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技术差距缩小了吗?_模仿创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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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6)15-0001-08

      DOI:10.6049/kjjbydc.2015120524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后发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一直处于世界前列。1992-2011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约为10.7%,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甚至已经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然而,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而且支撑中国经济规模和速度的主要是以要素投入和资源环境消耗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不具有可持续性[1]。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2],面临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挑战,而且劳动力等传统要素驱动乏力的现象日益显现。由此,中国日益注重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发展思路,并制定了“创新2.0”和“互联网+n”等发展举措。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持久性因素,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3-4]。鉴于此,亟需探析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及其与世界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分析中国技术赶超能力,探寻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潜力,为新常态下中国的技术赶超提供理论支撑。

      有关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技术差距变化的研究,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①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的技术水平呈现收敛效应。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后发优势论均认为后发国家可借助“后发优势”,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5-6]。中国学者范黎波等[7]也发现中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渐收敛于高收入国家,全球各国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②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之间长期内会形成恒定的技术差距。Barro和Martin(1995)引入模仿成本概念,研究认为随着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后发国家可模仿的技术越来越少,模仿成本也随之高企。因此,当后发国家技术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将面临技术引进瓶颈,最终与先发国家之间呈现稳定的技术差距;③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呈现“马太效应”。由于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在资源禀赋以及创新能力方面的差异,加之先发国家为防范后发国家技术赶超而实施的技术封锁,使得后发国家极易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技术依赖陷阱[9],导致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

      现有关于中国技术赶超的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以及资源配置和赶超路径[8-9],也有学者基于技术能力构造了技术追赶模型,并以区域差异为视角探寻了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由此可知,后发国家能否借助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赶超,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并且尚未对中国技术赶超与世界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进行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将美国作为世界技术领先国家的代表,收集反映中美两国技术水平的数据,统计分析中国技术水平以及中美技术差距的变化趋势,并基于内生增长函数和拓展的南北扩散模型构建技术差距数理模型,进而从短期和长期视角解析了技术差距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实证探究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机制,进而提出缩小中美技术差距的对策建议。

      1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1996-2012年中国技术水平的纵向变化趋势,并通过对中美两国技术水平序列数据的横向比较分析,探讨中国与美国技术差距的演进态势。

      1.1 中国技术水平变化

      现有学者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评判主要基于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角度,技术创新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驱动力,能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因此,经济效益可以反映一国的技术创新水平。鉴于此,本文从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及经济增长效益角度,分析中国技术水平变化趋势。

      (1)技术创新投入。研究与开发(R&D)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对一国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自1996年以来,中国研发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强度持续提升,推进了技术水平的稳步提升。如图1所示,1996年以来,中国研发支出经费总额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尤其2004年以来,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逐渐意识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副效应,更加重视创新型国家建设,关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出了一系列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的战略举措。尽管如此,截至2012年,中国研发支出强度仍然偏低,并未达到创新型国家研发支出占GDP2%的投入比例。这可能源于中国前期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忽视了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且企业研发资源匮乏、创新动力不足,并局限于模仿创新和加工制造。

      

      图1 中国研发支出

      (2)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将促进专利授权量和新产品产值的增加,因此,技术创新产出可从专利授权量和新产品产值角度进行判断。由于新产品产值统计数据缺失,本文采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指标替代。①专利授权量。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产出的关键指标,反映一国自主创新的产出能力。近年来,随着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中国专利授权量保持逐年稳增的良好态势。自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以来,中国专利授权量保持稳步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43 780件增加到2013年的1 313 000件,增长了约30倍(见图2)。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中国的研发支出强度逐渐提升,使得专利产出效应越趋显著,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提高了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和保护意识,促使中国专利授权量激增;②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依赖于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能有效反映一国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由图3可知,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逐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产值逐年攀高。2003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呈现迅猛发展势头,总产值逐年上升,仅在2009年因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而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引导政策,从而加快了科技成果的研发和产业化。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FDI引入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技术扩散,为中国学习新兴技术创造了条件,并且倒逼中国企业实施自主创新,从而推动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

