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按量收费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垃圾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城市垃圾管制中，垃圾按量收费（Pay-as-you-throw,PAYT）是最直接的环境经济政策。它是基于垃圾处理的社会边际成本而向居民征收费用（根据垃圾排放量的不同收取不同的费用），从而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垃圾按量收费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和应用。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很多城市都实施了垃圾按量收费。但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实施垃圾按量收费。本文通过对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垃圾按量收费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中国垃圾按量收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传统的垃圾收费方式是每月收取固定费用（有时隐含在财产税、自来水费、物业管理费中）。这种固定收费政策对所有的家庭实行统一价格（不论垃圾排放量多少），这从两个方面导致了垃圾管制低效率[1,2]：一是由于家庭不用为抛扔的垃圾额外付费，家庭缺乏垃圾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激励；二是厂商也缺乏积极性去生产垃圾处理成本较低的产品。鉴于此，多数学者支持“垃圾按量收费”，也称垃圾“单位定价”（Unit-based pricing,Unit pricing）、“可变费率”（Variable fees）等。
在垃圾按量收费下，家庭会根据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来调整其行为，如减少垃圾排放，增加垃圾回收等。很多经验研究都支持这一点。Wertz[3] 对旧金山市（已实行垃圾单位定价）和美国其他城市（没有实行该制度）垃圾平均排放量进行比较后发现，垃圾单位定价每提高1％能减少0.15％的垃圾排放（即垃圾单位定价的价格弹性为－0.15）。与Wertz的研究类似，Jenkins[4] 分析了14个城市的垃圾排放数据后发现，对每袋32加仑的垃圾征收1美元的费用能降低15％的垃圾排放。Fullerton和Kinnaman[5,6] 研究了美国维吉尼亚州大学城Charlottesville垃圾单位定价（每袋定价0.8美元）后发现，家庭排放的垃圾重量平均降低14％，体积减少37％，同时回收增加16％。当然，垃圾按量收费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如导致“非法倾倒”（Illegal dumping）现象。据Fullerton和Kinnaman[5] 推算，实行垃圾单位定价后，维吉尼亚州大学城Charlottesville产生的28％～43％垃圾削减量可能源自非法倾倒。Jenkins[4],Miranda et al.[7] 的研究也发现了非法倾倒的证据。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垃圾按量收费对减少垃圾排放和增加垃圾回收有显著效果[8]。至少，垃圾按量收费不劣于固定收费。正因为如此，垃圾按量收费在经济发达国家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和应用。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期，仅有约100个社区实施了垃圾按量收费，199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000个，1997年4150个，2001年5200个。2006年则有7095个社区采取了垃圾按量收费，占社区总数的26.3％[9]。
垃圾按量收费在我国也提上了日程。早在2002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环保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其中就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城市可以按照生活垃圾量计收垃圾处理费”。近年来，为了缓解垃圾污染问题，社会各界对实行绿色税收（或环境收费等）以强化个人（或家庭）责任的呼声日高。北京、上海、杭州、长沙、佛山等城市都已经在酝酿实施垃圾按量收费。现在的问题在于，垃圾按量收费在中国是否可行、有效？尽管经济发达国家对垃圾按量收费有很多支持性证据，但由于中国在经济水平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就此武断地认定垃圾按量收费对中国也绝对适用。中国能否实行垃圾按量收费，这需要考察和测度垃圾按量收费政策的预期效应。但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试图具体测度垃圾按袋收费（这是使用最普遍的一种垃圾按量收费方式）的政策效应。
2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对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为了设计问卷，我们借鉴了Fullerton&Kinnaman[4]，Berglund[10] 的问卷量表，并在其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正和补充。在问卷中，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假设，原来垃圾收费采取的是每月固定收费（比方说每人每月6元），现在政府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垃圾按袋收费，即根据倒垃圾的实际袋数收费（比方说，倒垃圾时必须使用标准垃圾袋，每个标准垃圾袋收费0.8元）。那么，对垃圾按袋收费政策”，接着我们列出关于垃圾按袋收费的7个题项（见表1）。
