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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美苏首脑会晤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此后，世界向多极化时代转变，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了。支撑经济竞争的则是科技，所以，经济竞争的实质就是科技竞争，也就是说，科技发展成了多极化时代“无硝烟战争”的主战场。为适应这场竞争的需要，很多国家和地区对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曾经有人说过，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科技政策。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也尖刻地批评了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美国政府对民用或工业技术的发展不够关心和重视。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形势，为扭转美国工业竞争力和技术优势削弱的颓势，布什政府于1990年9月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的技术政策》的重要文件。这是美国独立后的202 年里首次在联邦政府一级制定的一项全面的技术政策。此后，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也陆续以纲要、报告或白皮书的形式阐明了各自的科技政策。纵观这些文件，各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对科技政策作了调整。当然，它们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各不相同，原来的科技发展方向也有差异，所以，它们的政策调整幅度和范围以及措施也大不相同，一些国家简直是改弦易辙，另一些国家只作些修补，还有一些国家在既定方向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同处在一个世界大厦中，同受新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大潮的冲击，既面临一些相同的挑战，也都有一些可以抓住的相同机遇，科技事业的发展也有其必须遵循的规律，所以，它们近些年来进行的政策调整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或相似特点。分析这些相同特点时，也不可忽视“排头兵”的作用。例如，美国的一举一动对其他发达国家都有影响，甚至马上被效法。亚洲“四小龙”的做法总会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注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成为世界“关心焦点”。
近年来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科技政策的共同点起码有如下十个。
一、科技进步更加面向经济
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转变过程中，经济已成为各国争夺战略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健康、持续、相对高速地增长，才能保证本国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劳动力充分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也只有这种增长最能保障国家安全，无论是抵制外侮还是防止内乱。在市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相对高速增长必须以本国各产业部门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作保证，而当今决定市场竞争力强弱的，再不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成本的劳动力，而是对科学技术的拥有和应用。所以，在当前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和平、追求发展的国际条件下，各主要国家的科技政策都十分强调科技进步面向经济增长。
在美国，布什政府首次把加强和支持工业研究开发纳入国家技术政策，宣布发展726个国家实验室同私营企业的合作， 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克林顿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投资乃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根本上提高经济竞争力，就必须投资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提高工人技能和改善基础设施。他指出，技术能带来新的产业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帮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60多年来，技术进步对美国生产率的提高起了三分之二的作用。技术利用和商业化方面的领先地位越来越成为美国保持经济超级大国当然也是保持军事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础。他声称，他已使技术政策成为他的经济战略的关键要素，技术政策与经济政策已一体化。为此，他的政府从管理体制、资金投入和研究开发计划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欧盟强调研究和技术开发要为西欧经济的重新高速增长、加强竞争力和增加就业机会作出重要贡献。要将技术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企业，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些企业，从军用部门转移到民用部门。欧盟的第四个科技总体计划比前三个总体计划更面向产业。欧洲信息技术开发战略计划也更加针对信息通信产业竞争力的需要。
