学更关注流通领域，是短期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偏重生产领域，是长期的总体分析。危机发生时机方面马克思的分析不多，提到生产和消费不匹配就会发生危机；凯恩斯经济学则把资本的边际效率作为晴雨表。 凯恩斯经济学经过萨缪尔森(Samuelson，1939)[4]等使用乘数加速数模型进行形式化，可以表示为三个方程：
如果不考虑政府，并把后两个等式代入第一个式子，可得：
这说明如果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差不多，
为零，由于
，当期的总收入
一定小于上一期
，此时出现经济危机。这和马克思经济学表达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无法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就永远存在，各种矛盾一旦积累到临界点，就会产生经济危机的论述是一致的。 这一理论框架下，投资通过乘数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变化又会引起投资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关系式是非线性的。关键是临界点的变化和界定，一旦达到临界点，净投资为零，总投资下降，转而收入下降，形成经济周期或者经济危机。本文认为这一临界点很大程度上就是技术进步所决定的，如果某一时期出现重大科技创新或者管理方法创新，有效地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那么这一临界点动态地不断向外扩展，这也可以解释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技进步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破坏性较小。当然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一般以信用危机为主，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以模仿为主，经济中的资金也大量依靠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一旦这种节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发生逆转，也会出现东南亚或者南美那样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影响了另一位与凯恩斯同龄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在分析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变化过程中，除了注重内在制度因素，更关注创新和科学技术的变化[5]。在经济繁荣时期，创新和企业家大规模地出现。但是创新又是不规则地具有周期性，一旦创新减少加上信贷萎缩，二者交织也会发生经济危机。 从历史经验来看，熊彼特的分析有一定合理性：早期的经济危机也主要发生在那些科技进步较大的行业和区域。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以蒸汽机发明并应用在纺织业为标志，随后1788年出现英国的纺织业生产过剩，相应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就发生在1825年。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电力、内燃机和通信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出现的技术集中在西欧和美国。相应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欧和美国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股市指数和物价大幅下跌，投资骤降。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主要技术革新发生在美国，相应地美国经历了滞胀，整个西方也经历了七十年代末期的经济下滑。近期的次贷金融危机则紧随电子计算机技术革新之后。 科技革命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又影响科技创新。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得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当时的德、意、日当局为了缓解经济困境，还悍然发动了法西斯战争；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得服务业占比逐渐上升，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近年来有人提出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出现于20世纪末，以计算机科学、纳米科学、生物科学为标志，但这一说法仍存争议。 可以看出，马克思、凯恩斯以及熊彼特的经济思想有的地方有相通之处，例如经济结构划分背后都体现了一般均衡思想。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也都在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对接和融合[6]。这些正说明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因为科学具有继承连续性、扩展包容性。如图1所示，本文假设经济分为三大部类：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初始条件是均衡状态，现在假设农业技术突然有个外生的跳跃，如果技术进步是劳动替代的，那么农业产出大幅增加，同时为其他行业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这样经济还会均衡发展。考虑一下工业的技术进步，工业的技术进步如果是劳动替代，会造成工人失业，失业造成服务业需求减少，这样最终引起经济危机。如果工业的技术进步是劳动力增加型，则会促进工业部门的就业，同时吸纳农业劳动力，农业产出减少，但是需求又很强劲，社会进入繁荣期。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本身吸纳的劳动力就很多，服务业反而会吸引更多就业，所以技术进步会促进收入增加，形成良性循环。当然这很困难，由于鲍莫尔病(Baumol Disease)[7]的原因，科技进步在提升互补性的商品生产效率或者第三产业产出效率时反而导致总产出增速降低，经济的波动反而不大，所以二战后经济危机的发生频次减少。
图1 技术进步视角下的经济结构 二、服务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危机模式变化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纷纷达到峰值，进入后工业社会①。当今世界服务业占比经济产值已经超过60％，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也在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创新模式显然和工业有显著区别。工业制造业使用大规模的生产分摊固定投入，一旦有创新性就会迅速占领市场，而服务业提供的往往是无形的服务和个性的体验，似乎很难被准确复制并大面积推广。从这个角度说科技创新的难度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也减小了，这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国际经济的真实写照。而最近二十年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化，信息技术促进了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效率提升，改变了二战后一直缓慢发展的趋势，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也从跨期替代、价格粘性、金融杠杆的动态视野研究了顺周期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经济周期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显著。 