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剑雄[1]2012年在《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为此需要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加以引导，其中，证券市场就是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将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关系以及在我国的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对资本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原理、作用机制、作用路径及外部条件等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根源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趋利性资本流动使得具有普遍稀缺性的资本在效率不同的产业间流动，资本会自发地由利润率低的产业流向利润率高的产业，进而使得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并趋于合理化。这就意味着，资本必须通过高效率的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资本市场必须对国内外各产业、投资者和融资者开放，也就是资本可以在产业之间自由流动，换言之，没有产业进出壁垒，比如行政性禁令、行业垄断等,在全球条件下，还需要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市场功能与产业结构调整必要条件具有天然的耦合性，表现如下：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所需的资金；资本市场的产权界定功能为资源在产业间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基本前提；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基本导向；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功能有助于促进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资本市场优化产业结构的机制包括，第一，资本市场具有有效的遴选甄别潜力主导产业机制；第二，资本市场通过本身固有的融资功能，推动具有成为未来主导产业潜质的新兴产业形成主导产业，并通过扩散效应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为系统化地定量判断我国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的现状，本文对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的市场效率、资本市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资本市场促进我国三次产业调整的实际绩效、资本市场促进我国制造业优化的实际贡献、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和金融业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缺乏效率，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甚微。通过对我国中小板及创业板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以下几个命题：第一，中小板及创业板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机制基本有效；第二，相比较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主板上市公司，以创新型中小公司为主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表现出更高的成长性；第三，中小板及创业板为风险基金提供退出通道的机制基本有效；第四，中小板及创业板对培育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龙头作用效果明显。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作用效果的实证表明：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性、成长性、盈利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其规模经济作用效果尚不明显。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章为导论，该部分阐述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结构内容。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着重梳理关于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有关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进行梳理，接着对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文献进行梳理，最后介绍我国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的相关理论研究。第三章论述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一般原理与机制。本章首先阐述了产业结构调整及资本市场各自的相关理论，进一步重点论述了资本市场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原理、作用机制与路径和作用条件，强调资本市场开放的必要性。第四章为实证部分，利用我国资本市场与产业调整及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本章进一步理论阐述及实证以下几个问题：我国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是否具有效率，从而实证我国资本市场是否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我国资本市场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我国资本市场是否促进了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第五章进一步对我国主要产业与资本市场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主要包括，我国资本市场是否促进了我国最重要的产业——制造业的优化；资本市场与房地产业关系的理论关系论述与实证；资本市场与金融业（银行业）关系的理论关系论述与实证。第六章为资本市场、高新技术产业与产业高度化，其核心问题是实证我国资本市场是否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本章首先论述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系，接着对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关系进行实证，进而证明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际效果，最后，对资本市场与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关系进行实证。第七章为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理论探讨。本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资本市场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接着以英国和台湾等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为例，提供了资本市场开放优化产业结构的经验性证据，最后对QFII、QDII、国内企业海外上市及国际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进行分析。