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盟”到“不结盟”：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发展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704（2007）11—0010—04
一、毛泽东的“结盟”外交战略及其演变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外交家。从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的“联苏反美”战略，到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战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几易外交战略，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而奋力拼搏，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国际地位巨大提高。陈明显在其著作《晚年毛泽东》一书中写到：“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他，才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国际战略地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毛泽东的“结盟”外交战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和弱点。
1、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由于美苏冷战的爆发，世界已分成两大阵营。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毛泽东肯定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及其作用，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从思想理论上为走向“一边倒”作了重要的准备。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他深刻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1358
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是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依据这一外交战略，新中国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一扫百年外交屈辱。在此基础上，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部分民族独立国家以及西北欧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25个。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战略的实施，既确保了新政权的巩固，又维护了国家利益。尤其是中苏结盟，对于加强中苏友好合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外来侵略，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开展，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一边倒”战略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弱点。如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同各国建立正常关系；“一边倒”也影响了独立自主原则的真正实现。
2、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经过60年代“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浪潮的冲击，国际形势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在双方激烈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成为对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实行战略收缩，急于从越南脱身，谋求打开对华关系。
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及时地调整对外战略，有意同美国改善关系，共同对付苏联这个头号敌人。1973年2月，毛泽东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目的是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在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战略出现了重大的调整与突破，最突出的就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领导人经过直接会谈，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取得突破。“中美两国出于对苏斗争的需要，决定抛弃意识形态的障碍，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虽然双方都没有使用战略结盟的字眼，但此后建立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有准结盟的意义。”[2]152
“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是毛泽东、周恩来在70年代初制定的基本对外战略方针。它在新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上具有全新的意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是抵御了苏联的威胁，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在国内十分困难、动荡的时期赢得了和平。其次，此战略的实施，导致了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和解，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飞速的发展。不仅如此，中美两国相互接触和关系正常化，大大推动了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整个70年代，共有7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交，使中国建交国至120个。中国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而摆脱了在国际上孤立的地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国际舞台。另外，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对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论亲疏的观念有了重大突破，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文革”时期外交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但是，“联美抗苏”战略毕竟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结果会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纷争之中，也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自由。中国对苏联战争威胁的估计过于严重，导致中国在一段时间里总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备战上面，影响国内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另外，中国在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上，存在着“以苏划线”的现象，这也影响了中国广交朋友。因此，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又势在必行。
二、邓小平的“独立自主、不结盟”外交战略及其创新
1、20世纪80年代初“独立自主、不结盟”外交战略的提出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国内在8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对华不友好的势力，如里根总统在大选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对华强硬的讲话，声称要加强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美国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做法，使“一条线”战略失去了存在的客观依据。另外，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这个力量加入任何一方，都会使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发生质的变化。”[3]71 尤其是在70年代底，苏联陷入了阿富汗战争中，国力减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如果中国继续站在美国一边反对苏联，会加强美国的霸权，影响世界力量对比的均衡。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毅然放弃了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准结盟”外交战略，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战略，从而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83年11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1984年5月，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57
2、“独立自主、不结盟”战略对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发展与创新
1998年8月，江泽民在外交部第九次使节会议上，对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说：“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外交工作长期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发展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奉行“不结盟”政策。同毛泽东外交思想相一致，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之所在。邓小平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它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4]3。
与此同时，邓小平根据新的形势，改变了以前针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而先后采取的“一边倒”和“一条线”政策，调整了中国的外交，赋予毛泽东独立自主原则以崭新的内容：真正的不结盟。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更加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在外交政策上也作出重大的改变，即将“结盟”政策变为“不结盟”政策。我们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参加任何大国组织的军事集团，我们也不搞等距离外交或外交平衡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不会屈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进一步强调坚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中国认为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发展道路，任何国家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4]162 中国处理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要避免走极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所有国家都友好相处，这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第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他认为要想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还创造性的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设想。1988年12月他强调，“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4]356 邓小平率先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在理论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崭新发展，使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具有了更为强大和持久的生命力。
同时，我们严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不欺负别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对此，邓小平有明确地阐述，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4]56
第三，坚持立足第三世界，主张各国一律平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他高度评价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进入80年代，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并赋予了新的内涵。首先，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他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4]94 其次，中国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新的援外原则，促使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关系健康发展。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始终要立足于第三世界，但中国决不能因为自己是第三世界的大国就来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和代言人。邓小平尤其强调了这一点。1982年8月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5]416 1990年12 B他强调：“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4]358 在邓小平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一贯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拥有平等的地位，从而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信赖的朋友”。
第四、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向外国学习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认识到了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国应该向其它国家和民族学习，取长补短；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但后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国一度处于闭关自守状态。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开阔的视野，以更宏大的气魄，提出了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78
对外开放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需要。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373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社会主义要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就需要学习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邓小平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出发，指出对外开放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
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指出在对外开放中要注意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他说：“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4]260 只有这样，才能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收稿日期：200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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