随着科技产业化，原有工业制造业的科技进步模式也在发生不断变化。后工业社会的科技创新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研发创新更加有目的性，是生产驱动，而不是需求驱动，例如苹果手机的产生使得原有的行业发生颠覆，或者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的重大创新，例如网上交易替代了实体交易，这种破坏式创新的出现也意味取代原有的产品和行业；二是全球化使得研发创新的收益目标更大，能够承担更大的研发创新固定投入，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交织。原来的铱星电话公司经营不下去主要是在于市场需求较小，而现在特斯拉汽车可以迅速在全球市场销售。从这个角度说，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又增加了。二者何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经济周期的变化是更显著还是更平缓。 科技进步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延长了服务的链条，在治理微观风险的同时又带来了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例如大型计算机在金融行业中的运用使得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催生了金融衍生品交易兴起。金融产品衍生化具有风险转移和规避的风险管理功能，但是也加大了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次贷金融危机爆发后，雷曼兄弟、AIG等跨国金融机构因信用违约交易(credit default swap)等场外金融衍生品轰然倒下，再次引发了金融衍生品作用和监管的争议。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化相辅相成，但是没有改变经济危机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当技术进步缓慢、经济萧条时候，金融业更加萧条，就像国际经济学中的汇率超调一样，金融收缩得更厉害，金融收缩则会首当其冲减少政府和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技术进步减少。但是这时候，研发的收益更大，科技进步更多的是本身的推动，而不是需求的推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各种生产要素更高效地组织生产，同时销售到获得最大利润的地区。这样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危机的周期变长，但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链式爆炸通过金融业的放大机制则破坏力更大。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可能使经济体系摆脱古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例如新经济使得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初保持了较为高速的增长，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无法摆脱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或者库兹涅茨周期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制度的变革，且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通信技术、信息科技以及生物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生存空间和交互空间扩大，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化凸显了人类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却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工具衍生品化所起到的作用和技术进步是一样的，都是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推动了这一轮经济的上涨。另外单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根据图2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发生早期的2006年和2007年申请专利数量增长率已经放缓。如果使用发达国家数据，这一指标更具有前瞻性。
图2 全世界专利申请量增速和GDP增速(199-2013年) 注：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计算，下同。 从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前者明显有先导性和波动性更大的特点，如图3所示，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加拿大、德国、法国、美国、英国五国1994-2013年的数据(其他几个发达国家数据不全)，用居民专利申请量代表科技进步，可以看出二者相关性极强，而且专利申请波动趋势引导经济增长的变化，专利申请的波动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这就和以前的“技术革命与经济周期往往交替进行”判断不同，出现了技术创新周期和经济增长周期重合的现象。
图3 五个发达国家专利申请量增速和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值(1994-2013年) 科技进步和经济危机之间的传导机制非常复杂，具有交互性。短期来看，科技进步使得投资增加，因为不管是横向上产品种类增加的创新，还是垂直意义上的熊彼特式破坏性创新，都会增加对资本的需求，进而抬高资本的价格。投资具有波动性大的特点，再加上创新需要一定的风险溢价。这样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的回报率作为一个整体却持续也在高位运行，工人(现在是被雇佣者)的收入相对减少，现代金融工具为工人的消费提供各种便利。这种扭曲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危机。长期来看，科技进步造成生产率的提高，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这样全球化资源配置就使得发达国家处于研发和创新的位置，发展中国家处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位置，国内的扭曲转向国际扭曲，这种分配格局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降低也会爆发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 科技进步和有关金融制度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周期性仍然存在。由于现代科技需要更多的高精端物质技术条件，所以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更有条件承担运营一流的研发实验室，更容易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即便是跨国公司，研发结果和过程仍具有不确定性，许多研发成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并没有转化为利润，或者研发往往很长时间也没有结果。也有的研发是为了保持这些大公司的垄断地位，是一种策略性行为，研发成果申请专利后自己不用，也禁止别的对手使用，从而保持自己原有的优势地位。当然，小公司研发创新的动机要比大公司大，小公司的研发不论是重大的颠覆还是一般的改进都会使得自己的市场地位发生根本的转变。