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唐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迁徙是社会流动的一个侧面。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流动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横向的流动即地域的迁徙，纵向的流动即阶层与等级的上下移动。如果说东晋南北朝的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横向的即地域的迁徙，那么唐代的社会流动则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唐代士族的纵向流动即阶层的突破也是作者关注的问题，本文则集中讨论横向流动现象，虽然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从学理上还是应首先厘定并予以澄清。
如果说文学士族的地域分布形成一种空间壁垒，藉以标志彼此的区别性，保存各自的独特性。那么迁徙就是对地域空间的一种突破与超越，趋向于文化共同体，寻求一种超空间超地域的认同。这种新变化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使然。在承认其变化所含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是以减弱或丧失文学的地域独特性为代价换来的。
唐代文学士族与本时期一般移民或流民的迁徙既有相似处，又有差别处。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其定居或迁徙受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影响制约，故与整个时期迁徙流动的总趋势有一致性，但是士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多具自足性与独立性，故其移动又与整个移民大潮不尽一致。其对原住地与迁徙地的影响亦大于一般流民。关于一般流民的迁徙，学术界较早注意，且成果丰硕（注：如方国瑜《唐宋时期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期。费省《论唐代的人口迁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谢元鲁《唐五代移民入蜀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此外，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专章讨论隋唐五代时期的移民，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五章亦讨论唐代的人口迁移。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则是前揭著作的放大与具体化。由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后出转精，无论资料与论述都超越前人，被认为是迄今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一部移民史。）。本文讨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受惠于以上成果处颇多，但因论题的差异，容或与诸家之说有所不同，势所难免，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除过个别的、小型的流动外，有唐一代士族大规模的迁徙有三次；第一次在隋唐之际（或更早）；第二次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三次则在唐末及五代战乱中。迁移的原因分别为科举仕进、战争及贬谪，本篇依原因分类描述这些迁徙，并试图比较其异同以及对文学风貌的影响，进而突显这些大事件对作家心灵的震动与撞击。
一 科举仕进所形成的流动
隋文帝登基后，原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山东士族陆续投归隋朝，在北齐及北周时代已滞留北方的江南士人亦乘便向新政府输诚，加上隋灭陈之后所俘获的陈的降臣。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怀有不同目标的士人居留京城，给岑寂已久的长安文坛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如琅琊颜氏家族本为“侨姓高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注：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见《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颜氏亦为百家之一，居建康南之长干，所居巷名“颜家巷”。南朝刘宋时的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被誉为“元嘉三大家”，是江东颜氏的文学领袖。颜之推及兄之仪、之善在西魏军攻破江陵后，被俘来到北方，或仕北齐，或仕北周，后徙居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之推之子均任职杨隋，唐初名臣颜师古、颜相时皆为这一支。安史之乱中抗战英雄颜杲卿、著名文学家、被誉为书圣的颜真卿也是其苗裔。
隋开皇九年平陈后，江南地区迁徙大量的贵族百官于长安，“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点校本第12册，第5516页。），后人咏叹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注：《全唐诗》卷七六七孙元晏《淮水》。）隋代文坛上的活跃分子许善心、虞世基、虞世南、王胄本来都是梁陈文坛上的名流，陈亡入隋。此外还有柳
、诸葛颍等，围绕着杨广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学群体。有人甚至认为构成一强大的江南集团（注：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第19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据《隋书·柳传》记载：
（转为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
