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撰述论文,中国通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4)03-0001-07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不仅打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 程，也打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在这国家和学术的危难时节，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 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各家各派的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中国通史的研究与 撰写。探讨这一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考察此期通史撰述的特点，将有助于深入考察史 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通史编撰的重要意义，充实、深化通史编撰理论 与编撰形式，进而从整体上更为准确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特点。
1931年至1945年间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不下三四十种( 注：王家范：《<中国史纲>导读》，见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版，第13页。)，本文仅以影响较大的九部为考察对象(注：
)。
一 孕育通史编撰的时代和学术土壤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那个战火纷飞、学者颠沛流离的年代，却产生了如此众多的通史著 作?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认识史学的功能及通史编撰的意义。依笔者浅见，在 国家遭受异族入侵的危难时期，一方面，国人渴望从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中汲取力 量、得到启示、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这是时代与社会对历史学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 ，史学家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所驱策，把著史视为书生报国之要道，这是史学 家主体的自觉。正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促成了中国通史的撰述与研究在抗战时期形 成高潮。
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纷纷寻 求济世之良方、探索报国之途径，史学家的选择是——著史以激扬民众的爱国热情，而 最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大家公认是中国通史。据陶希圣回忆：1931年傅斯年担任中 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同时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平图书馆召开会 议，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国难当头“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 之一就是编著一部中国通史(注：《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版， 第286页。)。邓之诚同样认为通史编撰意义重大：“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 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 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先编通史”( 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编著中国通史 之所以成为史学家报国的首选，是因为通史贯通古今的叙事方式最宜于完整地回溯过往 的历史，从辉煌中汲取力量，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于衰败中总结教训，备现实之 参考，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如张荫麟所说：“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 头，……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 的历史的壮观”(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缪 凤林在流离颠沛中看到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联想到祖先昔日的辉煌，民族自豪感被深 深地激发，不禁感到：“我国族之蕴藉，若是其宏硕，宅居之山河，若是其壮美，经历 之年岁，若是其悠久，余忝居讲席，当此神圣抗战之会，既不获执干戈以临前敌，苟对 我先民盛德宏业，犹弗克论载，罪莫大焉”，因此开始撰述《中国通史要略》，目的在 于“就我国族所以开拓广土团结众庶及历久长存之本原，与政治文化社会各种变迁之荦 荦大者，略述其根柢与趋向，以饷学子”，同时也把它看成“书生报国之一端”(注：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册，国立编译馆1943年版，第1页。)。不能拿起枪奔赴 战场，便应拿起笔书写历史，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不啻为民族的罪人，这是一种 怎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史学家、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能够 从屈辱中走出，创造新的辉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通史撰述的重视。以考辨古史起家、努力探求历史之“真 ”的顾颉刚，抗战时期的工作重点也随时代主题的转变由求真转向了致用：办《禹贡》 倡导地理沿革史的研究，并关注边疆史、民族史；深入西北考察教育、民族状况；身处 西南，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致力于边疆研究，等等，而其中一项为顾氏悬 为理想的工作即是中国通史的创作。