但是研发的风险和巨额投入是小公司不愿意承担或者承担不起的，近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出现的风险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等这种新的金融业态有力地推动了中小公司的技术创新。这种依靠大数定律的风险投资本质上是一种保险，和次贷危机中的保险公司经营违约保证保险业务的原理差不多，虽然可以一时促进风险分摊，但是当出现集体性系统问题，反而扩大了风险。所以新的金融业态发展改变不了危机的周期性。 尽管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但是经济危机的本质仍然和以往一样，是生产的相对过剩，或者说科技劳动条件下一种服务的相对过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借贷资本与信用关系的分析中认为借贷资本的运动反映着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信用关系，即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信用制度加速了资本的聚集和集中，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以次贷危机为例，这一危机最开始实际上是信用危机，最后通过消费市场、金融市场放大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过程中评级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各种服务中介对危机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增加市场波动的作用，尽管微观上这些服务企业是选择了“稳妥合理”的经营策略。政府在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下对这些过程监管不严格，同时政府在收入分配环节实施过度强调效率的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使得社会财富集聚在富人手中，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然缩小。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平稳增长，而中国却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国民经济陷入停滞。实践的发展呼唤理论的创新，尤其是科技工作这种社会活动的性质以及科技人才的作用问题亟须回答。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论断不仅是解决实践问题的重要指导，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创新。程恩富(2007)提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8]。何祚庥(2014)提出根据“使用价值=价值×科技效率因子”这一等式来决定的价格就会和市场供需决定的价格相吻合[9]。这些创新都仅仅把握时代特征，有利于构建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三、结论和启示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发生的经济现象，是生产和服务的相对过剩。同后来的凯恩斯强调总需求方面的因素不同，马克思从生产的相对过剩、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不断下降、工人的绝对贫困等着手分析，科学全面地在供给和需求方面解释了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实质。尽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些理论框架仍然能有效地解释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时代在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进步不仅影响所有的生产要素，而且影响所有要素之间的匹配和组合，不仅在供给方面影响，在需求方面也有影响。现代马克思经济学应使用科技劳动价值论重新修正以前的一些重大判断，这样能够更好地解释实践的发展。 科技进步自身尤其是重大科技项目进展并不是连续的，天然具有周期性。这使得科技进步既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科技进步的自身波动也埋藏了发生经济危机的种子。应该理性认识经济危机的作用：经济危机是经济体系的一种自我修复和自我平衡，有利于长期的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增加了有效需求、科技缓解了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周期性的危机是经济生态环境中的一种自我平衡和修复。科技会使得经济周期发生变化，同时科技研发投入也越来越内生于经济周期，实践中各个国家也借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争取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有利地位，但是这种经济的周期性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梦魇。 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一种，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结合点，未来应该对于金融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重新审视。日本经济学家伊藤诚(2008)就强调“要关注金融问题，有必要重新就金融问题来探讨经济民主主义的意义、经济政策的公正和公平运用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而且这种探讨应该充分并对社会开放”[10]。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下起到决定性作用，也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应该站在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经济危机，对照目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形成的经济新常态，二者有关联但是不是一回事，经济新常态更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目前虽然依靠外需的程度在减少，但是各类国内企业一直在加大对外投资力度，走出去和吸引外资一样是缩小先进技术差距的方式。科技进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伴随加速城市化，工业化已经从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预防和治理经济危机的办法第一是应该靠发展科技，鼓励中小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完善政府科技扶持政策。其次应该依靠道德自律和制度监管，例如利用舆论监督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展慈善事业或者社会组织等以增加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自我约束和相互信任，推动形成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后者从广义上说也属于一种制度创新，类似技术进步起到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 注释： ①日本和韩国稍微特殊，分别在1970年和1991年工业化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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