第八章为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根据前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论，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能发挥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何晓雷[2]2000年在《证券市场效率与信息：理论、实证及政策建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的证券市场，从建立初期到现在，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迅速的成长，但较之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勿容否认的事实。作为高度标准化的商品--股票，如果符合上市各条件的商品供方与需方均能自由地选择进入或退出市场，那么，在理论上，规范的证券市场接近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而这种机制可以导致资源（资本）的有效配置。用信息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即是：如果证券价格反映了证券的所有信息，所有证券价格反映了证券的价值，通过市场定价机制使稀缺资本得到有效配置，则证券市场就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无效率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必然不可避免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中国证券市场是否是有效率的？如果是，效率的强弱又如何？问题的解决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其完善在宏观及微观两个方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宏观角度来看，它是政府制定证券市场政策的基础；从微观角度来看，它直接影响到市场参与者（投资者与投机者）的市场赢利策略与手段。实际上，关于证券市场有效性国内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很多，但大多数研究只是采用某种统计方法简单地进行实证分析，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论述，这也是本文选题的动因所在。本文在行文上采用了演绎展开的逻辑思维方法,先做理论铺垫,后做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上,文章较为充分论述证券市场效率理论的基本框架,借鉴了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力图阐明证券市场效率实质上就是一个信息充分与否的问题。在实证分析上,文章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避免了对既有的研究成果引而不论的倾向,并从国际横向比较的角度论证了我国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弱型有效市场,其间综合了枚举论证的分析方法。最后,在理论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对我国证券市场效率低下的原因从制度根源上进行了挖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遵循演绎展开的逻辑思维体系,全文在结构布局上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全面<WP=3>论述了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框架,这也是全文的基础;第二章则力图阐明信息与证券市场效率的重要关系,这是本文的理论重心;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了全文的主干部分,它们对证券市场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如何加强我国证券市场效率建设提出了策略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及观点概述如下:第一章开章明义地对证券市场效率给出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即证券市场效率指的是证券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并把其细分为“外在效率”和“内在效率”两类。对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解,必须把握三个重要前提--竞争性的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随机形式进入市场的新信息以及竞争性的投资者试图迅速调整证券价格以反映新信息的作用。Fama根据三类信息(历史信息、公开信息和内部信息)对证券价格影响的不同,在公平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将证券市场效率分为三种形式,其中弱型效率市场中价格包含了历史信息,半强型效率市场中价格包含了公开信息,而强型效率市场中价格则包含了内部信息。显然,以上分类的信息含量是递增的。因此根据不同类型的证券市场,投资者可以构建不同的赢利策略:若价格对信息的反映尚未达到弱型效率,则投资者可从历史数据、公共信息和私人分析中获得超额利润,技术分析是很有用的；相应地,如果市场达到弱型效率而尚未达到半强型效率,则投资者可从公共信息和私人资料中获取超额利润,此时基本分析是有用的；在达到半强型有效而尚未达到强型有效的市场中，投资者只能从私人信息中获得超额超额收益（这是非法交易）；最后，如果市场已经达到了强型有效，则不管投资者拥有何种信息都无法获取超额收益，因此每个人的投资策略与其关于有效市场理论的观点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二章着重分析了信息与证券市场效率的相互关系。首先强调了信息与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互动关系,认为证券的发行机制实现了发行主体与投资主体的相互选择,而这种选择行为实际上是两主体对市场信息的综合反应,同样,从表面上看,证券交易机制的发展<WP=4>与完善使证券投资的流动性得以实现，本质上证券交易机制也就是信息的流动机制。一般认为,证券市场具有直接融资、企业监控和资源配置三大经济功能,第二节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证券市场的三大功能仅仅是证券市场信息功能的外在经济表现。因此信息披露和信息反映是证券市场效率建设的重要内容。接着,本章结合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指出信息不对称导致证券市场效率的缺损,并对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根源及其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第三章首先阐述了弱型市场效率的检验方法,一种是独立性的统计检验方法,另一种则是投资策略的检验方法,其中独立性的统计检验方法又分为独立性的自相关检验和游程检验。然后考察了美国证券市场弱型效率的实证研究成果,认为“周末效应”、“年末现象”和“过度反应”的存在表明美国证券市场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弱型效率。比较而言,我国证券市场弱型效率研究则存在更大的争议,诸如样本时限太短且缺乏稳定性便是客观存在的问题。针对以上不足，本章最后一节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国际横向比较的角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问题在四个方面作了一番论证：首先是股票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指标相关?
