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语言转向的认知根源——从朴素的自然主义到先验的语言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恩论文,语言论文,自然主义论文,朴素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10）03－0001－07
所谓的库恩语言转向，指的是库恩在回应对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批评时发现，使用格式塔隐喻和用视觉模型建构现象世界时存在不可避免的唯我论困境，为此他改用语言模型来隐喻革命前后的世界变化，以说明不可通约理论间部分可交流、可比较和可理解。由于1969年以来库恩力图用语言分析来重新阐释《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后简称为《结构》）中提出的哲学主张，这使得库恩后期的工作与前期论述在风格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前期多是自然主义的描述，而后期更多借助于先验的思辨。因此通常人们所谈到的库恩转向，并不是指库恩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而是研究进路（research approach）的变化。伯德认为库恩从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向先验方法的演进，不仅与盛行的哲学运动方向相反，而且库恩对不可通约性概念的语言探索也是“毫无结果”的，因此“《结构》之后的路构成了一种错误的转向”（[1],p.39）。对库恩后期的语言转向究竟是不是错误的转向？我们暂不予评价，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库恩为什么要放弃《结构》中明显的自然主义取向，转而采用一个他并不擅长的语言分析工具？
一、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复兴
既然我们谈库恩的研究风格从自然主义转向先验分析，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naturalism）这个术语有许多而且是经常相互冲突的哲学用法，例如方法论自然主义、形而上学自然主义、自然化的认识论、规范自然主义，等等[2]。近年来，科学哲学的自然化倾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兴起，与基础主义的衰落密切相关。
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的哲学中，逻辑与心理学是密切相关的。对于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来说，逻辑的法则体现了思维的规律。但这种关系在弗雷格和罗素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逻辑成为自洽的、标准的学科，具有基础的地位，而心理学被当成经验科学而贬黜在哲学之外。
弗雷格以来的分析哲学有两个基本的预设：第一，反心理主义，主张用非心理方法来研究认识论问题；第二，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具有优先地位。这两个预设在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区分了“科学发现”与“科学辩护”，把违背这种区分的努力贬低为心理主义或社会学的。于是逻辑经验主义不再考虑发现的心理过程，转而研究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即证明问题。但无论是建立在概率、归纳和统计基础之上的归纳证实还是演绎证伪，均无法在方法论上为知识的确定性提供确实的基础，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被迫向确证度和逼真度退却，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危险。基础主义的失败，以及历史主义容易导致的相对主义，消解着自然科学的客观基础，改变了科学的传统形象，自然科学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何拯救传统的自然科学？吉尔（Ronald Giere）声称，“方法论基础主义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纲领，而自然主义，是我们惟一的选择。”[3]
自然主义在哲学中的重新兴起，还与奎因对传统认识论的批评密切相关。在奎因看来，无论是与意义有关的概念研究（conceptual project）还是与真理有关的教义研究（doctrinal project），均宣告了笛卡尔的基础主义纲领的失败。他在《自然化认识论》中质问道，认识论为什么不能研究我们事实上怎样根据观察创造科学？为什么不能利用经验科学研究成果来理解观察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能描述认知的心理过程？奎因希望“自然化的认识论”（Epistemologyr naturalized）能够避开传统认识论的困难。
