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兼论贝斯特、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贝斯特论文,凯尔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次历史的转折，都逼迫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方向、时段、位置和境遇；都必须重新叩问“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向哪里去”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社会与理论中的“转向”的论述越来越多。像文化的转向、视觉的转向、美学的转向、媒介的转向、身体的转向……，此呼彼应，蔚成大观，形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这些“转向”的总体指向是一致的，可以将之总称为“后现代转向”。
转向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凌空蹈虚，而是当代世界全球变革的现实和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理论范式的转换要求我们对之做出新的阐释。转向使得大量的后现代话语激增，迫切需要我们对这一发展的趋势和话语进行批判的分析。
后现代转向：再度浮现
后现代曾于1960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那是一个西方的“争后恐先”的非常时期。后现代一词“在六十年代的革命修辞中获得一个突出地位。恶魔现代性已寿终正寝，它的葬礼乃狂野欢庆的时刻。几乎在一夜之间，小小的前缀‘后’成了解放行话中备享荣宠的修饰语。仅仅是‘后于……而来’就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特权，它一视同仁地顺应任何对它提出要求的人；一切都值得以‘后’开头——后现代、后历史、后人，等等。”（注：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第2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后现代是激进狂热的代名词。
然而，当时就有人预测，后现代就像它所关注的时尚如呼啦圈等时髦玩艺一样，总是蜂拥而来，倏忽而去。的确，198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曾一度呈现萧条甚至衰落的迹象，于是有不少人宣称后现代主义已经死亡。许多人也以为后现代的论题已是明日黄花。
但闹剧退场之后，正剧悄然登场。199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以更大的规模和强度再一次呈现，人们对后现代的讨论再度趋于热烈。互联网的搜索表明，近年来，“后现代”术语的使用正在不断增加，每个月都有数以百计的文章运用该术语。有关的会议和书籍应接不暇，这种趋势正方兴未艾，现实的发展又一次把“后现代”推到了前台。如格劳德.格拉夫所指出：“一旦一定数量的人相信一个如后现代的概念所标志的文化氛围的真正变化，变化就成为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现实，即使该现实并非恰如该术语的大多数使用者所想象的那样。”（注：Gerald Graff"Preface"Pi-ii,in Charles Newman,The Postmordern Aura.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
的确，在西方，1980年代之前，后现代理论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成长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知识和文化权力。走向1990年代，更年轻的一代理论家重振后现代话语，他们以更为极端、更具进攻性的形式否定现代理论和现代性政治。所以，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代人的‘情感结构’，植根于一个巨大的PMC（即专业的管理阶层）”之中，这些专业白领是后现代文化消费的主体。但更多的人认为那些美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与更年轻的边缘化的“新X一代”才是后现代文化的更热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注：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P11,34,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7.中译本参见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这样，后现代就成了新一代相互认同的旗帜，成了他们积累当代文化资本的方式与实践过程。如费瑟斯通所描述的，新闻记者、文化商和理论家发明并兜售诸如后现代之类的话语就是为了积累文化资本，使自己出名，他们推销特定的人工文化产品，宣传他们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与意义。于是，新的后现代话语的成功与流行便成为新一代与过去、与老一代精神、观念上决裂的标志；也是新一代之间作为反抗、认同或区别的一种标志。（注：参见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与转向论的风起云涌相映成趣，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也有多部著作称名曰《后现代转向》。其中老牌的后现代理论家哈桑的《后现代转向》与西方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合写的《后现代转向》具有各自的代表性。
1980年代出版的哈桑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集》，对后现代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随笔式的描述，列出了后现代多达几十条的基本特征。哈桑的论述是一个标志着前期后现代范式风格的例证。这本影响很大书是一本零散文章的结集，哈桑在书中并没有着意阐明或界定“后现代主义”及其主要发展趋势。他对后现代话语采取了一种超然、游戏、戏谑的后现代态度。“哈桑是一个靠目录（既在名义上也在概念上）、引言、例证和晦涩暧昧的术语来‘定义’的大师。”（注：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Preface xii,New York:The Cuilford Press,1997.）他曾潇洒地说明：“我没有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我也不太可能为后现代主义下定义”。他曾多次求助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变革或革命的概念，但却拒斥之，哈桑寻求离开“左派和右派的套话”，找到“一种现实的和灵活的范式”与“后人道主义”，他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消失的后现代时代”，（注：Ihad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ary and Culture.P40,120,121,Golumbus,OH:Ohio University Press.）这就根本上不同于其后新一代理论家正热烈探索的“后现代转向”。
近年出版的贝斯特和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一书，在学术建构和学术史意义上，全面详细论证了后现代转向的当下意义。虽与哈桑的论著同名，但二者的态度、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哈桑后现代转向的参照框架与理论语境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以及一些哲学和科学的事物与现象，而贝斯特和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则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身处于“后”之时代，立足于19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后现代转向，并探讨推动这一转向的“第X代”的经验。
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必须承认后现代话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现在进行时的特征，后现代并不像哈桑所说的已经或“正在消失”，而是方兴未艾，远没有完结。他们力图阐明和探询后现代众多的谱系、观点和风格，考察其不同的用法以及各种滥用的情形，辨析其进步的与消极的内容与影响。在他们看来，后现代话语的确是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和变动不居的，但总体上并非完全悬而未决，不能定义，不能分析归纳。（注：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Preface xiii-xiv,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7.）他们认为，尽管哈桑把他的理论装扮成飘逸仙来的空穴来风，但实际上，他所说的范型和人道主义概念也是其来有自，是建立在确定的语境之上的：他的理论是与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的观念相承续的。哈桑的著作没有把后现代转向置于当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与转型的实践背景中来加以研究。贝斯特和凯尔纳则认为，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后现代范式转换的一个主要根源，也是今日全球社会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他们主张复兴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规范，因为这些规范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理念与进步传统的精粹，而哈桑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想抛弃这些人们极端珍视的准则。