李合怡[3]2016年在《融资融券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研究》文中提出证券市场的效率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市场效率的提升是中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由于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证券市场效率的核心是市场的定价效率,它构成了其他金融理论的基础,解释了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关键环节。本文所研究的证券市场定价效率是指证券市场上金融产品的价格对信息的有效揭示,这一定义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价格对信息反映的准确性;二是股价对信息的反应速度。关于融资融券机制对证券市场定价效率影响的研究实质是特定市场微观结构与价格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内容,当投资者存在异质信念的情况下,一方面卖空机制有助于市场吸收负面信息对于股价的影响,使股价更趋于内在价值;另一方面,融资交易的杠杆效应放大了证券市场上知情交易者的收益,进而对投资者收集信息、参与交易产生正向的激励,在提供流动性的同时提高了股价的信息含量。因此,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融资融券不断扩容的实践,在控制了内生性的问题后,从信息有效性的角度检验融资融券对证券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在实证部分,本文重点研究了融资融券这一交易机制推出后对证券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具体包括:第一,融资融券对证券市场整体流动性、波动性的影响;第二,融资融券对个股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第三,融资融券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第四,融资融券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机理。主要内容如下:1.融资融券对股市波动性与流动性的影响方面:从市场层面实证分析融资融券制度对股票市场波动性、流动性的影响,融资融券余额与证券市场波动性存在负向的协整关系,但融资融券余额与证券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短期来看,信用交易能够改善收益率的分布,抑制股价的大幅波动,提升市场的流动性。总体而言,融资融券在为投资者提供杠杠交易和卖空机制的同时,对证券市场整体的流动性提升和波动性的抑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融资融券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方面:首先,标的证券纳入融资融券范围后,收益率仍呈现尖峰、正偏分布,峰度有所下降但偏度略有上升;其次,针对融资融券调增窗口的实证分析并没有得出稳定、持续的负累积超额收益,且存在因市场预期而提前反应的现象;第三,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因素来看,临近公告日,融券卖空比率和融资买入比率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提升,融券卖空比例与累积超额收益负相关,融资买入与累积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回归系数下降,说明累积超额收益能够部分被融资融券的交易所解释,融券卖空交易对股价产生了负向效应,而融资买入对股价产生了正向的影响。3.融资融券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方面:首先,横向定价效率比较,融资融券开通后,两融标的股票相对于不可卖空组对信息的吸收效率更高,但主要体现在对信息的反应速度,而特质波动率所衡量的股价信息含量有所下降;融资买入和融券卖出量与股票定价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融资和融券占成交量的比重越大,股票对于信息的反应速度越快。其次,纵向定价效率比较的实证结果得到类似的结论,同一标的开展融资融券交易后股价对滞后信息的依赖程度降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股票的定价效率;但另一方面特质波动率所衡量的股价信息含量有所下降。再次,四组DID模型的实证结果发现,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特质波动率指标下降、价格的滞后反应指标降低,说明纳入融资融券标的或转融券标的范围后,股票价格包含了更多的公司层面特质信息减少,但价格对于信息的反应速度有所提升;从定价效率衡量指标的显著程度来说,股价的滞后反应指标显著程度优于特质波动率指标。4.融资融券对股价信息含量影响机理方面:首先,股价信息含量与横截面预期收益的实证结果表明:特质波动率与股票超额收益率负相关;融资融券开通后,特质波动率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但回系数的显著水平与融资融券前相比有所下降,说明在放开部分卖空限制后,我国股票市场仍然存在特质波动率之谜。其次,从融资融券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机制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卖空约束的放开使知情交易者的信息优势得到增强,从而减少了市场的噪音交易使特质波动率下降;(2)融资融券交易比例越高,私有信息交易者的套利活动越多,从而股价对信息的反应速度越快。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融券卖空数额占成交额的比例较小,融资和融券交易发展不平衡,这一影响机制显著性不强。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融资融券同时具有杠杆交易和卖空机制的交易特征,本文同时考虑了两种交易模式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综合分析这一制度对证券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从微观上为卖空机制与股票定价效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中国市场的经验证据。其次,在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面,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且在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构建上,利用两融标的多次调整、以及转融券业务的扩容这一良好实验环境,将后纳入标的范围的股票作为控制组,通过实验期和非实验期的区分,构建了四组双重差分模型。这一选取控制组的方式与配对股票或采用指数成分股的方法相比,避免了选取配对股票过程中使用的指标代表性不足或与实验组证券特征不吻合的情况。第三,本文检验了融资融券后特质波动率与预期收益率相关关系的变化,特质波动率与股票超额收益率负相关,融资融券开通后,特质波动率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但系数的显著水平下降。最后,研究结论对融资融券业务的监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信用交易制度的完善离不开监管机构与法规、对投资者和标的资产的严格风控、恰当的交易机制设计、特殊时期的政府干预和灵活的机制调整,本文的研究为相关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和数据支持。
