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计划挤出效应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养老金论文,效应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4,1976,1977）认为，养老金计划对个人储蓄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称作“资产替代效应”（assets substitution effects），另一种称作“引致退休效应”（induced retirement effects）。所谓“资产替代效应”，是指养老金作为支持退休生活的资产能够替代一部分个人在年轻时为以后退休生活而进行的储蓄，显然，“资产替代效应”将会降低个人储蓄水平。
在美国，对超过正常退休年龄的在职老年人而言，如果其收入超过某一规定的上限（2006年的收入上限为33240美元）， 其领取的公共养老金将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因此，一些老年人为了领取更高水平的养老金可能会提前退休，这被称为“引致退休效应”。提前退休意味着退休生活时期会延长，从而可能迫使人们增加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净效应。
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现收现付公共养老社会保险计划会“挤出”私人储蓄，从而降低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影响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这种观点成为人们主张对现收现付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进行私有化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主要论述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挤出”效应。
一、扩展的生命周期理论
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4,1976,1977）在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中加入养老金计划，并使个人的退休生活时期内生化，他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探讨了养老金计划与个人储蓄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由于公共养老体系的存在，私人储蓄呈现下降趋势。他指出，美国的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使储蓄降低了大约50％，并由此使资本存量与没有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减少了38％。
但是，费尔德斯坦所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存在一定缺陷，这主要涉及储蓄的动机、养老金给付的不确定性以及养老金的给付方式等方面。生命周期模型实际上隐含地假设居民储蓄的动机仅仅是为了以后的退休生活。但实际上居民储蓄的动机是多元的，居民储蓄的动机并不单单是为了以后的退休生活，而且也是为了应对生活中可能会遭遇的种种意外（比如大的疾病，破产等），应对生活中可能会遭遇的种种意外也是居民储蓄的最重要动机之一。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1983年进行的一项消费者调查表明，43％的受调查者认为，应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是他们进行储蓄的最重要动机(Carroll，1997)。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用预防动机储蓄理论来解释居民的储蓄行为(尤其是不富裕的年轻人的储蓄行为)也许更加切合实际。
居民储蓄动机的多元化会使养老金计划的“资产替代效应”减弱，因为养老金所能替代的那部分储蓄，仅仅是那些用以维持退休生活的储蓄。退一步说，即使居民储蓄的动机仅仅是为了支持退休生活，居民是否真正地能按照生命周期模型所要求的最优储蓄路径进行储蓄也是令人怀疑的。70％的美国人并不知道他们应当为以后的退休生活进行多少储蓄，37％的美国人显著地低估了他们在退休生活期间所需的年收入(Rejda，1998)。
在美国，养老金计划已经被调整过多次，有些调整明显地改变了计划参与者所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亚科波斯基等(Yakoboski&Diekemper，1997)的调查报告指出，1／3的受调查者认为，他们以后所能领到的养老金收益将会低于当前退休人员的水平。这种对未来所能获得养老金收益的悲观预期也对“资产替代效应”有一定影响。
最后，养老金的发放形式也会对资产替代效应产生影响。养老金通常是以年金形式发放的，由于年金形式不利于居民老年时应对意外的大额开支(比如大额的医疗支出)，这种年金也不能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因此，居民在年轻时将会多留一些储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资产替代效应”。然而，如果居民预期其通过年金形式所能得到的养老金收益的价值大于他所缴纳的养老金税的价值，他将会更多地减少个人储蓄，从而会放大“资产替代效应”。
综上所述，判断引致退休效应和资产替代效应的净效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二、含有遗产储蓄动机的迭代模型
