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教士与辞书编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书论文,传教士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不少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从欧洲来华传教，逐渐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不仅传播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而且促进了中西辞书编纂的交融。如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发明了基于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拼写体系的汉语拉丁语注音方法和标注汉字音调系统，开汉语拼音注音的先河，现代汉语语文辞书采用的音调标注即源自利玛窦的这一发明。 来华传教士为了交际和传教不得不学习汉语，也激发了对汉外词典的需求，汉外词典适应中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建构了中西方交流的双向知识桥梁，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通过辞书这样的工具书形式互相学习与了解。这类辞书中有一些相当于学汉语用的字表，卫三畏在1934年刊行的《中国丛报》上曾提到广东佛山刊刻有《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用汉语标示英语的读音和注释词义。此书今不存，大英图书馆藏有成德堂《红毛通用番话》与此书相似。全书分生意数目、人物俗语、言语通用和食物杂用门四类，每个门类收释93个词或词组，共372个词，以汉字标注对应英语词的读音来应付日常交往的基本需要。（周振鹤2008：202）传教士入华之初需要的是从母语到目的语的外汉词典，而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要想切实解决异国语言问题，汉外词典更能满足他们求解意义的需求。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汉外词典的功能也渐从提供对应词求解为主，扩展到兼具汉语学习与教育的功能。汉外词典中对字形、字音、字义的全面记载是入华传教士赖以学习汉语的重要资料。这类辞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以表达为主，既有字、词，也有短语形式的对应，还在设计中兼顾了使用者学习的需求。如耶稣会编的汉葡词典，通过学习一个核心词（常常充任词目或者在词目中出现，如“水、水手、雨水、水银”，“猜、猜疑、猜拳”等），很快就可以掌握与其相关的搭配词和用句的意义，对于扩展词汇量和记忆词汇有促进作用。 明清来华传教士编纂了数量可观的综合性双语或多语字典以及词典。1575年（明万历三年）西班牙奥古斯汀会修士马丁·德·拉达在菲律宾编成西班牙语与闽南话对照的《华语韵编》，①1583年至1586年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了《葡汉辞典》②。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为帮助西方传教士快速掌握汉语，在中国学者王征、吕维棋、韩云等帮助下，编有采用罗马字母系统标注汉字读音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资》，将50个元音与20个辅音互相结合，配上清、浊、上、去、入五个声调记号，拼切出汉字的读音。全书按形、声、义为序编排，共分为三篇。第一篇是“译引首谱”，说明文字学和译者大意；第二篇是“列音韵谱”，依字的音韵排列汉字；第三篇是“列边正谱”，按笔画顺序排列汉字，并用罗马字母注音。（彭敬，张相明2008）此后，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编有《汉法字典》，汤执中编有《法汉字典》，孙璋编有《华拉文对照字典》和《华法满蒙对照字典》，钱明德编有《汉满藏蒙法字汇》；荷兰新教徒赫尔尼俄斯编有《荷拉汉词典》；西班牙耶稣会士齐瑞诺编有《汉语西班牙语词典》。（董海樱2011：247—250）据杨福绵对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传教士手稿的研究，《葡汉词典》编纂目的是为了学习明代官话口语。收6000多个葡语词，既有单词也有短语，按字母排序，词目后有罗马注音和对应的汉语词条，包括单词、词组和主要选自口语的短句。③“每个葡语词条可以有一个以上的汉语对应词条，其中的一个是口语词汇，接下来是一或几个口语、文言文的同义词。”④汉语对应词条有7000多个，其中短语3000多条，复音词近3000条，单音词近千条。