英、法、德三国的技术政策都更加面向产业。英国的科技白皮书强调，要最充分地发掘英国的科技潜力，为英国经济服务，为国家创造财富，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作出贡献。科技与国家经济竞争力息息相关，现代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它对科技的掌握与运用。
德国一直注重民用技术研究开发，投入军用技术研究开发的资源不多。现在，它既要利用高新技术生产更多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又要依靠科技繁荣东部的经济。他特别重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
日本近年强调加强基础研究，但这并不表示它放松了面向产业的应用研究开发，而是表明它要“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动技术创新，利用创造性技术创建新的产业”。面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日本将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更多地发展知识密集度更高、附加价值更高、能源依赖更低、环境污染更小的新兴产业，而不在较传统的产品市场上恋战。
韩国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到2001年能成为举世公认的发达国家，跻身于G—7国家行列。但是，无论是从技术开发投入产出指标还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来看，韩国都远远落后于美、日、西欧，甚至不及台湾。所以，它加强产业技术研究开发，增强产业竞争力是势所必然。它把1993年定为“促进产业技术振兴政策实施元年”。五年内，韩国产业技术开发资金将增加一倍，达一万亿韩圆以上。
台湾当局的科技政策相当务实。它针对十项高增长工业发展八项关键技术，使整个台湾地区的产业技术升级。
东南亚各国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为吸引外资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各国的科技力量都很薄弱，利用技术发展工业是唯一的目标，没有条件奢谈其他目标。
科技发展面向经济因而重视应用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并不意味着轻视基础研究。美国政府仍把基础研究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削减的只是那些“大科学”。克林顿政府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科学则是技术这种发动机的燃料。人民健康、经济繁荣、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提高等是国家中长期利益的核心要素，唯有充分重视科学研究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总统科学顾问吉本斯认为，科学与技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一直是相得益彰的。在日本和德国，正因为技术这台发动机的燃料不够，近些年来才更加强调基础研究。
面向经济也不意味着放弃军用技术研究开发。“国家安全”仍是美国的战略任务。军用技术研究开发目前仍占联邦政府研究开发经费的58%，计划逐步降低到50%，即使这样每年也有近400亿美元。 美国还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列为重点任务。日本“防卫”技术预算尽管比例很低，但呈上升趋势。军用技术研究开发仍将是一些大国的优先领域之一。
二、科技决策在最高层次上进行
研究开发、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点事业。现今，全世界工作在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人员有上千万，直接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估计不少于500万人， 每年的研究开发经费有几十亿美元。1992年经合发组织成员国的研究开发经费达3500亿美元。为了保证国家的研究开发能顺利进行，并从中取得尽可能大的回报，政府必须制定战略和政策，作出规划，编制预算，培养人才，发展研究开发设施，组织重大项目的实施，促进成果转移，保护知识产权，通过外交途径安排国际合作，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指定多学科跨机构项目的牵头机构和执行机构，为此，许多国家成立了科技部或者类似的政府机构来领导和管理科技发展活动。一些国家还设有政府首脑的科技顾问机构或科技顾问。
随着国际实力竞争的中心转移到科技，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也就更加重视科技决策和规划。为了使各项重大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和可行，他们已将这项工作径直拿到他们手中，或置于他们直接管理之下。为此，这些国家设立了由政府首脑挂帅的顾问或决策机构。
决心走“技术立国”之路的日本，早在1959年就在最高层次成立了科学技术会议。首相是当然的主席。它既是一般科学技术政策的最高咨询审议机构，又是国家科技基本方针和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科技会议就科学技术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长期、综合性科技发展目标等答复首相的咨询。它通常受命隔数年进行一次长期展望，制定科技政策的指导方针，以《科技政策大纲》为名称发表，经内阁会议批准后生效。
