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转型论文,世纪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由初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演变，它体现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历程。社会转型不是简单的某一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是包含着社会各方面，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方面整体、全面的发展与变迁。它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动，一种具有战略性的、影响社会全局的社会大变革。这种具有全局性的社会变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与曲折。社会转型有时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成功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设想在一朝一日之内实现的。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冷静地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
一
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第一次社会转型，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相继成立的中华民国。它标志着中国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
第二次社会转型，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一转型是中国由一个具有初步现代性的社会向建设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它是采用和平的、变革式的转型。
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考察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我认为应将1911-1978年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剖析和认识。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4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的问题。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机遇，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但是，这个大好的历史机会被执政的国民党丧失了。第二，经过三年的国共内战，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认识上的误区和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因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均遭受严重挫折，未能有效地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显然，国共两党都未能把握好历史的发展机遇，把社会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认识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还需要回溯一下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封闭式的东方大国，专制主义统治严重。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一方面，中国先进的人们发现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要急起直追；另一方面，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因而近代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先进的中国人，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变革，但未能成功。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暴力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即：第一，推翻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结束了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第二，初步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把中国引向建设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这在中国来说，是破天荒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由于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因而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胜利的、成功的革命运动。
但是，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武装斗争形式的革命运动，它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社会转变，特别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的所有任务。新的社会因素不可能迅速地完全代替旧有的社会因素。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1.帝国主义虽然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击，但其势力仍在，仍然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2.大量的传统社会遗留，其中包括传统政治、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有时甚至掀起较大的复旧风浪，如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古等；3.传统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小生产方式造成的落后意识、保守观念，仍然普遍存在，阻碍着人们的进步和对新事物的追求。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尚很微弱。作为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矛盾、冲突的畸形政治形态——北洋政权，其掌权者缺乏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理念和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目标、纲领和措施，因而没有凝聚各种社会势力的号召力，也无法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只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无休止的争权夺利。这种政治现象的出现，也是历史转型阶段的必然，它使人们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以及提出中国如何再进一步地进行社会改造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人们提出种种社会改造的方案。这些方案，不管它的可行性如何，都体现了人们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在众多的方案中，有两种方案分别为人们所接受、采纳，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造中国的三民主义纲领。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学习苏联革命的方式，走城市起义的道路。在中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并需要发挥它的经济效能的情况下，过早地、不适宜地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从而在政治实践中带来严重危害。在城市起义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探索新的改造中国的方案。而国民党人主要据守城市，在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实施了较为深刻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如在1928年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建立了以五院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体制及地方政治体制。这种与北洋政府政治体制不尽相同的、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监察弹劾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铨制度等，虽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但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应该说30年代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另外，在经济改革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统一了财政，增加了税收和财政收入，扩大了市场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发展了工农业经济，争回了一些中国丧失的海关主权，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税则、税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倾销。中国的社会经济，在30年代经历了一个曲折、缓慢的发展过程后，于1936年达到民国时期最高的经济水平，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向前推进一步，也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从东北地区，到华北、华东、华南以至中原腹地，中国的社会经济、资源财富，均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的现代化遭受严重挫折，延缓了历史进程。
然而，从另一角度讲，抗日战争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积极因素，即：第一，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能够抛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团结抵御外侮，扭转了中国人民一盘散沙的局面。第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个世界战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战场与欧洲战场联成一体。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也进一步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第三，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各国与中国签订了许多压迫、掠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终因中国的软弱外交而未能彻底实现。1942年，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始与美、英等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至1943年基本达成协议。美、英表示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区、租界、特别法庭、外籍引水员、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军舰在华行驶及内河航行等特权。在英、美影响下，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虽然中国大片国土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但废除不平等条约仍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长期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逐步显示了国家和民族实力，具有极大的潜力，被列强视为战后不可忽视的力量，因而在战争后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空前提高。通过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签署《普通安全宣言》，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为战后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打下了基础。第五，经过激烈的战争洗礼和锻炼，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抗日战争后期在大后方日益发展起来的民主宪政运动，就是民主主义思想不断高涨的体现。人们不仅要求有知情权，还要有议政权、参政权，强烈抵制不断抬头的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治。第六，国民党的长期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其政治路线、纲领、政策，逐步走上成熟。在伟大的民族反侵略战争面前，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表现了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另一方面在抗战后期为了和平建国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有利于战后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以上论述，十分明确地说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走向新的和平建国道路，出现了新的历史机遇。问题是执政的国民党，愿不愿意、能不能把握这个历史机遇，重建国家，使中国重新迈向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它十分尖锐地摆在国民党以及全国人民面前，必须作出选择。