预兆与演变：后现代轨迹
论及后现代，总要问“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尽管这问题人言言殊，并无定见。后现代的理论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后现代主义将众多不同的、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倾向混合起来，挪用、改造和超越了法国结构主义、现象学、虚无主义、平民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有自己的发生路线图。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19世纪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转向的现代形态。他们证实，今天如此风行的后现代并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在现代理论及其发展中有着预兆，并有着复杂的演进变化的历史。
在后现代理论自身的演进史上放射光芒的大师级人物比比皆是，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选择与梳理。而将后现代主义与西马批判理论结合是一条是有独创性的重要的思路。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家本.阿格依照这一思路勾勒了利奥塔、福科、巴特和鲍德里亚等四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闪光的珠串”。另两位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家贝斯特和凯尔纳则着力探索从德博尔等国际境遇主义者到鲍德里亚和法国后现代理论这样一条通往后现代的重要道路。德博尔与环境决定论者在消费与传媒社会的背景中更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鲍德里亚的新后现代理论在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鲍德里亚是最早也最出色地描述“新的后现代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发生是从建筑艺术的变革与论争开始的。但从哲学上讲，早期最突出的后现代主义者是让.利奥塔。他的《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1984)一书将后现代思想的核心描述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中心问题。利奥塔拒绝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总体化透视，他称这种总体化的透视为试图用相互关联的图式解释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的宏大叙事。他的后现代主义明确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倾向和政治激进主义。和多数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利奥塔怀疑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对于人来和世界的自我夸大化的动机。他认为一个人无法讲出关于世界的宏大叙事，而只能讲出来自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成份混杂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的小叙事。作为美国加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学者的代表人物，克罗科(Kroker)和库克(Cook)则试图使后现代主义去政治化，只是简单地将它看作一种文化运动或文化景观。
与上述观点的取向不同，一批学者更倾向于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透视后现代主义。贝斯特和凯尔纳强调了马克思对后现代转向的现代形态的深刻影响。詹姆逊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阐释学出发，提出后现代主义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从根本上讲是保守的；哈贝马斯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主义。
翻检后现代主义的谱系，福科赫然凸现。福科坚持知识的谱系学方式。知识的构造只能从其内部被系统表达出来的不同的话语／实践来追踪。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出福科关于话语／实践的观点其实是库恩的范式概念的一个翻版，尽管福科用了更多日常经验和普通语言来限定这些范式化知识的参数。在对监狱的话语／实践及性经验的研究中，福科对社会科学做出了直接的经验性贡献，对这些知识和实践的模式是如何通过话语方式被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和说明。尽管福科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简单的二元法，他拒绝接受。相反，他认为在被剥夺了权利和财富的命运下，权力的运用到处可见。
对当代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鲍德里亚，他提出了当代最具社会学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他早期的对晚近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鲍德里亚在索绪尔和埃柯的符号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消费社会的创新观念：今天的商品必须满足人们渴望获得的一种特定的品牌价值。人们购买商品不是为了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像牛仔裤作为服装，小轿车作为交通工具，而是为了它们的品牌、欲望和身份等价值。鲍德里亚提出由媒体和其它文化资源所建构的超现实(hyperreality)，不断地为人们所模拟(simulated)。人们失去了区分这些仿像(simulation)与现实的能力，而这一能力过去是作为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据以工作的前提的。（注：Mark Poster,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pp66-6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这个分析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虚假意识的分析不谋而合，并开拓出后现代的文化、媒体和广告研究的新取向。
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本.阿格、贝斯特、凯尔纳和布隆纳等打破了早期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力图将后现代主义推向与批判理论的交合，建立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这一努力是富有深意的。
骑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墙上
后现代理论的再兴逼迫我们再度审视“我在哪里”的问题。
我们处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巨大转型之中。后现代的现象触目皆是。如在艺术界和建筑界，后现代对艺术作品的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已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等级区分；各种不同的美学规范之间发生了新的融会，“间性”的凸现成了讨论的热点；人们对往昔的、地方的、本土的传统表现了浓厚的怀恋之情。现代美学的那种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道德观已经被一种戏谑的、嘲讽的姿态所取代。一些社会分析家把这些美学上的转变看作是西方社会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文化的“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在“反分化”（即破除社会机构和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和国家经济、文化的“反界域”的过程中，后现代的标志随处可见。
在知识领域，曾经被经院化、本本化、被奉为学科经典的金科玉律遭到严重质疑，许多过去被奉为真理的神圣理念受到后现代的激烈挑战。例如，学科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诸如女权主义研究、同性恋研究、人种学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新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正在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文学和文艺评论之间，哲学和文化评论之间的界限都已变得相当模糊，其变化之大足以令那些启蒙文化的卫道士们目瞪口呆。由于科学诸学科间的界限以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由于拥有普遍知识的说法缺少可信度，也由于知识已被视为权力和修辞相互结合的产物，因此，知识的涵义本身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进步观以及关于未来的信念、承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的，后现代证实，这些许诺都是虚幻的，不可能证实的。跨入21世纪，当回首“现代”时，人们看到，“现代”留给我们的许多记忆：世界大战、纳粹兴起、种族灭绝、原子弹、经济萧条、中东战争、恐怖主义、贫富差距和9.11，是如此的令人沮丧，令人疑窦丛生。我们怎么能够不深自反省，检讨我们过去对现代化和现代性义无返顾的追求和激情洋溢的歌颂呢？
