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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2)05-0624-06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位“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 郑天挺语)。他在长期的理论研究活动中，在中国的古史辨疑和民俗文化研究等诸多领 域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丰硕的学术成果是与他执著地追求“为学术而学术”的道 路分不开的。
一
一般地说，“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一个人在从事学术研究活动时，能超越名利、超越 小我的羁绊，把探求未知、追寻真理看作崇高的使命，并以此作为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 内在的动力。这样的自觉性是一种可贵的治学境界。
顾颉刚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贯穿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有其显著的特点。
第一，顾颉刚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表现出一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顾颉刚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这种“整理国故”的工作将面对着两千年来被儒家所 搞乱的经学领域，第一次去开垦这块园地是要费大力气的。他刚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认 识到学术研究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不做学问则已，要做学 问，应当从最小的地方着手。研究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天天去加高一点。研究者不能 拾人牙慧，只有不断探索的义务而没有吃现成饭的权力。“刚自问所长，惟在善于提出 问题，凡传统以为必然之事物，我敢于推翻；其力不足以推翻者亦敢提出疑问以后人之 研究。”[1]这就是他的志向。
1923年顾颉刚在钱玄同倡议的要写一些“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文章的激励之 下，在《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了“层累地 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 反背”[2]。“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譬如 积薪，后来居上”[2]。这种观点不仅是对旧的古史系统的大胆破坏，而且体现了他对 新的古史研究的建设性的思考，给长期以来处于凝固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 股新鲜的空气，打破了史学界以往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为研究标准的框框 ，这种古史观在缺乏建立信史证据的情况下，主张注重研究古史在传说中的经历的思想 ，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也在研究范围和方法方面拓宽和发展了中 国古史研究的领域。顾颉刚在学术殿堂里遨游时常常感叹理论创新的艰难。他说：作为 一个初进学术界的人，“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又 要“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2]。顾颉 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目的在于从此打开一条新路，使民间的传说能够在文化史上得 到它们相当的地位，因此，他一反前人的思路，把两千多年来的文献记录和遍布全国各 地的各种民间传说、文学艺术材料整理出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不仅从故事传说的本身 来研究，而且从它的前后左右种种变化来研究，从而在清代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作出详 尽的、精确的分析和系统的论述，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一系列文章，为孟姜 女的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杰出贡献，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新学术界的一颗明珠。同样， 对于吴歌的历史，前人从未作过系统的研究，顾颉刚决心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他搜集 许多资料，经过整理和研究，写出了《吴歌小史》，从战国的吴歈越吟，一直叙述到 现代铺情陈景的民歌，源源本本，成为吴歌研究的开创之作。在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他 磨炼出一种不为前人成见所羁、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
第二，顾颉刚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表现出一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韧性。
利用一切机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张扬自己的治学道路，是顾颉刚作为历史 学家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章 常常牵连到《古史辨》，对顾颉刚在考据学方面的思想进行批判。而顾颉刚认为，考据 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 会意义，要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离不开考据学。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纵使从事这种工 作的人无反封建的主观愿望，而其工作的客观效果必使封建统治者篡改历史的目的暴露 出来，无以实现，因而，可以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他强调：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 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概念。彼此 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 界域，如果扬彼抑此，那是片面的。
顾颉刚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面壁多年、为学术而不心驰旁骛的品格。1927年他应傅斯 年之邀到中山大学任教，由于一直忙于外出购买图书或授课及处理系、所的行政事务， 几乎花去了全部精力，不但没有写成一篇论文，甚至于连写读书笔记也顾不上，这对兴 趣在于做学问的顾颉刚来说颇有一种“技痒”之感。于是，他果断地离开中山大学，回 到书斋，专做学问，以致引起傅斯年的不快。顾颉刚探讨问题，有历数年而解决的，有 历数十年而解决的，也有历数十年仍未解决的，但他并不懈怠。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 ，眼光应当放得远一点，但工作却要做得切近、踏实，无论何种研究的基础都要建立在 确实的证据之上，切不可凭想当然。不能构成系统时，不要随便凑成一个系统，在不能 获得结论时，不要轻易作出结论。他在探讨“三皇”问题时认为，凡一种偶像的成立， 必有一种或数种学说伏在它背后鼓吹。与“三皇”相关切的有两种学说，一是“太一说 ”，一是“三统说”。而“三皇”和“太一”的关系从来没有人特别注意过，更没有人 作过系统的研究。顾颉刚的《三皇考》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加以一番整理 ，从构思到写出《三皇考》，前后历时7年，终于将其演变的线索梳理清楚了。