等百馀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每有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作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以后，文体遂变。（注：《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记杨广：“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馀卷。”（点校本第12册，第5694页）如果说庾信、颜之推是受到北方文化薰习的南方士人，那么杨广则是受到南方文化濡染的北方贵族，南北文化的合流体现在每个人身上是不同的。又，广在任扬州总管时即招引南方才学之士百馀人为王府学士，恐不仅是文学顾问，亦同时是政治智囊团。后来李世民署秦府学士，或即受此启发。）
杨广与南方文化有一种特别的情结，“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注：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他“好为吴语”（注：《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点校本第13册，第5775页。），即位后曾三幸江都。除喜欢与南方籍士人唱酬外，又娶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孙女为妻，是为萧后。这种联姻，使杨广与南方文化有更深的契合。或谓靡丽文风、荒淫生活导致杨广堕落为亡国之君。按杨隋灭亡为复杂原因之综合作用，杨广总管扬州，招引南方士人，并与江南士族联姻，不仅为他自己日后的壮大准备了人才，获得人心，而且为隋王朝抚绥江南，稳定了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注：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与流行的隋唐史与隋唐文学史著述不同，对杨广多所赞扬，其中或可商榷，但对杨广招引江南文士、联姻萧氏积极意义的评价，是应该肯定的，参见该书第114-136页。）。
此外，王邵、刘焯、刘炫都是来自北齐的山东士族，曾被指定修五礼。出于范阳卢氏高门的卢思道，自称“生于右地，九叶卿族”（注：卢思道《劳生论》，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全隋文》卷一六。），先仕于北齐，齐亡人周，周亡入隋。曾以南朝“思妇—征夫”的歌行体（注：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第4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第21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写出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从军行》，很有影响（注：《明皇杂录》补遗记唐玄宗自蜀返长安，夜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因歌“庭前琪树不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即卢思道此诗中的句子，唯文字稍有出入。）。
仍活跃于初唐文坛上的虞世南、褚亮、刘孝孙、许敬宗等，也是由南朝入隋唐的。陈叔达是陈宣帝儿子，隋时任高官，唐初曾为相，“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注：《旧唐书》卷六一《陈叔达传》。又《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附刘孝孙传：“孝孙弱冠知名，与当时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文会。”后来这批人多辗转由南赴北入隋唐。吴松弟曾罗列陈和梁北迁士人47人，其中绝大多数迁往长安、洛阳，也有部分迁往长安所在地关中附近。见吴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422-423页，表13-1。）。由山东人关中的士人就更多了，一时“辞人才士总萃京师”（注：《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
新生政权也亟需人才。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中称：“齐赵魏鲁，礼义自出；江淮吴会，英髦斯在。”（注：《全唐文》卷六唐太宗《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唐高宗上元三年诏中亦称：“山东、江左，人物甚众。虽每充宾荐，而未尽英髦。”（注：《全唐文》卷十三唐高宗《令山东江左采访人物诏》。）说明依靠关陇军事力量夺取政权的统治者，对山东、江左两地域的文物衣冠亦非常渴求，希望能通过制度性的孔道，使人才进入官僚体系，为新王朝贡献聪明才智。《通典》卷十七《选举》五：
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间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
行之有效的措施终于找到了，这便是始于隋行于唐的科举制。杜佑所记材料极重要，一方面指出隋唐以来“人不土著，萃处京畿”的迁徙流动现象，另一方面又解释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举选不本乡曲”，“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置矣！”（注：《通典》卷十四《选举》二，王文锦等点校本第1册，第342页，中华书局。）地方人士甚至连担任参军等僚属佐官的机会都没有了（注：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14-1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转引自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243页。），察举征辟之途彻底被堵死了，故只能迁徙移居，萃处京畿，便于仕进。故当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中书舍人贾至议曰：“杨绾所奏，实为正论，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尽。”（注：《唐会要》卷七六《孝廉举》，宝应二年元月二十日。）