所以，面对后现代现实，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革命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科学的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消解了那个核心。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从根本上看全新的时代。现代性的社会已经结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后现代的社会之中。因此这种理论断定，在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之间有一种根本上的断裂。作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它自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全新的理论、政治、制度和文化。
但另一种后现代话语反对这种“断裂论”。他们认为后现代转向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现实，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长过程，是巨大的社会的、历史的、精神的和物质生产的转型的一部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有着无法割裂的历史和精神上的紧密联系。现代性并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它可能正处于危机、转折和调整之中，但它仍继续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模式。现代性仍然主导着现在。
在如何看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转向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无法对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后现代现实充耳不闻，像鸵鸟一样对自己身边的后现代现实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正视它、研究它。我们必须研究、探讨后现代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将后现代视为孤立的文化事件。我们不同意断裂论。
现代性当然不会戛然而止。塞德曼认为，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区，现代化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目标。在西方，现代性依旧根深蒂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并未消失：诸如，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一个以工会、政党和利益集团为中心的政治，围绕着市场和确保经济增长并实现一个理想社会的国家调控之间的相对优势所展开的各种意识形态争论，社会公共机构的分化和职能专一化以及机构内部的职业化，将知识分成不同的学科并以科学启蒙和科学发展的意识形态加以建构，一种在其中有望获得自我拯救和解放的文化的公众仪式。
因此，“西方世界正在向后现代转变的断言并不需要预设现代性的完结。‘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为了突出社会趋势可以用分析法加以区别的那些普遍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或情感。”（注：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第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后现代断裂论其实并不新奇，只不过是过去现代性变革时代的惯性思维而已。18世纪，当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结构被打破，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取而代之。它与过去的传统社会有着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上的根本差异。与之相应，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作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指导和概括而产生并凸现出来。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经典理论家都对之进行了理论的描述与概括。而今天的一些后现代理论家沿用了这一历史变革的成例及其思维方式，认为今天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已发生巨大断裂。贝斯特与凯尔纳指出：“那些赞同后现代决裂和断裂的极端论述歪曲了我们与过去有着连续性的感觉，以及许多‘后现代’的现象产生于现代之时代或在现代能够找到类似之处这一事实。许多被描述成‘后现代’的文化与技术现象产生于典型的商品经济逻辑的动力学，不可能脱离一种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信息社会的技术）。那些被描述成‘后现代’的东西，经常是现代的一种强化，现代现象的一种发展，如商品化、大众化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们显现得似乎产生了一种后现代的断裂。”（注：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P31,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7.）
如果现代性还没有终结，而后现代又是一种现实并展现了它的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后现代转向”不再是社会形态、社会现实、社会观念的线型替代，而是一种交错的、共生的理论与事实。
罗蒂就把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和概念结合到一起。罗蒂反对西方的原教旨主义传统，主张思想和价值的历史内在性和偶然性。他宣布哲学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权威学科能够论证或裁定对立的价值判断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代之以一种拥抱艺术和文学高于理性和理论的后现代美学的态度。但罗蒂也坚持现代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政治学和进步的思想之价值。所以罗蒂自封是“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注：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第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卡林内斯库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现代性的五个方面之一而不是与现代性的彻底决裂。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它显现出与现代主义的某些惊人的相似，特别是在它对权威原则的反抗中。”（注：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第3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的精致的折衷主义，它对于统一性的质疑，它的重部分而反整体的趋向，都甚至难以与19世纪80年代盛行的“颓废欣快症”区别开来。所以它是一种更广泛的现代性。
罗斯诺主张将后现代视为现代性的诸多重要思潮中的一个。现代性的思潮体现了启蒙传统，促使社会科学向着某种实证主义的方向出发。后现代思潮舍弃了某些现代因素，诸如解释学传统或历史主义，这些因素对后现代批判来说没有多大价值。R.W.考克斯：“解释学传统——维科，经过德国历史主义，到索列尔、克罗齐、韦伯和葛兰西——可以被追溯为与启蒙运动思想和实证主义同时存在的东西，但是又与之完全不同。对于那些按纪年表编撰历史的历史学家们那里，尤其是从布劳岱尔那里汲取灵感的人来说，它仍然是充满活力和欣欣向荣的”。（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第4页，注2，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更富于创意的是伊格尔顿，他提出一种“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不只意味着你已经把现代主义决定性地留在了身后，而且意味着你已经从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到达了一个仍然明确以它为标志的地方，这样还可能有一种前—后现代主义，它从后现代主义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到了大约是它出发的那个地方，这种前—后现代主义决不是根本没有变动的同一个东西。”