顾颉刚看到社会对中国通史的迫切需求：“这数十 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 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 是应当归我们的”(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1934年3月。)。由于对民族问题有深 切的体会，他立志打破以汉族为本位的通史编撰格局，创作一部以全体中华民族的活动 为中心的通史，从历史上证明中华民族不可分离，从文化上证明中华民族为一个相互融 合的大集团(注：参见顾潮：《历劫志教终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纵观顾氏的学术生涯，似乎中国通史的创作仅为一高悬 之理想，缺乏实际的行动，其实不然，他殚精竭虑致力于地理沿革史的研究正是为了给 中国通史的撰述打下牢固的基础，顾氏曾明确表示，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两个专门史的 研究团体，“所研究者虽为部分之中国史，而实际不啻为中国通史筑一坚固之基础”( 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在此， 顾颉刚由专致通的治学路径、以中国通史为最高目标之意表露无遗。在研究过程中，我 们惊奇地发现，当时如顾颉刚、陶希圣、钱穆、张荫麟一般在专门史领域卓有建树的史 学家，居然都把撰写一部出色的中国通史引为理想，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由此看来， 专与通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二者不可或缺，互为依存，专是通 的基础，而治专史者具有通识则可达到更高境界，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无不走的是专与通 结合的道路。
从学术发展所提供的条件来看，自20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无论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 ，还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都极大地丰富、进步了，各种专门史的研究日益深入 ，这一切都为中国通史的编撰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条件。顾颉刚1936年前后曾称当时为“ 历史观念极发达，历史学者日众多，而中国通史的创作渐有希望的时候”(注：《谭其 骧来信之“编者按”》，《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12月。)。张荫麟也于194 0年指出：“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年来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 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 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 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在 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 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 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翦伯赞则 呼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的问世，“关于中国通史，除日本历史家森谷克己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苏联历史家沙发诺夫的《中国 社会形势发展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等似是而 非的著作外，我们还没有看见一部相对正确的中国通史”(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 程·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诚然，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已数十 年，然而还不曾有一部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担负 着时代的重任。
无论是社会的客观需要，还是史学家的主观自觉，对中国通史编撰提出的要求都是“ 新”，虽然对“新”的主张各不相同，新史观、新材料、新体裁、新见解、新史家，等 等，但都体现出史学家改革创新的探索精神，这正是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二 对通史编撰理论的探讨
抗战时期形成的通史撰述高潮，在客观上需要对通史编撰理论有进一步的探讨，而此 时对通史编撰理论有深入阐发的当属周谷城和张荫麟二人。由于二人皆有深厚的西学素 养，故而能把以往史家在编著过程中不自觉运用的原则加以提炼总结，从历史哲学的高 度来阐释通史编撰之理论。
周谷城的通史编撰理论是以其历史完形论为基础的，周氏的历史完形论受到的关注不 多，而且解放后周氏《中国通史》的修订版基本删去了具体论述，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 观点，因此有必要作一较为详细的介绍，其基本观点如下：
(一)史料史观非历史。史料是历史的片段，从片段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但 完整的历史决不等于片段的史料，同样，史观也不是历史，史观只可视为历史的看法， 以史观为指导从史料当中寻找历史是可以的，但史观决不是历史自身。
(二)过去活动为历史。历史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但截至今日为止，“所有历史书籍都 不着重这一点，甚至完全遗漏这一点。于是历史书籍中所见的只是记事文字之摘录，或 典章制度之说明，或个别史料之排比，而不是过去活动之显现。换言之，史书中所见只 是静止而不是活动。”此中原因或出于“无意的忽略”，或出于“有意的主张”，其中 “无意的忽略”包括：忽略活动之自身与活动之记述的区别、活动之自身与活动之成果 的区别、活动之自身与个别的史料的区别；“有意的主张”最明显的表现则是，有意略 述朝代之交的剧烈变动情形，以静止为叙述的对象，不以活动为叙述的对象。以往史书 在体裁形式上所采用的分类和分朝的叙述方法，最易把活动的历史变为静止的历史。