含有遗产储蓄动机的迭代模型(即OLG模型)主要是巴罗等(Barro，1974；Kochin，1974)所做的工作，含有遗产储蓄动机的迭代模型是萨缪尔森和戴蒙德(Samuelson，1958；Diamond，1965)迭代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在萨缪尔森和戴蒙德模型中，每个经济个体都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巴罗等的扩展工作就体现在他们将现实中明显存在的“利他主义”(altruism)因素加入迭代模型中的个体行为中。具体而言，巴罗是在传统的萨缪尔森和戴蒙德迭代模型中引入了个人储蓄的遗产动机，老年人将为其子女留下一部分遗产。
巴罗利用这个引入了个人储蓄遗产动机的迭代模型分析了养老金计划与个人储蓄之间的关系。“利他主义”个体的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收入和父母遗产两部分组成，支出包括年轻期和老年期消费以及留给子女的遗产。个体的效用水平取决于年轻期和老年期的消费以及子女的效用水平，个体通过选择收入在消费和留给子女遗产间的分配来使自身效用最大化。当引入养老金计划，个体效用函数以净遗产(可表示为留给子女的遗产数量、养老金和利率的函数)、年轻期消费、可支配收入、工资收入和利率为自变量。当养老金收益发生变化(养老金计划的引进可看做养老金收益从0开始变化)，个体可以通过改变留给子女的遗产数量来保持净遗产不变，从而保持最大化效用水平不变。以上过程不改变个体消费函数，从而不改变个人储蓄。在养老金计划的运行过程中，年轻一代向年老一代的转移支付与年老一代通过遗产向年轻一代的转移支付相互替代，不存在所谓养老金计划对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
三、实证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养老金财富的计量
探讨养老金计划与个人储蓄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有三种：横截面(cross-section)数据的方法、时间序列(time-series)数据的方法、跨国(cross-country)数据的方法。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都会将“养老金财富”作为模型的一个自变量。所以，“养老金财富”的计量方法会对研究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养老金财富”的定义有两种(Feldstein，1974)：一种是“养老金总财富”，另一种是“养老金净财富”。“养老金总财富”是指预期将被计划参与者领取的所有养老金的现值。“养老金净财富’’则是指“养老金总财富”减去在职参保者预期将缴纳的所有“养老金税”的现值。
“养老金财富”既包括当期退休人员预期将获得的养老金，也包括在职的计划参与者预期将会获得的养老金收益。一般而言，首先需要收集计划参与者的收入信息，从而估计出计划参与者的一个从当期到未来的预期收入水平序列。然后，再根据计算养老金收益的公式估计出预期的养老金收益序列。若使用“养老金净财富”作为变量，则还需根据养老金税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养老金税的序列，然后对这个序列进行折现以计算现值。这自然会涉及如何确定折现率的问题，许多研究都是以3％为折现率（Feldstein,1974,1982,1996;Leimer & Lesnoy,1982），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选择2.5％作为折现率（Dicks—Mireaux & King,1984）。
注：1.SSWG、SSWN分别代表“养老金总财富”和“养老金净财富”，NSS代表在5％的显著水平上统计上不显著；2.若文章中有多个估计结果，如果都是显著或不显著，则仅选取其中的一个参数估计值，否则将显著和不显著的结果分别列出；3.如果文章中既用SSWG又用SSWN，则仅列出使用SSWG进行计量所得到的结果。
a.Feldstein（1974）在其文章中使用的“养老金财富”数据是有误的；
b.0.019是在原模型引入失业率作为自变量之后的结果；
c.0.023是在原模型中引入失业率与可支配收入的乘积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在实证研究中，计划参与者如何“预期”养老金收益也是有争议的。雷默等（Leimer & Lesnoy,1982,1985）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他们认为计划参与者有5种预期养老金收益的方法：居民预期养老金收益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以下简称“比率”）一直保持在一个常数；居民预期未来的“比率”就是当期的“比率”；居民采取“适应性预期”，结合“比率”的历史数据以及当期情况形成对未来“比率”的预期；居民利用当期已知的“比率”调整信息形成预期；居民能完全准确地预期未来“比率”的路径。显然，不同的养老金收益“预期”方法将导致不同的“养老金财富”序列，从而对养老金与个人储蓄关系的研究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二）时间序列的方法与结果
所谓时间序列的方法，是指通过回归等方法来确定“养老金财富”时间序列的波动对总储蓄或消费的时间序列波动的影响。表1给出了部分学者应用时间序列方法实证研究的结果。
表1的研究结果表明，养老金计划与个人储蓄之间的关系没有一致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发现养老金财富对个人储蓄有负面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却发现养老金财富与个人储蓄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显然，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4）的研究表明养老金计划对个人储蓄有负面影响，而雷默等（Leimer & Lesnoy,1982）则对费尔德斯坦（1974）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费尔德斯坦文章中所用的“养老金财富”数据的计算有误，如果使用修正后的“养老金财富”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将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具体而言，费尔德斯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930—1974（除去1941—1946）时间段上存在着“养老金财富”同个人储蓄负相关的显著证据，而在1947～1974时段上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显著的关系。雷默等利用修正后的数据发现，1930—1974（除去1941—1946）时段不存在两者相关的显著证据，而在1947—1974 时段存在着两者正相关的显著证据。一方面，这说明了费尔德斯坦文章