在奎因看来，传统认识论的“目标是从关于感觉证据的自明的、非科学的理论内部的真理出发，根据自明的推理步骤，演绎出自然科学的所有真理，或凭借逻辑和集合论构造出这些真理。而新认识论的目标则是：在只给定感觉证据的条件下，实际地说明我们是如何构造出（但不是演绎出）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的”[4]。因此，传统的认识论是规范的，而新认识论是描述的。对于理论的构造过程，在奎因看来，这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只能在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内部中予以解决。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来解释从感觉中获得的刺激信息，如何通过刺激-反应的语言学习过程，通过观察语句赋予理论语句以经验意义，从而构成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
尽管奎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认识论问题存在诸多不足，但他重新开启了人们对科学认知过程的关心。在此之前，库恩的《结构》关于理论演化的格式塔隐喻，暗示我们可以用一种更为自然化的方式去理解科学及科学演化。由于奎因的号召和《结构》的示范效应，1970年代以来自然主义逐渐在科学哲学中得到发展。刘军曾经把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概括为三种形式：（1）以奎因、吉尔和萨伽德（Paul Thgard）为代表的科学自然主义。由于他们把认识论问题还原为科学问题，看作是科学的一部分，用科学替代哲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认识论的地位；（2）以劳丹为代表的规范自然主义把认识论同价值论联系在一起，把自然主义伦理学融入到科学哲学之中，描述性和规范性融合在一起；（3）认为认识论不但要自然化，还应该社会化、历史化。该派着眼于认识的社会文化性，提出不但要研究个体的认识，还应着重研究群体的社会认知。代表人物是富勒（Steve Fuller）、唐斯（Stephen M.Downes）等人。[5]形形色色的自然主义，汇集成为科学哲学中的认知转向。
二、库恩早期的自然主义取向
1.《结构》的自然主义风格
很难说前期库恩体现出来的自然主义应归为上述的哪一种，但是按照亚历山大·伯德（Alexander Bird）的理解，库恩的“自然主义”主要是与前库恩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6]。在库恩之前的“旧理性主义”中，无论是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归纳证实、波普尔的证伪还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提供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论标准或合理性标准，至于这个规范的标准是否与科学实际相符合，他们并不特别在意。用拉卡托斯的话说，“指出历史与其合理重建迷宫间的不一致的一个方法是在本文中叙述内部历史，而在脚注中按历史合理重建的观点指出实际的历史是怎样‘举止不端的’”[7]。规范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应是什么”的问题。相反，自然主义者并不事先提出一个先验的规范标准，而是从科学史案例分析出发，反对“科学史的合理重建”，要求按实际情况来描述科学活动，因而他们又被称为是描述主义者。描述主义者要求尽可能地排除各种先验的成见，自然地呈现科学实践活动。因此，自然主义又与先验主义相对立。
当然，仅仅从规范主义与描述主义的对立来说明库恩的自然主义还是不够的。早期库恩的自然主义其实包含了上述三种形式：就库恩早期曾试图依据心理学（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纸牌实验）、人工智能（用计算机程序说明学习相似关系的过程）等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说明我们如何形成关于世界的知觉来看，这是属于认识自然主义；就库恩反对基础主义和主张人们在不同的范式下遵从不同的方法论规则而言，非常符合劳丹对规范自然主义的界定。劳丹曾讲过，“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5]。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要求常规科学家如何行事，但是常规科学家在职业化的过程中通过对范例的学习，掌握到了如何行事的“意会知识”。此外，库恩关于常规科学活动的描述，促使人们从社会、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去分析科学的特征。比如富勒主张的社会认识论就直接受到库恩的启发，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亦自称受到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影响。实际上，可以把《结构》看成是按自然主义风格写成的。
2.作为一种方法论手段的认知科学
库恩对科学认知过程的讨论，充分地利用了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库恩应用心理学的成果不是为了建构一套认识论，而是把心理学看成是说明科学进化和科学总目标的手段。“心理学在库恩哲学中具有方法论的作用与元认识论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库恩把心理学的格式塔转换当成了一种方法论指南”。[8]