科举实施过程中，两京、同州、华州等因地利而为举子推重（注：司马光《乞贡院逐路取人札子》说北宋开封府，“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故“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因而“四方之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见《宋文鉴》卷四。所论虽为宋代科举风气及迁居京城的习俗，但可与唐代故事参照。
京城中还有举子的聚集区，《长安志》卷八祟仁坊载，北街与尚书省选院最近，“又与东市相连，选入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灭，京中诸坊莫与之比”（又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京外郭城祟仁坊）。又《太平广记》卷三四三窦玉条引《玄怪录》：“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时宾馆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试。既而他室皆有客。”）。《唐摭言》卷一“两监”条：“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尚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注：《唐国史补》卷下与此所引略有不同。）又，同书卷二“争解元”条：“同华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柳宗元《送辛生下第序略》亦记述道：“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登贤能之书，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为举首者，仍岁皆上第。过而就黜，时谓怪事，有司或不问能否而成就之。”（注：《柳宗元集》卷二三，中华书局本第2册，第629页。）因此，士人多麇集京师，或入太学，或寄居附近山林寺观（注：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见严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或构筑别业草堂（注：参见拙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第1章、第6章有关论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读书修业，准备应举；干谒请托，四处奔竞（注：唐代士人以行卷温卷干谒，参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但罗联添认为行卷只有诗文，没有传奇。参见罗联添《唐代文学论集》下册，第262页，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注：《通典》卷十八，王文锦等点校本第1册，第445页。）
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篋而升讲筵者，八千馀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注：《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
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注：《全唐文》卷八四六牛希济《荐士论》。）
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旧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者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注：《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注引。）
士人们有些春还秋往，行色匆匆（注：《太平广记》卷三四四“安风”条引《潇湘录》载：寿春人安凤赴长安应举，十年不达，耻不还乡。忽逢乡里故友徐侃，侃留诗曰：“吾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风亦以诗赠曰：“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且及来年春，风犹客长安。”），也有些顺便就寓居于两京地区，逐渐形成了望贯分离、城市与乡村兼有的“双家形态”（注：Eberhard Wolfram: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Second Edition,1965)本文引自《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23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久之便失去其地方代表性而趋于中央化（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8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毛汉光曾对唐代士族中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彭城刘氏、渤海高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等十姓十三家著房著支进行具体分析，发现这些大士族著房迁徙之新贯分别为河南府有四十七个，京兆府有二十四个，河中府有五个。可见唐代大士族之主要人物从各方面走向京兆一河南这条线上，他们或设籍或归葬于两京地区，表明其重心已迁移至中央而疏离了原籍。大士族著支迁居河南府要比京兆府几乎多一倍，说明东都洛阳亦为人文荟聚之所，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中心（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8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第333页—334页。）。士族籍贯迁徙的风潮，以高宗、武后及玄宗期间为最盛，大多数完成于安史之乱前，但也有少数在安史之乱后完成（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8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第336页。又，白居易《崔公墓志铭并序》：“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我殁宜归全于滏阳先茔，正首邱之义也。”其中“天宝以还”语义暧昧，不能确指为安史之乱前抑或乱后，但一般引用以此指乱前。）。
