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媚[1]2003年在《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评析》文中研究指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意义在于要求全社会重视道德价值，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使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儒家针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提出了“德治”的治国策略，给予道德在国家治理中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为当今时代提供一种历史的借鉴。 传统儒家的“德治”思想根源于中国古代的血缘宗法关系之上，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容和结构体系无不刻着当时时代特征的烙印。儒家德治思想认为，国家的兴衰治乱主要取决于统治阶层，尤其是君主，因而，率先强调君主及统治官吏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但是，君主的地位及国家的稳固又同民众的支持分不开，儒家进一步强调治国要以民为本，君主要爱民、惠民、教民，实行仁政。而且，儒家认识到，“仁政”的实施应该“宽猛相济”，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方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封建君王的统治。 儒家提出的德治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儒家德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对于稳定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作为儒家德治思想核心和精华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它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为提高劳动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为改善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黑暗政治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再次，儒家德治思想强调统治者的君德官德，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阶级的无道行为。此外，儒家对道德和法律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意义。但是，由于德治思想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限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儒家德治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历史局限性。首先，在“德治”的实践上，儒家把希望寄托于“圣人之治”，寄托于德、位一体的圣王。主张“德治”，向往“人治”，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理论误区。其次，儒家民本思想提倡以民为本，重民、爱民，实际上民只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最后，儒家把道德看得高于一切，重德而轻刑，忽视法律的社会作用。 分析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以德治国”。挖掘传统儒家德治思想中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使传统德治思想实现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评析观代化转换，以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正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在当今，杜会主义的德治从德治性质、内容到治理的方式上与传统儒家德治己有了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的“德治”是和“法治”并行不。障，相辅相成，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囚家翠，“民为邦本”得以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治国”的主体；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突出，他们的道德状况在整个社会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德治“宫”是德治的重点。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治国”小处厂烦导地位，以德治“党”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姜洪斌[2]2007年在《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逻辑梳理,依据东亚叁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实践对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借鉴与运用的简单分析,重新思考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合理借鉴的可能性,提出了构建“以人为本”、德法并重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以“安人”、“贵和”、“富民”、“教民”为核心价值的现代公共行政理念与公共政策旨向。先秦儒家认为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管理过程和终极目标都是“安人”,通过构建施“仁”予“人”的治国总纲、营造“贵和、和谐”的理政氛围、实施“惠民”、“富民”的经济政策、推行“教民为政”的教化方式和“德”、“礼”并行的双翼控制,从而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随着世界发展,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也进行着变革与创新,不断地与时俱进。在推进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汉文化圈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精髓与现代世界体系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折射出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普适性,同时也证明了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与现代国家管理结合的可能性。通过对先秦儒家治国思想的梳理与东亚叁国现代化的研究,笔者以为要实现对当代中国的善治可以适当借鉴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确立“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营造以公平正义为尺度的和谐行政氛围;构建以法为基、德法共进的施政纲架;制定“藏富于民”的经济战略;在全球视野中整合民族文化体系,进而实现民族价值观的全面推进。