比如，库恩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刺激如何通过大脑的神经加工，由于教育、语言、文化的差异，最后产生了不同的感觉。在一个人看到鸭子的地方，另外一个看到的却是兔子。同时，库恩亦主张，刺激形成感觉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以儿童学习识别鸭、鹅、天鹅为例，指出约翰第二天很容易地识别出这些水禽，在于“在这天下午他处理视觉刺激的一部分神经机制已经重新编制程序，他由刺激所接受的材料，以前只能引起‘鸟’来，现在改变了。”[9]受玛斯特曼的启发，库恩甚至编制了一个计算机程序来说明这种认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
再如，传统的科学哲学把推理等同于逻辑和经验证据。在传统的哲学家看来，推理就是对系列命题应用演绎或归纳的形式运算法则。演绎是这种推理的典范：正确的前提通过恰当的推理规则得出无误的结论。逻辑实证主义者如卡尔纳普发展归纳逻辑的努力，不过是试图发展出类似于演绎的可靠推理。库恩挑战了这种形式化的认知模式，他尝试一种非形式的推理形式，这是一种“并非比一种蕴涵于规则、定律或鉴别标准中的知识在系统性和可分析性方面差些的认知模式”（[10],p.172）。这是一种基于案例而不是基于规则的推理形式，它建立在对范例的学习上，它更倾向于对推理过程的把握而不是推理结果的评估。
此外，库恩还用扑克牌实验来说明科学家在面对反常时的反应。但是库恩利用认知成果来阐述自己观点的尝试遭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派的反对，拉卡托斯直接指斥库恩用格式塔转换去说明理论的选择是“暴徒心理学”。显然，20世纪的辩护主义者那里，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在对科学认识进行说明中没有位置。
3.朴素的自然主义态度
为什么库恩会采用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来描述科学活动？这与库恩的经历有关。库恩早年受到过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却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切入对科学的元研究中。由于缺乏正规的、在当时占为主流的分析哲学训练，使他较少受到科学哲学“公认观点”的束缚，能够比职业哲学家更多地以自然的方式去思考科学实践。他坦承长达15年时间思考的目的，是“要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它能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他“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那个动态过程，而不那么关注科学研究产品的那种逻辑结构”[11]。对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的描述，必然转入对科学认知过程的分析之中。
当然，库恩是从科学家群体的行为特征而不是从科学家个体的角度，来看待科学认知过程的。对学习过程的强调，来自皮亚杰的儿童发生心理学的启示。库恩指出，通过对范例的学习，新手成长为职业的科学家。对科学家社会化过程的研究，是当时“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重要组成部分。以R·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家研究了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库恩则更关注一个新手如何接近、融入（access to）科学共同体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革命后的科学家所工作的不同世界，即惠宁根－厚恩（Paul Hoyningen－Huene）所说的“现象世界”，也是库恩后来提到的由不同词典建构的世界。
从一个世界，转入到另一个世界，就涉及到了库恩著名的不可通约性理论。不可通约性理论，是库恩从自然主义描述转向先验的哲学思辨的症结所在。从这个时期库恩与普特南、戴维森的论战可以看出，为了维护不可通约性概念，库恩不再借助经验科学和科学史中的证据，转而去讨论科学中所运用的语言的本质。这明显具有非经验主义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库恩早年持有的是一种朴素的、直觉的自然主义态度。尽管库恩注意到了1950年代人们开始对科学认知过程的研究兴趣，在“思想实验的作用”（1964）一文中，库恩也曾用思想实验来说明概念的变革和调整，由于他缺乏奎因那种把握哲学发展趋势的能力，未能自觉地继续采用自然化的方式阐述其哲学立场。因此，早期库恩的自然主义是早熟的，当他运用的心理学工具和人工智能程序尚无力解决他面临的问题时，放弃自然主义的阐述论证方式，是库恩必然的选择。
在库恩看来，关于世界的知识必须用语言来表述，人们在学习词汇的过程中同时获得了关于世界的知识。由于没有中性的、纯粹描述的词汇表，历史表明：
“要获得新知识就总是要付出改变描述语言的代价。……科学的发展最终不仅依赖于人们关于世界轮换地说了些什么，还依赖于人们轮换地用什么词去说。这个必要的词汇变革正是这样一种现象的实质——我曾经把这种现象一度加上了不可通约性表现的标签”。[12]
这样，库恩把理论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转化为语言的变换。为此他引入词典和分类结构理论，区分了翻译和解释，主张通过语言学习来达到对先前科学文本的理解。这时，科学革命就是语言革命，科学共同体变成了语言共同体。
4.伯德的遗憾