      

      图2 中国专利授权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3 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值

      (3)经济增长效益。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益。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测度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比例关系的指标,能有效反映一国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近年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逐渐减小,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如图4所示,2004年之后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且渐趋稳定。由此可见,中国已经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水平,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这关键是由于中国技术研发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加速了技术水平的稳步上升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节能减排、降低能耗等政策的实施,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益。

      

      图4 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技术创新投入的不断增加以及自主创新战略的积极推进,中国专利产出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显著提升,技术水平也得到提升,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效益得以显著改善。

      1.2 中美技术差距变化

      如何衡量国家间技术差距,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现有评价指标主要有:①侧重技术进步差距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10];②侧重技术投入差距的指标,如研发投入;③侧重技术产出差距的指标,如人均GDP;④侧重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指标,如劳均GDP,即实际GDP/劳动力人数;⑤侧重技术成就总和差距的指标,如科技创新、发明或专利申请量、技术成就水平等[7]。

      本文选取侧重技术投入差距、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效应差距的指标测度中美技术差距变化趋势,原因在于:①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国内大多采用国外的模型和方法,但国外模型对假设和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及健全性要求相当高,而国内数据难以获取且统计口径不一,而且测量模型和方法的不同易使TFP估算结果存在差异;②中国和美国的人口基数差距较大,人均GDP差距悬殊,可比性较低;③专利制度具有地域性特征,中美两国的专利制度存在明显差异;④技术成就指数需要获取大量数据,而中国现有的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难以提供健全的数据。考虑指标的可获取性和可比较性,本文从技术创新投入、劳动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效应3个方面横向比较中美两国技术差距变化趋势。

      (1)中国和美国研发支出差距变化趋势。相较于美国,中国研发支出增长趋势更明显,并且上升幅度较大,使得中美两国研发支出差距逐渐缩小。由图5可知,1996-2012年中国与美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从时序上看,美国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变动较平稳,均保持在2.5%左右。而中国研发支出的增长幅度比较明显,研发支出强度逐渐提升,与美国研发支出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致力于推动技术联盟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然而,尽管中国研发投入力度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研发支出强度仍然偏低,尚未达到创新型国家2%的标准值,2012年仅为1.98%。

      

      图5 中美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2)中国和美国劳均GDP差距变化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劳均GDP均逐年上升,虽然中国劳均GDP仍然明显小于美国,但两者比值总体上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如图6所示,尽管中国和美国劳均GDP总体上均呈现逐步上升态势,但是中国与美国劳均GDP差值绝对值仍然较大。美国劳均GDP与中国劳均GDP的比值在逐渐缩小,因为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较快,中国劳均GDP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美国,使得中美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如图7所示,1996-2012年间,除1999、2000年两国劳均GDP增长速度相当之外,其他年份中国劳均GDP增长率均明显高于美国。由此可知,中国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使得劳均GDP增长迅速。

      

      图6 美国与中国劳均GDP及比值

      资料来源:由世界银行数据库而得。

      

      图7 中美两国劳均GDP增长率

      (3)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效益变化趋势。由统计分析可知,中美两国能源利用效率均逐渐提高,但相较于美国,中国单位产值的能耗下降幅度更大,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幅度更显著。中美两国每千美元GDP(2005年不变价PPP)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的变化情况如图8所示,中美两国每千美元GDP能源使用量均呈现逐年下降态势,说明中美两国能源利用率均逐年上升。但相较于美国,中国每千美元GDP能源使用量的下降幅度更大,经济增长效益上升趋势更显著。这关键在于中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能源利用率提高,并且借助节能减排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减少了能源消耗,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图8 中美两国每千美元GDP能源使用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综上所述,由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投入、劳均GDP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比较分析可知,尽管中美技术差距仍然较大,但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视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作用,中国技术水平稳步上升,中美技术差距不断缩小。

