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艰难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4届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文论论文,马列论文,研究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4届年会于2007年10月21—23日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8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意义、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含义是什么？这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迈在大会开幕词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和中国当下文艺理论的时代性、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当代中国，谈论文艺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多和最早的是毛泽东。从1938年起他就开始论述这个问题，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个命题，其实就来源于他的有关论述。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其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其二，这种结合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应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其三，中国的面貌，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他认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三点看法，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第一与第二点——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谈的都是中国的特点问题，即中国的内容和中国的形式；第三点——中国化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这十分重要。他还认为，中国化如何改变，使之成为新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文化之发展，必须面对我们的时代和世界，适应时代和世界的需要。因此，时代性和世界性应该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冯宪光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做知识谱系学的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概括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革命的四个阶段，其实也就是总结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文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随着中国革命文艺发展而不断建构的历史。当年李大钊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所提出的人的文学，一方面是张扬了博爱之心，另一方面是着眼于文学本位。这里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李大钊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时候，自觉地吸收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观念，这是一种成功之举，还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不成熟？这个问题在1928年后期创造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上，被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上。后期创造社在此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1928年对革命文学的倡导成为对于五四文学及其建制的批判，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代替了“人的文学”。瞿秋白说，这是无产阶级的“五四”。左联的主要理论主张与后期创造社有一定联系。左联的某些领导人对鲁迅的批判，实际上延续了后期创造社在1928年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对鲁迅的批判立场。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总结革命文化发展的历程时，并没有完全接受后期创造社和左联的一些观点，而是对他们所一直批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这个运动的杰出作家鲁迅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总结“文化革命”基本问题之后，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重要理论命题和主张，提出了人民文学的理论。他认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学论，把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放在人民身上，而且把人民具体化为工农兵等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人群，这也是对五四运动人的文学的继承。但是，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之后，出现了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对立起来的倾向。在后来的极“左”思潮的发展中，这个倾向越演越烈。他特别提到1947年袁可嘉写了一篇名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文章，认为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的提炼很准确，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也很有启发。袁可嘉并不反对人民本位，“人民文学”正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部分，但是反对把“人民”抽空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将政治活动代替人的真实的生命活动。袁可嘉也并不反对工具本位，但是强调必须回归艺术本位才能发挥工具作用。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运动与1928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两个主要理论与实践资源中的有益的东西，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解决好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
柳州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刘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所决定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它的中国化，是它“发展”的重要内容。它的中国化，不是它的中国政治化，而是它的中国文化化；它的中国化，也不是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以及中国大众文艺（通俗文艺）理论的“融合”，而是同它们的“结合”。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它要保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和内核，坚持自己理论的主体立场，这样的理论，才会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的中国化，才会是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真正的中国化。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北京大学李思孝则认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董希文通过文艺理论研究中的范式转换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涵意义及研究进展。他认为范式转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意味着研究主体思维空间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换，出现了四种形态：文艺认识范式、审美活动论范式、文艺生产范式、文艺文化学范式。每一新研究范式的形成都迎合了历史的要求，同时又是对前一范式的合理继承和转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长盛不衰，除去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总能适时转换研究范式，正面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