刘承[3]2016年在《上博楚简与先秦儒家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定型时期,也是一个真正在精神上普遍觉醒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子是那个时代思想界的翘楚。由上博简儒家类文献可以看出,简文所载先秦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诗》学、为政、人性、古史这四个命题上。孔子论《诗》,其选诗的标准是“可施于礼义”。上博简《孔子诗论》以“以色喻于礼”一言以蔽之,发挥的正是孔子诗意礼学的《论》诗主旨。“《鹊巢》之归”,表明孔子的婚姻观是赞成男女婚恋应在礼的范围内,依礼结合的婚姻才能达到幸福美满的境界。“《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表明孔子对于西周农事祭礼的肯定。“《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也”隐喻“郑伯克段”史事,揭示出孔子关于维护传统孝悌观念的呼吁。“《绿衣》之思”重在思家国、思社稷,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观念尤为孔子所称道。“《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表明孔子重在斥责谗人的危害言论,而非周王的讽谏,反映了其尊王思想中对于君臣父子之道的维护。“乐无隐情”总括孔子音乐思想,诠释了音乐既是真情的体现,更是人格精神的阐扬。“为政以德”是孔子德治思想的精华与核心。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篇中孔子提出的慎罚、选官、惠民叁大举措,正是孔子德治理念的具体展现。孔子德治思想的酝酿,源自于他对社会危机的高度警觉,源自于他从内心道德自省层面上的深切思考,源自于他对普通民众的切实关怀。相对于神道主义和专制王权的横暴,孔子的德治思想不仅顺应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潮流,也推动了后代政治文明的演进,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基石,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关于人性的深入探讨始于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早期儒者在继承孔子“仁”、“礼”思想的同时,开始向内求索,明心见性,探讨人性的内在本质。《性情论》作者的性情观是以“天—命—性—情—道”的循环发展模式为主要框架。作者一方面阐释了人性的天赋本质和“心之精神”对于“性”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到了“情”的客观意义,强调人情的真诚与永恒,显现出温馨浓情的意味。相比汉宋儒者割裂性情的主张,早期儒者强调“性情不离”,这种性情一体的人性论清新而开放,更具理性人文主义气息。战国时期,史学与诸子之学并行向前且互相联系,将口述史转化成文本、对古史进行重新编撰已是蔚然成风。上博简《成王既邦》篇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作者通过增添情节,放大人物形象,捕捉古代史影,融合今世观念等方式,对周初历史进行了重新编撰,简文中作者借周公之口畅言“重光其昌”,表达的正是对于理想国的探索与期望。古史的编撰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其目的便是以史为鉴,纠正当下谬误。客观来看,“鉴戒”意识存在着正面与负面两种效应。重新审视“鉴戒”意识的得与失,是正确认识古史观所应注意到的内容。
秦宁波[4]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刘越[5]2017年在《徐复观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徐复观是一位活跃于20世纪中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独树一帜"的学者。他政治生活的顶峰是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军联合秘书处的副秘书长,成为蒋介石所倚重的高级幕僚,但最后因对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彻底失望而从政治转向学术。他始终关怀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的融汇,为此他对中、西方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提出了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理论。海内外学术界对徐复观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新儒学思想,而对其政治思想,尤其是其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理论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对政治思想的科学涵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按照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构建出徐复观政治思想的逻辑体系,并对其政治思想的内容、主要特征、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理论缺失等进行探究。徐复观通过对"忧患意识"的经典阐释,指出正是"忧患意识"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由原始宗教向人文主义的转化,包含了古代中国人以道德理性为主要元素的人文主义的觉醒。他对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剖析,指出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和政治抗议精神构成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然而,在帝制历史的现实中,宰相制度遭到破坏,法治思想严重缺失,具有政治抗议精神的儒家思想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与专制政治制度达成妥协。徐复观把先秦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与专制时期扭曲变质的儒家政治思想区别开来,这是其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重要前提,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徐复观一方面发掘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民主与法治的精华,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西方政治文化中自由与平等的矛盾、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及个人主义的弊端。他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建立,缺少了政治家与公民的"道德的自觉"这样一种思想与精神方面的坚实基础。他反对两极分化的社会,反对富贵豪强与民争利,认为平等和分配正义是人的真正自由的基础和必要的保证,以及他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表明他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徐复观坚决反对通过全盘西化来建设现代中国,主张对西方政治文化加以区分和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其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条件。基于此,徐复观认为中国必须学习和汲取西方政治文化中民主与法治方面的精华,使之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实现创造性的融合;同时儒家人文主义可以赋现代民主政治以道德和精神的内涵,可以弥补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缺陷。因此,他主张把先秦儒家的思想精华,如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和政治抗议精神等,与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的思想精神相沟通融汇,通过综合创新的途径,来开创新的中国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理论是徐复观政治思想的归结点和落脚点,也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徐复观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力图重建儒家的政治之道。他立足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来维护传统文化,努力寻求传统与自由的综合创新,这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但是,徐复观的政治思想终究没有逃脱唯心史观的局限、阶级的局限及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从本质上来讲,他所维护的是儒家伦理本位和心性之学的唯心主义传统,而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道德理性和道德价值是不可能真正揭示政治思想的本质和规律的。他所代表的是士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利益,这决定了在他的价值理想中也不可能真正找到农民阶级的位置。基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对于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构思与阐述也是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这样的综合创新理论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吸收和借鉴徐复观政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