      2 建模分析

      基于内生增长函数和拓展的南北扩散模型,本文构建了技术差距数理模型,旨在深入分析技术差距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路径。

      2.1 研究假设与函数构建

      假设世界由技术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组成,借鉴张亚斌(2006)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将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技术差距定义为:

表示领先国家的技术水平,

表示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初始的

      (1)先发国家的技术生产函数。先发国家是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其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基于此,本文假设先发国家技术创新具有较高的内生性,即其主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因此,先发国家的技术生产函数为:

      

      其中,γ为自主创新效率参数;0<

<1,表示技术存量存在递减效应[11];

表示已有的技术知识;

表示已有技术知识存量对技术创新的效应;

表示研发投入,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

为研发投入的产出弹性。

      (2)后发国家的技术生产函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后发国家凭借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可通过模仿创新和二次创新提升技术水平。但是,为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后发国家也会强化自主创新,以推进技术追赶。因此,后发国家可通过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来提升技术水平,后发国家的技术生产函数为:

      

      式(3)中,影响后发国家模仿创新效率λ的3个内生因素为后发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

、学习能力

以及用于模仿创新的研发投入份额(1-ξ)。分析可知,如果后发国家的开放度较大,则其可学习的先进技术较多。在此基础上,如果用于模仿创新的研发投入力度较大且学习能力较强,则其技术学习吸收的成功率较高。

      2.2 短期技术差距变化

      (1)模仿创新对技术差距的影响。依据式(1)、(2)可知,领先国家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分别为:

      

      比较式(4)和式(5)可知,如果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的自主创新投入和效率相同,前期技术存量的递减效应相同,即

,而且后发国家强化模仿创新,则存在

。也就是说,如果后发国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并且强化新兴技术的学习和转化,则其技术进步率可能大于领先国家,从而缩小技术差距。例如,二战后日本以及韩国均借助国际技术扩散实施了模仿创新和二次创新,实现了技术追赶。

      (2)自主创新对技术差距的影响。将式(5)对后发国家自主创新投入比例ξ求导,可得:

      

      由式(6)可知,当

时,

,表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与其自主创新投入负相关,即技术差距较大时,后发国家自主创新投入越多,越会制约其技术进步。这是因为技术差距较大时,后发国家可引进吸收的新兴技术较多,从而可谋取搭便车效应,而此时后发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且自主创新的研发周期较长、风险更高,需要一定的沉没成本。因此,技术吸收再创新是此阶段后发国家加速技术追赶的关键。

      当

,表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与其自主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即技术差距较小时,后发国家自主创新投入越多,越能促进其技术进步。因为当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空间逐渐减小,并且此时发达国家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致使后发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大、成本增加。因而,此阶段后发国家应强化自主创新。

      命题1:短期内,当技术差距较大时,强化技术引进吸收是后发国家缩小技术差距的捷径;当技术差距较小时,后发国家应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加速技术追赶。

      2.3 长期技术差距变化

      为研究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长期内技术差距的变化,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因此,引入时间变量,得到技术差距函数如下:

      

      长期内,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技术差距收敛于稳定值

,且后发国家能否实现技术赶超取决于两国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综合比较。由式(9)推演可得:

      

      这表明长期内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方面的差距越大,则A[,S]/A[,N]的值越小,即两国技术差距越大;反之则反。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内,随着后发国家技术的发展,技术学习空间趋小、难度趋大、成本趋高,而且领先国家为强化其规模效应,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制技术输出。鉴于此,长期而言,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提升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跃迁的重要举措。

      命题2:长期内,随着后发国家技术水平的提升,后发国家能引进学习的新兴技术趋少,且技术引进和学习受限。因此,后发国家强化自主创新是其缩小技术差距的关键。

      3 中美技术差距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建立计量模型,深入探讨中美技术差距缩小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