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苏永旭充分分析了当下中外文艺创作平庸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如何实现对这样一个文学的平庸时代的超越，是摆在21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面前的共同难题。要实现对这样一个艺术低谷的理想突围，就必须实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创作方法的高度融合、天地人神鬼五界的充分打通。21世纪中国文学要想充分超越目前的平庸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对自身的“纠缠”，除了充分走向三种创作方法的高度融合之外，还要坚持对中国21世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对社会现实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和思考，这是摆在艺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以及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路径和方法是本次会议又一个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其自身的先进性，有着其他文艺理论所不具备的研究方法，如：研究的宏观视阈——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开放创新的思想体系，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探讨带有明显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为全面地完整地考察文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研究的历史意识，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和意识形态形式都只有把它们置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研究的辩证思维——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是观察包括文艺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最灵验的钥匙，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价值、意义和特殊的思维方式，作为相互关涉的系统结构都存在着辩证关系，所有的理论和概念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
北京大学中文系董学文指出，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经过了反思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本国古代理论资源碰撞融汇、构想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这样三个主要阶段。目前中央实施包括重新编写《文学理论》教材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一个明显的表征。在文学理论上，它说明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已进入到具体的操作阶段。在新的文学理论教材的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与中国古代文论系统、西方现代文论系统，将会得到更高层次的批判性汇合与沟通，将会形成新时期以降我国文学理论格局较为完整的结构体系与话语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总体途程，那就是：在剧烈的转型中，在学科意识觉醒、观念与思路多元的情况下，它艰难地但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迈进。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历史和现实给予中国文学理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诚然，由于缺少较系统的哲学思考和方法论支撑，对现实提出的诸种课题关注得不够，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消化与整合得不多，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它还需一步一步地加以建构。在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他坦率地提出，在个别新近的文学理论“学术史”和“理论史”的著述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演进的这条主干线，这条实际影响和左右着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脉络，却被有意无意地冷落、无视、遮蔽和排斥掉了，几乎不着一字。他还论述了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问题，指出在当今语境下，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使文学理论具有“科学性”，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唯一保证。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不仅仅是指针和方法，本身就具有学理支撑的价值和意义。为了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只能批判地去吸收别的学说的营养，决不能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对待。特定研究领域的真正科学化的标志是确立技术术语，将其从普通教育言语的模糊性中解放出来，而现在有些文学理论，编造了一些模糊的、歧义的、虚构的、反常识的概念，显然是与科学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的。“科学化”，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因为我们所认定的科学，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又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学说。但是，由于多年不少文学理论基本概念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对西方文学理论消化、整合与批判能力匮乏，再加上不健康学术风气的滋长蔓延，导致在不少层面“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有变成“中国的文学理论化马克思主义”之危险。这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诉求南辕北辙。不少文学理论资源的浪费、理论话语的复制、问题意识的薄弱和原创精神的稀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指出，近三十年间，我国文学理论尽管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依然处于动荡和转型时期。因之，这就决定了它目前还不甚成熟的状态，决定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还任重道远。我们应该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反思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既承认它取得巨大进步，又看到它存在的诸多问题，这样，才能作出新的贡献。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谭好哲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品格。他指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品格，但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却越来越淡化乃至遗忘了这一品格，理论研究与文艺实践以至生活实践之间的鲜活联系被割断了，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被文艺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边缘化。重建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突破困境走向新生的一个关键。重建实践品格，首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关注当下发展着的文艺实践，把文艺实践所提出来的时代性课题作为自己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和生长点。任何一种具有历史价值和生命活力的文艺理论，包括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都是对具体文艺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其理论内容与发生首先来自于文艺实践，离开了对具体文艺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的理论思考，文艺理论的思想创新就失去了活水源头，也失去了历史动因。重建实践品性，还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关注具体文艺实践赖以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生活实践。文艺理论问题的发生动因，甚至许多具体文艺理论内容，也往往是来自于社会生活实践对文艺实践的客观需求，来自于文艺与生活两种实践之间的现实互动。文艺理论研究不仅对具体文艺实践的发展和文艺观念的进步承担着责任，而且也对时代生活的发展和时代精神的改造承担着责任。文艺理论研究经由文艺实践的中介掌握世界，而又通过这一中介作用于世界，文艺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实践之间从来都不是毫无关系的，对此文艺理论研究界常常缺乏应有的自觉，与此相反，历史意识和时代感就从文艺理论研究中淡出了，文艺理论研究者也成了时代生活的多余的局外人。这并非历史无情，而正是由我们文艺理论研究者自身的错误造成的。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王佑江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做好“五个始终坚持”，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关键所在；始终坚持“立足当代，统摄古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理论视野，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原则，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根本思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原则，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实践值得关注
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这是因为，近30年中国文论的诸多重大问题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连。