在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设总统科学顾问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一人身兼顾问和办公室主任二职，由总统任命。乔治·布什任总统时，把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到内阁部长级。克林顿上台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筹与规划研究开发工作。国家科技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并列，同属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有政策制定职能。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总统和副总统兼任，其成员也均为内阁部长和局长。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吉本斯主持日常工作，其地位大大提高，在白宫内与国家安全顾问赖克、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鲁宾平起平坐。
德国成立了由总理任主席的研究、技术与创新委员会。
英国在科技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30 年来最大的一次改组。 政府于1992年成立了科技部，并授予它协调科技政策的职权。在首相办公室内成立了科技办公室，由首相首席科学顾问任办公室主任。英国政府高层的科技顾问委员会已由更有权威的科技委员会取代，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制定综合性科技战略和政策。其成员包括学术界、工业界的知名人士、政府的首席科学家，科技部长（在科技领域内代表首相）任委员会主席。
韩国从1982年开始，由总统亲任主席，每季度召开一次有各部负责人、科技界和产业界代表参加的科技振兴扩大会议，检讨科技发展情况，审查和决定大政方针。1988年以后，科技振兴扩大会议由民间主导进行，政府成立了由副总理级官员任委员长的科技委员会，负责宏观决策和调控，分配国家科技经费。但是，总统仍然亲自过问科技问题。颇受世界各国注意的高度先进国家计划（G—7计划）就是在卢泰愚主持下直接出自青瓦台的。
三、逐步增加科技经费投入
经费、人力和政策是对科技发展的主要投入，而经费投入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投入指标。如果没有或者缺少经费，研究开发设施就无法建设，研究开发设备仪器就不能添置和更新，研究人员就只能作“无米之炊”。研究开发经费少，整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事业就会止步不前，先进会变成落后，落后的会更加落后。国家科技地位的下降自然导致本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削弱，使国家经济一蹶不振。一个国家科技经费的多寡，不仅取决于其经济的富贫，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国策和政治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在当前“无硝烟”的激烈科技战争中，矢志于“技术兴国”的国家领导人更是把科技经费投入的增加看作是决胜的根本依靠。
1.经费投入现况
一般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国家科技经费投入，一是年经费总额；二是研究开发强度，即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 近些年发达国家往往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取代GNP。国家研究开发经费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政府拨款，二是工业界投资。此外还有非营利机构的少量投入。
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深知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它们也有财力，所以对研究开发投入巨资。这些国家的科技经费在过去几十年里是逐步增加的，总的来说， 科技经费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8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开发强度都在2%至3%之间。据统计，经合发组织成员国占了世界研究开发经费的75%以上。美国的投入最大，目前相当于日、德、法三国经费投入的总和，所以它有最庞大的科技事业和最广泛的研究开发活动。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为15亿美元，1993年增加到680亿美元。从1970到1993 年美国全国研究开发经费就增加了5倍多（从261亿增加到1610亿美元），若以1987年的美元值为基准，也实际增加了近1倍。
日本是一个坚持“技术立国”方针的国家，十分重视技术发展。它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约为美国的一半，但就研究开发强度而论超过美国，居经合发组织成员国之首位。80年代，随着“技术立国”方针的明文确定和经济实力的大大增加，为实现经济和技术赶超美国的宏愿，日本的年研究开发总经费和研究开发强度均直线上升，在1981—1990年的这10年里，从5.9万亿日元增加到13万亿日元，增长了1倍多，强度从2.3%提高到2.99%。因经济衰退，过去两三年投入止步不前。
英法德三国是西欧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大户。在80年代，英法两国的年研究开发经费也增加了一倍以上，联邦德国增加了87%。