如“烂赌钱的人、赌博之今”“说谎、讲大话”“矮东西、贱”“不得闲、有事干、不暇”“没度、律、纪纲”“会做生理、善于贸易、会做买卖”“勇得紧、大胆”等，从中可见当时白话口语与文言的兴替。又如“笔直、空虚、顺从、慈悲、新鲜、烦恼、诚恳、惭愧、紧急、整齐、忧愁、聪慧、艰辛、懒惰、骄傲、惊惶、善良、危险、太平、自在、容易、饶舌、顽皮、知心、得意、慌忙、笑话”等复合词沿用至今，可见明代白话与现代汉语的传承。（徐时仪2013）从1575年至1800年，入华传教士编有60多种类似外汉和汉外字典的词汇集，大多为未付梓的手稿，今尚存有50多种抄本。⑤ 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编写的汉外子稿词典的巅峰之作当属方济各会传教士叶尊孝（又名叶宗贤，Basilio Brollo 1648-1704）的《汉拉词典》，又名《字汇腊丁略解》（Dictionnaire Chinois，
Latin）。⑥其序说：“我以中国字典的编排方式编写了这部新汉拉词典。”“任何人想要编这样一部汉语词典，都必然采用中国字典的方法编排汉字，因为若按照我们字母顺序法编排，当遇到不认识的汉字，很难用它查找汉字的意义，只能凭运气在词典中寻找意义。有鉴于此，本词典提供了必要的、实用的例证。”该词典手稿采用当时欧洲的通用语拉丁文编写，具有中西合璧的汉字部首检索和汉字注音检索体系，成功地解决了汉外词典中汉字词目的检索难题。共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编于1694年，以汉字部首为序，按部首检索，收录了7000多个汉字。第二部分约编于1698年至1700年，以汉字的拉丁文注音为序，按注音检索，收录9000多个汉字。（马西尼2003；杨慧玲2007；姚小平2007）参考了《字汇》《增补字汇》《正字通》《品字笺》《篇海》《字类补》等，如释“一”为“数之始”，“丈”为“十尺为丈”等都出自《字汇》。 1717年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祭祖拜孔等宗教礼仪问题上的做法，康熙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此后，雍正、乾隆紧随其后也相继颁布禁教令，奉行闭关锁国之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禁教令也被迫取消，大批传教士再次来华传教，编纂了一批汉外词典和外汉词典。如罗伯聃的《汉英字汇》，毕利干的《法华字典》，加略利的《汉语百科辞典》，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广东土话字汇》，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历阶》，麦都思的《华英字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翟理斯的《汉英词典》，司登得的《汉英合璧相连字典》，鲍康宁的《中英字典》，赫美玲的《英汉官话口语词典》，富善的《北京方言袖珍词典》，马阶的《中西字典》，马修斯的《华英词典》，甘为霖的《厦门音新字典》，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蒲君南的《法华新字典》等。其中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秉持实用、教育和启蒙的原则，以西学融入传统语文辞书的编纂，开近代新式辞书编纂之先声。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历阶》收字与体例以樊腾凤的《五方元音》为基础，注音兼顾官话、古音和主要方言，释义参照《康熙字典》，包括词源、组词和释义，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科学、宗教、风俗礼仪和经济贸易等学科，问世后被誉为“多年来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们工作的集大成之作”。翟理斯的《汉英词典》收汉字13838个，采用改进的威妥玛氏注音法，按读音字母顺序编排，并注出多种方言读音，同形异音字互设参见项，且尤其注重文化负载词的解释，堪称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汉英词典。富善《北京方言袖珍词典》是当时西人学习汉语的重要参考书，收字较全，检索方便。（董方峰2002）又如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第八届使团学生加缅斯基编的《汉蒙满俄拉词典》，俄国驻京的东正教使团随团学生列昂季耶夫编的《俄满汉专题词典》，1831年利波夫措夫编的《拉汉词典》，1867年瓦西里耶夫编的《汉字的字形体系：首部汉俄词典试编》，1888年卡法罗夫编的《汉俄合璧韵编》，1896年波波夫编的《俄汉合璧字汇》等。（柳若梅2010）这些辞书不仅仅在于有效地辅助了传教士学习汉语，⑦而且其编纂方式和体例也影响了我国近现代辞书的编纂。 