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预期，启动消费，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需求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到2000年年底，经过3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在出口大幅度增长和投资、消费增幅回升的共同带动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同时，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工业、农业的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进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近两年的下降已转为增长(0.4%)，通货紧缩趋势基本扭转。有专家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拐点”已经出现。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虽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整体已经趋缓，但种种迹象表明，好转主要是由增发国债和增加政府支出等投资因素推动的。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庞大国内消费市场仍没有从根本上启动，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充分挖掘起来，而且经济运转的基础仍十分薄弱。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除了传统的消费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一系列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者形成了一系列不利于消费的理性预期。本文拟用现代西方理性预期理论来解释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运行：基于我国的实践
把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理性预期假说描述了经济当事人对经济前景的主观估计与客观的经济变动之间存在的联系，并且说明实现这一联系的机制就是形成预期所依据的信息。因此，理性预期假说并不要求经济当事人具有完全的信息。其二，理性预期假说赋予每个经济当事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有同样的预期能力。只要他们具有同样的主观模型结构、同样的信息集合、同样的主观概率分布，政府的经济政策作用就会完全被抵消。理性预期的引入对于当前如何正确认识我国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原因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我们认为，当前居民消费还没有全面启动，最根本的是当前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我国城乡居民形成了不利于消费的收入、支出、价格以及技术预期，抵消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具体地说，这些不利于消费市场启动的理性预期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不十分乐观的预期。就消费者个人而言，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而消费者的收入又与宏观经济状况、其所处的生命周期以及获取收入能力等许多因素密切相关。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也深受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从1994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调整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更经受了内忧外患的双重考验，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职工收入下降，商品大量过剩，城乡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严重的买方市场时期。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城乡居民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预期大大降低。199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曾经达到14.2%，而到1999年下降到仅7.8%；199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3%（待业率），1994年为2.8%，而到1997年已经上升到3.1%，与此同时，下岗职工人数也长期居高不下；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曾经高达35.6%，1995年为22.5%，而到2000年仅比1999年增长6.4%。从农村居民来看，由于农产品过剩，乡镇企业发展进入调整阶段，城市化进程不快，农村居民收入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的现象，即收入增幅连续多年大幅度下降。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6%，增幅回落4.4个百分点。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即便考虑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率也仅为4%。2000年，由于粮食减产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仅比上年实际增长2.1%。长期的经济低迷和收入增长速度减慢使城乡居民收入预期降低，储蓄倾向增强，即期消费减少。2000年的一项抽样调查统计资料表明，城市居民中有31.3%的家庭认为未来3年收入将会减少。38.6%的家庭认为收入将不会有变化或说不清；农村居民预计未来收入将稳定增长的农户比例为35.3%，预计未来收入将维持目前水平不变的占26.2%，预计未来收入将有所减少的占10.4%，对未来收入难以作出估计的占28.1%。多数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的预期尚未建立起来。
其次，对未来支出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的预期。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消费会产生双重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会引起消费的减少；另一种是引致效应，可以减少消费者对未来消费不稳定的担忧，增加即期消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对职工实行的是“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居民的收入主要就只用于个人消费，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消费的引致效应明显大于替代效应，也就是说，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越好，个人收入用于消费的份额也就越大。但近年来，由于国家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方面的制度改革相继出台或即将出台，有的已经进入实施阶段，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加大了居民的即期支出（如失业保险从原来的个人负担1%增加到2%，住房公积金占职工工资比重的不断提高等），减少了即期消费，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居民对未来预期支出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出于谨慎性动机，增加储蓄、降低即期消费需求成为居民的必然选择。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一项对全国消费者意向调查的结果显示，2000年下半年，只有26.7%的消费者选择把增加的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选择将增加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存银行的消费者比例达到60.6%，还有12.4%的消费者选择将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从储蓄目的看，仍有59.3%的城镇消费者是供子女上学，而以买房、养老和医疗作为储蓄主要目的的消费者分别为43.6%、42.6%和41.4%。因此，近年来，教育、住房、养老等各项制度的改革，一直主导消费者的储蓄行为。
第三，对商品价格持续下降的预期。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也是价格的函数。近几年来，我国市场商品价格总水平出现了多年以来罕见的情况，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从1997年10月开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从1998年4月开始，长时间持续出现了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负增长。1994年，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比上年增长21.7%，1995年14.8%，1996年6.1%，1997年0.8%，1998年不增反跌2.6%，1999年跌2.9%，呈逐年下降趋势。虽然2000年1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1%，全年上涨0.4%，但我国商品价格持续下降仍将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是长期以来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使企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产品库存增加，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通过价格战占领市场。据统计，1999年，我国纺织品的生产能力高出市场需求3%，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空调器的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30%，洗衣机开工率只有43.4%，电子产品中供大于求的产品达到75%。为了抢占市场，国内市场上不时掀起空调大战、彩电大战、汽车大战、VCD大战等；二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不断加快，受高额关税保护的国内民族工业，如汽车、通讯、电信、保险、农业等，将受到冲击，外国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涌入将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竞争。在买涨不买落心理因素的作用下，消费者继续持币待购，国内市场短期内难以启动。