表1 垃圾按袋收费量表
类别
序号
调查题项指标类型
G1
我认为，垃圾按袋收费更合理，
因为多倒垃圾的人多付钱
总体感知态度G2
对我而言，我更喜欢每月固定收
费，而不是垃圾按袋收费
G3
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我周围的 李克特五级
人肯定会减少倒垃圾的量
量表：
垃圾减量行为G4
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我会减少 1.同意
倒垃圾的量
2.大致同意
G5
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人们会偷 3.一般
偷倒垃圾而不付钱 4.不太同意
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如果其他 5.不同意
非法倾倒行为G6
人偷偷倒垃圾，我也会这样做
G7
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即使没有
人发现，我也不会偷偷倒垃圾
其中，G1、G2度量居民对垃圾按袋收费的总体感知与态度，G4度量居民的垃圾减量行为，G6、G7度量居民的非法倾倒行为。考虑到居民可能有爱面子心理，或存在美化自身行为的倾向，他们对自身的垃圾减量和非法倾倒行为可能不会如实回答。对此，我们设置G3、G5两个题项度量居民对其周围人（关于垃圾减量和非法倾倒行为）的判断。每个题项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制。
问卷还包括9个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成员月总收入、居住城市）题项。其中，性别分为2类：①男；②女。对年龄，分为5类：①15～24周岁；②25～34周岁；③35～44周岁；④45～54周岁；⑤55周岁以上。对学历，分为5类：①初中及以下；②高中／中专；③大专；④本科；⑤研究生以上。对家庭人口，分为5类：①1人；②2人；③3人；④4人；⑤5人以上。对就业状况，分为3类：①是；②否；③在校学生。职业分为7类：①制造、运输工人、手艺人和相关人员；②服务业员工、商业人员、销售人员；③政府或企事业单位职员、管理者；④各类专业技术、教育科研人员；⑤个体经营者、老板、工商户等；⑥其他职业。对个人月收入，分为6类：①800元以下；②801～1600元；③1601～2400元；④2401～3200元；⑤3201～4000元；⑥4001元以上。对家庭成员月总收入，分为6类：①1600元以下；②1601～3200元；③3201—4800元；④4801～6400元；⑤6401～8000元；⑥8001元以上。鉴于通过调查问卷获得准确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难，我们用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除家庭人口以获得家庭人均月收入，并把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5类。居住城市则是开放式问题。
问卷调查主要在杭州、武汉两市展开，我们采取邮寄调查与面对面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573份（考虑到学生对垃圾按量收费的认识可能与其他居民存在一定的差异，有效问卷中未包括学生问卷）。我们使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3 总体描述性分析
认同（包括1同意，2大致同意，下同）“我认为，垃圾按袋收费更合理，因为多倒垃圾的人多付钱”（G1）的居民有54.8％，不认同（包括4不太同意，5不同意，下同）G1的有31.9％。与此同时，认同“对我而言，我更喜欢每月固定收费，而不是垃圾按袋收费”（G2）的也有59.0％，不认同G2的仅有21.4％（见表2）。这表明，尽管有超过半数的居民认为垃圾按袋收费更合理，但与此同时，多数居民仍然习惯于每月固定收费。
对于“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我周围的人肯定会减少倒垃圾的量”（G3），有59.7％的居民认同，只有约1／4（27.3％）的居民不认同。这表明，大多数人相信垃圾按袋收费的经济激励对于减少垃圾排放量是有效果的。对于“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我会减少倒垃圾的量”（G4），只有近一半（44.8％）的居民认同，有约1／3（34.1％）的居民不认同。这表明，部分居民认为自己不会因为垃圾按袋收费而改变自身行为（减少倒垃圾的量）。居民对G3、G4的回答有较大差异（体现为G4的均值显著高于G3），到底哪个更可信？根据“同行揭示原理”，居民对其周围人（会减少倒垃圾的量）的判断（G3）也许更切合实际。
表2 城市居民对G1－G7各语句的认同度（人／％）
G1(均值2.58,
G2(均值2.33,
G3(均值2.44,
G4(均值2.81,
G5(均值2.12,
G6(均值3.93,
G7(均值1.90,
项目
标准差1.471)标准差1.374)标准差1.391)标准差1.427)标准差1.244)标准差1.239)标准差1.173)
人数 百分比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同意 19534.223140.5197 34.5145 25.323541.1
32 5.8292 53.4
2.大致同意 11820.710618.6144 25.2111 19.416729.2
5610.2104 19.0
3.一般
7613.311219.6 74 13.0121 21.2 7613.3
8215.0 85 15.5
4.不太同意
9717.0 6110.7 92 16.1 96 16.8 53 9.3 12923.5 43
7.9
5.不同意 8514.9 6110.7 64 11.2 99 17.3 41 7.2 24945.4 23
4.2
合计571100.0
571100.0
571100.0572100.0572100.0 548100.0
547 100.0
注：字母G1－G7各语句代表的内容参见表1。