杨文霞[6]2006年在《古代儒家德治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不少历史人物和思想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论及过德治问题;其中,以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最为典型。古代儒家以其特有的思路,提出了一系列的德治主张。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曾热衷于探讨这个问题,企图从中发掘出新的价值和意义,以便用来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使得“德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它重新确定了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尽管当前的“以德治国”方略与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在产生的基础和性质特征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正是基于以上这种考虑,本论文试图对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进行梳理与评析,并通过与西方相关思想进行比较,希望从中挖掘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政治哲学的思想精华,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所启发。本文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的产生、发展、主要内容、历史影响和现实启示等问题。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束语叁部分。导论部分主要说明了选题的依据,简单介绍和评析了本领域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阐述了主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创新之处,并说明了本文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第一章首先对“德治”的内涵进行了探讨,辨析了德治与人治、礼治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概括论述了古代儒家德治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第二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分析了古代儒家德治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主要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专制体制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思考。第叁章主要阐述了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的人性前提和社会理想。对人性的看法是古代儒家提出德治主张的思想前提。尽管古代儒家对人性善恶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不管人性是善是恶,还是有善也有恶等等,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人性均可以转化为善。从这种观点出发,古代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并把道德教化看作是治国的根本方法。古代儒家满怀憧憬地构想了德治国家
匡衡[7]2008年在《先秦德治思想的价值之维》文中研究说明德治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几乎可以成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先秦德治思想发端于殷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人物。德治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施教化于民,它一方面要求道德具有崇高的地位或神圣的来源,进而使德治具有优先选择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求民具有被教化的可能,遵循着这两方面的要求,先秦德治思想确立了其哲学基础,即天人合一论和人性可塑论。天人合一论为德治的开展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人性可塑论则为德治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先秦德治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真谛与本义,其基本内涵包括民本之治、仁民之治、贤人之治。这些内涵折射出的担当、人本、自我、超我以及秩序价值等内在价值历经几千年的演变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担当价值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入世观念与态度;人本价值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博爱主义、人性主义色彩;自我、超我价值体现了从个人价值到社会价值的转变过程中道德约束、自我规制的积极意义;秩序价值则体现了民众朴素而又普遍的利益保障、利益巩固的诉求。同时,先秦德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与模式,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范畴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推动或阻碍作用,这便是先秦德治思想的外在价值。全面评析先秦德治思想的外在价值,要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标准,既要看到其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又要看到其时代价值。从而通过挖掘先秦德治资源的现代性价值,充分发挥其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臧豪杰[8]2012年在《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政治价值选择》文中认为政治价值是不同政治利益的反映，政治价值具有历史性、情境性、地域性、抽象性等特征。不同的时空背景、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情景就会生发出不同的政治价值，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以往彼此隔离相互影响甚微的共同体之间开始呈现出价值相互影响，甚至趋同等特点。政治价值必然适应于变动的社会现实，而且体现出一定的理论超前性。具体落实于中国层面，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孜孜以求中国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的现代化不但体现在制度设计、运行之上，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一套具有现代气息的政治价值。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人们不但不反思自由主义理念；当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过程时，发达国家则开始反思现代化本身；曾经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理念是否具有生命力，中国的前进是否必然以儒家理念的彻底摒弃为代价等都彰显出研究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的巨大意义。