(三)历史自身之存在。“所谓历史学，也不过是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分解此活动之 诸种因素，寻出诸种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明白此活动之自身而已”，因而 ，研究历史“始终应当追随着维护着它那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当将此客观的独立存在 化为主观的”。这里，周谷城特别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中源远流长的资鉴说，导致历史 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无法维持。历史完形论与资鉴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资鉴说不惜破坏 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 客观的独立存在，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识。一则治史以受训，一则治史以求 真；一则把历史当作一种供我们摘取先例的宝库，一则把历史当作客观的独立存在，应 该从正面研究的东西”。
(四)历史自身之完整。这一点是接着上一点说的。资鉴说摘取个别先例作今人的训条 ，这个先例既是存在的，似乎不应该说资鉴说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这就要区分 历史自身之部分与历史自身之全体。“目的在摘取先例以资鉴，则任取今人所需要之部 分便可以，若目的在阐明历史之自身，则非着重此自身之全体不可。”周氏始终认为历 史科学在许多地方是同自然科学一样的，“自然科学固然要寻出事物之诸现象间不可移 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该事物；历史科学亦必分析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的诸因素， 寻出诸因素间不可移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历史。”
基于这些认识，周谷城主张编纂通史最基本的要义是维护历史之完形，必须注意的是 ：通史并非专史之和；通史的对象为活动；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事为 标准；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周氏特别强调所选之材料应为历史自身之一环，编著通 史应揭示各环之间的联系，显示历史自身之完整性。“倘所选之材料不是构成历史自身 之一环，或是一环，而移易了地位，以致与前后各环间的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或因果关 系，被打断了，则文字无论如何优美，终亦不能显示其所应有之效用。”很多通史著作 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孤立无援的，前后全无联系，历史之完形不可得，读者自然没有深刻 的印象。历史之完形是周氏欲极力维护的，其《中国通史》也确实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理 论，注意各章节之间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周氏通史的突出特点。
对于编著通史所宜采用的体裁，周谷城认为：已有的史书体裁——纪传体、编年体、 纪事本末体，甚至包括新体章节体，都是破坏历史完形的，因此不适宜编著通史。纪传 体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之处在于：常把完整之事分散于不同的纪或传中；将同一时期同 作一事之人不合并叙述；分类以叙事。编年体按时间前后排比事情，然而同一年或同一 月所发生的事情，彼此间未必有不可移易的关系，一件事情之产生、发展、完成，又未 必在同一时限之内，往往有隔越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按年排比必然将一事分散，历史的 完整性亦不能保。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有二：一则不为人物所拘，以事件为叙述对象，较 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二则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然而 《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着明显的缺点：一，事情与事情之间或篇与篇之间没有联系； 二，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内，没有分析；三，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对于 为20世纪多数通史所采用的新体——章节体，周氏更是表示出不满，认为“就史料，或 个别的史事，或典章经制之分类排比而言，此体为最进步；若就历史自身而言，则最能 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者厥为此体。此体通行，只见动的历史化成静的史料；只见历史之 完形化为史料之分类排比。致读者只看见条理系统井然的史料，看不见活跃而完整的人 类活动”(注：以上引文皆见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40年版。)。这 样看来，似乎没有可供周氏选取的体裁，那么他的《中国通史》又采用了何体呢?将在 下一部分论述。
张荫麟主要探讨了通史选材的标准和用以组织材料的范畴。首先，张氏归纳出“今后 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选材的五条标准：“新异性的标准”， 即事物的特殊性，包括时空位置的特殊性和内容的特殊性；“实效的标准”，即“史事 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文化价值的标准”，“所 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训诲功 用的标准”，“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 关于这条标准，张荫麟特别指出，“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近代史家的 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按照他的意见，这 条标准在通史里要被放弃，不是因为历受不能有训诲的功用，而是学术分工的需要；“ 现状渊源的标准”，即详近略远的原则(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许冠三 对张荫麟提出的“笔削”标准极为推崇，称“荫麟对新史学最具体而又最重大的贡献， 无疑应推通史取材原理的发明”(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其实，几乎所有史家在通史编撰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史料的抉择去取问题，很多人也会在自序中简单表白自己的处理方法，但是很少有人 像张荫麟这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所以张荫麟的工作确是开创性的。