来华传教士未受儒家经学和中国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也不受当时朝廷的约束，所以能不落窠臼，以实用、教育和启蒙为原则，在汉外和外汉（主要是汉英）词典的编纂方面集中西词典学之大成，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篇幅巨大，内容浩繁，开创了汉英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的新局面。《华英字典》的编纂始于1808年，1823年出齐，前后历时十五年，参考《康熙字典》《艺文备览》和叶尊孝的《汉拉词典》及陈荩谟和胡含一的《五车韵府》。⑧封面上写有“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共有三大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1815年出版的三卷本《字典》。收释47035个汉字，采用214个部首排序，从实用角度出发，首创自左至右横排的编排方法，方便中英的对照，又补充了一些字的行书和草书的字体，删略了《康熙字典》的一些解释和例证引文出处，最突出的一点是所有的词组、例证、短语都注了音，而且还收录了一些常用词的不同读音。马礼逊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义项的归纳和划分做有调整，释词既有文言词语和书面词语，也有口语和俚俗词语，有专名也有成语、谚语，增补了大量白话释义和例证，引文范围扩大到小说、戏曲等俗语。如“一”词条下有“第一、划一、他一听即答、专一、不一、均一、万一、逐一、太一、一致、一般、一经、一口水、一刻不息、一件小事、一劳永逸、一面、一品夫人、一生、一心、一霎时、一时、一时冒昧、一剂药、一箭路、一统、一统太平、一体、一次、一切、一概、一齐、一味、一样、一一、每一次拿出一个、一一扶起、得一望二”等；释“天”词条下有“天大事我办得来、今天、明天、昨天、天天、天天在学堂读书、成天讲、天晚、天亮”等；释“信”的词条下有“坚信、书信、失信、我不信、信口说”等；释“汁”选取了《康熙字典》“液也；雨雪杂下”等，又据自己的理解说到如何提取液状的“汁”以及常用的一个比喻义。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 第二部分是1819年和1820年出版的两卷本《五车韵府》，⑨主要参考了清代陈荩谟和其门生胡含一编的《五车韵府》。⑩陈荩谟和胡含一的《五车韵府》内容丰富，包括同义词、多音词，以及草书、篆书等在内，收释有四五万个汉字。（冯锦荣2007：209—262）马礼逊的《五车韵府》选收了12674个汉字，删略了大量古字和生僻字，内容包括汉字的发音、结构、声调以及释义，且释义和例证多增以时代性强的词语、短语和俚俗语。如释“天”的中文例句有“天气好、天下一家”等；释“理”的中文例句有“普遍的理就如汪洋之水，每人各取一份，有人多些，有人少些，但仍有属于汪洋之水，汪洋之水是至高无上的”“理会知晓或充分理解事物的原理或本理”等；（钟少华2006）释“折”的中文例句有“折扣、折服、折中、折损、折罪、折断”等。和《字典》不同，《五车韵府》按照汉字音序编排而成，但从本质上而言，《五车韵府》仍是一部汉英字典。马礼逊在序言中解释道：“当学习者学习汉语时，对于陌生的汉字，他无法通过语音在字典中找到其相应位置，因为从汉字本身是无法断定其发音的，所以他必须使用部首检字法，《字典》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但当学习者听到一个汉字的发音，又或他只知该字其声而不知其形时，按部首检字法编排的字典便失去其功效，因此，编纂一部按音序检字法排列的汉英字典就显得很有必要。”《五车韵府》按照马礼逊自己制定的英语注音表检索排序，从A到Yung，共411个字音，后有按字母排序的英文索引表，既有“音检”又有“形检”，“音检”和“形检”有机结合，大大增强了检索功能和实用性。如Abacus后对应的汉字编号9521，9632，正文中分别在“数”“算”汉字词目下，例证中有“算盘”“他会算盘”“这打算盘”等中文词句，附录中还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11) 第三部分是1822年出版的一卷本《英汉字典》，采用英文字母排序，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如Reason的中文解释是：天所赋之正理也。例句有：道理；推论道理；论理；辩驳道理；明理之论；情虚理亏；理屈词穷；拿理去和他讲；有理压倒泰山；三人抬不动个理字；于情理尚无违碍；以理胜欲；理当制气；天理人欲交战不决。又如释“法”的中文例句有“犯法、把这个法律写出来悬挂在各城门上”等。 《华英字典》旨在为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了解中国社会政治、熟悉中国风俗习惯服务，所以尤注重华夏文化的独特之处，释义涉及宗教、神话、哲学、科学、文学、文化、艺术、教育、体制、传统、礼仪和风俗等方面。