二 战争所造成的移民
1.安史之乱与士人南迁
安史之乱对唐王朝打击很大，对士族的打击更大。士族本具有血缘性与地缘性两大特征，是一种地方的社会力量。科举仕进已使士族疏离了郡望或旧贯，侨迁于两京新贯，对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都有很大的动摇。中原多故，战乱再起，士族再次播迁，不惟经济利益丧失殆尽，就是社会地位亦逐渐沦替。安史之乱使当时中国版图大体分成三块，即由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长安及毗邻地区，由藩镇势力割据所控制的地区，广大的南方地区（注：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页，第26页。按藩镇势力开始只控制河朔地区，后来范围更大。）。两京地区先后沦陷，虽然相继收复，但因吐蕃南侵，长安变成军事前线，入侵者可以朝发夕至。故士人纷纷南投，从某种程度上说又重蹈东晋永嘉之乱士族渡江南下的旧辙。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注：《李太白全集》卷八《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
闻君作尉向江潭，吴越风烟到自谙。客路寻常随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岚。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注：《全唐诗》卷二四八郎士元《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一作崔峒诗，见《全唐诗》卷二九四崔峒《送王待御佐婺州》。）
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注：《韩昌黎文集》卷六《考功员外卢君墓铭》。）
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注：《全唐文》卷五二九顾况《送宜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
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六《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注：《全唐文》卷四三肃宗《加恩处分流贬官员诏》。）
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注：《全唐文》卷五○○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
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注：《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
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注：《全唐文》卷七八三穆员《鲍防碑》。）
衣冠士庶，……家口亦多避地于江淮。（注：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士族迁徙的主要方向是由北向南，即由黄河中下游地区向长江流域迁移。据考证，大致可分作江淮、荆襄和蜀中三个方向，亦可称为东、中、西三线（注：参见费省《唐代人口地理》，第13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25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35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士人们喜将此次迁移与永嘉南渡类比，但此次南投与前次情势多有不同。首先是此次天子避蜀，但很快又返回长安。除扈从之文武百官外，士族仍多留在南土，与永嘉中随晋室渡江之侨姓士族并不同。其次，永嘉前后南方地区地广人稀，侨姓士族与土著士族虽有矛盾，但因有政府撑腰，故矛盾较易解决，而侨姓很快拓殖荒芜，开发经济，壮大自己，影响反较土著更大。但唐代南方开发较快，人口亦增多，故南迁士人使江南人口骤增，食物供给等亦面临新问题：
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注：《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南迁人口竟然占苏州治所吴县编户的三分之一。天宝时，苏州有户七万六千左右，据此推算，移民至少有二、三万户（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247页。费省推算为三万至四万，见其著《唐代人口地理》，第135页。吴松弟推测为二十余万人，见其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270页。）。扬州则因“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注：《旧唐书》卷一四六《杜亚传》。）。“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注：《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占领长安后，京师“衣冠戚里尽南投荆襄及隐窜山谷”（注：《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又据高适《请罢东川节度使疏》：
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注：《全唐文》卷三五七。）
