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早期儒家文化因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0)02-0330-05
早期儒家文化关怀不仅贯穿着个人生命的始终，贯穿于天、地、人三才之间，同时也联线起历史的起点与终端。而实际上，历史永无终点，文化也就永远“相摩相荡”，推动着人类前进的步伐。在早期儒家看来，不仅个人是文化大背景下生活的个人，就连整个历史、社会本身也始终是文化因革损益的历程演绎。这种认识，事实上也就是对文化发展规律及过程问题给出的答案。文化发展规律及过程，是文化人类学关注的焦点，也是文化哲学必然要涉及的一个理论课题。其中，传播学派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流派，曾指出文化的发展是从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时达到的。这个看法比较正确，也正好契合了儒家“和则生物”，多元互动的文化观。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否认了人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否定文化的多源发生。人在传播学派那里，充其量只是文化的体现者，是文化的“搬运工”。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文化发生、发展规律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则为“挑战与应战”的过程。汤因比认为，文明发生、发展的动因是“人类对挑战的成功应战”。文化的发展是通过“最适度的挑战刺激人类成功地应战，并积聚力量应付新的挑战，从而有节奏地走向繁荣，否则就会衰亡。”[1]这里，挑战可以成为机遇。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观点揭示出人在一种客观非常的情景中对文化的主观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创造性，但却把这种创造性放在了非常被动的地位上。当然，在文化发展规律及过程问题上，近现代文化学者还有一些其它的观点。现在当我们面对各种文化学派的纷争而回溯二千年以前早期儒家的智慧与见识时，也许会得到很多深刻的启迪。
首先，早期儒家在文化的发展历程问题上有着明确的观点，即文化因革观。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言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他用夏、商、击三代文化继承发展的真实轨迹，说明了文化因革损益的内在规律，并依此对后代文化状况进行了展望与预测。文化的“因”，用今日的话说，就是对以往文化的吸收保留，是文化中不变的因素，即文化的继承性；而文化的“革”则是改良与创新，是对旧文化的“损益”与发展，是文化中变的因素，即文化的批判性。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对以往文化的“因”，文化建设就等于是空中楼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谈不上文化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历史的延续，那将是一片虚无。但是，如果仅仅是对旧文化的因袭保守，没有创新、改革，缺乏损益的工作，文化同样不可能丰富和发展，历史同样也就不可能悠久。而中国之所以历史悠久，革故鼎新，绵延长存，在肇起文明的古老民族中，唯一能有古有今，可以说正是有赖于文化因革损益工作的保持与完善。孔子“从周”的情怀是缘于周文化的美盛，是能继承夏殷文化，加以修订创新之故。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虽亡，而其文化却仍能由后一朝代继承改造发展扩大，而无论华族或是夷族所建政权，只要继承了中国历朝历代传统文化遗产，就为正统。孟子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族国家的观念较为淡薄，而文化观念则坚固异常。同时也可表明，早期儒家在文化发展历程中持文化因革观，且认为文化因革损益的过程支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社会、国家只有自觉地对旧有文化进行因革损益，才能稳定、昌盛。
那么，“因、革、损、益”是否在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有相同的位置？早期儒家对其是否一视同仁？不可否认，孔子作为古文化的整理者和继承者，对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把握，因此他十分重视文化中“因”的过程。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表达了他为文化接续历史的源头，使之根基深厚的夙愿，因此他删《礼》注《经》，为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否就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保守主义”、“尚古”心态的流露呢？应该说，孔子“尚古”的心态也许是有的，但不会严重到造成“保守主义”，因为历史文化的发展丰富是一个过程的逐渐累积，而且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化流行，只有在整体角度的审视、继承，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发挥创造。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表现的正是对整体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珍视，或者更进一步说，正是为了给损益工作奠定深厚的根基。因此，当我们深入到孔子学说的内部，我们会更明显地感觉到，孔子对文化“革”的过程、对文化改良、文化创新更是充满了渴望与向往，他极力仰慕周公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周公的伟大在于，他在继承以往文化的基础上作了十分可贵的创新工作。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由于周公的贡献，周人“远鬼而亲人”，整个国家也从而成为“粲然大备”的礼仪之邦，垂范后世。可见，孔子对周公的思慕，对周文化的赞美，都不是对旧事物的拘泥，而是对这种惟新的理性文化精神与文化气度渴慕不已，是对周文化中所蕴藏着的无限创造性与丰富性的钦佩。实际上，孔子是个文化改良主义者。他一方面主张“克己复礼”，继承传统，恢复周礼；另一方面又以仁学大量补充和丰富了传统的“礼”，体现了时代赋予的新内容，体现了“礼时为大”（礼记·礼器）与时并进的文化新观念。因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与周公所处的周王朝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礼崩乐坏，让人们完全遵循古礼已不可能，也无必要。孔子正是意识到了这一变化，因此他批判地继承了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从各个方面表现出他对文化“革”的过程的注重与实践，而且明确指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杨伯峻教授曾指出：“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