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虽然经济长足增长，但科技基础薄弱，技术能力不高。它们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并发展现代电信等先进服务业，所以必须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开发活动。韩国和台湾近年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迅猛增长。韩国1990年研究开发强度达到了2.51%，仅居日、德、美之后，居世界第四位，1993年达到了3.4%，居世界之首位。台湾的研究开发强度逐年提高，1988年为1.22%，1989年为1.39%。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开发经费很少，强度极低。据一些国际机构的统计，第三世界120个国家的研究开发经费加在一起， 才占全世界研究开发经费的2%，它们当中研究开发强度在0.5%以下的占绝大多数。 财力弱，经济落后，技术需求不迫切，是发展中国家科技经费投入过低的主要原因。由于研究开发经费少，缺乏研究开发手段和能力，不仅科技成果少，还造成严重的科技人才外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将科技经费强度逐步提高到1%，认为这是一个临界值， 只有达到这个值，才有可能使国家的科学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不过，第三世界中的一些大国值得我们注意。根据巴西1991年开始实施的新的科技发展五年计划，巴西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从1990年的0.6%提高到1995年的1.95%。 印度的研究开发经费30年来每年增长5%，强度从1985年的0.2%提高到1989年的1.13%，不过近年下降了1%以下。
2.未来的经费投入
因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经济，而经济竞争取胜的强大武器是科技，所以很多国家都有进一步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计划或打算。
克林顿直截了当地指出：“对技术投资就是对美国的未来投资。”他在1993年11月发表的科学政策文件《利国之科学》中指出，他的政府特别重视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把全国研究开发总投资（包括军用和民用）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是一个合理的长期目标。克林顿计划， 在逐步提高研究开发强度的同时，也将联邦军用和民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列，从1993年的58:42调整到四年后的50:50。
在欧盟，德洛尔白皮书把“研究与技术开发”投资不足视为欧盟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最大弱点之一，主张整个欧盟的研究开发强度从目前的2%逐步提高到3%。白皮书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些成员国研究开发强度现在很低，如希腊和葡萄牙仅有0.7%， 这些国家必须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但是， 德洛尔们更寄希望于企业。 1991年欧盟内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占欧盟总投入的52%，为增强欧盟各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它们应当向日本的企业看齐，后者占日本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80%。
日本的研究开发强度1991年达到了3%， 但这两三年出现滑坡现象，主要原因是企业科技投资下降。根据1992年公布的《科技政策大纲》和政府研究开发投资五年倍增计划，唯有技术能使国家发达的日本必将努力增加研究开发经费。事实上，日本政府1993年度的研究开发预算比上年度增加了6.2%。
在增加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方面，雄心最大的莫过于韩国了。根据高度先进国家计划，到2000年韩国研究开发强度要达到5%。1994 年公布的“科技发展长远规划”草案重申了这个目标。现在它已达到了3.5 %，1998年要达到4%，2000年达5%，而且到2010年要达到6.7%。
要把台湾建成“科技岛”的台湾当局也一再重申，要将全岛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岛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9年的1.39%提高到1996年的2.2%和2002年的2.8%。
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相当重视研究开发。它的科技发展事业在第三世界中是很突出的。印度政府要求，将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现在的0.89%提高到1996年的1.1%和2000年的2%。
表 若干国家和地区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增长计划
国家或地区
目 前
计划
年份占GDP的% 占GDP的%
美国1992 2.783.0(长期目标)
日本1992 2.88政府投入5年倍增
欧盟目前 2.003.0(长期目标)
法国1992 2.423.0(目标)
德国1992 2.73有增加的意向
英国1992 2.22有增加的意向
韩国*
1990 2.515.0(2000年)
台湾1989 1.392.2(1996年)
2.8(2002年)
新加坡 1990 1.002.0(2000年)
马来西亚*
1991 0.80倍增(2000年)
印度*
1992 0.892.00(2000年)
巴西*
1990 0.601.95(1995年)
墨西哥 1992 0.501.00(2000年)
* 这些国家以占GNP的比重计算
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也计划将它的研究开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0.5%提高到2000年的1%。