但是，人们对库恩的语言学努力并不热情，伯德更直接批评库恩的语言转向是“错误的转向”。伯德对库恩未能继续早期的研究风格，对理论变迁和世界变化以及不可通约性等未提出彻底的自然主义解释感到遗憾。在伯德看来，库恩从大有希望的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转向先验的哲学思辨，这与二十世纪盛行的哲学运动方向相反。由于没有经历20世纪哲学规范的全面训练，库恩并不了解他正在从事研究的那些哲学观点在历史和辩论上的起源。“虽然库恩在使哲学抛弃逻辑经验主义方面一直在起着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哲学界的先锋在这方面已经超越了库恩。”（[1],p.34）这样就使得库恩在70年代以来的研究，显然不那么合乎时宜，并落后于时代，显得相对保守起来了。
按伯德的理解，19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联结主义的大脑功能的神经网络模型，能够为库恩用范式理论去说明科学的发展，提供经验上的支持。联结主义致力于探究认知的微观机制，在联结主义看来，神经元（或数学的）单元及其联结的网络构成了“知识”，而联结权重的变化可以说明感觉、身体运动以及认知过程。它直接模拟了神经系统的学习机制。输入的外部刺激的联结权重（正加权与负加权）的微小变化，也会影响到表现为输出的（神经元整体的兴奋与抑制）的知识。神经网络具有“学习”的能力，即根据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发生行为的改变，导致对外界刺激产生反应的新模式的建立。因此，许多精神活动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范例的无规则的系统协调。实际上，丘奇兰德发展了一个对科学理论的神经网络解释，并用联结主义解释库恩的范式概念（[13],pp.163-165）。利用联结主义，库恩本来可以说明基于范例的学习，如何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可惜库恩却放弃了自然主义的努力，转向先验的语言分析，因此库恩的语言转向在伯德看来是“错误的转向”。
但库恩早年的自然主义尝试，却启发了对科学哲学的认知研究。对科学推理过程的分析，必然涉及到原先逻辑经验主义者排除或刻意忽略的一些推理方式，比如类比、形象表述、思想实验。受其启发，以纳西希安等人为代表的认知的科学史·科学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简称HPS）非常关注概念变化过程中的实践，据其对科学概念变迁的认知－历史分析，她发现概念变化不过是各种模型构建过程的结果（[13],p.255）。陈向、安德森、巴克尔甚至用概念的框架理论，指出不可通约性可以促使人们在认知上不再复归旧范式，因而引起的翻译困难和交流模糊性，激励人类知识沿一个特定方向进化。“对于框架模型来说，不可公度性不再是麻烦，而是科学进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13],p.363）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库恩为什么要转向用语言学来解释他的立场，或者，库恩为什么没有继续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转向他并不娴熟的哲学思辨？
三、库恩走向语言分析的动机
库恩为什么没有走向大有希望解决不可通约性的自然主义，而转向了先验的语言分析？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论战的需要促使库恩采用语言分析工具
早在库恩还是哈佛学生时，在本科课程中读过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的文献，但显然康德对他的影响更为深刻，晚年库恩回忆说他“是广义上的康德主义者”（[14],p.264）。甚至在以科学史家的身份谈话时，库恩仍不忘提醒人们留意其哲学意图，声称《结构》是“为了哲学目的而写作的”。伯克利加州大学哲学系拒绝提供给他教职显然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阴影，努力被哲学家阵营接纳，成为库恩的夙愿。这种愿望促使库恩采用了在他看来更像是哲学家的言谈风格，先验的抽象思辨要比经验的自然主义描述更哲学化些。虽然分析哲学走过鼎盛期，但活跃在哲学界的都是经历严格语言分析训练的学者，为了阐述自己的立场，维护不可通约性信念，特别是在回应分析哲学家如戴维森《论概念图式这个观念》（1974）、基切尔《理论、理论家和理论变化》（1978）、普特南《理性、历史与真理》（1981）的批评时，库恩被迫局限于分析哲学的叙事议题，如“意义与指称”、“语言与实在”等，沿用分析哲学的概念／经验，语言／事实，理论／实验的二分法来讨论不可通约性问题，例如讨论词典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语言的表达能力、语言翻译的真值问题等等，而放弃或忽略了在《结构》中鲜明的自然主义叙事风格。因为库恩自己也意识到，要消除分析哲学家的误解，得用与主流分析哲学家同样的技术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1983年“亨普尔的哲学”讨论会上，库恩承认，“为了进行这样的辩解，我只有贸然地进入对我来说是个新的领域”（[14],p.211）。或许学习运用分析工具应付各种哲学挑战，是1970年代以来库恩不再尝试从认知科学角度解释概念形成与演变，没有精力去注意这个时期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的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来讲，库恩被分析哲学家一步步诱向了语言分析。
2.格式塔隐喻的不足