但有一点与永嘉南渡类似的是，北方高等级贵族与文化精英播迁南土，再一次使南方区域的文化繁盛起来，最后形成中唐至北宋时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分离的新格局。此一变动透露出随后中国政治文化演进之新消息。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载天宝乱后，元结“自汝坟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馀家”。元结自己在诗中亦记述道：“昔年苦逆乱，举族来南奔。日行几十里，爱君此山村。……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分；我尝有不安，邻里能相存。”（注：元结《与瀼溪邻里》，《元次山集》卷二。又，冻国栋认为《唐国史补》等所记元结南投之“襄汉”，似为“瀼溪”之误，瀼在今江西瑞昌县，瑞昌则与九江相毗邻（冻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26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又据陆质《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修传始终记》知，啖助本关中人，“天宝末，客于江东，因中原难兴，遂不还归。以文学人仕。为台州临海尉，复润州丹阳主簿，秩满因家焉。”
柳宗元之父柳镇亦在安史之乱中南迁，其岳父杨凭一家也是此时迁吴，他与杨氏结缡，或许与两家在南迁中相识有关（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河东柳氏迁吴考》述之甚详。惟认为柳州“不特家于吴，并婚在吴”，似嫌穿凿。据文安礼、施于愉之年谱及章士钊等的研究，柳州在吴只有很短时间，其长于长安，婚于长安当无可置疑。）。此外如：
梁肃，本为安定人，“父逵，止于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事，安卑于燕蓟，避乱于吴越”（注：《文苑英华》卷九四四崔元翰《左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他自己亦“窜身东下，旅于吴越。转徙厄难之中者垂二十年”（注：《全唐文》卷五一七梁肃《过旧园赋》。）。
崔翰，博陵安平人。“父倚，举进士，天宝之乱，隐居而终。君既丧厥父，携扶孤老，托之大江之南”（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韩愈《崔评事墓铭》。）。
萧颖士，颖州汝阴人。他自述：“某自中州隔越，流播汉阴，遂至江左。”（注：《全唐文》卷三二三，萧颖士《与崔中书圆书》。）
王质，太原祁人，五代祖为隋末大儒王通，“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注：《旧唐书》卷一六三《王质传》。）。
杨收，同州冯翊人，“父遗直，位终濠州录事参军，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注：《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
扶风窦叔向家族亦举家南迁江东，窦常、窦牟、窦群、窦巩等皆活跃于江左文坛（注：见拙文《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载《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大出版社。又收入拙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安史之乱使许多宫廷艺术家亦颠沛流离，漂寓江介，如李龟年（注：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又如梨园弟子等（注：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全唐诗》卷四三五。又同人《赠康叟》：“八十秦翁老不归，南宾太守乞寒衣。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唐宋诗醇》卷二二：“前叙乐叟之言，天宝旧事也，后叙告乐叟之言，乱后景象也。俯仰今昔，满目苍凉，言外黯然欲绝。乐叟未必实有其人，特借以抒感慨之思耳。”按：揣诗意，兼考天宝战乱中迁徙之状，则白诗所写或实有其人。）。
2.唐末五代士族的再次南迁
唐末动乱频仍，中原再度沦为战区，故原留居北方的士族又纷纷南迁。仅乾宁二年(895)，唐昭宗避乱出长安城，“京师士庶从幸者数十万”（注：《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割据的藩镇互相混战，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地，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天祐元年(904)，“（朱）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馀不息”（注：《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唐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注：《北梦琐言》卷九，可与韦庄《秦妇吟》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互相印证。）。朱全忠（温）于天祐二年大量贬杀士族：“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馀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注：《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一，点校本第18册，第8643页。）从此，京城的衣冠大族、门胄高华扫荡以尽，逃避唯恐不及。
宋代许多人物，祖上多于唐末五代迁徒流移：
李涛，京兆万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世利，祖镇临濮令，父元将作监。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惧祸，挈涛避地湖南依马殷。（注：《宋史》卷二六二。）
王易简，京兆万年人。曾祖础，唐剑州刺史。祖远，连州刺史。父贯，唐州刺史，易简少好学，工诗，会僖宗幸蜀，长安兵乱，避地山居。（注：《宋史》卷二六二。）
杨大雅、唐靖恭杨虞卿之后，虞卿孙承伏，唐天祐初以尚书刑部员外郎，为吴越国册礼副使，杨行密据江淮，道阻不克归，遂家钱塘。（注：《宋史》卷三○。）
孔承恭，京兆万年人，为唐孔戡五世孙，唐昭宗东迁，举族随之，遂占籍河南。（注：《宋史》卷二七六。）
王著，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世家京兆渭南，祖贲，广明中，从僖宗入蜀，遂为成都人。（注：《宋史》卷二九六。）
李迪，其先赵郡人，后徙幽州，曾祖在钦，避五代乱，又徙家濮。（注：《宋史》卷三一○。）
士人大量迁移，给迁入区带采巨大变化。宋代苏颂指出南唐的发展与士族迁徙有关：