价值的抽象性使得价值的解读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以共同体为立足点解读政治价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一方面是由于共同体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产生较晚，它提供的视角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另一方面，以共同体的视角研讨政治价值，使论述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的备选资源时，可以避免要么自由主义视角，要么传统儒家文化视角的二分法，而且共同体思想能够很好的把西方共同体思想、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衔接起来。从中国社会所处大转型的现实出发，以共同体思想为主线贯穿文章始终，最后研判出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的选择项，如此也就构成了文章的基本框架，具体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意义，探究了问题提出的成因、以何种价值为本、备选的价值集等等，评析了关于共同体主义和儒家共同体主义、价值观的学术研究概况，界定了相关概念，介绍了研究的目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探讨中国社会大转型所处的背景状况。综合起来看，当前中国所面对的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悠久的历史传统、先进——落后的国际环境、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内环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重建社会伦理规范的紧迫性。此六个方面综合作用于中国的现实社会，制约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此六个方面的因素为中国的现代政治价值选择提供了动力源和备选价值集，是选择现代政治价值的前提条件。第二章具体探究西方共同体主义。文章从共同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比较的视角对共同体主义进行了解读，可把它们的争论细化为叁大部分：个人本位与共同体本位、正义优先于善与善优先于正义、国家中立与国家积极有为。通过回顾共同体主义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古希腊的城邦制、民主制和古罗马的共和制等等都是现代共同体主义的思想根源。共同体主义虽然产生较晚，但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它的价值并非简单体现于作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相反，共同体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的文化传统，是自由主义的补充。第叁章研究了儒家思想。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伦理不分，因而，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交揉在一起。文章认为在解读儒家时，必须区分制度儒家和思想儒家，本篇文章则侧重于思想儒家。由于儒家思想历史久远，本章根据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样态而把它简单划分为元典时期（主要指先秦）、发展中时期（汉至明）、明末时期。通过分析儒家政治思想立基于其上的宗法制、儒家政治思想的德性特征、自由主义与儒家政治思想、共同体主义与儒家政治思想，可以发现儒家政治思想中蕴含着超越时代的积极因子，这些因子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落后，具体体现于重德治、重和谐关系、重个人道德修养等方面。但是，儒家政治思想面临着与现代政治思想融合的难题，这是在挖掘儒家政治思想积极因素时不可忽略的一点。第四章重点分析了马克思共同体主义。马克思共同体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观，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叁种共同体：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实共同体，其中，真实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样态。马克思共同体主义思想中表达出了鲜明的国家思想、正义思想和自由思想，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政治价值所可汲取的思想之源。第五章立足于前四章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探究了中国社会价值的现状，表现为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作为社会价值之一部分的核心政治价值也存在着弱化的现象。因此，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政治价值选择的迫切要求。从中国所处背景和共同体思想出发，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的选择项应该包括以下几种价值：共同体、正义、权利、权力、公益、平等。此外，此六大价值也应该是构建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回顾，明晰了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的选择必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推进中国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建设。虽然共同体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全新视角，但在研究过程中则面临着价值观复杂多样，共同体主义、儒家共同体主义、马克思共同体主义时空差异，中国国情复杂多样等困境，这些都构成了削弱研究成果的潜在因素。
李文君[9]2017年在《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及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启示研究》文中提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别是其中的先秦儒家思想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管理思想。自孔子开创“儒学”开始,经孟子和荀子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管理思想,通过已有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领导管理思想,目前学界对于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的研究尚显不足。对于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既是对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丰富和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将对现代企业领导管理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的历史背景,对孔子、孟子、荀子叁人的经典管理思想进行了原典梳理,对叁位集大成者的领导管理思想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孔子主张“仁爱”思想,在领导管理中实行“仁德”。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的领导管理思想,认为领导者应当以人民利益为重。荀子其领导管理思想主张领导者要“善群”,知人善任并对人才的选拔与任用提出了要求。以领导管理本体观、领导管理人性观、领导管理行为观、领导管理目标观为理论基础。坚持以和为贵的原则、通权达变的理论方法、仁政德治的管理策略为方法论,并确定社会组织结构、制定为政的方针和政策、选拔和任用人才为职能观,分析领导的道德素质与领导才能为其素质观,从四个方面构建了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的体系。并从“选贤任能”的现代企业领导人才观、“义利之辩”的现代企业领导价值观、“天人合一”现代企业领导生态观等六个方面论证了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启示的作用。