解放初，顾颉刚参加“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忙于开大会， 听传达文件，学习讨论，作检查，根本无时间做研究工作。顾颉刚认为，参加这些运动 皆未真有所悟，因每次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顾颉刚已经进入暮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在助手的协助之下，在生命的最后 阶段制订了“顾颉刚工作规划”，分3年、5年、8年三部分，包括《尚书》整理、论文 和笔记的撰写和编集、重编《崔东壁遗书》、续编《古籍考辨丛刊》、《春秋史事勘》 和《战国史事勘》两书的加工、编集《姚际恒遗书》、《先秦地名汇考》的加工、《四 百年来名著集录》的编集各项。顾颉刚身体衰弱，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我并不怕死，只是胸中还有数篇文章未能写出。倘使能把它们 都写出来，我死而无怨。”[1]
第三，顾颉刚在组织禹贡学会过程中也体现出“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禹贡学会的创立是顾颉刚对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他看来，推动中国 学术事业的发展，要有一批勇于献身学术的青年，因此，他希望聚集若干埋头苦干的人 ，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这项伟大的事业。基于此，他 于1934年初联合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一些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 ，并组织禹贡学会。他鼓励青年学子在学术上要创造出新的见解与成就；做研究工作， 要做到心中有问题，眼中有材料，从材料中去探讨、研究问题；积累无数的资料而后加 以整理，以一日抵十日之用，就可增长学问。做学问要有一定的轨道，要能按照预先设 定的轨道去办，言必信，行必果。而探讨问题要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只有这样全 身心地投入，才有真正的研究可言。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存在着不能回避的生 计问题，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人因此无法献身于学术事业，顾颉刚深为惋惜。顾颉刚对于 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千方百计地加以奖掖。他强调，禹贡学会的工作是“为学问而学问” 。在学术机关中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如果承认学术机关是确以提 倡学术为专责的，学术机关的个人是确以研究学术为他的专门的工作的，那么，他们即 使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依然埋头于学术上的问题也没有什么错处。只要国家不亡，民族 不灭，将来总有人享受其成果的。正是在这种宗旨之下，禹贡学会团结了许多青年，培 养了一大批甘于寂寞、努力做学问的学者，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学术带头人，使顾颉 刚的心愿得到了实现。
二
顾颉刚立志在文化园地里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这种思想 的发生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受到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顾颉刚出身在苏州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处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接受较为严格的传 统教育训练，家长都希望他从读书中求上进。他在儿童时代读了许多书，感到书中的世 界比日常所处的现实世界大得多，这激发和促使他要到大世界里探看一番。他上中学时 ，读了《书经》和《汉魏丛书》，受到很大的震荡和刺激，表示“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 ”；他说：由于受到这种刺激，“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 书时，认真地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学，对章太炎佩服至极，赞同章太炎对今文家“通经 致用”的批判，认为学问的范围比人生的范围广阔得多，追求真知便不能不冲破人生的 种种束缚而前进。同样，蔡元培校长倡导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 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生不该“有做官发财思想”等，这些对于顾颉刚 确立以学问为人生的道路有重要影响。当时有人提出：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是求社 会的善；“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是求宇宙的美。顾颉刚追求的是“为求宇宙美” 的道路。他认为，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以及实事求 是而不注重致用的特点，要能够把两者长处结合起来，大有益处，“这一个觉悟，真是 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 [2]。顾颉刚为了选择一个安适的环境，于1954年决定离开上海到北京工作，因为在北 京虽然收入偏低一些，但可专心治学；在上海生活可以维持，但要各处奔走，无法安心 写作。
其次，受到钱玄同和胡适的影响。
钱玄同是五四运动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员猛将。1915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 书时，钱玄同兼任北大文字学教授。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 顾颉刚是哲学系学生。胡适发现顾颉刚学问很好，对传统学术颇有训练。而顾颉刚认为 ，胡适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值得学习。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教学相长 的师友关系。钱玄同认为，不但历史，对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 第一步。胡适主张对一切“国故”，要“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胡适、钱玄同的 这种观念开阔了顾颉刚的视野。他后来在《古史辨·自序》中坦言：如不是亲从适之先 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如是适之、玄 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 行也不会这般地快速。顾颉刚承认自己是第一个起来拥护胡适治学方法的人。自1921年 讨论《红楼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跟着胡适 走的。胡适以学者名世，向来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表示“20年不问 政治”，专心做学问，即使是他几度参政时，也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 。这对于顾颉刚有很大影响，使他对政治持一种疏离的态度。青年时代的顾颉刚曾加入 中国社会党，有一般年青人所常有的变革社会的热忱；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半，他便脱 离了社会党。他认为，在这一年半里，浪掷了光阴。然而，作为一种经验教训，就是对 自己的才性有了清醒的认识，自认为不适宜参与政治，此后再也不轻易加入某一个党会 ，走专心治学的道路，在文化领域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造福于人民。
第三，受到历史文化的薰陶。