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关系提出开创性见解的是利奥塔后来提出的“重写现代性”(rewriting mordenity)的命题。他认为这个提法，比目前这类反思文章通常使用的标题，诸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等等更加适宜。“重写现代性”的优越性在于两种替代形式：从词汇上讲，将前缀post（后）换成r e（重），从句法运用上讲，用前缀去修饰动词“写”，而不是修饰名词“现代性”。（注：杨雁斌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5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利奥塔认为他从伍德沃德和坦尼森那里借来的这种提法与前此的提法显示了两点重要区别：它表明过去用“前”“后”“以前”“以后”来划分文化历史时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划分恰恰将“现在”忽略或弃置了。因为，
1，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不能被确认和界定为一个范畴清晰的、“后来者”总是在“先来者”之后出现的历史实体。相反，后现代永远被包含在现代之中。因为现代性、现在暂存性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自我而变成非我的冲动。不仅要超越自我，而且要把自我融入一种终极的稳定状态。现代性从本质上不断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
2，与现代性相对的最恰当的对应者，不是后现代，而是古典时代。古典时代包括了一个时间状态，将尚未到来的与已经消逝的、未来与过去聚合在一起，在同样的意义的统一体中构成了生命的全部。例如，神话就是以这种方式编排和分配时间的，创造出一个它所描绘的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的节律，其目的就是让其首尾相顾。
3，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时期的划分是将事件置于一个历时分析当中，而历时分析又受着革命原则的制约。同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将时钟调到一个新的时刻，从零重新开始。
这样，重写的一种意义是，将往事一笔勾销，从而揭示新年代和新时期的序幕。“重”就意味着回归到起点，回归到应该没有任何偏见的开端。（注：杨雁斌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5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与之相反，“重”的另一个意义则与“写”有着本质的联系。它丝毫没有重归到起点的含义，而是一种类似弗洛伊德所称的“彻底研究”的意义。利奥塔说“人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重新书写现代性本身并使之真实。关键在于，写永远是重写。现代性是在一种永恒的重写中被书写，并将自己镌刻在自身当中。”（注：杨雁斌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到的有关重写的最贴切的概念就在于这种前进与后退的双重姿态。”“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注：杨雁斌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无疑，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转折时期，或者说一个广阔的历史的间隙地带。后现代正在浮现，但仍有待于充分的展开、成长和成熟，而后现代的理论也有待于探索建构。
我们正“骑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墙上”。
所以在阐释后现代主义时，我们既不必像鲍德里亚那样视其为洪水猛兽，也不必像詹姆逊那样，一心返回现代性的正面价值。我们就生活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错的这一断层带，这一历史位置就意味着我们必然会遭遇到相应的问题、困境与差异，它们都已浮现出来，而不再“隐藏在历史之中”。（注：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第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再度叩问：何为后现代
在后现代术语泛滥、后现代话语再度喧嚣沸反的现实境遇中，我们必须再度叩问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的大筐中，装满了相互对立的不同的后现代理论，而几乎每一个个体作者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混合着保守和激进的学术姿态。从理论、术语、思潮和观念上讲，这种“后现代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是范式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附属现象。
这引起了人们对于后现代的大量的质疑。利奥塔早就说：“‘后现代’或许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词汇，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历史划分’的思想，然而‘划分历史时期’仍是一种‘古典的’或‘现代的’理想。‘后现代’只是指出一种思想倾向，或一种精神状态。”（注：Jean Francois Lyotard "Rules and Paradoxes and Svelte Paradox,"Cultural Critique 5:209.）而斯蒂文.康纳则提出：我们不再问后现代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代之以询问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将问，后现代话语在什么地方，怎样和为何兴盛？在它的争论中有什么筹码？他们向谁说话又如何说话？这些问题将关注的焦点从争论的意义或内容转向他的形式与作用，所以，借用斯坦利·费什的公式，我们问的并不是后现代性意味着什么，而是它到底做了些什么？”（注：Steven Connor Postmordernist Culture.P10,Oxrord:Blackwell,1989.）
利奥塔早就提出存在两套划分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其一是历时态划分，即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由60年代发生发展，将随历史而不断地向后延展。其二是共时态划分，即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睥睨权威，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
与利奥塔相类似，安吉拉.默克罗比提出，认识后现代主义有两条进入的路径，这两条路径既有各自的取向，又有前后相续的时间交错关系。
第一条路径是考察艺术与视觉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这是从建筑、美术中最早的后现代冲动出发，到电影、流行音乐，艺术对表层的关注越来越彰现，意义就在平面化的无深度的表层展露之中。它剥除了以前那种隐而不显的精英主义的理解难度，而是明了浅近、耳熟能详，人人都可理解的。
第二条路径是，把它看作是反社会理论中的一种反基础主义的形式——也就是说对现代社会思想矗立其上的（残暴的）基础进行质疑并予以揭露的一种批评方式。这种方法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开来。它意味着不再只有一种社会理论，也不再只有一幅“大图景”，充其量只有同一景观的一些快照，它们中间的每一种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视域是有限的。在此，我们可以觉察到对历史元叙事的不恭，对玩弄哲学巴西的拒斥，对描述性、偶然性和非连续性的赞赏，以及对随心所欲打破种种规则的渴望。（注：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第4页，第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无疑，后现代主义者往往摈弃常规性的学院式的话语方式，而特别偏爱大胆的、颠覆性的讲话方式，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新词叠出，引人入胜。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后现代思想怀疑价值判断、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和历史的宏大叙事，是怀疑的微观政治学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他把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文化风格，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幻象。“后现代主义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术语后现代性暗指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揭示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立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注：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前言vii，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如上所见，尽管从现代到后现代各种转向的广度和深度互有差异，人们很无法为后现代找到共同的“本质”，但各种后现代话语在观念和态度上仍然存在着核心的家族相似性。贝斯特和凯尔纳将这种总体取向概括为四个方面：
1.后现代主义者拒绝统一性、整体化和普遍化安排，而偏爱差异性、多元性、碎片化和复杂性。
2.后现代主义者摒弃封闭性结构、固定的意义、刚性的秩序而赞成游戏、不确定、不完全、不定性、多义性、可能性和混沌无秩序。