唐季之乱，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李氏能招携安辑之。故当时人物之盛，不减唐日。而文风施及其后裔，今名显于朝廷者多矣。（注：《苏魏公集》卷五五《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
南方地区战乱较少，故迁徙者主要流向江淮、荆襄及蜀中地区，与前次迁入区大体类似。“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注：《全唐诗》卷六九八韦庄《湘中作》。），韦庄、牛峤、牛希济等关陇作家也是在此时期飘寓西蜀的。而前蜀的统治者也颇能利用这一人力资源：“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注：《新五代史》卷六三《王建传》。）“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点校本第18册，第8685页。）
江东徽州（今安徽歙县）也是一个迁入区：“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风雅”（注：罗愿《新安志》卷一《风俗》。）。又据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制墨，故有名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亦载：“至唐末，墨工奚超，与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
三 贬谪与宦游所形成的迁徙
除战争外，从初唐以来就有将贬谪、左迁的官员流徙南方的传统（注：按据阮元《广东通志》卷二六二《谪宦录》考证：“唐以前得罪至岭南皆迁徙为民，至唐始谪为宦，有责授左授之分。”故明代王守仁《送李柳州序》说；“唐宋时吏其土者或未必尽以谴谪，而以谴谪者居多。”），宋之问《至端州见题壁慨然有怀》：“逐臣此地受严遣，谓到南方每相见。”白居易《送客岭南二十韵》：“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训。路足羁栖客，宦多谪逐臣。”“宾（州）去天远，中州名公巨儒罕有至者，惟迁谪人岭游宦落南间有人焉”（注：《舆地纪胜》卷一一五引《宾州图经》。）。贬谪与流放对当事人是一种惩罚，但对文学之创作与传播有重要影响（注：参见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眨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王承文《唐代的左降官与岭南文化》，载《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迁徙者甚至有避居岭南者：“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其中有唐名臣刘崇望之子刘浚、太学博士倪曙、宰相李德裕之孙李衡、司农少卿周杰、娴于典章制度的杨洞潜、孔子四十一世孙孔昌弼等，亦先后迁移岭南（注：《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刘隐传》。）。
宋人王禹偁说：“……有唐以武勘乱，以文化人，自宰辅公卿至方伯连帅，皆用儒者为之……。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注：《小畜集》卷三○《柳府君墓碣铭》。）又据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人物》：“东越有功，亦足以称焉。自东汉至于唐代，有贤哲已具《图经》，而四姓者最显。陆机所谓‘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四姓者，朱、张、顾、陆也。其在江左，世多显人。或以相业，或以儒术，或以德义，或以文辞，已著于旧志矣。自广陵王元 父子帅中吴，是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璙幕，以长者称。丁氏之后有晋公，出入将相。范氏之后有文正公，参豫大政，为世宗师。文正公族侄龙图公师道，以清直显先朝，履历涑宪；谢氏之后有太子宾客涛，宾客有子曰绛，为知制诰，缙绅推之；陈氏之后有太子中允之奇者，谢陇西郡王宅教授以归，召之不起，以行义著乡间，谓之陈君子者也。又若宜徽氏郑文肃公，以谋烈赞枢府、定边陲。秘书监富公严，以耆德守乡郡，而许洞以歌诗著名祥符之间，皆吴人也。而东南之才美，与四方之游宾者，视此邦之为乐也，稍稍卜居营葬，而子孙遂留不去者，不可以遽数也。”说明五代、宋以来，东南仍为人文渊薮，但新兴的文化家族已取代旧的本土士族，迁徙已改变吴郡的居民结构。
四 士族迁移对文学的影响
在古代社会中，迁徙多是被动的，它使移居者失去与本土世代相续的许多联系，使人变成无根的飘蓬。从社会心理的深层上说，乡土社会是拒绝迁徙的。唐代诗文中将乡愁的理念表达得那样丰富深刻，与士人复杂的心态有关。但是，政治变革、经济利益、军事战争、自然灾害等又迫使人们不得不流动，而移动对移动者与所移人的环境都会发生极大影响。因论题所限，本节主要申论迁移对学术文化的影响（注：北人南迁对江南农业发展的影响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58-69页，农业出版社，1990年。）。
首先，迁移使唐代士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在不断追逐科举仕进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社会领袖的地位。
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注：《通典》卷十七《选举》五。）士居乡土，百无一二，因缘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数百年之外，面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注：《全唐文》卷三六八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又见《旧唐书》眷一一九《杨绾传》。）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幕无所考。（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又见《宋史》卷二六六《刘烨传》。）