张弛[4]2007年在《中国证券市场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从企业融资的发展历史来看，证券市场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证券市场是直接融资活动的外在环境，关于直接融资的各种制度性安排是环境的软件部分，投资者和企业分别构成资本市场的买卖双方，政府是制度供给者和交易活动的监督和仲裁者。证券市场融资效率的高低取决于所有各方共同作用的“合力大小”及其“作用方向”。中国证券市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发展完善主要通过旧制度的不断扬弃与新制度的不断引入来实现。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路径决定了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同样也是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作为一种直接融资的制度性安排，不同的制度设计必将引起各方参与主体的不同反映，必将打破最初的均衡状态，重新开始新一轮动态博弈过程，多方博弈的结果表现为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效率的下降或提高。旨在提高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效率的各种努力与探索，必须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系统的。论文以制度变迁中的中国证券市场作为研究背景，以企业直接融资效率为研究主线，以国内外权威理论为指导，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对历年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情况的实证分析，提炼出直接融资效率的显著影响因素，并分别对各因素的形成原因及其对直接融资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探求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效率，提出改善当前和今后证券市场效率的系统的政策建议，为开创中国特色证券市场建设道路提供决策依据。本论文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对现有国内外相关的融资与融资效率理论、效率与金融效率理论、融资效率与制度变迁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等关于融资效率的论述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此确立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在基于证券市场制度变迁和企业直接融资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再次，结合实证部分分析，分别从证券市场制度、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市场微观结构、投资者行为特征和政府行为五个角度，对直接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对前述内容进行总结，给出了提高证券市场融资效率，完善证券市场建设的政策性建议。本论文的研究结论是：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源头的发行市场尚未达到弱有效市场，我国现有的发行制度，发行方式和定价方法等都与直接融资效率高度相关，都对直接融资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时，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二级市场微观结构不合理、投资者低素质造成的投资非理性以及政府行政干预行为等都严重地影响着直接融资绩效。完善证券市场制度，深化证券市场改革，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配套改革与措施。本论文对于证券市场发行制度、市场微观结构、公司治理资结构、投资者行为模式和政府强制行为与融资效率的全方位探讨，以及针对我国特殊国情下的证券市场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投资者教育与培养、政府职能转变等政策建议，不仅在理论上指明了今后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而且从操作层面明确了制度约束与融资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与作用机理，在实践上直接有助于监管当局发挥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对于企业选择正确的融资方式，确定合理的融资规模，把握适宜的融资时机，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李隋[5]2014年在《沪深300指数期货定价效率与信息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指期货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它是否能促进股价的合理波动与资金的高效配置。证券市场的定价过程是买卖双方通过不断的询价最终达成均衡价格的过程,证券市场定价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市场资金的调节与配置。价格是证券市场的一个层面,但只研究价格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不能反映出市场的本质。信息作为承上启下的枢纽是市场能否高效定价的前提,是促进市场形成均衡价格的关键,信息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定价功能。因此,信息效率与定价效率同样的重要,它们构成了证券市场效率密不可分的两部分。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期货市场的定价效率与信息效率向来是研究的主体与核心。其中,对定价效率的研究相对简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市场价格为主体,直接检验市场定价效率的高低；另一种是考虑外在因素的影响,研究外在因素对于定价效率的作用。而对于信息效率的研究则显得纷繁而复杂。所谓信息效率指的是证券价格对信息的反映速度与程度,定价的过程离不开信息的参与,信息是价格波动的源泉,是市场的微观基础,因此长期以来对信息效率的研究占据了市场效率研究的主导地位,大多数的研究表明成熟市场的信息效率高于新兴市场。但目前国内关于定价效率和信息效率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针对现货市场,而关于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定价效率和信息效率的文献却寥寥无几,并且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与信息效率的研究从三个不同方面展开：首先是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市场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理论上无论是完全静态市场、不完全静态市场还是动态市场,股指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都应该处于一种长期均衡的状态。市场的定价过程就是市场形成均衡价格的过程,当市场长期处于可套利状态时,市场上的价格属于非均衡价格,这说明市场定价效率低下；同理,当市场处于无套利均衡状态时,说明市场的定价效率就较高。因此,在研究时我们通过对真实的股指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进行检验,验证它们之间是否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来判断股指期货市场定价效率的高低。其次是对股指期货价格发现的研究。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进行研究只能得到股指期货价格与现货的价格是否是长期都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均衡状态的形成是股指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理论的分析与实际市场的经验可知在股指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应该存在一种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这种价格的引导与被引导关系也就是通常称作的价格发现功能。而对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进行深入研究其实质是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深层次剖析,能全面清晰地揭示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在定价过程中是如何达到动态均衡的,对其研究能使内容更为丰富层次更加深入,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最后是对股指期货信息效率的研究。无论是定价效率还是价格发现,其研究的主体都是价格,研究的核心是价格之间的关系。而价格是信息的载体,定价的过程离不开信息的参与,定价是价格吸收并反映信息的过程。除此之外,从理论的本质上来说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交易机制、制度安排等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它们对于新信息的吸收状况就可能会不同,如此,信息效率高的市场其市场价格会对新信息率先反映,就会出现信息反映快的市场价格引导对信息反映慢的市场价格的现象。由此可见,市场信息效率将直接影响市场的定价效率与价格发现功能。在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进行研究时,为检验市场是否处于均衡状态本文分别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来完成。在对价格发现进行研究时,本文首次在股指期货的研究中引入了趋势的概念,从上涨和下跌两种趋势的角度研究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本文分别使用线性Granger检验与非线性Granger检验对股指期货与现货价格间的引导关系进行研究。