中计量工作所存在的错误对估计结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所做出的许多实证研究工作都是利用了费尔德斯坦所估计的养老金财富数据，而这些数据被雷默等（Leimer & Lesnoy,1982）证明是错误的（CBO,1999）。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关于养老金计划与个人储蓄之间关系的结论对时间序列方法所分析的时间段很敏感。这一点从表1也可以看出来，表1中所列出的一些研究在某个时段能得到一个显著的关系，而改变了时间段之后这种关系就不显著了。
另外，雷默等（Leimer & Lesnoy,1982）讨论了不同的“养老金财富”的定义对养老金与个人储蓄关系的估计结果的影响。他们考虑了5 种对“养老金财富”的不同定义方法，并根据不同定义估计出不同的“养老金财富”序列，然后分别利用这些序列对养老金与个人储蓄之间关系做计量分析。他们的结果表明，应用5种不同的“养老金财富”序列都不能得到养老金与个人储蓄之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的显著证据，不过不显著的程度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时间序列的方法所做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1）利用时间序列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对计量模型所设定的形式非常敏感；（2）由时间序列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对模型中关于“养老金财富”的计算方法很敏感；（3）由时间序列方法得出的结论对研究所选取的时间段非常敏感。
（三）横截面数据的方法与结果
所谓横截面数据的方法，就是指利用微观层面经济个体的数据（如某个人将获得的“养老金财富”、个人储蓄水平、可支配收入等），通过回归来确定养老金计划对个人储蓄的影响。表2显示了部分横截面研究的结果。
尽管横截面数据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的来说，养老金计划对个人储蓄有一定的负影响。研究者所运用的数据集不一样是导致应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差异的一个直接原因。这也说明，至少某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并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反映一般居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通过对一个100多人的数据集的研究，费尔德斯坦等（Feldstein & Pellechino,1979）发现了养老金计划将会减弱个人储蓄的较强证据。10年后，诺沃斯（Novos）指出，费尔德斯坦等的研究结论较强地依赖于其样本集中的6个农场主的数据，如果剔除这6个样本，那么养老金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将接近于0。
（四）跨国数据的方法与结果
所谓跨国数据的方法，是指通过计量分析来确定一国的养老金财富水平是否同该国的储蓄水平有着某种系统性的相关（比如负相关）。跨国数据方法实际上是横截面数据方法的一个扩展，样本的选取从居民个体上升到国家。表3 总结了部分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
从表上来看，参数估计值大多在0附近，并且大多数估计值统计上也不显著。与时间序列的方法一样，跨国数据研究的结果对计量模型设定的形式也相当敏感。跨国数据研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往往是储蓄水平影响“养老金财富”而不是相反（CBO,1999）。若一个国家有着较低的储蓄率，以致许多退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那么一国政府可能就会给退休人员发放较多的养老金，从而导致养老金财富较高。尽管统计上表现出养老金财富同个人储蓄的负相关，然而事实上这种“负相关”却并非由于养老金对个人储蓄有“挤出效应”。
四、小结
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的存在会对私人储蓄带来负面的影响。研究表明，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的分析存在诸多缺陷，其结论令人质疑。此外，所有证明公共养老体系挤出私人储蓄并使社会最优储蓄下降的模型都假定经济行为人不具有利他主义考虑，如果在模型中考虑经济行为人的利他主义因素，情况就大不一样。巴罗等构造了一个具有利他主义因素的迭代模型，每一代人都通过他们自己的孩子与下一代人发生关系，这样一来，公共养老体系减少私人储蓄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横截面方法的实证研究工作基本上证实了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会“挤出”一部分个人储蓄，尽管在这种“挤出”效应的大小问题上仍有分歧。而应用时间序列以及跨国数据方法的实证工作并不能得出养老金计划会“挤出”个人储蓄的结论。总之，现收现付养老社会保险计划对个人储蓄率的影响在学术界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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