增加研究开发投资并不意味着只是多从国库掏钱。增加政府科技预算是必要的。然而，科技经费投入量大的国家的政府都制定一套法规和运用多种刺激手段，促进产业界对研究开发投资。日本产业界的研究开发投资占日本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的80%以上。计划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经费的韩国更是寄厚望于它的企业，各企业集团也大大增加了投资。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产业界研究开发投资占其本国科技经费投入的比例在40%至70%之间。这些国家都很注意调动企业对科技投资的积极性。
四、充分发挥产业界的主力军作用
科技进步面向经济，实质上是面向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机会的产业界——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在工业化国家以及韩国、台湾，产业界不仅是科技进步的受益者，也是研究开发的主力军。它们目前都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来充分发挥产业界的主力军作用。
产业界在研究开发方面的主力军作用，从投资和研究开发执行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拨款占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但也占不到一半。在1993年的1610亿美元研究开发经费中，政府拨款所占比例也只有42%，工业界提供的经费占了52%。从经费开支或研究开发执行来看，工业界占68%，由工业界管理而由联邦政府投资的研究开发中心又占2%。 再从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分布来看，在1989年从事研究开发的95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四分之三受雇于工业界，18%受雇于高等院校，只有6 %受雇于联邦机构。日本最为典型。1991年日本的研究开发经费127201亿日元，政府拨款只占其中的18.2%，由民间企业提供的占了81.7%。工业界、政府和大学执行的研究开发分别占70.7%、7.7%、和17.5%。 日本工业界在日本研究开发中的作用之巨大，由此充分显示。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西方七个发达国家中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业界都执行了本国研究开发工作的60%以上，意大利和加拿大两国略低一些，但也超过50%。
另据经合发组织调查，美国工业界研究开发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1%，日本的这个数字为2.13%，法国为1.5%， 欧洲联盟为1.32%。
韩国研究开发投资的增长主要依靠它本国的企业。高度先进国家计划十年执行期内60多亿美元的研究开发开支，其半数以上（33亿美元）将由企业提供。政府要求产业界近年的研究开发投资要占到销售额的4%。韩国的企业集团正在进行调整，重点扩大核心商业，发展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工业，向海外发展。严酷的国际竞争使得它们近年大大增加了研究开发投资。
产业界不仅是研究开发的主力军，其在政府科技决策中的作用也已增强。企业家们站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他们的体验非常深刻，知道面临的挑战和任务，让他们的代表参加科技决策，使政府官员听到产业界的意见和要求，作出的决策会更加科学和反映现实，产业界也更加自觉地接受政府政策的指导，更加自觉地增加研究开发投资。
五、促进各种形式的科技合作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高精尖和跨学科是其鲜明特点。一个研究开发项目所需投入之巨，所用设施之昂贵，所牵涉的学科之多，时间周期之长，所冒风险之大都是空前的。许多研究开发项目，如新药物和微电子新器件的开发，成本已成倍增加，实为一个企业鞭长所莫及。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大力促进各种形式的合作，如同行业企业的合作、国家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政府与产业界的合作等。
在促进研究开发合作方面，美国做得很出色。早在里要时代，美国就放松了反垄断法所加的许多限制，鼓励企业之间在“通用”、“竞争前”技术开发方面合作，于是陆续成立了数十个由多家企业合资的研究开发“法人财团”。有些财团由政府机构牵头组织，还有国家研究机构和大学参加。克林顿要求进一步放松反垄断限制，不仅鼓励企业合作进行研究开发，还鼓励它们合作生产新产品。政府和产业界合作是政府针对本国支柱产业竞争力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和资助多个企业的合作研究，如美国现在的“下一代车辆合伙计划”。在这样的计划中，政府一般出一半资金，企业拿出的另一半叫“配合资金”。克林顿政府规定，国家实验室要将其年预算的10—20%用于与产业界合作，并与企业直接签订合作协议。1994年签订的协议有上千个。大学和企业的技术合作也大受提倡。美国的大学是基础研究基地，成果累累。近些年来，在政府的鼓励下，它们运用多种形式发展与产业界的关系，这样既缓解大学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也提高了大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速度。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提倡所谓“产学官”合作，也取得了很多合作成果，但是与美国相比，就差得多了。尤其是，日本的大学研究能力比较弱，且缺乏一种合作文化。所以，日本正在设法使大学面向产业界，加强产与学的合作。
英国《金融时报》1994年曾先后介绍了好几个国家的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经验。
欧盟也大力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框架计划下的项目都必须是企业合作的，而且是两个以上国家的企业的合作。尤里卡计划也是这样。
六、制定和实施综合科技发展计划或重大研究开发计划