俞林波[10]2012年在《《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吕氏春秋》学术思想的文章很多,研究《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的文章较少,清楚明白地描绘出《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到底什么样、怎么样的更是颇乏其文。本论文即尝试对《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研究。我们要研究《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首先要理清叁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是《吕氏春秋》的性质,即《吕氏春秋》属于“九流十家”的哪一家?二是《吕氏春秋》的编撰意义,即面对先秦诸子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吕氏春秋》的编撰有什么意义?叁是《吕氏春秋》的成书,即《吕氏春秋》是如何编撰成书的?第一,性质。《吕氏春秋》是“杂家”,先秦诸子中的任何一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吕氏春秋》所有的学术思想,本论文把《吕氏春秋》作为“杂家”来研究。第二,意义。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且各成体系、个性鲜明,如果说《吕氏春秋》的编撰是为了保存、凸显先秦诸子各家的个性,那么可以说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基本没有意义,因为《吕氏春秋》编撰于秦始皇“焚书”之前,当时先秦诸子的着作都还在,阅读各家的着作就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笔者认为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是要在吸取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构建自己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第叁,成书。《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先让其门客(也就是先秦诸子的后学)人人着所闻,然后再加工编排而成的。《吕氏春秋》在吸收、改造、融合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既然存在吸收、改造、融合、创新,就存在“源”与“流”、“旧”与“新”的问题。相对来说,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是“源”、是“旧”,《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是“流”、是“新”。“流”从“源”而来又不等同于“源”,从“源”到“流”是一个既继承“旧”又增加“新”的过程。《吕氏春秋》继承了哪些“旧”?创造了哪些“新”?“新”与“旧”有什么不同?要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运用“探源寻流”并加以“比较”的方法。通过“探源寻流”并加以“比较”,我们理清《吕氏春秋》构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所需要的“旧”与“新”,并探讨这些“旧”与“新”怎样构建了和构建了怎样的学术思想体系?“探源寻流”并加以“比较”,是本论文最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体系是怎样的?这样的体系怎么样?《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是为了探寻“治国之道”,《吕氏春秋》构建学术思想体系的过程就是构建治国理论体系的过程。简单地说,“治国”无非就是人治理国家,其中涉及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什么人来治国?说的是“治国主体”；二,“治国主体”怎样来治国?说的是“治国方略”。“治国之道”即“治国主体”执行“治国方略”治理国家的理论。《吕氏春秋》构建的学术思想体系所探寻到的“治国之道”就是让最优秀的“治国主体”执行最完善的“治国方略”来治理国家。怎样保证“治国主体”的优秀?在古代中国,“治国主体”是“君”和“臣”,怎样保证“君”为贤君、“臣”为贤臣?《吕氏春秋》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即实行“贤人政治”。要保证“君”世世代代皆为贤君就只有实行公天下的禅让制,因为家天下的世袭制终究会出现无德无能的昏君；要保证“臣”为贤臣首先要把“有道之士”作为择贤的标准,其次还可以通过“八观六验”、“六戚四隐”来择贤。这样就可以保证“君”为贤君、“臣”为贤臣,即保证了优秀的“治国主体”。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是完善的?《吕氏春秋》提供了一个天、地、人叁位一体的“治国方略”,即“法天地”而“审之人”。第一,“法天地”。“法天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四时教令”,即按照天地的阴阳变化,按照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来执行相应的政令。“法天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天”无为而万物以成,“道”无为而无不为,“君”就是“天”,“君”要效法“天”、效法“道”,即“君”无为,让“臣”来作为,也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第二,“审之人”。“审之人”,治国要“以民为本”,“君”之理想、“臣”之规划最终都需要“民”去完成,所以“民”是根本。“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仁政爱民、实行“德治”,残酷的“法治”最终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同时又不能放弃“法治”,所以要“德治辅以法治”。“法天地”而“审之人”,《吕氏春秋》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治国方略”。我们会发现,《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体系有叁个支撑点：“贤人政治”思想、“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德治辅以法治”思想。叁者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可以说“杂而不杂”。本论文认为《吕氏春秋》围绕探寻“治国之道”而构建的学术思想体系在理论上是合理完善的,但执行起来存在困难。
参考文献：
[1].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评析[D]. 王媚.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D]. 姜洪斌. 黑龙江大学. 2007
[3]. 上博楚简与先秦儒家思想研究[D]. 刘承. 郑州大学. 2016
[4].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5]. 徐复观政治思想研究[D]. 刘越. 大连理工大学. 2017
[6]. 古代儒家德治论[D]. 杨文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7]. 先秦德治思想的价值之维[D]. 匡衡. 湘潭大学. 2008
[8]. 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政治价值选择[D]. 臧豪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9]. 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及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启示研究[D]. 李文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
[10]. 《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研究[D]. 俞林波. 山东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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