例如，在“孔”之下详细介绍了孔明和孔子。在解释Actor为“做戏的、装扮做戏的人”之后，进一步讲到“分作生、正生、武生、旦、丑、末、正旦、婆脚、花旦、跌旦”，并在Drama一词后将传统戏曲的“十二科”也一一列出，以与西洋戏剧相对照。 《华英字典》有上万条例证，除出自《康熙字典》外，多为马礼逊广泛采集所得。每一个词条都有丰富的例解，常引《论语》《红楼梦》为例证。如Learn（学习）的例证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Face（脸）的例证是“平儿自觉面上有了光辉”。 《华英字典》早于《辞源》收录了成语和谚语。如收释了53个成语，其中“不三不四、诲人不倦、风流倜傥、兵荒马乱、一本万利、唯利是图、年富力强、佛口蛇心、夫唱妇随、忘恩负义、水底捞月”等23个《辞源》未收，多出自小说和戏曲。《华英字典》收释了113个谚语，其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百闻不如一见”等8个《辞源》亦收，“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纸包不住火”等《辞源》未收。还有一些《辞源》《汉语大词典》皆未收。如出自小说和戏曲的“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等。更有一些在民间口头流传的俗语，如“人凭神力，草望春生”“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做得成不要喜，做不成不要怪”“无冤不结夫妻，有债方成父子”等。（朱凤2005）当然，《华英字典》也有不足之处。马礼逊囿于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的有些评论存在不当之处；有些词句的汉译不准确甚至有错误。 马礼逊是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不受中土辞书编纂传统理念的约束，而以西学融入《华英字典》的编纂，注重实用、教育和启蒙的原则，开近代辞书编纂的新局面。马礼逊曾在1819年11月25日给传教会委员会的信中说：“一向被中国文人所忽略的俗语，并不意味是低级趣味的措辞，只是对那种仅仅适合读书人的高雅、古典、佶屈聱牙的形式而言，是一种大众化的语言。就像欧洲的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认为每一本正统的书都应该使用拉丁文而不是俗语那样，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他还指出“没有比简单的语言更能准确地表达新思想的了”。（Morrison 1939）马礼逊指出：“中国文人对于用俗语，即普通话写成的书是鄙视的。必须用深奥的、高尚的和典雅的古文写出来的书，才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因此只有极小一部分中国人才看得懂这种书。正如中世纪黑暗时期那样，凡是有价值的书，都必须用拉丁文写出，而不是用通俗的文字。朱熹在他的理学作品中，突破了这个旧传统，他很好地使用了简明的语体传达了他的新思想。”（马礼逊夫人2004：154）马礼逊把自宋、元、明以来已经形成的白话文风引进辞书的编纂，且大量引进了过去不进殿堂的民间小说、戏曲、俗语等，如引用了不少《红楼梦》中的话语当作例证。解释词义也由“字”本位到“词”本位，打破了官方的馆阁体文风，深化了词义的解释。如“天”字的释义和例句比《康熙字典》多出112种，又如“理”字的解释融合了中西方的知识概念，大大拓展了词义的内涵，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汉语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钟少华2009）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马礼逊以西学知识对“天”和“理”等词义的梳理，不仅是词义的简单对译，而且更是融合中西方知识概念的成功尝试，充分体现了语文辞书沟通古今中外的认知功能，适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社会需要。 就编纂体例而言，第一部分《字典》和第二部分《五车韵府》属于汉英字典，而第三部分《英汉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则是一部英汉字典。马礼逊在编纂《英汉字典》时，先列出英文单词及其英文解释，然后给出相应的中文，最后附上拼音。例如：“Abandon，to leave；to relinquish；to leave and cast of舍弃shayke”。在每个词条下，马礼逊同时还收录了一些句子、格言和习惯用法，以加深学习者对该词用法的了解。 在完成《华英字典》编纂工作后，马礼逊又着手编纂一部广东方言字典，目的在于帮助来华外国人掌握广东方言。