我们知道，格式塔转换经常被库恩用于说明科学革命。库恩后来意识到用格式塔的隐喻来说明科学革命并不妥当：对于往回看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可以为无意义的文本找到一种熟悉的阅读方式，而科学通常是与过去割裂，代之以系统的重构。在《科学史的可能世界》附记中（[14],pp.86-89），库恩反思自己之所以频繁地使用格式塔转换、皈依等隐喻科学革命，是基于自己1947年的体验，也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偏见。但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们很少去阅读过去的科学著作；图书馆中通常摆满了记载这些工作的书刊，但这些书刊很快被人遗忘：当一个科学领域内出现重新概念化时，被替代的概念很快从专业的视野中消失了。后来的实践者用他们自己使用的概念词汇表重构其先驱的工作，但这种重构通常不足以表征其先驱实际所做的工作。这种在教科书中的概念重构，提供了科学是累积发展的假象。而历史学家回头看过去文本时经历到格式塔转换不足为奇，某些概念间的反差对他们来说是突兀而强烈的。由于这些概念不是科学家个人使用而是科学家集体运用的，因而想当然地假定科学家共同体也经历了与他类似的格式塔转换。历史学家通常把长时间的概念变化过程压缩成好像是一下子发生的，但这样一来就没有为概念变化如何达成的微观过程留下空间。库恩后来承认，“共同体根本没有经历，更不用说是格式塔转换。”（[14],p.88）库恩相信，“历史学家用格式塔转换的模型夸大了科学发展中的概念变化的尺度”。（[14],p.88）当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发生变化时，对于个别的共同体成员来说，可能会经历某种格式塔转换，但这只有部分人且不是同时经历这种转换。在没有经历这个转换的人中间，一些人不再属于这个共同体，另外的人以不那么戏剧性的方式获得新的词汇表。
放弃格式塔类比，也就是抛弃了关于科学革命是瞬间发生的观念后，就可以排除备受争议的格式塔隐喻所带来的理论比较的困境。后期库恩不仅排除了科学革命发生的突然性，而且还缩小了科学革命的影响范围，提出了“局部不可通约性”的概念。
3.“视觉模型”的唯我论困境
为了说明革命前后的“世界变化”，库恩曾利用格式塔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成果，探讨过相同的刺激，如何由于不同的范例训练，产生了不同的知觉，以至于出现有差异甚至完全不同的认知结果。库恩谈到，“极为不同的刺激能产生相同的感觉；同样的刺激能产生极不相同的感觉；……现在请注意有两个团体，它们的成员在受到同样的刺激时有两种系统的不同感觉，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确实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10],p.173）。显然这里所说的不同的“世界”指的不是物自体意义上的，而“现象世界”意义上的世界。而且，惟一的现象世界被排除了。劳斯更从实践的角度，提出这个世界是科学家的“工作世界”（work-Worlds）。库恩本来希望可以“用神经一大脑机制加以解释”（[10],p.172），但是在惠宁根-厚恩看来，以刺激为基础的视觉模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唯我论（solipsism）的倾向，局限于个人或特定社会共同体的感知、经验和思考方式，阻断了与其他社会共同体成员交流的可能。为避免不可通约性成为不可比较并因而被批评为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库恩放弃了基于视觉模型的世界隐喻，转而求助基于语言的世界隐喻，他希望通过语言的翻译，来解决交流的中断以及世界观的改变问题。[15]这样，关于世界的建构就从视觉模型转变为语言模型。当然，我们必然放弃现象世界是惟一的（无论它是实在论意义上的对应于物自体的现象世界，还是客观主义者认为我们现象世界才是惟一真实的世界）这种念头，采纳一个更加宽容的多现象世界理论，才可以避免交流的唯我论困境。
4.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沃尔夫的影响
虽然库恩很少直接引用沃尔夫的文字，但他的观点与沃尔夫的语言观明显相似。在沃尔夫看来，语言不仅只是交流的工具，而且具有建构经验、建构世界的能力，不同的语言建构着不同的世界。沃尔夫的这个观点与“范式革命后的科学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具有惊人的相似。在非常晚才发表的一段文字中，库恩认为知识的本性源自语言，两个语言之所以是不可通约的，就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反映（project）世界，并称多年来已经把自己当成“彻头彻尾的沃尔夫派”（unregenerate Whorlian）[16]。当然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家族相似性”的理论以及“语言游戏说”等，更是被库恩充分引入到对不可通约性问题的分类学解决上。现在库恩相信，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拥有的分类词典（lexicon），可以视作是自然和社会世界中某个部落（tribe）长期的产物，词典使对应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并建构了这个共同体的可能世界。就象我们不能说哪种生活形式更为优越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哪个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更接近实在。要理解栖居于不同生活环境（niche）的共同体（部落）所用语言，不能求助于词典的翻译，而只能通过语言学习，进入到这个部落的生活场景，掌握其分类结构，从而熟悉其词典的用法，进而理解对方的语言。