唐前期的士族迁移与中后期（安史之乱与唐末五代）的迁徒，虽然具体方向不同、目的不同，但就其对士族的影响而言，则是一致的，即不断使士族弱化，在趋向中央化与官僚化的过程中，地方代表性在丧失，其与政治力量抗衡的基础被瓦解，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日趋缓和。士族作为社会中层在不断扩大，但又在不断弱化（注：参见许倬云《历史分光镜》，第225-22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但许氏认为中层的扩大是宋代以来的事，实际上，唐代科举取士即含有扩大阶级的范围，亦即中层的扩大，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又见钱穆《国史新论》，第160页，三联书店，2001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57页，三联书店，2001年。）。士族本身亦由世家大族蜕变为近代封建宗族（注：徐杨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谈唐宋变革论或唐宋思想转型者（注：讨论唐宋变革或转型的文献甚多。结合士族兴衰研究者主要有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收入《唐宋史论丛》，香港，龙门书店，1980年。邱添生《由世族盛衰看中国中世的社会变迁》，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指出唐宋士人经由士族向官僚的转变，而文化关怀之重点亦由文学向理学转变。则唐宋之际士人性质之改变，文化关怀重点之嬗变，亦与士族迁移息息相关。
其次，就移入的士族而言，整体上文化素质较高，所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移入地区的文化品位。一般认为隋唐之际的南方文化与山东文化要比当时的关中文化发达兴盛，故山东士人与江南士人的播迁，极大地改变了关中文化的旧貌，使其很快呈现出与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兴盛局面。“隋唐间礼乐刑政诸制度，以及经学、文学、音乐、文字、书法艺术等，主要取资于东晋南朝”，故隋唐之际的南朝因素对唐代有深刻影响（注：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以经学为例，唐初颜师古和孔颖达等奉命撰《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凡诸经解释有歧义之处，二书多从南学（注：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9章《隋唐之经学》，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本重印）。）。同样，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的两次南迁亦与此类似。虽然江南有六朝以来的文化积淀，但唐前期英髦之才多北上两京，除了隐沦于草莱间的一些失意者外，地方精英人物委实不多，故两次战乱对南方区域的发展无疑是一大契机。不仅有中原先进技术的输入，而且有发达的文化的引进。遂使南方文化重现辉煌，更加繁荣，并从此奠定了南方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迄今已历千年而未变。这一历史大机缘的出现，不能说与唐代两次士族南迁无关。因为迁徙是一种突进的方式，跳跃式地提升当地的文化水平，横向的引进要比纵向的继承发展来得更快。
今江南多士所凑，埒于上国。（注：《全唐文》卷四八九权德舆《与睦州杜给事书》。）
盖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模楷，无处不有。（注：《益州名画录·序》，何韫若等点校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根据冻国栋对《新唐书·文艺传》中人物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知，关内道前期为4人，中晚期为1人；河南道前期为8人，中晚期为2人；河北道前期为5人，中晚期为2人；河东道前期为3人，中晚期为2人；江南道前期为1人，中晚期为6人（注：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31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可见北方各道人物由前期向后期在递减，而南方之江南道人物由前向后在大幅度递增。冻国栋又据日人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编《唐代的诗人》及平冈武夫、今井清二编《唐代的散文作家》，还有徐松编《登科记考》等进行统计，兹引用三表如下（注：参见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313页，第316页。）：
表一 唐代诗人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
道别 唐前期小计
中晚唐小计
升降百分比
关内道 66
91
河南道 68
82
河北道 65
82
河东道 26
52
陇右道 4
23
江南道 40 261
山南道 19
23
淮南道 6
28
剑南道 10
32
岭南道 3
19
北方五道合计 229 330 644%
南方五道合计
78 363
365.4%
表二 唐代散文作家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
道别 唐前期小计中晚唐小计升降百分比
关内道 117
140
河南道
75
121
河北道
72
138
河东道
4779
陇右道821
江南道
40
130
山南道
2118
淮南道
1011
剑南道921
岭南道211
北方五道合计319
499 56.4%
南方五道合计 82
191 130%
表三 唐代进士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
道别 唐前期小计
中晚唐小计
关内道 1250
河南道 1671
河北道 2857
河东道 1147
陇右道 120
江南道 14
177
山南道 815
淮南道 3 8
剑南道 315
岭南道 312
总计 97
470
北方五道合计
68
245
南方五道合计
29
225
不难看出，北方各主要道人物虽也在增加，但比例较小，而南方各道增加较多，尤其以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增加的比例高，其中江南道递升幅度最大。
李邕曾先后贬富州司户与钦州遵化县尉，“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注：《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李邕传》。）。流贬途中，竟然靠卖文成大款，亦是文坛一佳话。