在后现代的转向中，在游戏化的后现代主义与持相反观点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在理论和艺术中，游戏化的后现代主义放弃了现代理认和现代派艺术中的严肃性，而喜爱与各种试验性、讽刺性和局部性的文化形式保持一种更具游戏性的态度。而持相反观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则积极试图重构保守和传统的各种文化形式，从使用各种后现代技术（借用、内爆、碎片化和大众化）到创造一种抵抗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艺术。同样，持相反观点的后现代理论和政治则挪用（游戏化的）后现代理论的技术、风格和理念来转向自身的理论和政治，以便能够参与到当代社会的新奇变化和各种问题中去。
3.除了非媒介化的客观性和真理之外，后现代主义者们还放弃素朴的实在论、再现说的认识论，而喜爱透视主义、反基础论、阐释学、文本间性、仿真化和相对主义。
在这一特征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取向：一种是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拒绝真理、客观性和意义，而赞成超级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另一种则要重构现代认识论的概念，以便为哲学、社会科学和批评理论提供新的规范性的基础。
4.在后现代转向过程中，不同的学科之中和之间的、解构中的边界是一个新的重点。（注：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P255-57,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7.）
综上，后现代不是一种线型的历史承继物，后现代是现时代的信息－信息网，它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精神与价值体系，是一种正在重新建构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后现代的多种身形或多种声音
后现代主义是复杂的。尽管我们提出了一些家族相似的性质或特征，但它决不是一种过去意义上的纲领目标统一的“主义”，不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学科或对象明确的学术，而是多种话语的一种群集或集合，在总称为后现代理论的“内部”，实际上仍然有着多种取向、多种态度或多种声音。罗斯诺说，“假如我们真的想要能够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针对各不相同的、甚至矛盾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阐述，区分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倾向。”（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第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雷.格里芬区分了“解构的”、“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构的”、“修正的”的后现代主义。（注：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魁力的再现》马季方译，P2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解构的”、“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反世界观的方式战胜现代世界观，它取消和消除了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上帝、自我、目的、意义真实世界以及作为与客观相符合的真理。这种解构的后现代思想对极权主义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反拨态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所以它也被称做超现代建构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也试图战胜现代主义世界观，但它不是通过消除各种现代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格里芬认为，建构的和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知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只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活动不仅局限于一种修正后的世界观，而且是建构一个与一种新的世界观互相依存的后现代世界。这个后现代世界一方面将涉及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后现代个人，另一方面，它最终指向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和后现代的全球秩序的建立。超越现代世界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建构性的后现代思潮为我们时代的生态、和平、女权及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而这种解放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无疑，现代世界已取得了空前的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征而抛弃人类曾经获得的这些巨大进步。
无疑，建构的后现代主义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在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建构的后现代主义仍然是陈腐过时的老套，缺乏批判否定和斗争的精神。因为建构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希望保留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人类自我观念、历史意义和符合论真理观的积极意义，而且希望挽救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复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注：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魁力的再现》马季方译，P22，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而在建构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汲取现代性乃至反思前现代观念，经过修正熔铸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单纯地将现代性的各种前提直接放入后现代的结论之中，而是对这些前提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建构的后现代主义重新回到了“有机论”，并接受了非感官感知，它愿意从曾被现代性所拒斥的各种形式的前现代思想和实践中恢复其自身的真理和价值观。这种建构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它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
与格里芬相似，G.格拉夫对两种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提出两种后现代。一种是“愤世嫉俗、悲观绝望”的后现代主义，另一种是“耽于幻想、放浪形骸”的后现代主义。哈尔.福斯特则讨论了反应性后现代主义和抵制性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他认为反应性后现代主义是歌颂现状，认可现实的，而抵制性后现代主义则反抗现状，充满否定和批判的。他还区分了“新保守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的”后现代主义者。“新保守的”后现代主义者趋向于保留叙述的传统、传统的历史、主体、想象和人道主义。它与肯定论者比较接近。“后结构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是反主体、反想象、反历史和反人道主义的。它与怀疑论者相似。
卡林内斯库将后现代主义分为“保守主义的”后现代和“激进主义的”后现代。并选择了两个代表人物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卡林内斯库认为的保守主义的后现代是伪装“标新立异”的商业上的媚俗主义，是一种变了味的悖论式的“向后看”的现代主义；而他认为的激进主义的后现代更准确地说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注：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第3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艾伯特仿效福斯特，将后现代区分为一种游戏的后现代主义与一种反抗的后现代主义。游戏的后现代主义适应消费社会娱乐、休闲、感官享受和欲望满足的需要，它是冷嘲热讽的、戏谑的和折衷主义的，它提倡“怎么都行”的过度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甚至进一步走向玩世不恭，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而反抗的后现代主义则高举批判的和否定的大旗，对现代性作出抵抗的、强烈反叛的。艾伯特做出这一区别，在策略上是很有用处的，表明了他批判游戏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原因。在特定语境下，一些游戏的后现代主义具有了进步的积极的意义，而某些反抗的后现代主义则可能是反动的和大有问题的（例如法西斯主义显然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抗）。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好的或坏的后现代主义。