既然技术已成为国际经济竞争中主战场，积极投入竞争的国家和地区就要根据国家和地区的战略部署——科技政策，组织、发动一些对决胜起关键作用的战役，即实施综合性科技发展计划或重大研究开发计划。正面交火的美、日、欧盟早已这样做，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这样做。当然，技术竞争不是真枪实弹的最终决出胜败的战争，实力相当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是你追我赶。后起的国家和地区则加快步伐逐步缩小差距。
历史上不乏通过重大研究开发计划在技术上赶上或超过的事例。阿波罗登月计划终于让美国在航天技术方面赶上了苏联。美国航天飞机计划使得美国在载人航天方面保持先进。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计划和“空中客车”计划也使得西欧成为航空航天市场的有力竞争者。中国的“两弹”和卫星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实施重大计划（或称工程）的结果。“863”计划使中国在高技术关键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
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发展计划规定这个国家中长期的科技发展目标和任务以及重大措施。近年来，很多国家的科技发展计划都很务实，直接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任务和需要来制定，少有冷战时期虚张声势，追求“国家声望”的内容。也就是说，科技发展计划已与国家发展计划一体化，或融于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韩国、法国、印度等国最新的经济发展计划都详细规定了科技发展的任务。但是，要实现科技发展计划的目标就必须按产业部门或前沿学科领域拟定研究开发计划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计划。这些计划任务明确，有跨学科、跨地域性质，投入大，周期较长，所以必须妥善组织和管理。在许多国家里，一般都由一个国家机构来负责实施，由政府和企业分担投资，取得的成果多是“通用”的、“竞争前”的或“启动性”的技术，还要经企业进一步开发才能转化为产品和工艺。
各国近年制定和实施的重大科技计划以及科技决策都着眼于21世纪，而把2000年作为一个界碑。为此，在着手制定计划时，都要进行世界技术发展现状分析和趋势预测，然后把本国放在竞争世界中的适当位置，定出本国要实现的未来目标、实现目标的战略和行动。制定这样的计划不是政府可以单独完成的任务，必须由政府官员、科技界（包括社会科学）和产业界的领导和专家的代表共同商议。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无不是这样。
专项研究开发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更须依靠学术界和产业界。这些计划往往是合作项目，在实施之后，政府一般只给予适当的组织领导和部分资金补贴，学术界和产业界成了主要的具体实施者，若科技机构和企业领导不参加，计划就制定不出来，或者只是政府一厢情愿的一纸空文。
七、重视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
高新技术是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战场的制高点。高新技术可以帮助创建新的工业，开辟新的市场，这些工业是知识高度密集的，产品是高附加值的。现有的高新技术工业也要不断吸收更先进的技术，推出新的或改进的产品，才能保持在国际化市场上的竞争力。农业需要高新技术来武装。传统工业需要用高新技术来改造，医疗、金融等服务业也离不开高新技术。许多高新技术还有军民两用的功能，没有高新技术，尤其是电子和通信、材料和航空航天等技术，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所以，工业化国家已将大部分科技发展资源用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以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为重点。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如印度和巴西也强调这些方面。总之，高新技术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必占或必登之领域。
关键技术的选择和开发也表明，高新技术确是当前工业化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志在攻占的战略要地。我们看一看各国和地区的关键技术表就可以发现，被列进去的全是一些高新技术。
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的建设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是高新技术的发展普遍受到重视的另一明证。
八、优化技术创新体制，促进技术商业化
技术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应用，使技术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为此，需要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制，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品、工艺和服务项目。在当前的“技术兴国”和“技术竞争”高潮中，优化技术创新体制也成为各国科技政策或产业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
美国的国家创新体制强调突破性创新，许多突破性成果都出自美国，但对商业化重视不够。面对国外的挑战和工业竞争力的下降，在里根时代的后期就开始改革国家创新体制。布什在任时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克林顿为美国指出的新方向之一就是：“创造一个能够繁荣技术创新和吸引投资来利用新设想的商业环境。”为此，他继承和新拟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措施。
（1）使研究和实验投资税收减免规定永久化， 刺激私营部门增加对研究与实验的投资开支。