器物，而在于其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有其仪节和器物罢了。”[2]可见，“仁”就是孔子的一大创造，虽然历史上“仁”并不是孔子第一次提出的概念，但是作为系统的仁学的建立，其功劳则非孔子莫属。“仁学”其实就是对人的理性精神的张扬，由此出发，孔子在宗教观、伦理观、教育思想以及社会政治理想、人格独立等各方面都创造性地发展了周文化的优秀传统，从而完成了他作为文化改良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孔子曾经说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而孟子也评论孔子为“圣之时”（孟子·万章下）。可见，在孔子身上涌动着一股创造的激情，而不是彻底的尚古心态。他并非一味保守，而是主张文化要有“革”的过程，要在变化中逐渐完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同时，他也十分珍视传统文化遗产，并没有激进主张变革。可见，孔子在文化发展历程问题上的见解，所持的乃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早期儒家那种与生俱有的哲人智慧在此再一次显现了它的光辉。正是由于孔子自觉地禀受了缔造一个文化大国的“天命”，因此他才得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当他站在奔腾不止的巨川之上时，自然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
文化因革损益推动着历史的进程，文化也日益丰富而多彩。早期儒家大多坚信，文化的发展方向意味着进步，而进步则是从“变”开始的。正如《易·系辞下》所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济，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只有“变”才是恒久不变的真理，万事万物，宇宙人生，都永远处在“变动不居”的情景当中。“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系辞下）西方一位哲人有句名言：“生命在于运动。”的确，无论是人的小生命，还是宇宙大生命，离开了变化、发展、运动，就只能是停滞乃至窒息，等待着灭顶之灾的到来。文化作为生命的本质更是离不开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在早期儒家的千年以后曾被维新派直接采用向保守派宣战，并最终导致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文化变革运动。生命离不开运动，文化的发展需要改良与变革，今天理应比历史更为美好，后一代的文化应该在前一代文化基础上更为丰富，在早期儒家的观念里，文化发展的方向永远向前，因此孔子对年轻人寄予了殷厚希望：“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孟子也有着相同的信息，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其结果总是优异的文化凭借本身的力量化异为己，这是早期儒家的同化史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因此，早期儒家才得以提出“不以兵车”而“一匡天下”的文化理想，对文化发展的进步方向作了充分的肯定。荀子则更进一步提出“法后王”的主张，认为今胜于昔，未来更胜于现在，他基于“化性起伪”而提出一系列文化建设理论，对历史文化前景充满了信心与豪情。
文化中有因有革，革的过程“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显现出具体的内容，而文化中的“因”是否即是人类永恒的信念与追求呢？它到底指谓何物？孔子对此没有明说，他只是不言而喻地说了句“所损益可知也”。也许在孔子那里，一切都应按照时代所需要而进行取舍，依照“立人之义曰仁曰义”的原则而选择，“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万章上），并无一定之规。然而到了孟子那里，“因”的内容却逐渐固定下来。孟子相信贯穿历史的有一种永恒的信念作用其中，他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从尧数到孔子，在这条历史基线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文化仿佛就在尧、舜、汤、文王、孔子乃至孟子本人这条儒家文化的主线上发展着，这就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唐朝的韩愈则完善了此一文化论调。当时的韩愈出于激烈的排佛立场，面对佛教兴盛有取代儒家文化的危险而大声疾呼，提出振兴儒学的紧迫任务，确立了道统论学说，并以孟子的继承人而自居。其实，韩愈的突出成就只在文学方面，对儒家理论的发展无何建树。并且他企图通过排斥佛、道来达到复兴儒学的途径也是行不通的。然而，他提出了任务，正是由于他的复兴儒学的强烈呼声，才由此引出了宋明理学家援佛入儒，对儒、释、道三家理论融会贯通的一代新儒家的理论创造。
早期儒家的道统说，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场对立起来，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张东荪曾对此有过评论，他说：“中国固有的道统这个观念，其中主要的成分有排它性在内。最先提出这种意思的就是孟子。孟子推崇孔子，而排斥杨墨，即不以杨墨为道统中之一分子，反以为因为有了异说而致道统中绝。”[3]而孟子的道统倾向，又使他陷入了历史循环论，从而使他的理论显出自相矛盾的特征。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孟子肯定了文化发展的进步方向，这里孟子又认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儒家文化的兴衰循环：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这是道统论者很容易走进的死胡同。相信只有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主导乾坤，在这种文化、价值正处于鼎盛时期，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可想而知，这种一厢情愿的美梦是不会维持多久的。文化处在永恒的变动之中，作为人类理性精神的折射，是一体而多元，丰富而多彩的；同理文化系统也应是由多种价值构成的，任何一家学说都不可能是永恒的一体，只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才是统一的基础，也才是“平治天下”的前提。因此，任何暂时的独尊终有被多元局面打破否定的时候，那时又说些什么为好呢？只好躲过历史宿命论，自欺欺人地悲叹一句：“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可见，一元主义与历史宿命论本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应该坚决摈弃的历史糟粕。
然而另一方面，道统论又给人们一种坚定的信念。所谓“道”，狭义的理解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在这种意义上，早期儒家所持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文化观是与我们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我们应该坚决摈弃旧的论调；然而，从广义来说，“道”我们又可以理解为“真”、“善”、“美”等永恒价值，是一种人类的永恒真理，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去探索和追求。在这一层含义上，我们可以毫无愧言地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文化如何因革损益，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探索却是长青树，它会把人们引向光明而灿烂的明天。
[收稿日期]1999-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