李绅贬端州司马，“以诗自娱，每纪所历，皆为长句，名追昔游，自检益严，端人见之，皆有立操”，临行时，“端人攀留不得，留其衣带祠之”（注：《粤大记·李绅传》。）。
元和中，元稹贬任通州司马，白居易贬任江州司马，两人往还赠答的作品，“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寓放逐之意，摩不凄惋”（注：《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
柳宗元贬任柳州刺史，“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人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注：《旧唐书》卷一六○《柳宗元传》。）。又据赵磷《因话录》卷三：“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他在柳州还建学宫，崇圣教，“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注：《韩昌黎文集》卷七《柳州罗池庙碑》。）。故柳州一时“弦诵为岭南诸州最”，“柳州名重他郡，以子厚故也”（注：《舆地纪胜》卷一一二《柳州》。）。则柳宗元不仅以诗文书艺教授后学，影响地方，且能移风易俗，化成湖湘。
韩愈贬阳山，当地士子区册人其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另有窦秀才“乘不测之舟，人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注：《韩昌黎文集》卷四《送区册序》，卷二《答窦秀才书》。）。“阳山民至今多以先生名洎字嘱其子孙”（注：甫湜《韩愈神道碑》，《皇甫持正集》卷十一。）。
咸通年间，张锡以户部侍郎贬封州司马，“封民语不可解，锡时以文义教之，渐知诗书，士于日来请益，与论文章，无倦时”（注：《肇庆府志》卷十六《迁客传》。）。
在中原兵燹不绝的情况下，西蜀及南唐分别出现两个词的创作中心，这是对原长安与洛阳两个中心的赓续，从此文学创作之重心全部让位于南方。但稽考其主要作家，如韦庄、牛峤、牛希济等皆是南迁之北人。可见迁徙及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显示出文化中心的改变。
从事中晚唐文学研究者经常论及北方士人南迁受到南方文化的熏陶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移人者提升当地文化品位这一事实。故史虚白总结说，“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实因“天下瓜裂，中国衣冠多依齐台（按：指南唐创立者李）”（注：佚名《江南馀载》卷上。又，章乃羹《两浙人英传》亦认为，“予推究两浙文化，由勾践之摧强敌，会盟中国，中原文化始传播两浙。至晋室都江左，赵宋都临安，中原人物，翩然莅至，由流寓而著籍，吾浙人物所以殷盛，要由寓贤始。”）。
昇三，迁徙者所带来的文化与当地的区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故移入的实际是一种异质的东西，为当地文化提供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成分。比如文人雅集本是南方文人群体的一种活动方式，整个北朝时期，文人聚会的次数、规模、影响，远不及南方。西魏北周时期，庾信、王褒等南方文士北来，将此风气带到关中。隋唐之际，北来之文士络绎不断，故北方文坛上文人雅集亦兴盛一时。如杨广与晋王府文人的雅集、唐初于志宁宅宴集、高氏林亭宴集，安德山池诗会、《旧唐书·刘孝孙传》所载文会等（注：参见拙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修订本）第6章第1节。）。安史之乱后，北人（包括原来北方之南人）南下，又将此风习带回南方。著名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有的防等三十七人参加（注：贾晋华《〈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考述》，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151页，中华书局，1995年。），更大规模的浙西诗会有颜真卿等百馀人参加（注：蒋寅《大历诗人研究》，第159页。），风气之盛，远迈前代。
第四，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战争、迁徒等本身就是文化（包括文学）交流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交流往往会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使文学的独特性不断流失。所以，当人们津津论道南北文风之合流与统一时，不要忽视了它的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文风的合流与统一只是一种趋势，当时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因不断受到异族交侵，故吸纳附会外来文化渐久渐深，形成华夏文化之丰富性与复杂性，南方则为珍视中原文化之贵族的避难地，山高水深，易于聚族而居，传统风习，代代相传，形成华夏文化之纯粹性。
本文的结论是：
一、唐代士族的迁徙流动主要有三种类型：科举仕进、战争，贬谪及宦游。大规模的迁徙有三次，其中第一次始于隋，结束于安史之乱，主要是江南及山东士族迁徙于两京地区，目的是为了科举仕进。第二、三次分别是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时期，主要是关陇士族及山东士族迁徙南方（尤其以江南居多），目的是为了避乱。因贬谪及宦游而迁徒者，则贯穿于整个唐代。
二、迁徒使士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亦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但因迁徙士族整体文化素质高，故这种横向引进迅速提升了移人区的文化品位，并给移人区输送了一种异质文化，丰富了移入区的文化。
三、士族迁移不仅对个人及家族的荣枯兴衰有影响，而且表征出文学及文化中心的潜转暗换，此后中国经济文化南北失衡之格局的形成，唐代士族有以致之。但缘于南北方的地域特点，南方更多保有中原文化之纯粹性，而北方则因与外族融合而形成中华文化之丰富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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