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人们是否会偷偷倒垃圾？这是垃圾按袋收费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在我们设置的3个题项中，对于“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人们会偷偷倒垃圾而不付钱”（G5），有70.3％的居民认同，仅有16.5％的居民不认同。这显示了大多数居民对其周围人的判断比较悲观。但是，对于“即使没有人发现，我也不会偷偷倒垃圾”（G7），有72.4％的居民表示认同，仅有12.1％的居民不认同。同时，仅有16.4％的居民认同“如果其他人偷偷倒垃圾，我也会这样做”（G6），而不认同的比例达到69.0％。这表明，多数居民不但不会偷偷倒垃圾，而且也不会受别人的影响而偷偷倒垃圾。此外，居民认同G7的比例（72.4％）超过不认同G6的比例（69.0％），而且，居民内部对G6的分歧相对G7较大（表现为G6的标准差大于G7）。这表明部分居民有着这样的心理，即他们不会首先偷偷倒垃圾，但一旦发现其他人偷偷倒垃圾，他们也有这样做的冲动，以避免其他人“占小便宜”对自身产生的不公平。
居民对G5和G7的认同度都较高，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据我们推测，其原因可能在于：①一些居民可能有爱面子心理，他们对自身“非法倾倒”可能性不愿诚实回答；②居民对其周围人偷偷倒垃圾而不付钱的判断也可能有所扩大。一般来说，出于对负面事件及其严重后果的担忧，人们对于某些负面事件的感知可能有所扩大。一些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Reschovcky和Stone[11] 调查发现，尽管有51％的被调查居民说垃圾按量收费实施后垃圾乱扔增加了，但实际上并未发现显著非法倾倒的证据；③居民认为“人们会偷偷倒垃圾而不付钱”，这仅仅表明他相信在一定程度上会有这种现象存在（比如说，有20％的人会偷偷倒垃圾而不付钱），而并非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偷偷倒垃圾而不付钱”。换句话说，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人们偷偷倒垃圾而不付钱”也许并非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只是少量存在的现象。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G5的回答也许有些夸大，而G7的回答可能有些隐藏，实际的非法倾倒行为介于两者之间。
4 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我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s,ANOVA）考察垃圾按袋收费对不同居民的效应差异（即人口统计变量的不同水平是否影响垃圾按袋收费的效应）。结果见表3。
对于性别，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男女对经济激励的反应（G4）有显著差异。通过均值分析发现，男性G4项的均值为2.85，女性G4项的均值为2.46。这表明，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女性较男性更可能减少倒垃圾的量。我们推测这主要由于女性会“生活”、“算计”，而男性的“慷慨”导致其对于经济激励不甚敏感。
对于年龄，年龄对G2、G4、G6、G7 4个题项有显著影响。均值分析显示，年长者“更喜欢每月固定收费，而不是垃圾按袋收费”（G2）。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年轻者更可能“减少倒垃圾的量”（G4）。这可能由于年龄越大的人越习惯于原来的生活方式，越不容易减少倒垃圾的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年长者倒垃圾的量一定会超过年轻者）。此外，年长者更“不会偷偷倒垃圾”（G7），同时，年轻人更认同“如果其他人偷偷倒垃圾，我也会这样做”（G6）。这表明，年长者的道德意识、责任观念更强，更不会偷偷倒垃圾，也不太容易受其他人不良行为的影响。而年轻者由于年龄较小，一些还未成年，社会责任意识较弱，更可能偷偷倒垃圾，或者受其他人影响而偷偷倒垃圾。
对于学历，不同学历居民在G1、G2两个题项上有显著差异。数据分析显示，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居民G1项的均值为1.91，而初中及以下学历居民G1项的均值为3.17。实际上，学历与居民对G1的认同度呈负相关，学历越高的人越认同“垃圾按袋收费更合理，因为多倒垃圾的人多付钱”。据我们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学历越高，居民拥有的信息和知识量就越多，看待事物也越理性，因此认为垃圾按袋收费更合理、有效。对于G2，大体上说，低学历居民更喜欢每月固定收费。例如，初中及以下学历居民G2项的均值为2.21，而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居民G2项的均值则为3.1。
对于家庭人口，不同家庭人口的居民在G6、G7上有显著差异。均值分析显示，实行垃圾按袋收费后，3人以上大家庭更可能受其他人影响而偷偷倒垃圾，2人以下的小家庭更不会偷偷倒垃圾。
对就业变量，不同就业状况的居民在G2、G4、G6、G7上有显著差异。均值分析表明，未就业者（大多数为55周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据我们统计，未就业者中有73.4％的人年龄在55周岁以上）“更喜欢每月固定收费，而不是垃圾按袋收费”（G2），更不会偷偷倒垃圾。已就业者更可能减少倒垃圾的量，且更可能受其他人影响而偷偷倒垃圾。