聊城大学朱印海指出，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形成都是与不同的政治意识紧紧地交合渗透在一起的。它需要解决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发挥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应该说，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都在努力阐释和宣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各自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其政治思想和理论观念不同，他们在对待文艺中的政治意识问题上走了不同的道路，因而他们的文艺理论系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大相异趣。他特别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的同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不足或局限，但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们都反对美学、艺术和政治的紧密挂钩，并指出了艺术作为政治附庸的危险性。艺术作品独立的、不妥协的社会姿态体现出它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社会性的论述同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巨大差异在于，艺术不应是政治的工具，一旦落入了某种政治需要的桎梏里，它就不可避免地变异为传声筒、宣传品，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性。而传统社会学美学那种把艺术看做对社会简单和被动的服从，或者对社会大众的一种迎合的观点，显然抹煞了艺术对社会独立的批判意识。艺术只有在否决社会总体的统治，维护自身独立力量的条件下才具有批判社会的现实意义；而艺术作品的自律也恰恰是它的社会指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文学主体性和内在规律的深入研究很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他们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和艺术的文化功能等问题，以及从文化角度所进行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研究，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给我们提供了美学研究的新思路。
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运动、制度和观念的集中反映和深刻体现。几十年来，党在进行政治斗争、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同时，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关乎全局、关乎根本的位置来抓，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到“建设和谐文化”的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有了重要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增添了新内涵。本次会议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双百”方针到“建设和谐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马驰认为，“双百”方针在历史上意义确实重大。它不仅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更重要的是，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跃起来了，心情也舒畅起来了。但“双百”方针是在特定的阶级斗争年代提出的，从一开始它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那个特定的“斗争”年代里，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工作的经验有限，特别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具体的执行中并不那么顺利。即便是学术界至今还津津乐道的始于1956年、终于1964年的美学大讨论，表面上看热热闹闹，但今天仔细阅读那些争鸣文章，“左”的痕迹不难辨认，以至于一些今天已经如日中天的著名学者，在当时也写下了不少荒唐的文字。因此这场看似热闹的大讨论能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文献十分有限。这场讨论按组织者的初衷，还在于培养新人，但却培养了若干姚文元式的人物。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氛围里，要指望学术讨论能够走向深入其实是不可能的，要全面贯彻“双百”方针也是不可能的。而2006年11月10日，胡锦涛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则在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概念，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境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高度文化自觉。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任何一个国家历史的变革、社会的进步，也从来离不开文化的引导与推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建设和谐文化”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他认为，“建设和谐文化”并不是不讲原则、不要争鸣了；恰恰相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建设和谐文化”代表了我们社会主体的利益，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社会主体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水平。注重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注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始终是我们文化建设的主旋律。从表现形式上看，和谐文化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又有制度规范方面的内容。从思想观念上来说，和谐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感受，对社会和谐目标的追求；从制度规范上来说，和谐文化体现了人们在和谐思想引导下建立的一系列调整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和机制。他还认为，学术繁荣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题中之意。和谐的学术环境应该包括自由的学术空间、宽容的舆论氛围、科学的评价体系，这就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如何促进创新、怎样坚持真理、以什么标志繁荣等一系列问题。真理是需要传播的，但能否传播开来的关键是社会环境和社会形势，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有与其适应的社会土壤和条件。繁荣标志着多样，多样产生出创新，而创新意味着否定，否定则昭示着发展，颂扬和美化只是人们对现实的主观肯定，是肯定中有否定；而切中时弊的批判却能产生抑恶和建设的双重效果，是对现实的否定中的肯定。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家大都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者和对现实生活的批判者，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人类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在创造着财富的同时，不断改造着自身和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组织是否具有顽强的自我修复、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能力，关键在于能否从内部不断产生不同的声音并切实发挥影响作用。想要成就繁荣伟业，我们不但要看到这一点，更要落实和做到这一点。只有宽容，才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健康成熟的标志。唯有尊重、呵护和支持每一科研和教育的主体才是繁荣的最佳气候。
中国传媒大学赵晓光认为，胡锦涛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范畴的典范运用。它的贡献不仅在于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学说，更在于以新的事实、新的实践经验加以审视、加以验证、加以丰富，并且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应当是：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坚持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坚持地发展，发展将持续而不断；发展地坚持，坚持既生动又不僵化。如此，形成了“坚持的发展”与“发展的坚持”之间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这就是思维在实践中的升华，就是实践经由思维的结晶，同时也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睿智的昭示。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李胜清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和谐文化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核心价值引领，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也必须以当下中国的文学、文化事业为基础，创构出和谐的文学、文化理念与和谐的文学理论语境。就此而言，构建和谐文化价值观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当代主题意义。而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内含的和谐思想要素与价值理念本身又将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提供现实性的思想资源与价值构架以及科学性的方法论启示与可行的技术路线。
会议还就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化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动态以及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启迪、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及我国当下文论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
会议期间研究会还召开了理事会议。理事会就研究会30年成果评奖、举行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以及调整增补研究会领导及理事会成员、发展新会员等问题做出了决议。理事会号召广大会员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以崭新的研究成果迎接研究会成立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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