波林·罗斯诺做了另一类分类，就是将后现代主义分为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如鲍德里亚持有某种悲观、消极和沮丧的立场，主张后现代时代是一个片断、解体、抑郁不安、无意义、含糊不清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缺乏道德准则、社会秩序紊乱的时代。这种后现代主义受欧洲大陆哲学家、尤其是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启发，它代表后现代主义比较消极的一面，有人认为它是阴暗的、绝望的后现代主义，是谈论死亡的临近、主体的消逝、作者的终结、真理的不可能和表象秩序的废弃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者采取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似乎“他们已经看透了一切”，并且断定这个世界不可能有真正新的东西。他们认为，现代性的破坏特点使得后现代时代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法超越的不确定性”的时代。一个以冷漠无情、残忍凶狠、陌生疏远、令人绝望、愤世嫉俗和模棱两可为特征的时代。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赞成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但他们对后现代时代怀有一种更富希望、更为乐观的态度。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说：“对于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前缀词‘后’(post-)的修饰重要性——后现代主义、后历史、后结构主义、后批评、后殖民等等——不仅具有描述的意义，而且包含着大量充满希望的想法。它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愿望：我们将超越现代的种种挫折，急切地渴望跨入相似于海德格尔称作神秘的‘另一个开端’的一个阶段。这些充满希望的想法也有助于解释当代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之所以热衷于‘他性’和‘差异’之类范畴的原因。”（注：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第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由于更多地受到英美文化而非欧陆文化的熏陶，这些乐观主义的肯定论者一般都倾向于变化。要么更欢迎或乐于参加政治活动、参与斗争、批判或抵制，要么满足于认同不切实际而又广受赞誉，主观而又非教条的各种规划。这种规划分布在从新时代信仰到新浪潮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包括后现代社会运动的各个方面。大多数肯定论者寻找一种哲学上的和本体论上的思想实践，那是一种非教条的、尝试性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实践。但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并不回避在伦理观念上作出选择，肯定某种价值选择优于另一种价值选择。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对这样一条推理路线提出怀疑并表示反对。（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第18-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与罗斯诺的分类相似却又有交叉的还有不少观点。比如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提出建树性后现代主义者（赞成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和极端的批判性后现代主义者两大类型。这一划分与罗斯诺的划分在内涵和范围上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本.阿格把建树性的后现代主义归为“肯定论”，但罗斯诺的肯定论则是指那些维护某个积极的政治或社会计划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这些人或其中的许多人在阿格那里是被划归为极端的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罗斯诺把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特色规定为悲观主义，强调他们丧失信心、总是看到事物的消极面，未来没有希望；但批判理论家们则将怀疑论与批判、否定，甚至社会理想联系起来。托德.吉特林提出了“冷漠的”后现代主义和“热情的”后现代主义的分类。这种提法特别在艺术与人文学科领域，以及文化社会学领域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吉特林的“冷漠的”后现代主义与罗斯诺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热情的”的后现代主义与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之间都存在着某种交叉关系。
总之，后现代主义“对形式和类型的多元化感兴趣，这是一种美学标准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些形式和类型就可以有各自有悠长与吸引人的历史，不是作为静态的、分离的形式和类型，而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互相冲突、互相竞争，或相形见绌，或相得益彰，融合成各种无法预测的结合体，其活力变化无穷，在两极之间迅速移动，从悲怆到闹剧，从紧张到滑稽，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可作为叙述，可具有戏剧性，而且还能表演。”（注：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吴松江、张天飞译，第1-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所以不论肯定论的还是怀疑论的这两类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各自都包含着一系列从极端的观点、主张到相互融汇的理论和形式。两种态度之间总有一些重叠和交叉。其边缘是模糊的、交错的，甚至是叠合的。并不存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坚持划分的那种“纯粹的”相互排斥、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清晰分类。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多元时代的众声喧哗，因此，可以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一个人信奉哪一种后现代主义——究竟将之读作怀疑论的和犬儒主义的，还是读作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恐怕主要在于是哪些作者和哪些传统启示了它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罗斯诺说的对，“后现代主义是鼓舞人心和引人入胜的；同时它又始终处于陷入混乱状态的边缘。”（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第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有意思的是，人们书写后现代这个词语的方式也是很有趣的，是后现代(postmodern)还是后－现代(post-modern)也表明了某种立场或选择。没有用连接符号的写法含有对后现代主义抱有一定同情或承认其合理性的意思，而有连接符号的写法则表示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批判的态度。海山就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保守的反对者们使用连接符号，激进的拥护者们往往省去连接符号。当然例外也频频出现。
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前现代
叩问后现代还必须考察它与后结构主义和前现代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提法原则上也适用于后结构主义。二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有时甚至是同义的。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有大量重合之处。一般来说，这两种理论表层的区分是存在的：多数人都认为巴特和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本人并不这样划分），而福科和利奥塔则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可以归入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当然，从区别来说，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巴特、克里斯蒂娃主张的是一种关于知识和语言的理论，而后现代主义者福科、利奥塔、鲍德里亚则力图提供一种关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理论。然而德里达在文学批评中提出的关于文本阅读的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就以燎原之势传遍西方的人文、历史和社会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样，它们都拒绝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的模式，主张知识是由主体位置的多样性来定义的。它在许多方面与社会现象学和人类学方法论接近。二者都强调经验的必需性并拒绝过去的那种社会－结构分析。这并不奇怪，因为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及民族方法学都出自某些相同的源头，特别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这两位哲学家都拒绝启蒙运动试图创造普遍知识的努力。与后现代主义不同，人类学民族学方法在1960年代后成了社会学学科的课题。后现代主义依然主要是一种关于文化与历史分析的法国视角，而与美国或法国的社会学没有多少关系。