知识分子与文化是共为一体的，他们借助文化而生存、发展，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 创造文化，从文化中获得人生的愉悦。文化不仅是人类对于动物界的分离、超越的标志 ，而且是人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手段，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是，为了维持人类的生 存和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必须摆脱实用的局限，追求自身的合理性和完善性。文化 是在历史中传承的，一种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后，就会作为一种不可轻视的力量存在并发 生影响。任何一种进步的文化都将伴随社会的发展绵延不断，并且陶冶人们的情操，给 人们以知识、智慧、力量，增长其才干，从而使他们获得人生的乐趣。一个人的兴趣、 智力的快感可以从多种渠道去获得，从事学术研究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对于专心从事学 术研究的人来说，他也像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农民一样可以从这种职业活动中获得一 种精神上的欣喜感。可以说，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代表人类对于真理的永恒不懈的追求， 其生命力比政治更为久远，因而倾心于学术研究也是一种高尚的职业。顾颉刚喜爱中国 古代文化，选择研究学术的道路，正是这种文化陶冶他的情操并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的 结果。他认为，自己如能够写出几部大书，才不枉读书一生。每有著作问世，他就有一 种“独上高楼”的欣慰感。1958年大跃进时，他作检讨说：我自省没有政治的才能而有 极高的学术兴趣，所以订了计划，集中精力向学问钻研进去。人家笑我是“书呆子” ，“钻牛角尖”，我一点不动心。又说：“因为我一生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学问，而所以 要这样做是由于爱好，即是兴趣主义……有人了解我，有人需要我，我是这样做；没有 人了解我，没有人需要我，我还是这样做。”[1]因此，顾颉刚即使在狂躁的大跃进运 动中也并未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总是想方设法排除干扰，抓紧时间潜心于研究学术问 题。是年1月下旬，作《“史记”校证工作提纲》；8月下旬，作《标点“史记”凡例》 ，12月底，校点毕。他说，完成了《史记》校点工作，心中深感快慰。
三
1924年顾颉刚在答复李石岑的信中说：“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 …我现在所有的烦闷完全是志愿与生活的冲突。我自问在学问上是一个可以有作为的人 ，只是社会上不能顺了我的性情用我，几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铁匣里封锁了。”[3]这种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恼缠绕着顾颉刚的大半生。毋庸讳言，解放前由于反动政权统治， 社会腐败、政治动荡，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只要有丝毫同情心的人，就不能安居在研 究室里的。解放后，顾颉刚于1954年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研究员。但是 ，他倍受冷落，拟出的“顾颉刚工作计划”上报后，所领导人将它闲置案头，并不理睬 ；他以往几十年的研究工作竟被讥评为“大而无当”，学术研究的尊严无端地受到损害 。他激忿地说：“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 极。”[1]“文革”爆发后，知识分子蒙受更大的苦难，顾颉刚难逃厄运，其处境更为 艰难。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知识分子追求“为学术而学术”总是受到阻碍 ，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古希腊学者有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这也是西方的一种文化传统。亚里斯多 德认为，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想摆脱愚蠢，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 的。这种观点绵延至今，对西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在中国，儒家 倡导的“修齐治平”、“为帝王师”成为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他们所追求的是与实在 贴近的人生之道，认为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具体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学好文武艺 ，货于帝王家”，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修身求知的至上的目的。任何学问的价值惟有转换 或某种政治功能才能得到确认和体现，倘若疏离了社会的政治需求，即令其学问再高深 ，也属为人所不耻的“奇技淫巧”。一个人若追求“为学问而学问”，就意味着从此钻 入学术的象牙之塔，要受到社会的冷落。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 是，也造成中国知识分子重政治、轻学术；重当下、轻长远的倾向，以至成为中国的整 个学术发展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
文化是人类求生存的一种手段。但是，在辩证法看来，惟有当手段本身升为目的时， 它才能最有效的发挥其手段之功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常常被时代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 记，衡量、评估每一个研究命题价值的尺度不是着眼于其学术上的合理性，而是看其对 于解决当前问题具有何等的价值或现实功用。多年来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的方针、政策 宣传的“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即是明显的例证。这样，人们在文化研究中就愈加显现出 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这种功利主义观点使“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难有立足之地，对 于持这种思想观点的学者总是加以排斥。其实，清代学者梁启超就认为，“凡真学者之 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面对学术，“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 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4]。顾颉刚赞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 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如果说在 民族危难之际，所学必求致用，那么，在承平之世，则可以“为学问而学问”。1926年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中就公开阐明自己“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 ，即学问即是目的而非手段，是为了求真而非致用。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 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者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 ，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学问必须脱离了应用的束缚 才可望自由地发展。旨趣在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顾颉刚，其研究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运动 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更说不上能产生“立竿见影”之效，因此，便被看作是“异类” ，难以避免遭批判的命运。
其次，受到“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