如何把根据以上标准选取出来的大量史实组织成一系统，张荫麟提出应据两个范畴： 因果的范畴和发展的范畴，其中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 展、矛盾的发展。他指出：因果的范畴是“一个组织体对于另一个组织体的动作，或一 个组织体对其自然环境的动作，或自然环境对一个组织体的动作或一个组织中诸部分或 诸方面的交互动作。而发展则是一个组织体基于内部的推动力而非由外铄的变化。故此 二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下的三个小范畴都“是一种变化的历程”，但有所 不同。所谓“定向的发展”指“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的鹄的者” ；“演化的发展”指“在其所经众阶段中，任何两个连接的阶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 ’的阶段与其‘将毕’的阶段则剧殊。其‘作始’简而每下愈繁者谓之进化，其‘作始 ’繁而每下愈简者谓之退化”；“矛盾的发展”指“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 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日显，最后这组织体被内部的 冲突绽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潜纳于新的组织中”。张荫 麟所讲“定向的发展”实指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演化的发展”指在历史总体进化的大 方向下有局部的、阶段性的特例，历史的演化是有阶段性的；“矛盾的发展”指矛盾对 立面的斗争，这些认识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尤其是“矛盾的发展”的论述，讲出了 矛盾双方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十分接近唯物史观。至于这四个范畴的适用范围， 张氏主张最好能“兼用无遗”，以期尽可能丰富地表现历史。
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和张荫麟的“标准”和“范畴”在强调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上 认识一致，而二人在通史写作中都贯彻了这一认识，注意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使之共同 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张著每节为一独立事目，给以相当透彻的叙述，同时节与节之间 又有密切联系，节中、节与节之间往往有承上启下的过渡句，既适时总结上文，以使读 者明了，又恰当引出下文，表明上下之联系。周著亦同样，这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典型例 证。
三 史观多样、史体丰富
在抗战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由于各家各派史家所持历史观的不同，他们对中 国历史的理解和诠释自然有很大差异，相应地，所采用的编撰形式也不尽相同，加之各 书面向的读者群、提出的著述旨趣各不相同，因此，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面貌各异、异彩纷呈，这正显示出抗战时期中国史坛的勃勃生机。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通史著作相继问世，用科学的理论对中国历史做出全新阐释，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可谓独领风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的通史著 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阶段，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以经济因素为历史变动 的决定因素；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把以往的全部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描 写被统治阶级的苦难，揭露统治阶级罪恶，这是其共同之处。同时，因为写作背景和写 作目的的不同，这三部中国通史又各具特点。范著是范文澜于延安受中宣部之托，为干 部补习文化所编，拟定的编写原则是：简明扼要、通俗生动；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 社会发展法则；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及《关于(中 国通史简编)》，见《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翦著诞生于重庆 ，时值皖南事变后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指示重庆的进步学者：“形势不利于大规模 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 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注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4页。)，因此，《中国史纲》一、 二卷重在突出学术性，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最大限度地使用了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资料讲 述先秦和秦汉的历史。而吕著从名称即可看出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简明”，此书是为一 般自学青年及中学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而写，简明通俗。如对远古及商周历史的讲述， 用众所周知的传说故事为题，以传说所反映的历史内容结合考古发现把握当时的社会轮 廓。作者自称该书写法与以往的中国通史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有：“第一、我是把中国 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把握。第二、我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 ，和抽象的论断。第三、我尽可能顾照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 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并认为这几点应作为“写通史的基本观点”(注：吕振羽： 《简明中国通史·序》，生活书店1941年版。)。