与后结构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同样对社会科学普遍真理怀着深刻的不信任感。认为认识只是从一个特定视角对世界的关注而已。实际上并不存在无先在理论假定的一般性表述，而是认为每种知识都处于它的在历史本性和文化本性的语境化(contextualied)现实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及群体各自不同的主体位置不能相互衡量，我们无法判断妇女或者黑人们谁受到的压迫更大，相反，更重要的是识别他们关于世界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是如何被话语化并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科学是来自这些话语／实践的多重视角的社会经验的总和，而不是一个被提交给社会结构与组织的推断一般原理的计划。（注：Ben Agger Critical Theory,Poststructrualism,Postmodernism:Their Sociological Releveance.）
但二者仍然是各不相同的。许森认为“两者存在着根本的非同一性”。罗斯诺认为，两者的主要差异是着重点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方面的差异：后现代主义者更倾向于文化批判，而后结构主义者强调方法和认识论的问题。例如，后结构主义者致力于解构、语言、话语、意义和符号，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涉及更加广泛的领域。在对待主体和客体的地位问题上，似乎也存在着某些分歧。后结构主义者仍然义无返顾地坚持反经验主义的立场，后现代主义者集中考察的则不是理论，而是在日常生活里的具体事件。也有一些鼓吹回到前现代去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对感性经验——一种高度主观的、个人的、非概括的情绪的知识形式——予以特许。（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第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后现代讨论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因对现代性的反思而秉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因此后现代初期的运动曾号召世界回到前现代社会中去。当然，这一呼吁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也不可能改变或者阻止现代性在当代世界势不可挡的步伐。而格里芬等人主张的建构的后现代科学则对后现代运动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提出了4点依据：
首先，从前的反现代运动主要是号召回到前现代社会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中去，而不是呼吁向前进步；这种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来，人类的精神也是不能够后退的。
第二，从前的反现代运动要么拒斥现代科学，对其轻描淡写，要么就是从根本上假设它是合理的；因而，这些运动所号召的基础只能建立在现代性的消极的社会和精神后果之上。而目前的运动把自然科学本身当代反现代世界观合理性的依据。
第三，对现代性及其世界观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毁灭性，目前的运动比以往任何运动都揭示得更加透彻。
第四，也许最与众不同的是，目前的运动意识到了：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认识一个后现代世界观的特征，去设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后现代方式。（注：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魁力的再现》马季方译，P22-23，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现代可能在反思现代性时表现出了某些与前现代相类似的特征，但那是人类社会在螺旋式上升或钟摆式前行中所展示的处于某类历史的和理论的相位时的相似性，历史绝不会倒退，也绝不会重复。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弄清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就是十分必要的。
越界的冲动：“去区隔”与“去界域”
许多理论家，如汉斯.伯特恩斯，已经从理论上做了证明：本体论的不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后现代转向的明显特征。现代性的常规时期的学术研究是按照既定的范式“解难题”的活动，是在限定的界域内肯定有解的研究行为，它有着本体论的确定性。当代范式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现代性范式的一统局面，也打破了现代性范式下的学科划分的固有界域。这一时期的特有现象是学科的越界、扩容、交错与重组。所以，跨学科、超边界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在当下的理论研究中表现出的鲜明特征。
面对转型时期的现实，后现代主义创造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去区隔”(de-differentiation)和“去界域”(de-teritorialization)。在知识领域，后现代主张打破学科间的区分与界限。比如后现代的热门话语女权主义研究、文化研究、同性恋研究、人种学研究、城市问题研究等新的研究，无不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正因为这些话语大大突破了原有的学科分界，从而一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与大众关注的焦点。
后现代主义怀疑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文学之间，在文化与生活之间，在小说与理论之间，在想象与现实之间，以及在人类从事的几乎每一领域里存在着严格的学科划界的可能性。他们把大学背景下学科间按常规所作的严格划界和分类视作现代性的残余。因此，冲破了这些界限的后现代时尚，不仅出现在社会科学中，并逐渐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特别辐射到建筑、艺术、舞蹈、电影、新闻学、语言学、文艺批评、文学、音乐、哲学、摄影、宗教、雕塑、戏剧和音像等众多领域中，展现了极其新鲜多样、“异端”叠出的奇观化景象。比如，在文学领域，对合理性的挑战导致后现代小说家们中止了对于情节的严密的和线性的描述：任何有序的故事要素或构思都必须由每一位读者来提供、来创造。在建筑领域，这意味着抛弃对体积与空间所作的现代主义的实用的和实惠的布局设计，代之以“向人们提供与其心绪相吻合的建筑”，即反映异己、焦虑、混乱的建筑。外表和形象优先于技术、实用和效益。在心理学中，它怀疑有意识的、有条理的、连贯的主体。在哲学中，它表现为对主观事物的重新尊重，以及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日益怀疑。在人类学领域，它鼓励人们保护地方性的原始的文化，反对来自第一世界的“心怀善意”地改变这些文化的计划或企图。
在后现代理论家鲍曼看来，后现代在本性上就是拒斥确定性、普遍性和现代理论的其他特征，而赞成不确定性、偶然性与含混性。鲍曼曾大笔勾勒了当代社会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的历程。他概括道，现代性的特征是控制性的文化占主导地位。在知识领域，通过范畴化、等级制，以一种“立法的”理性意志来设置主宰自然和人类的秩序和规矩，而以范畴、等级、秩序与规矩来规范一切。所以，这个时代是围绕着对普遍真理、心智法则的社会和历史的探索以及对确定性和统一基础的设定而组织起来的，它追求超然的观察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以及语言。与现代性不同，后现代性的显著特点则体现在“反区隔”、“非界域”和“去中心”的过程之中。这就是打破学科的门类的文化的地域的区分与界限，去除传统知识的金科玉律和过去社会形成的不可动摇的中心。这样，后现代就以知识和立场的不可还原的多样性以及知识、修辞和政治的紧密结合为中心重新构建起来，它促使后现代条件下的理论家、批评家、社会学家等放弃为世界“立法”的角色认同而转向一种“解释者”的角色。（注：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第26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在后现代中，解释的知识之所以受到推重，是因为它使差异成为合法，宽容得以推广，多样性得以提倡，不同共同体的理解和交流得以促进。也使得作为一种文学文本分析的人文研究，与后现代意识中至关重要的歧义、宽容、游戏性和多样性的精神产生了共鸣。把后现代的分析视为一种解释学分析，不论是文学批评，还是社会分析，它们的目标都是将陌生的东西译解为人们可以理解的东西，通过对话、交流、沟通解决过去范式话语间的不可通约性。
关于科学与人文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多年来我们都是按照两极分立的方式来理解的。比如科学／修辞，科学／政治，科学／文学，科学／叙事。科学是精确的、理性的和有用的。科学代表着真知、真实与规律，它建立在理性与事实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应，这些二元对立的后项：修辞、政治、文学与叙事，则属于想象、感觉和价值判断的领域。科学的定义在似乎从来就不包含后项的内涵。科学的严格的学科体系要求科学工作者弃绝修辞、文学、叙事情感与政治。