由于语言，特别是结构化的词典，建构了现象界以及对现象界可能的经验。所以库恩所说革命后科学家所栖居的世界发生变化，并不是指物自体意义上的世界（world-it-self），而是词典所建构的“现象世界”（plurality-of-phenomenal-Worlds）。在库恩看来，词典及其结构、功能非常像康德的“范畴”，惟一不同的是分类词典可以历史地变化。这导致库恩不仅在本体与现象之间进行区分，而且还得引入先天综合真理，来避免实在论与反实在的理论纠结。因为库恩对实在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强的实在论立场并不认同范式革命后“世界变化了”，多世界理论需要维持一定程度的反实在论倾向；但另一方面，库恩又激烈批评建构论者漠视自然本身，“解构到了发狂”。而词典对于使用它的语言共同体来说，具有先验性。这样，库恩通过赋予词典一定的先验特征来避免对实在追问。
词典的引入和后期的新康德主义倾向，使得库恩在关于科学认知结果（表现为科学理论，或更一般地是共同体的共有信念）的合理性或真理性问题上，最终抛弃了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要全面解释范例在形成我们的感性经验和在我们对事物的范畴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必须借助有关大脑的神经心理学结构，这样将是对不可观察的实体进行科学推理的结果。事实上库恩早期对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的经验探索，并不成功，而且与他现在的康德主义立场相矛盾，这种前后矛盾促使库恩放弃了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二，如同康德的范畴，词典是初学者进行学习的先决条件，就像孩童在学习识别鸭、鹅、天鹅时，如果事先不知道区分什么是鸟，则根本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学习。但如果要追问词典如何形成，就不可避免陷入上面第一条所说的矛盾。赋予词典先验的特征，看来可以避免这个矛盾。
第三，库恩把知识的进化类比于生物的进化，认为不同的词典建构着不同的［现象］世界，促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ways of being-in-the-World），某些生活方式适合于某些目的，而有的方式又更适合于其他目的，没有一种方式是因为真而被接受或因为假而被拒斥；没有一种方式被赋予更接近实在世界的特权。因而，对知识的评价应立足于共同体所栖居的生境内（niche）。这样，库恩就以后达尔文式的康德主义立场，反对了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
第四，现在库恩发现，如果像历史学家那样去看待科学，通过详细的历史案例研究，就可以得出与观察实际的实践活动几乎相同的结论，过去太过于强调科学哲学事业的经验方面了，事实上“进化的认识论并不需要是自然化的认识论（a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need not be a naturalized one）”（[14],p.95）。看来，库恩了解七、八十年代以来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但他决意不走这条路，而是倾向于采用达尔文新康德主义的语言学立场。因为他相信，词典和先天综合真理的观念，足以从哲学上表达他在《结构》中未说清楚的立场。
从人类认识的发展进程来看，从视觉经验进入到语言层面，从自然的转入先验的思维架构，体现了人类精神的超越和升华。从这个意义来讲，库恩的语言转向并不是错误的转向。而且，尽管伯德为库恩放弃自然主义的研究立场深感遗憾，但一些认知研究者如纳西希安却相信自然主义是理解库恩后期思想的重要线索。她根据库恩后期的一些文献，库恩199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做“一个历史学家的意义理论”的演讲，Hanne Andersen对库恩的两次访问，她本人同库恩的一些讨论，以及Susan Carey与库恩就认知发展的文献进行的深入讨论，纳西希安得出这样的印象：库恩的语言转向，“仅仅是关注焦点的变换，库恩并未放弃建构一个可行的知觉理论”[17]。麻省理工学院的官方也认为，库恩在麻省理工时期，“主要处理的是科学哲学中认知的、语言的过程，包括语言对科学发展的影响”[18]。在库恩最后的岁月里，我们看到了库恩用心理学的术语“心理模块”（mental module）来解释“词典”（库恩把词典看成是语言共同体成员用来贮存类词的“心理模块”）[19]；也听到过库恩暗示认知因素在他未将完成的书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期待John Huagehand与James Conant早日整理出版库恩在世时未完成的“那本书”，毕竟按《必张的张力》相同的思路编辑出版的《结构之后的路》（2000），尚不能充分呈现后期库恩的全部想法。各种迹象表明，库恩后期的一些设想，可以在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中受到积极的评价。
［收稿日期］200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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