顾颉刚在文化学术上突出的贡献是在中国历史学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同时创立了古史辨派。在他看来：“古史辨”派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是偏于破坏的， 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 代经典。这个反动政权虽然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现代人批判 接受的前提就是先要作一番整理，然后可以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派的 工作是有意义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作为一家之言，当然可以讨论、批评，但是 不应越出学术讨论的界限，与政治硬联系在一起。可是，解放后，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 被认为与阶级斗争理论相反对，时时受到政治上的批判。建国初，山东大学学报《文史 哲》刊登文章，对顾颉刚展开批评，将古史辨派的学术研究提高到资产阶级学术的高度 作上纲上线的批判，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没有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来观察 中国历史，只是把古史传说本身的发展过程片面地叙述出来，这至多只是神话学或民俗 学的研究，而不是古史学的科学研究。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是从右面抵抗封建阶级， 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开明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又接受了买办资产 阶级的实验，其实质是从左面抵抗无产阶级：这是最初的用意。“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 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这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 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采取唯物史观”，这种“史学思想只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 ”[5]。显然，这类文章给顾颉刚带来的是一种无情的打击。1958年中国思想界掀起了 一场“厚今薄古”、“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顾颉刚又首当其冲，成了众矢之的。是 年《历史教学问题》第10期上发表的《古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认为：古史辨派“主张 整理史料用实验主义方法和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演变观点，研究思想制度用唯物主义 历史观，是极端荒谬的说法”，“他们所宣扬的是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史学思想， 是极端反动的”，“这些影响不消除，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不拔掉，无产阶级历 史唯物主义的红旗是无法插上的”[6]。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政治高压形势下，顾颉刚被 迫在《光明日报》上登出自我贬损的检查。1959年4月，顾颉刚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一次会上发言说：从到北京后，“一个运动紧接着一个运动，得不着充分时间从事 研究，……不但自己的计划不得实现，就连科学院分配给我的任务也没有准时交卷，心 中非常苦闷”[1]。这是历史学家对精力被空耗所表达的一种愤懑，也是他“为学术而 学术”的追求不能实现时的人生感叹。“文革”时期，他再次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 受更猛烈的批判。由此可见，顾颉刚所追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是何等地艰难。
第三，传统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束缚。
知识分子(主要为人文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这种与社会 现象密切相关的研究常常导致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非学术力量渗入，进而渐渐地支配了 研究领域。学术研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其功能在于为 统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根据，即为现实社会提供辩护，因而，传统的意识形态总是把自 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最高真理，总是力图把其它思想规定在它所能许可的范围之内活动 。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者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因而，学术 思想有意识形态的痕迹，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是难免的。但是，人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立场并受其影响，不等于没有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而是完全能够自觉地使学术思想 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学者可以在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同时，对事物进行 非意识形态研究。况且，学术思想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学术思想以真理 为目的，而传统的意识形态以为现状辩护为目的；学术思想的生命在于自由地独立思考 ，而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生命在于虔信和服从。一个学者要追求“为学术而学术”，实质 上只是恪守一种学术中立原则。虽然各种利益和对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 的思想，但即使如此，研究者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学术研究要求客观、公 正、反复质疑，从各种角度考虑和验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鼓励提出新见解，因此， 自由争鸣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主张“舆论一律”，政治色彩 较浓，比较关注研究者的思想意识倾向，也往往以此判断他们的思想意识的归属，从而 将他们那些学术观点方面的认识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例如，20世纪60年代史学领域里 的“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等等)，即是说，习惯于把学术研究与社会集团 的利益挂钩，明明是学术观点上的争鸣与交锋，也硬要说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动机，这样 ，在许多情况下就会扼杀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使之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顾颉刚“为学 术而学术”的追求屡屡受挫，是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束缚学术研究的观点有着内在的联 系的，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学术界的不幸。
收稿日期：200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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