在研究股指期货市场的信息效率时,本文从市场对信息的反映速度和信息的反映程度两个角度进行,分别运用广义信息脉冲响应模型、AR线性回归模型以及信息份额模型来完成以上检验。通过对股指期货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实证数据进行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现货市场与股指期货市场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股指期货市场的定价效率较高,股指期货的制度设计和合约的交易规则是有效的。第二,无论是在上涨趋势中还是下跌趋势中,股指期货市场的收益率都对现货市场的收益率具有引导作用,也就是说股指期货市场在上涨和下跌过程中都具备价格发现功能。同时对价格发现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在价格的波动过程中并不是同步进行的。第三,股指期货市场在对信息反映的速度上要快于现货市场,但是在信息的反映的程度上略低于现货市场。股指期货市场对信息的反映速度更快是股指期货收益引导现货市场的收益的现象的根本原因。同时股指期货市场比现货市场对信息反映程度低,表明在均衡过程中股指期货向均衡价格调节幅度更大的原因是由于现货市场对信息的吸收更充分,价格对信息反映更准确与全面,因此股指期货市场会更大幅度的向均衡价格靠拢。本文在对股指期货市场效率进行研究过程中具有以下方面的贡献与创新：第一,研究方法创新。①本文是首次运用大样本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股指期货的市场效率问题。此举打破了以往在研究股指期货市场效率时只有理论研究的局面,采用大样本实证的方法来研究股指期货市场的市场效率,方面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另一方面补充了实证研究股指期货市场效率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②以往研究市场效率与价格发现功能时绝大多数都用的是线性模型,我们知道股指期货市场的运行是极其复杂的过程,简单的线性模型不能完全解释股指期货市场运作过程中的现象与规律,有可能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存在的是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是使用线性的回归模型并且会构建非线性的回归模型。因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第二,研究角度创新。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次在实证分析中引入了空间的概念,由于我国市场中的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被限制他们只能做套期保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能会造成市场在上涨过程和下跌过程中其效率是不同的。如果仅从时间维度考虑问题,将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准确。鉴于此,本文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研究股指期货的市场效率。第三,实证模型创新。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对经典模型进行重新加工构建出适用于本文的新模型,并且在实证研究信息反映速度时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全新的实证模型与方法,以全新的模型研究市场能更准确的反映市场的本质。
赵云立[6]2004年在《中国股票市场效率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证券市场一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其在发展过程中，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国证券市场，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高其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不仅关系到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金融发展和金融全球化下的金融稳定，也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以及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的成败。有效市场理论一直是金融经济领域中最具争议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有效市场理论的产生对金融经济领域的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本文以证券市场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现状加以评价，在分析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形成的历史根源和制度根源的基础上，从金融改革及金融创新的角度提出改善中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对策建议。 论文从有效市场理论入手，从经济学及金融学的角度对有效市场理论的概念、起源、分类、发展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分析了有效市场理论存在的缺陷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在兼顾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及争论的同时，指出了实证分析是检验有效市场理论的方向，对证券市场中资产价格(收益)序列分布特征的研究、均衡正常收益率模型的建立以及正确定价模型的选择是有效市场理论发展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后论文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归纳了有效市场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模型的构造、数据的处理、检验的方法，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经验，系统地描述了有效市场理论与随机游动理论以及有效市场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 在对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上，首先全面回顾了十余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股票市场所做的实证研究，比较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实证模型、数据选择以及实证研究结果。从市场的波动入手，结合自相关分析、ADF检验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全貌进行统计描述，观察到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具有右偏态及尖峰厚尾的分布特征，市场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涨多跌少；上证指数与深圳成指的收益率序列具有基本相同的统计特征。针对以上波动特征，以历史上的制度事件为时点，将市场划分为四个阶段，使用自相关检验、分位数作图及GARCH模型等方法，分段研究市场的波动特征，得到了各阶段的GARCH模型，并据此将市场划分为具有不同波动特征的三个阶段。随后采用Q统计量、CJ统计量、游程及方差比的方法对各阶段的市场进行有效性检验，数据表明，各阶段的统计量在数值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尚未完全达到弱式有效，但已接近弱式有效，虽时间的推移，市场有效的程度在不断提高。论文在考察市场有效性阶段变化的同时，通过不同的阶段划分方法，还检验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有效性，为政策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 在实证检验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之后，论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以增发事件为例检验中国股票市场的半强式有效性。