      3.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由理论分析可知,先发国家的自主创新投入以及后发国家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资源投入强度与结构会影响后发国家技术追赶速度及成效。为探究中国技术赶超的驱动机制,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10)中,gap表示中美技术差距;借鉴Amable(1993)以及杨文举(2011)的测量方法,本文以实际GDP/劳动力人数测度技术水平,以美国劳均GDP与中国劳均GDP比值衡量技术差距;C表示常数项;

表示美国自主创新投入;

表示中国自主创新投入,选择研发支出总额进行衡量。鉴于FDI和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也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本文参考欧阳峣(2012)的运算方法,采用hh*te(研发人员与高科技进口的交互项)及hh*fdi(研发人员与FDI溢出的交互项)衡量中国模仿创新水平。dpr表示中国劳动力资本,选取人口抚养比指标替代,即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tz表示生产性资本存量,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并采取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测算;

表示误差项;t表示时间。

      本文选取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世界银行数据库与《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区间选取1996-2012年。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劳均GDP、研发投入总额、高科技进口额以及FDI均以2000年为不变价格。

      3.2 模型检验与回归

      由于自主创新的研发投入可能受到技术差距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IV)估计方法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D—M方法检验其内生性,并以自主创新投入的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用Sargan方法确定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采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运算,结果见表1。D—M检验结果说明自主创新研发支出变量

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即验证了技术差距会影响一国自主创新投入水平。Sargan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以自主创新的研发投入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3.3 计量结果解析

      (1)美国的自主创新对中美技术差距的缩小呈显著负向效应。表1中模型I计量结果显示,美国研发创新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美国加强自主创新投入能显著拉大中美技术差距。研究还发现,美国自主创新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模型I中其他变量。这说明相对于其他变量,美国自主创新投入对中美技术差距的扩大效应最显著,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自主创新的引领国家,其基础科学、高科技研发能力和效率均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其自主创新支出规模的扩大和创新能力的增强会迅速提升技术水平,从而显著拉大与中国的技术差距。

      (2)中国自主创新投入有助于中美技术差距的缩小,但效果不明显。表1各模型结果均显示,中国自主创新投入与中美技术差距显著负相关,说明近年来中国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促使中美技术差距缩小。比较分析发现,中国自主创新投入对缩小中美技术差距的贡献大于模仿创新,这可能是由于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自主创新逐渐成为驱动中国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尽管如此,模型I显示,相较于美国,中国自主创新系数的绝对值较小,说明中国自主创新的贡献效应较弱,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自主创新投入仍然不足,并且创新效率较低。

      (3)中国对FDI溢出的吸收能抑制中美技术差距的扩大,但其作用有限。表1计量结果显示,hh*fdi与技术差距显著负相关,这主要源于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倒逼机制促使中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但FDI溢出成效相对较弱,这是由于在技术学习过程中,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其技术吸收能力,而中国人力资本相对匮乏,束缚了FDI溢出。例如,1994年以来中国与美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量的差距始终保持在2 000~3 000人左右。其次,多数外国企业为强化其技术垄断优势,会在技术设计、生产工艺等关键环节设置障碍,防止关键技术外溢。

      (4)中国的高科技进口不仅没有缩小中美技术差距,反而抑制了中国的技术追赶。模型结果显示,hh*te系数为正,说明中国高科技进口会拉大中美技术差距,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对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进行严格管制,以防中国技术赶超。例如,2007年以来,美国开始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欧盟近年来也发起了几项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技术贸易保护措施,以致中国承接的多数是淘汰的二流技术。与此同时,中国忽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局限于复制性模仿,难以实现技术突破和二次创新。

      