二
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在战争结束后，没有及时抓住机遇，丧失了大好时机，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日战争，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重建家园，恢复曾经失去的平静、安乐的生活。可是，战后，国民党忽视人民的呼声和迫切愿望，其所作所为将把中国人民再次引向战争的深渊。
第二，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忽视甚至反对以中共为代表的各界人民的民主政治诉求。这是战后面临的一个最根本问题。
众所周知，在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年代，国民党为了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民投入反侵略战争，在政治民主方面不能不有所让步。这表现在，一是实行国共合作；二是允许中共人员公开活动；三是释放被逮捕的政治人士；四是中间派别也有了较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而战时民主政治的重要措施是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尽管国民参政会并非权力机关，是一个咨询和议政机关，然而自1938年成立至1948年结束，十年间召开4届13次会议，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面的政治呼声。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程，国民党的集权政治也进一步强化。如出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加强了领袖的集权措施，在国民党内实施总裁制。大会决定，宣扬“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要“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关系上，决定“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要求“以最高政府之命令，贯彻党的意旨，推行党的政策”。这实际上是要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继续排斥各阶级、各政党的参政议政。而1943年上半年《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更加进一步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它标志着国民党的集权政治和个人独裁意识，已经达于顶点。抗日战争后期，在大后方地区掀起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就是对国民党集权政治的反弹。人们强烈要求实施民主政治，结束一党统治。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它反映了各阶级、各政党的共同愿望。它们要求改变一党政治，实行多党政治，从而把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战后，在国共两党关于商谈和平建国的政协会议上，国民党针对共产党，提出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而共产党认为国民党缺乏诚意，坚持主张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这一政治原则的分歧，是国共两党关系在战后走上破裂的焦点。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强化，是与政治现代化根本对立的。
第三，战后，美苏的冷战形势已基本形成。美国从远东的政治格局出发，坚决抵制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在远东地区扩展。虽然美国在战后曾希望将中共纳入中国政府的控制下，以弱化中共势力，但其调停国共关系未取得效果，最终还是把国民党蒋介石推向坚决反共、发动内战、武力消灭异己的道路。
第四，国民党逐步地失去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因而仅仅四年时间，即走上政治崩溃的道路。
众所周知，抗战胜利，人们对国民党寄予希望，期盼重整家园，繁荣社会，振兴民族，建设现代国家，因而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威望达于顶点，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连中共也公开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建国。但是，曾几何时，江河日下。国民党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实际上是对沦陷区的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它不仅表现了国民党的严重的政治腐败，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失掉了对国民党的信仰。频繁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从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城市中小工商业者面临经济破产的境地，也失去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党专政和对中间政治势力的排斥、打击，使众多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纷纷倒向共产党一方。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自建立政权以来，虽然也曾进行过一些土地改革的试点，但始终没有认真考虑过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热切追求，不能满足农民的生存愿望，甚至站在地主阶级一方，压制和打击农民，因而在国民党对大陆统治的后期，完全丧失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因而农民纷纷站到了共产党一方。
总之，丧失全国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使自己彻底孤立起来，是国民党在短短四年时间内走上彻底垮台的根本原因。
三
回顾40年代的历史，国民党未能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也未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现代化的推动者，从而使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的事业走过了一个复杂、曲折的道路。
我们认为，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第一，完成了国家政权的转移，将国家统治权由一个腐败的政党中国国民党，转移到一个十分清廉的中国共产党手中。政权的转移，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由于执政党政治理念的不同，建设国家的方略也产生重大变化。新中国以新的政治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彻底地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清除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在政治上强大起来。通过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几次在中国国门口的作战，美国等列强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再也不敢小视中国，更不敢压迫中国。
第三，开始医治、恢复因抗战、内战造成的经济创伤。1949年内战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已经跌入最低谷。这时，经济虽仍落后，但是，经过建国初期的努力，已经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第四，全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剥削，旧社会的黑暗面得到改造、清洗。人们自觉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社会出现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廉政清新的景象，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领导者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论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未能自觉地实行新的社会转型，从而导致新的挫折。
首先，政治指导思想、理论和观念有失误和错误。
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以暴力手段完成了政权的转移，也就是说采用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已告结束。中国面临的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的改造，不断扩大现代社会因素，改变旧的社会影响。可是，建国后建设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社会各领域中大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各项事业都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埋葬资本主义。一化三改造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改造，而不是较多地发挥他们的建设积极性，把他们放在了国家建设的被动地位。政治指导者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朴素、肤浅，认为建国后无产阶级实施人民民主专政，政治现代化问题已经根本解决，国家建设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上发展工农业生产，思想上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影响；执政者对于如何使自身跟上时代的发展问题则缺乏认识。
其次，经济建设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1949年以后，把发展重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作为主要任务，由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以政府行为干预工农业生产，把苏联集体农庄作为中国农村追求的榜样。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一个落后的、生产力低下的国度里，在短期内可以初见成效，但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诸如人浮于事、劳动效率不高等等，从而使生产达不到高水平，甚至成为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障碍。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显感受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因而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观念，表明中国将采取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发展战略。但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还受着计划经济的严重束缚；另一方面在经济变革的探索上，又渐渐步入歧途。在社会全面“大跃进”的狂涛中，对现代化的认识脱离了正常的思维轨道，陷入了乌托邦的迷途。
再次，政治上，是与僵化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过分集中。
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强调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因而要求全党“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城市后，有相当一批领导干部未能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缺乏民主作风，封建主义的思想遗留严重，而更多的干部对此却缺乏认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压制了知识分子和中间派别的民主诉求；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压制了党内的民主呼声；1964年的四清运动和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的领导干部。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并且越演越烈，终于使国家政治走上歧路，哪里还谈得上搞什么政治现代化呢！
又次，在对外关系上，在战后美苏冷战形势的影响下，中国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苏联实施一边倒的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对西方国家的开放，使自己脱离了世界潮流，孤立了自己，影响了中国本身的发展和进步。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的国门，又重新关闭起来。自我封闭的政策，影响着自己对世界的了解，也影响吸取西方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某些优秀的精神文化。
上述诸点，完全不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些错误的集中爆发，并且发展到极点。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造成沉重灾难，也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后果。
物极必反。“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客观上促使中国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正的社会转型。1978年的转折，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基础上，具有理性的、主导性的社会转型。它开始把一个不完全的、具有初步现代性的国家，引向更高的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实现了两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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