论文以2000至2002三年中在沪深两市增沪阂脚户动场才羊艾砂解夕汀 发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比分析了全部样本、沪市样本、深市样本、大公司样本、 小公司样本的累积异常收益，得出以卜结论:从累积异常收益来石，市场没有对增 发事件做出应有的事前反映，虽然己有向卜的趋势，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中 国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半强式有效，但从事后累积异常收益的相对平稳性来石一，市场 效率在逐步得到改善;深圳市场的有效程度要比上海市场低，但差异井不显著。计 算结果还明显检侧到了小公司效应。 作为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研究的佐证，文章还研究了卢万多因子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适用性及其实证检验结果对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解释。根据国外文献的惯例，选取】998年，月到2002年12月60个月的月度上证180指数的样本股和深证100指数的样本股收盘数据作为样本，以每年6月末数据为准，对所有的样本股票按照市值(材E)和账面市值比(月刀彻咙)划分出6个投资组合。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声不，多因子模刑同样话用于中国股票市场，且二种结果都给出了很高的拟合优度;利用厂F二因子模型捕捉到了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小公司效应，市值因子对模则的解释力度要比账面市值比的解释力度大。 最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制度根源及历史根游进行挖掘，井针对市场的现状，提出改善中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对策建议。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有效市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总结，力求在实证分析的方法和对象以及效率改进方面取得一些创新，土要包括以卜儿个方面: 第一，系统地问顾和总结了有效市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指出了有效市场理论的发展方向。 第一，从市场的波动入手，使用白相关检验、ADF检验、分位数作图及6月尺CH模型等方法，分段研究市场的波动特征，以市场的波动特征为依据确定市场的阶段划分，采用Q统计量、CJ统计量、游程及方差比的方法检验各阶段市场的有效性，通过对比分析，较好的描述
李静怡[7]2007年在《税收制度安排对股票市场效率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中，股票市场的地位日益突出，股票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效率的高低成为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一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政策因素很多，税收制度便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因素。而股票市场的税收制度安排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市场的效率。我国股票市场上的税收制度安排的改变，尤其是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数次调整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效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从股票市场的成交量、股值波动等交易过程效率的角度来分析和衡量的，而对于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影响却一直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持，由此其政策建议缺乏一定的实证检验的理论依据。本文从研究国内外对于股票市场的税制如何影响股票市场效率的不同观点入手，论述了股票市场税收制度安排如何影响股票市场的交易过程效率和信息效率。并结合我国实际，阐述了中国股票市场上的税收制度安排对股票市场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首次以2007年5月30日最近一次调整印花税税率为例，分析了我国税收制度的安排对于股票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目前经济环境和法规建设既定的情况下，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制度的改革措施，并提出了中国近期和远期股票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目标和政策建议。本文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近期目标是单项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扩大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适当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第二，远期目标是建立中国股票市场完整的税制体系，构建以证券交易税为主体的税种，辅之以股票印花税、股票交易所得税、股票投资所得税和股票遗赠税的完善的股票税制。
倪明明[8]201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进行资本配置,不同的金融体系下形成了差异化的金融结构通过资本配置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很有必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那么,从长期的视角考察,考虑到金融体系下金融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优化两大方面,我国金融结构调整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如有影响,其具体机制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可能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我国金融制度属于典型的外生性金融制度,金融结构调整长期受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影响,从金融制度安排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可以得到哪些研究结果?此外,我国区域之间金融结构类型和产业结构形式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关系在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产业结构优化三层内涵之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具体机制和模型构建。其次,厘清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历史变迁规律和发展路径、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再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金融结构综合指数和金融制度综合指数,并将这两种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从全国层面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关于优化我国金融结构、推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结构调整提升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基于1991-2013年全国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其中,在代表金融结构不同构成的两大因子中,间接融资结构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直接融资结构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我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同样也对产业结构高效化产生促进作用,其中,间接融资结构和直接融资结构都发挥了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的作用,但是直接融资结构的作用显然是要小于间接融资结构。可以发现,在加入金融制度安排变量条件下,金融制度安排增强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2)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过程中存在区域差异。