由于唯物史观的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从经济因素入手考察历史变动的原 因，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吕思勉、周谷城的著作较明显地体现出此意识。周谷城《中国 通史》第二篇讲述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BC770—AD9)的历史，周氏把这段历史的总 特征概括为“私有制生成时代、社会关系发生剧变”，下设六章，分别为：新经济腐蚀 贵族、新经济促成霸政、新经济产生新阶级、新阶级之创造集权帝国、集权帝国之制度 、随社会而演变的学术思想(注：据开明书店1940年版。解放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的修订重版做了调整，此篇和第一篇合并，名为“古代中国”。)，可以看出，所有的 论述都围绕着“新经济”这一中心，揭示出由于经济的变动，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 治制度，以至学术思想都相应地发生变化的历史规律，环环相扣，分析透辟入理。
另有一些史家认为思想、文化、制度是历史变动的根源。钱穆就认为：“全史之不断 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 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对于中国历史 上的大变动，如东汉以后的分裂、隋唐的兴盛，钱氏都是从精神和思想文化方面给予解 释的(注：何兹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见李振志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 997年版，第149-150页。)。缪凤林同样关注制度、文化，从他的《中国通史要略》目 录上即可清楚地看出制度与思想文化所占的重要比重。《中国通史要略》系在其前著《 中国通史纲要》的基础上完成，《纲要》分为导论、历代史略、政治制度、学术文化四 篇，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是重要的两大块，《要略》的撰写仍保留了这一认识。以第四 章“列国时代(东周)”为例，此章共有35目，其中11目叙东周史略，10目叙学术，7目 叙制度，5目叙经济，可见对学术和制度的重视。而且，缪氏明确表示“经济史观不能 解释全部历史”。他以季次、原宪的事迹为例证：“观季次原宪之行，则虽在黄金万能 时代，人生之价值，仍有远超经济之上，而丝毫不为经济所屈者”，故而得出“历史现 象，错综繁赜，固未可尽以经济解释矣”的结论(注：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 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7页。)。钱氏和缪氏的共同之处在于，上承国粹主义与 学衡派精神，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怀有深沉的热爱，以宣扬本国文化的生命力、增强国人 的自信心、激扬民族热情为己任，他们的著作对于振奋民族精神、砥砺国人志气起到了 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体裁形式上，章节体成为史家的首选，同时也有仍依旧体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 史》就仍采用纪事本末体，分类以叙事；钱穆《国史大纲》则采用纲目体，大字提纲挈 领，详近的论述则用小字低两格书写，眉目清楚。同样是使用章节体，各人又有各人的 特点。《吕著中国通史》在编排上独具匠心，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历朝社会、经济、政 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变迁，下册按时间顺序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上下册其实是两 种不同的体裁，上册文化史部分类似典制体，下册社会史部分则类似编年体按时间以叙 事；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为章节体辅以纪事本末体之作，按时代划分章节，章下以 事设目，该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目录上标明了各目名称，但正文中为连贯叙述，阅读起 来不甚清楚明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也是把纪事本末体的精神融入章节体的形式当 中，全书“选择少数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 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注：张荫麟：《中国史纲·初版自序》。)。由于“ 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 动”(注：张荫麟：《中国史纲》，第1页。)，因此全书章节的设立紧紧围绕这三个方 面。这一时期采用章节体的通史著作多数是以朝代划分章节，周谷城曾批判旧史分朝叙 述的方法把活动的历史变为静止，认为新体上古、中古、近古的划分办法只是形式上的 更改，着重点仍在朝代，周氏的《中国通史》力图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全书五篇分别 为：游徙部族定居时代(BC770年以前)、私有制生成时代(BC770—AD9)、封建势力结晶 时代(9—960)、封建势力持续时代(960—1840)、资本主义萌芽时代(1840以后)，每一 时代的特征相应概括为中国民族初步形成、社会关系发生剧变、由内乱到种族战争、种 族战争愈演愈烈、工国农国相摩相荡，而各篇章节的安排都是为了论证这些时代特征， 秦汉隋唐这些耀眼的大帝国被放置在时代特征下讲述，历史地位被缩小到了极点。
在文字表述上，除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外，大部分采 用的是白话文。文字之优美，首推张荫麟和翦伯赞。这一时期，史学更多的是面向广大 民众，多数史家顺应社会的需要力求文字的通俗，“使有水井处，人人皆熟于史事”( 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为史学的大 众化和通俗化做出了贡献。事实证明，文字表述成为决定著作影响的重要因素，广为传 播的都是通俗晓畅、文字优美之作，可见文字表述的重要。
收稿日期：200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