第四，对技术创新和产品淘汰速度不断加快的预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正在到来。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新经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产品的更新速度加快，生产和研制周期短，产品淘汰也快。在新经济时代，市场竞争已经不是大吃小，不是规模效应，而是快吃慢，新吃旧，强调产品的特色。摩尔定律认为，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技术创新速度的不断加快增强了我国许多消费者持币待购，避免技术上被淘汰的心理。这在我国家用电器行业表现得尤其突出，如DVD对VCD的替代、彩色电视机的以大换小并进而到数字电视、电脑芯片的更新换代等，速度之快，令人始料不及，干脆静观其变。
二、引导预期，启动消费，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学说，理性预期理论强调经济决策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和个人决策对实际效应的影响，以避免产生政策失误，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提醒决策者在制订任何一项政策措施时都要考虑周全、慎重。但另一方面，理性预期理论据此而得出的结论——否定政府经济决策的作用却又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潮。当前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首先就是引导城乡居民的预期向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方向发展，启动消费需求：
第一，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多途径、多渠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适度宽松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对于缓解我国城乡就业矛盾、维持和启动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要利用当前经济运行出现转机、市场需求趋缓、物价小幅回升的有利时机，继续实施积极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多途径、多渠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对那些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项目（如城乡电网改造、城市公共交通、环保设施、农村小城镇建设等）加大投资力度，优先安排在建项目，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切实把增加财政投入和信贷投放用好、用出效益；要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从而使中小企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增加投入，建立西部开发基金，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开拓国内市场。同时，从供给方面来看，政府要采取措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使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尽快实现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迎接加入WTO的严峻挑战。
第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稳定居民支出预期。应该说，从根本上来讲，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有利于维持和稳定居民未来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因而也是有利于促进居民即期消费的。传统的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失业等社会保障支出早已经使政府和企业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并由此而引发居民谨慎动机增强，储蓄增加。但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方面是步伐太慢，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项目仍迟迟不能出台，或虽然出台但因资金问题难以落实；另一方面也是宣传、解释工作没有做到位，老百姓根本不能看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实惠，企业和职工拒缴情况十分严重。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稳定居民预期，一方面应尽早明确国企、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方案，各项制度改革应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尽快到位，把影响居民消费预期的主要改革措施明晰化、具体化，从而使其储蓄与消费行为更具有理性；另一方面应注重改革措施的长期作用与短期的政策操作相结合，在操作技巧上要把握好改革措施与经济政策出台的时机，审时度势谨慎操作，尽可能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和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的配套协作。具体地说，可以考虑先由政府用国有股减持所获得的资金出资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个人和企业负担的份额可以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逐步增加，缓解一步到位的压力。同时，要积极探索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和管理模式，促进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增强居民对社会保障基金的信心。
第三，深化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全面提高个人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分配与消费的良性循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工资制度是“低工资，高就业”模式，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也不利于市场启动和社会稳定。据测算，我国近年来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大，目前已超过0.4。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国民收入一定时，分配差距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使总消费水平下降。深化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们认为，一是要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理顺工资分配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使其货币工资的增长能够弥补住房、教育、医疗等货币化改革所造成的实物性收入的下降，并使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相协调，从而减少将来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二是要强化财政的再分配职能，合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适当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应提高退休人员的待遇，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以基准收入线确保这部分人员的基本生活消费；三是在税收政策上，对涉及个人所得税的有关税收政策进行调整。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十几年前制订的，起征点太低，无形之中减少了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考虑把目前税基固定制改为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浮动的制度。
第四，推进农村城镇化，重视农村市场开拓。从消费需求来看，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在消费习惯、消费模式上与城市有巨大差别，消费示范效果扩散很慢，8亿多农民实现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80年代前半期的35%降到90年代以来的20%，人均消费额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大于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城镇化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而且可以成为启动农村市场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加快小城镇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引导农民进镇建房、买房，可以直接带动建筑、建材、轻工装饰、机化家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将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镇，“脱了草鞋换皮鞋”，农民进入城镇转变为市民后，不仅本身成为农副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其消费方式还将发生质的变化，这就意味着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可以有效地消除制约农民消费的障碍因素，把农民的潜在购买力转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
第五，倡导建立积极向上的消费文化。早在1979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就已经注意到了消费问题对于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加强对消费经济的研究。八十年代中期，尹世杰教授更加明确提出要积极鼓励消费，并创立了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进入商品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加强对消费经济的理论研究，制订合理的消费政策，确立“消费需求推动型”经济发展战略更具有现实意义。新的消费政策要引导城乡居民合理消费，适应消费，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拓新的消费领域。对城镇居民而言，要积极推动从享受型消费向发展型、舒展型消费过渡，发展精神文化和生态需要消费，提高劳动力素质；要针对不同收入阶层，进一步开拓住宅、装饰装潢、小汽车、旅游、家政服务、劳务消费等消费领域。传统体制下一些制约消费的政策应该坚决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