在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水平测算的基础上,利用省域面板数据,选择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区域差异基本保持一致,东部地区虽然以金融中介融资为主,但是金融市场也取得一定程度发展,所以两种融资结构调整都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且以间接融资结构发挥作用为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落后,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甚明显,唯有间接融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3)我国金融制度安排沿着金融自由化的路径变迁,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我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结构的长期形成和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金融结构内部是不平衡的。金融自由化的诸多改革集中于促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导向,而对金融市场始终坚持审慎态度,推动力明显不足。(4)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银行等金融中介发展为主导,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也是以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为主,金融市场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要注重对金融市场的培养和完善,形成适应各类融资主体和产业需求的金融体系。本文的创新点有：(1)既有文献在研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时鲜有考虑影响金融结构的重要变量——金融制度安排,尤其是我国外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变迁,金融结构调整进而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本文从政府制度安排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构建了“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统一分析框架,对这三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作以详细分析,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这种分析现实中也契合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2)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本文对产业结构优化从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加入了高效化这一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衡量标准,分别探讨金融结构调整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视角进一步细化。此外,本文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从全国和区域的两个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分析结果更为精确和全面,结论更具解释性,深化了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认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前人研究中对金融结构考量的指标选择比较零散,只反映了金融结构的某一方面特征,本文选择多个指标,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性指标。对金融制度进行衡量时,结合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使用金融自由化作以替代,选择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指数构建,以期能更为全面的反映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长期变迁。将所构建的金融结构指数和金融制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它们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作用,使得实证结果更具代表性。
支云龙[9]2016年在《信息披露质量与分析师行为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中小板市场几乎沦为造假“重灾区”。从康达新材上市前夕粉饰业绩,到“基金宠儿”康得新故意隐瞒客户关联关系,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令人担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分析师的地位也日益受到关注。作为信息流的解读者,分析师的主要职能在于跟踪并对证券市场或个股的未来走势进行分析预测,从而促进信息流动,降低股价同步性,提高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然而,伴随我国证券市场而兴起的证券咨询行业,有关其公信力和客观性的质疑声从未中断。市场中既有明星分析师故意透露内幕信息而遭停职调查的恶性事件,也有“金手指”对股票虚假评级最终导致散户高位接盘的负面新闻。因此,在具备中国特色的新兴加转轨市场上,分析师对证券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尚待进一步考察。鉴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分析师行为对股价同步性存在着共同影响,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以上三者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然后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以2011-2014年我国深市非金融类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构建信息披露质量指标,用分析师跟踪人数、盈余预测准确性和分歧度衡量分析师行为,实证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分析师行为单独以及共同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并且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测试。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同步性正相关,即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中小板市场的股价同步性越高。(2)股价同步性与分析师跟踪人数负相关,而与分析师盈余预测水平正相关。(3)随着分析师跟踪人数的增加,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同步性的正相关关系减弱,但随着分析师盈余预测水平的增长,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可以增强中小板市场的股价同步性。(4)随着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中小板市场的股价同步性与分析师跟踪数量的负相关关系得到加强,同时与分析师盈余预测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加强。由此可见：我国中小板市场饱含噪声交易,其股价同步性正向地反映了信息效率。为保证中小板市场的稳定发展,需要从信息源头抓起,继续完善企业会计准则规范的范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及代理问题。同时,需要进一步规范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以法律的名义彻底捍卫其客观、公正、独立的市场地位,确保其真正发挥应有价值。最后,需要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普教宣传,帮助其择善而从,向理性投资迈进。