对收入变量，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个人月收入对G1有显著影响。均值分析表明，个人月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对于G1的认同度较低，个人月收入在1601～3200元之间的居民对G1的认同度较高。据我们推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理论上讲垃圾按袋收费对低收入者更合理（因为穷人排放的垃圾量较富人少，从而需支付的费用也少），但是低收入者担心垃圾按袋收费会增加他们的实际负担，由于他们的负担能力相对高收入者较弱，所以对垃圾按袋收费的认同度反而较低。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人口统计变量（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城市）对垃圾按袋收费各题项均没有显著影响。
这里，有必要将本文的分析结果与《中国城市社区生活垃圾管理现状分析及发展方向报告》（以下简称《垃圾管理报告》）的调查结论作一比较。在《垃圾管理报告》中，25岁以下的居民更认同垃圾按量收费[12]，这与本文的结论类似（我们的研究中，年长者更认同G2）。1000～3000元的中等收入者更认同垃圾按量收费，这与本文的结论也大同小异（在我们的研究中，个人月收入在1601～320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居民对G1的认同度较高）。但是，在《垃圾管理报告》中，高中以下学历的居民更认同垃圾按量收费，这与本文的结论几乎相反。考虑到《垃圾管理报告》的样本量偏少（仅有几十份），也未进行显著性检验。因此，有理由认为，我们的调查结果更切合实际。
上面考察了人口统计变量对垃圾按袋收费政策效应的影响。进一步地，这些人口统计变量中，哪个对垃圾按袋收费的效应更重要？是否有些人口统计变量的显著性并不真实可靠？下面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考察垃圾按袋收费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时，我们把垃圾按袋收费各题项作为因变量Y，把人口统计特征作为自变量X。其理论模型如下：
可以看出，垃圾按袋收费各题项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完全一样。G1取决于个人月收入，个人月收入越高的居民越认为垃圾按袋收费更合理。G2取决于性别和年龄，女性相对男性更喜欢每月固定收费，年龄越大的居民越喜欢每月固定收费。居民是否会减少倒垃圾的量（G4）取决于年龄，年龄越大越不会减少倒垃圾的量。居民是否会偷偷倒垃圾（G7）也取决于年龄，年龄越大越不会偷偷倒垃圾。居民是否会受到其他人偷偷倒垃圾的影响（G6）取决于年龄和家庭人均月收入。年龄越大、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的居民越不会受到其他人偷偷倒垃圾的影响。对于G3、G5，各人口统计变量对其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居住城市4个人口统计变量对各题项均没有显著影响。
前面方差分析显示，就业状况（是否就业）至少对一个题项有显著影响。但多元回归分析则表明，就业状况对垃圾按袋收费各题项均没有显著影响。可见，由于就业状况实际上与年龄相关，就业状况对各题项的影响实际上是年龄因素在起作用。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垃圾按量收费政策的预期效应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一方面，从总体上看，超过半数的居民认为垃圾按量收费更合理，但由于生活习惯的原因，多数人还是更喜欢每月固定收费。大多数人认为，实行垃圾按量收费对于减少垃圾排放量有显著效果。但调查也表明，实施垃圾按量收费后，可能偷偷倒垃圾的居民有27.6％。这并非微不足道，而且很有可能低估；另一方面，从对不同居民的具体分析看，垃圾按量收费对不同居民的政策效应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中高收入者倾向认为垃圾按量收费更合理，年长者更喜欢每月固定收费。实行垃圾按量收费后，年轻者更可能减少倒垃圾的量，但也更可能偷偷倒垃圾。
本文的研究对中国垃圾按量收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具体地说：
（1）鉴于多数居民认为垃圾按量收费更合理，有利于减少垃圾排放量，政府可以在少数城市（甚至社区）试行垃圾按量收费。当然，全面实施垃圾按量收费必须谨慎。这是因为，尽管大多数人表示他们自己不会偷偷倒垃圾，但居民的态度与行为是否一致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由此，实行垃圾按量收费是否能够在减少垃圾排放量的同时又不导致大范围的“非法倾倒”，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2）实行垃圾按量收费时，为了减少“非法倾倒”的可能倾向，政府应制定有效的政策营销（Policy marketing）措施。我们的调查表明，为了确保居民不偷偷倒垃圾，一个关键控制措施是使居民确信其周围的人不偷偷倒垃圾。反之，如果某居民认为其他人会偷偷倒垃圾（这种心理感知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实际），那么他也有可能受到自身心理感知的影响而偷偷倒垃圾。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采取有效的教育、传播和沟通等政策营销措施，切实影响居民对其他人行为的心理感知，避免居民对其他人的行为形成扩大的错误感知。最终，形成每个人都确信其他人不会偷偷倒垃圾，从而每个人也都不会偷偷倒垃圾的“纳什均衡”。
（3）政府在制定教育、传播和沟通等政策营销措施时，应有效地进行市场细分，选择特定的目标市场重点实施。这有助于实现以较低的政策成本获得较高的政策收益。例如，鉴于低学历者、低收入者更不认同垃圾按量收费，减少垃圾按量收费的阻力必须首先对低学历者、低收入者加强沟通和传播，切实影响其对垃圾按量收费的感知和态度；鉴于年轻人更可能偷偷倒垃圾，政府应重点针对年轻人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其道德意识、责任观念和自制能力，降低其偷偷倒垃圾的潜在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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