1828年《广东省土话字汇》在澳门正式出版，(12)这也是马礼逊最后一部有关汉语语言学研究的著作。全书由英汉字汇、汉英字汇和成语词组三部分组成，共收录词汇6100余条。英汉字汇部分将字汇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每个英文单词后给出其汉语对应词以及该词在粤语中的发音，同时还附有例句加以说明；汉英字汇部分亦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先给出其粤语注音，再列出汉字及英文注释；成语词组则是该书内容最多的一部分，以广东话发音、汉字和英语释义的形式收录了大量民间俗语，分世务、天文气候、情分、亲谊、笑谈等24类。如“皂白不分”“弄假成真”“行得着方，企得着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务类），“只见锦上添花，唔见雪中送炭”（情分类），“相公肚大好撑船”（品格类）等。(13) 继马礼逊《华英字典》后，又有麦都思的《华英字典》、卫三畏编纂《汉英韵府》和翟理斯编纂《汉英词典》。 这些词典还引入西方辞书编纂先进的检索系统，采用汉语的部首检字法实现形、音、义的全面检索。马礼逊《五车韵府》中最重要的检索表是一个按部首排列的汉字表，所有汉字都有注音。卫三畏的《汉英韵府》也有注音索引表供检索汉字，还有一个按部首排列的总汉字表。翟理斯《汉英词典》又在按部首排序的汉字总表上添加了汉字编号，对应该词典正文中的汉字编号。 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收词14146条，每个词条下的译词为1至2个，以多音词为主。1856年卫三畏在《英华分韵撮要》序言中说，没有一部汉语词典能充分满足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需要。汉语的一个字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小品词或者形容词，而这些通常在辞典中都没有标出。这主要是因为汉语的语法学家们习惯上不做如此区分。这些定义是通过其他的词，比如同义词来予以解释的，而并非通过考察该词的用法来解说。如“礼”是汉语文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康熙字典》是这样解说的：“跟从（或行事）；人们所做的任何效忠于神从而获得幸福的事情；养成习惯，获得（或者展示）某种行为习惯；一个姓氏。”(14)字典中没有给出重要和常见词语的隐喻义和派生义及其用法。（沈国威2011） 翟理斯《汉英词典》收汉字13838个，还收有大量口语，内容十分丰富。如在“爱”字条目中收了“爱抬杠”“不爱理人”，在“气”字条目中收了“气死人”“一鼻孔出气”等口语。 这些辞书除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第一部分三卷本《字典》收4万多字外，大多保持在1万多字，兼收标准楷书字形与异体字，酌收一些生僻字和古今字，还收有一些俗写字，释义除了列举英文对应词，还有描述性的句子释义，以及一些描述有关汉字文化信息和语法语用信息等的内容。(15)马礼逊主要参考了《康熙字典》的释义，依据词性和语义上的区别，对它的义项重新进行了归类，这样的归类使得释文从形式和内容上更接近现代的词典释文方式。卫三畏的释义方式基本同于马礼逊，某些重复出现的义项显示出与马礼逊词典的关联性。翟理斯的释义方式基本同于马礼逊的做法，增删义项时多有他个人的理解。这些辞书注重收集当时时代性强的词语和表达用作例证，每个例证都提供了中英文对译。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在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方面与叶尊孝的手稿《汉拉词典》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麦都思、卫三畏、翟理斯所编词典又与马礼逊的词典有渊源关系，可以说同源同法又各有特色，每一位词典作者都在词目编排、检索方式、译义、例证采选和翻译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继承之外亦多有创新。（杨慧玲2010，2011） 这一类的辞书都含有大量西学东渐的新内容，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收有“单位、消化、水准、演习、小说”等词，鲍康宁的《中英字典》中收有“选举”“法律”“法制”“保险”“煤气”等词，季理裴《华英成语合璧字集》中收有“有限公司”“公益”“法制”“保险”“拍卖”“自治”等词，禧在明的《英汉北京话字典》中收有“信用”“真空”“博物馆”等词。赫美玲编的《英汉官话口语词典》把词分为“俗”“文”“新”“部定”四类，其中“部定”为标准科技术语，“新”为新词。