后现代范式的转向暗示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从某种程度上得以跨越。今天，连不少科学家也已经认识到，即使是真理，也要受语言和一般文化的制约；时间性和历史方法就像进入文学与哲学一样也会进入科学。在保证科学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有其独特的方法与结果的的前提下，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不同学科间的坚固的方法论界限。实际上，自然科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和数学中的不可判定性等观念都与当代这种具有某种相对主义色彩的交往对话的后现代哲学立场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都对当前的后现代转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中的跨学科转向并不是说今天的科学家们进入了文学，知道了或了解了今天时代的柏拉图或莎士比亚们，也不意味着人们在人文学科中认识了量子力学与混沌理论，而是意味着对后现代各种概念的自觉的有意识的运用，建立一种共同讨论的基础，意味着科学、技术与文化正日益变得相互层叠融合。当然，索卡尔论战之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加剧了，人们对后现代的质疑和拒斥愈加频繁，因此一种共同认可的后现代范式或后现代共识还远未建成。
在我看来，建构的后现代主义必须探寻学科间性和共同体间性，即在众声喧哗、话语丛集的现实条件下探讨学科间的相互跨越、相互溶浸和共同体间的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的问题，解决多元对话时代观念的相互理解、相互认可、相互约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学科与，学科之间，各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寻找共识，搭建或重建交互理解得以进行的新的知识平台和交流语境，以求交往的相应的可传达性、理解的交互性和认识的客观性。
现实与趋向：后现代转向
那么，“我”向哪里去？
西方当代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的探询，都表明一种后现代范式的转换正在发生和进行。
我们看到，后现代转向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新技术的经验和成果及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变革是推动和确认这一转向的最重要因素。最近数十年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模式，并以强大的力量重建劳动、教育、休闲、通信，政治和人的身份。新的电脑技术已经取代了很多种工作。
后现代转向有其现实的物质条件：它源自西方向着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向着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服务、金融和信息产业压倒了传统制造业，经典的阶级政治学也让位于一种“身份政治学”的播撒。
后现代转向向现代性的社会知识的启蒙范式提出挑战，它旨在审视人们提出的反思人文研究的各种建议，它向原有的即成的学科的分界，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研究的分隔，以及知识和权力的分离提出挑战。即使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里，后现代主义也正在取得某些重大的成果。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在自然科学以及一些应用科学如森林学、工程学、管理学、产业结构学、房地产开发、系统分析、组织分析、会计学、公共关系学公共行政和企业规划学中，后现代也引起了许多讨论。在这些应用学科领域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后现代主义是一件“好事情”。从公共关系的角度看，它在经济上是富有活力的和有竞争力的。
尽管大卫霍伊说过：“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可能被看作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回答的是，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是不是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幻象，“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否仍然是一个伪问题。
伊格尔顿也向中国学人提出：“如此复杂的一种文化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完全西方的甚至美国的思潮呢，还是具有更多的全球意义？它代表了一种与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性’时期的彻底决裂呢，还是仅为这些思潮的一个最新阶段？它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保守的，还是既激进又保守呢？后现代主义中的多少东西已经被现代主义所预料？如果后现代主义拒绝一切哲学基础，那么它如何能够给予自己合法地位？它是像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的那样，‘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还是像其他人主张的那样，是一种更具破坏性的力量，它预示了一种与历史和道德信念的犬儒主义背离，还是它对快感、碎片、身体、无意识和大众化的关注指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前途？”（注：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的确，1980年代我国的后现代讨论确实有一种“空中楼阁”的意味，社会现实的发展尚未提供实践的有力依据，而非此即彼的冷战逻辑和单一因果关系的线形思维使不少人对后现代的引进持批评和拒斥态度。因此人们提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伪问题是有充分道理的。
但是，今天的中国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和对它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
从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后现代不是一种线型的历史承继物，后现代是现时代的信息－信息网，它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精神与价值体系，是一种正在重新建构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命题的理论合法性首先在于后现代性所代表的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范式转换，是多种可能性的投射、筹划与展开。
其次，后现代作为一种对中国现代性的批评视角，一个理论反思的基点，有着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国的现代性运动是由西方世界所发动而推向全球的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部分。现代性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作为进程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现代性已经或正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境。反思现代性未必要等到彻底现代性乃至过度现代性发生之后方可进行，反思应当也必须伴随现代化全过程。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反思现代性。只要我们有必要检视现代性在中国发展与实现的历史和现实，就已然获得了后现代理论研究在中国发生发展和成长的必然性以及合法性。
再次，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理论和话语的群集，是多元思维方式的展开，它是解构的、消除性的，也是建构的、修正性的；是否定的、批判的，也是肯定的、富于建设性的；它是冷漠的，也是热情的。它是我们选择的、筹划的和解释的后现代主义。
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但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中国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速进入世界。面对世界，中国需要一种作为全球视野的后现代主义，以应对一个已然进入后现代化的地球。
中国必须依照现实重置语境。这一现实就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正在发生文化的巨大的转向，媒介革命与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城市文化正在迅速兴起，消费型的小康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后现代的大众文化与消费娱乐文化正越来越成为今日中国的生活方式。从这一实践出发，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根据中国今天的现实重写的现代性，是不断修正的、建构中的现代性。它是中国当下改革的现代性，也是现代性的现实的改革。
所以，无论从理论视野来看，还是中国现实来说，贝斯特和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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