周宏[10]2003年在《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研究》文中指出资本市场一直有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之称。这一方面表明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联系密切，另一方面表明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从监管制度、投资者素质等各个方面，都非常成熟。作为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在许多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启动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蓬勃发展的资本市场却经常脱离经济的基本面，不能够起到西方发达国家中资本市场的功能；许多资本市场成为了国内外游资逐利的场所，加剧了经济金融的波动与危机。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而且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但相关资金的使用效率却由于缺乏信用和法治完善的外部环境以及上市公司的质量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议；理论界关于中国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纷纷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表现的背离关系。因此，有必要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对中国资本市场效率进行深入研究。 资本市场效率理论起源于经济学效率理论，国外对资本市场效率进行了众多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积累了众多文献。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文献也逐渐多了起来。但很多研究文献偏执一隅，没有从发展的、宏观的、动态的观点来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问题。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转轨中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但继续对中国投融资体制和银行体制的改革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将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一般效率如何?中国资本市场效率和资源配置功能关系怎样?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联动的机制如何?中国资本市场各个层面的效率如何?中国资本市场不同方面对效率的影响如何?为了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效率，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并且不断强劲发展的大国中，就具有更多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对于这些现实问题，应该有一个系统且明晰的答案。这是本文的出发点之一。内容提要此外，国内外关于资本市场效率研究的理论框架相当松散，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系统的研究架构，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探索性理论研究。这是本文的另外一个重要出发点。对效率理论的研究不但可以丰富和完善国内外关于资本市场效率理论体系，而且，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现实情况的研究，还可以对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通过资本市场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文献为基础，以对资本市场效率的理论研究和对中国资本市场现实效率的经验分析和促进为研究中心，在全面研究资本市场效率理论之后，从经验方面分析中国资本市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的现实情况，并从市场运行的不同方面(市场监管、信息披露、市场创新和国际化)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提高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措施。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纵向横向比较分析、历史介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现实数据，应用了大量图表、公式和数理模型等研究工具，试图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资本市场效率理论以及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实践，并使得本文得出的结论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基础之上。 本文基本结构包括三部分，共十章: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是本文的导论。内容主要包括研究内容的界定和内涵考察，这为本文研究确定了研究范围;国内外资本市场效率相关研究历史和现状的简要回顾，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历史背景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此外，该章还给出了本文的研究基本结构、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二章到第六章组成。本部分主要对资本市场效率理论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实践进行了经验检验。本部分主要由对资本市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的研究组成。第二章和第三章研究了微观效率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的结合点，对它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对定价效率的研究。第二章从理论角度研究了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指出配置效率实际上就是定价效率，并进一步介绍了国内外的经验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第三章主要从经验角度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两种形式:弱式效率和半强式效率。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内容提要的发展已经达到弱式有效;对资本市场年报披露的事件研究结果也说明中国证券市场己经达到半强式有效，股票价格对信息的反映是充分且及时的。囿于经验资料的不可获得性，本部分没有
参考文献：
[1]. 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研究[D]. 吴剑雄.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2]. 证券市场效率与信息：理论、实证及政策建议[D]. 何晓雷.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3]. 融资融券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研究[D]. 李合怡. 苏州大学. 2016
[4]. 中国证券市场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D]. 张弛.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5]. 沪深300指数期货定价效率与信息效率研究[D]. 李隋.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6]. 中国股票市场效率实证研究[D]. 赵云立. 吉林大学. 2004
[7]. 税收制度安排对股票市场效率的影响[D]. 李静怡.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8]. 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倪明明. 西北大学. 2015
[9]. 信息披露质量与分析师行为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D]. 支云龙. 南京大学. 2016
[10]. 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研究[D]. 周宏.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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