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在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16)，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地理、哲学、科学技术、语言、宗教等，涉及大量新词和新义。如自主、技艺、行为、法律、主权、照片、温度、审判、潮湿、亲嘴、单位、接吻、克服、新闻纸、写真景器、信托、厚面皮者等。释义往往选择多个汉语词来对应一个英语词，如以羞耻、羞惭、含羞、惭愧、羞愧、羞恶、害羞、抱愧、羞悋、见丑、忸怩、叼忝等对应ashamed，帮助、辅助、辅相、赞佐、赞助、裨辅、裨助、佑助、翼助、翼赞、帮手、相助、相弼、辅弼、援助、救助等对应assist。(17) 来华传教士一边传教，一边传授科学知识，而口头传授效率低下，所以他们需要将这些科学内容译印成册。有的传教士将石印、铅印等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机带到了中国。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印刷出版中文书籍。1858年，美国传教士姜别立在美华书馆用电镀方法制造汉字铅活字，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和质量。传教士引进的铅印、石印技术的日臻完善客观上对辞书的出版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如1869年上海天主教会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最早将石印技术引入中国，印过《世界语字典》等辞书。又如北平俄国传教士团印刷厂铅印出版了帕拉季和波波夫编写的第一部《华俄词典》。 明清传教士编写的这些辞书是承载中西词汇交流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可以说是不同语言和文化接触和融合的产物。 ①欧洲传教士从16世纪以来先后编有40多部西班牙语、荷兰语、英语等欧洲语言与闽南话对照的著作，其中双语辞书21种。参见：吴梦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0：6。 ②利玛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位汉学家，来华28年中先在澳门，后至广东、南昌、南京和北京，孜孜不倦，探索汉语的规律，所撰《中国传教史》绪论的第五章评述汉语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书面语“非常高雅美妙”，用极少的音节表达的内涵“用我们西方的长篇大论也解说不清”；所编《中西字典》《西文拼音华语字典》已科学分解了汉语的音素，把官话分为26个声母、43个韵母和4个次音，提到汉语尚“有平上去入四声”；又与罗明坚合编《葡华字典》；著有《西字奇迹》《交友论》《天主实义》；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乾坤礼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介绍泰西学术，乾嘉学者江永、戴震的天文学知识皆肇自这些译著。参见：刘羡冰.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8。 ③姚小平《早期汉外字典——梵蒂冈藏西士语文手稿十四种略述》论及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十四种17世纪至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词典手稿，《当代语言学》，2007（2）。 ④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词典（历史语言学导论）》，吴小新译，英文原文刊登于1989年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修改稿收入魏若望编《葡汉辞典》，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和葡萄牙国家图书馆等2001年联合出版。 ⑤参见：王立达.汉语研究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27。据Pfister L.所撰《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传教士的著述有644种，其中有关字典和文法的有9种。自1552年至1687年，传教士也译了数十部中国的经典著作，形成了“东学西渐”和欧洲第一次“中国热”。其时金尼阁专为传教士学汉语撰有《西儒耳目资》，衡匡国撰有《中国文法》，马若瑟撰有《中文概说》。此外，德国米勒撰有《北京官话辞典标本》，法国德经撰有《汉法拉丁对译字典》，俄国帕雷底阿斯编有《中俄大辞典》，瑞典高本汉撰有《中文解析字典》等。 ⑥该手稿又称为《汉字西译》。上海图书馆藏有抄写于1723年的羊皮装本《汉字西译》一部。