      (5)劳动力资本和生产性投资资本是加速中国技术追赶的重要驱动因素,有助于缩小中美技术差距。模型Ⅲ显示dpr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绝对值相对较大,说明中国劳动力资本优势显著。这是由于中国加强劳动者教育及技能培训,使得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得以积累,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是,“刘易斯拐点”以及“新常态”的到来,表明中国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已逐渐减弱。模型Ⅳ显示,中国生产性投资资本有利于缩小技术差距,且作用相对显著。这源于资本是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且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也为技术发展资本链的持久循环提供了支撑。然而,中国前期投资主要固化于中低端制造业,使得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面临严峻的效率问题。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本文首先对中美两国技术水平的序列数据进行了横向比较分析,探讨了中国技术水平及其与美国技术差距的变化趋势。统计结果表明,尽管中美技术差距仍然较大,但已开始呈现逐渐趋小的态势。基于此,本文结合内生增长函数与南北技术扩散模型,构建了技术差距的数理模型,剖析了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及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路径,进而构建了计量模型,研讨了中美技术差距缩小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研究表明:①短期内,技术差距较大时,后发国家应加强新兴技术的学习、吸收再创新。技术差距较小时,随着后发优势渐趋衰退,后发国家应强化自主创新。而长期内,随着后发国家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差距逐渐收敛于稳定值,技术溢出空间趋小,且先发国家会管制技术输出,此时后发国家应强化自主创新;②自主创新与FDI溢出吸收有助于缩小中美技术差距,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逐渐提升,自主创新对中国技术追赶的作用日趋增强,高科技进口并未显著缩小中美技术差距;③劳动力以及资本投入等传统要素对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加强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

      4.2 政策建议

      鉴于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依赖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之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后发国家的“双向挤压”。因此,中国应加强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

      (1)优化技术引进环境,促进新兴技术的引进和二次创新。中国是技术后进国家,在某些新兴技术领域,无论是创新资源禀赋还是自主创新能力都与领先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技术引进可以推动知识移植和技术嫁接,有助于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越。因此,新兴技术的引进学习仍然是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先发国家的技术防范,加之中国企业局限于模仿创新,使得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效应并不显著。鉴于此,应采取如下措施:①在引进新兴技术之前,加强技术调研和市场调研,考察待引进技术的贡献率和市场需求量,避免引进技术与市场需求脱节。限制重复引进和成套引进,即禁止引进国内已具备研发能力的技术。通过优化进口关税结构、减税和补贴等政策措施,加强技术贡献率高和市场需求度大的高科技产品或设备的引进;②在引进外资方面,注重外资的质量和技术贡献,禁止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企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市场竞争。鼓励引进战略投资者和研发中心,以充分谋取技术溢出效应,并引导和倒逼中国企业开展自主创新;③引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并完善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新兴技术的转化与应用提供配套服务链。引导中国制造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借助信息技术推动制造业升级;④通过税收优惠和出口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加强新兴技术消化吸收,对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重大项目给予资金和人力支持。优化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立项、信贷、税务等部门的管理服务,提高各部门的协同效率;⑤培养科技型人才,鼓励科研院所人才的创新创业[12],并健全创业人才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2)强化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型。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形下,单纯依靠技术引进已无法支撑经济持续发展,自主创新才是中国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关键。但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动力不足,且政策扶持滞后。因此,应采取如下措施:①培育国内中高端技术的需求市场,以发挥需求拉动对技术创新的“诱致性技术变迁”作用,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供给,实现市场需求和企业创新的良性循环发展;②减少政府直接选择企业和点对点资助,通过普惠性政策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消除垄断和阻碍企业竞争的瓶颈,刺激企业自主创新。增强创新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形成可预期的投资回报机制,弱化企业技术创新长期投资的市场风险;③搭建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平台,引导企业与研发机构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力。例如,企业可以在科研院所内部创建研发中心或与科研院所签订定向人才培养协议;④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创新要素共享和合作创新,推动产业链相关企业构筑“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商业化”的国内创新链[13],并鼓励创新链企业间的开放互补式创新[14];⑤强化原始创新及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优化技术创新成果评价体制,注重科技成果的实际贡献,以扭转中国技术成果“高数量、低质量”的尴尬局面,促使科技成果实现“创量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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