参见：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82。 ⑦马礼逊编完《华英字典》第二部分，在1818年12月9日给伦教会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写完了字典的第二部分，即使是我现在死了，我也将留下一部完整的，就是这儿的人也会认为是非常有用的中文字典，供传教士和欧洲的学者们使用。”Morrison E.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Vol.Ⅱ,London,1939:518。 ⑧沙木编《艺文备览》一百二十卷，清嘉庆间刻本。参见：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31—136；杨慧玲.世界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的原创性——马礼逊的《汉英词典》、《康熙字典》和叶尊孝的《汉拉词典》的比较研究.//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05：225—226。马礼逊的《五车韵府》中有不少例词和例句取自叶尊孝的书。如在“告”字头下两书都收了“原告”“被告”“告状”“告假”“告示”“告祖”等词。但马礼逊在例词和例句中加上了自己独特的内容，特别是许多呈现出当时时代特点的用语。如在“公”字头下收列了“公司”“公司船”“英吉利国公班衙”等词语。此外还增加了许多四字成语和常用俗谚，如“车”字头下的“车载斗量”，“尺”字头下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与叶尊孝的词典相比，马礼逊还在例词例句的拼音后面加上了汉字，使查阅者既能学汉语发音，又能学汉字书写。 ⑨Morrison.《五车韵府》Vol.Ⅰ,preface.Macao: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1819:vi. ⑩陈荩谟，胡含一.五车韵府.广东慎思堂1708年版。陈荩谟，字献可。胡含一为胡邵瑛的别字。 (11)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对应汉语词语，再用英文发音拼出汉语词语，然后还举出一些使用这个汉语词语的例句。这些繁多的例句中，有大量成语、土语、俗语、佛经、四书五经、诗词、小说等内容，尤其以《红楼梦》内容居多；还有官职、度量衡；也有西方宗教、科学方面的词语等等。据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考证，《五车韵府》创下十项之最：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汉英字典（在181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第一部语言直译本；第一部中文铅活字印刷本；第一部中文左右排列印本；中国境内现代意义的第一家出版社首刊的第一套书籍；该书在装订上第一次采用中西合璧（单面印刷）向左翻阅；第一次在中国境内采用机制纸印刷；同时，作者马礼逊又是将铅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12)此书对于研究近二百年来粤语语音和词汇的历时变化很有用，2001年伦敦的Ganesha出版社重印发行。 (13)一些传教士也编有方言词典，如麦都思编有《福建话辞典》。 (14)《康熙字典》原文为：《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体也。《韵会》：孟子言礼之实节文斯二者，盖因人心之仁义而为之品秩使各得其叙之谓礼。又姓。 (15)马礼逊《五车韵府》的释文包含了下述信息：送气符号和声调符号；汉字顺序编号；汉字的构字信息；汉字和例词都标注读音和提供英文释义；英文对应词的词性特征明显；在一些词的释文中包含了文化背景信息；词的释文中提供了语用信息；绝大多数词目都辅有例证等。 卫三畏《汉英韵府》的释文包含：声调符号；汉字的构字信息；汉语例词例句都是中英文对照；英文对应词的词性特征明显；在一些词的释文中包含了文化背景信息；词的释文中提供了语用信息；绝大多数词目都辅有例证等。 翟理斯《汉英词典》的释文包括：汉字顺序编号；声调；部分方言注音；一些汉字的构字信息；汉语例证双语对照；英语对应词的词性特征明显；一些释义中有文化信息和语用信息；绝大多数词目都辅有例证。 (16)这是香港最早的双语字典。钟少华.从罗存德英华字典看词语交流建设.//《中华字典研究》第二辑（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7)其中克服、新闻纸、写真景器、信托、厚面皮者的词义相当于征服、报刊、照相机、无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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