（2）制定新的法规，鼓励对创办高新技术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 在美国，高新技术小企业是新工作岗位创造、经济增长和技术活力的主要源泉。
（3）建议对大企业追加设备投资给予临时税收减免和对小企业的设备投资给予永久税收减免。
（4）改革反垄断法，不仅允许企业合资进行开发， 而且允许它们合资生产最新产品。
（5）责成商务部加强对欧洲和东南亚的科技信息收集， 大量翻译与传播非英语科技资料。
（6）充分利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来传播联邦机构拥有的经济、 技术和环境信息。
（7）编制技术“行车图”，与国外竞争对手对比， 定量评估美国技术部门的素质和表现，以引导联邦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及帮助工业界明确技术发展目标。
（8）巩固和加强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大学建立的工程研究中心。 鼓励研究性大学与企业合作进行研究开发和实验。
（9）实施技术再投资计划， 加强国防部的军用技术向企业的转移。
（10）联邦实验室对外界全面开发。
（11）推行制造技术推广计划。商务部将在1997年底之前在全国建成有上百个技术推广中心组成的技术推广网。
（12）由联邦政府建造大型、昂贵的实验设施，有偿供给企业使用。
（13）修改外贸政策，放宽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控制。
（14）设立国家技术奖和继续颁发国家质量奖。
日本的国家创新体制注重增量性创新，所以主要进行应用研究和商业化开发。这个体制主要由通产省管理和运作，企业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内外条件的变化，日本的创新体制已越来越行不通，所以需要改进。
（1）通产省改组筑波科学城的研究所，加强基础研究。
（2）进一步加强科技情报服务。 日本科技情报中心已转变为一个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和用户的联机系统，所以现改称“日本联机系统”。进一步健全日本的全球技术扫描系统。
（3）科技厅拟建一个联接100多个政府研究实验室并横跨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高速信息网（称高速研究网）。
（4）改善大学的研究系统， 促进大学加强它们与产业界的联系和合作。
（5）推行科技活动地区化、使东京、 东京地区和关东地区以外的每一个地区都参加技术开发与创新活动，增加现有产业和新产业的活力。
德国的国家创新体制有如下10个特点：
（1）政府把促进技术创新作为一个直接和具体的目标。
（2）重点放在高质量产品和高效率制造工艺的开发上， 所以注意增量性创新。
（3）特别重视德国向来占优势的传统市场。
（4）它特别适应各个工业部门的具体需要。
（5）38个夫朗和费研究所从事应用研究， 为加快工业采用新技术的进程作出重大贡献。
（6）大多数工业部门都有合作研究组织， 帮助本部门的企业解决日常遇到的技术问题，并从事技术信息传播工作。
（7）重视技术普及。各工业协会、行业公会、商会、 地区性技术转让中心、创新中心都积极参与推广工作。
（8）重视培训。 德国公司每年用于工人培训的费用比美国公司多一倍。
（9）联邦政府要求各部门， 在制定法规时注意征求工业组织和工会的意见。
（10）政府为促进技术创新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德国的创新体制显然是一个服务于增量性创新的强大体制。然而，它面临两大挑战：第一，德国必须确定，如何与国外竞争对手日益提高的制造技术高级化相抗衡，德国今天的最强项——高成本高质量可能不够，而必须与亚洲尤其是日本制造商的低成本高质量竞争；第二，德国必须将相当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更新的先进技术，如可以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的半导体和信息技术，否则它也许不再能够继续指望传统制造业促进经济增长。
德国目前强调“21世纪的技术”的研究开发就是其转变创新体制的一个标志。
韩国的国家创新体制是政府一系列密切相关的经济政策、工业政策、技术引进与改进政策的产物。60年代以来，韩国不断努力促进技术的发展，政府、大学和工业部门都参与其中。30多年里，政府科技管理机构和国家研究开发机构陆续产生和不断调解。政府的科技政策过去强调了科技教育、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外技术引进，大力扶持工业集团。近年，政策转为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区别增强工业竞争力。政府紧缩了对资本密集工业的资金支持，而调配更多的资源来发展技术密集工业，并且开始给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根据高度先进国家计划，政府提出了一些创新策略，曰专业化、地方化、合作和自决。
政府已通过各项政策和刺激措施促进工业技术创新，刺激措施有：开发经费补贴、原型制造补贴、税收优惠、对风险投资的促进、许可证审批手续简化，等等。
企业集团加强了研究开发。至1992年，三星集团建立了26个研究中心，金星建立了18个，大宇有17个，现代有14个。
高技术小企业纷纷出现，而且很成功。
以上介绍了四个国家的技术创新体制，其他一些国家也有比较成功的国家创新体制，并且已制定进一步促进创新的政策。从专利拥有份额分析，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可分为四级。美国独居第一级，说明它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仍居世界首位，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居第二级的是日本和德国，它们紧随美国之后。法国和英国位居第三级，它们与日、德有较大的差距。意大利、瑞士、荷兰、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数工业化国家居于第四级，它们各自在某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创新体制是不断健全、 发展和调整的。 面对80年代以来的竞争形势，它们都根据国情和需要改革国家创新体制。美国在继续强调突破性创新的同时，也加强了增量性创新。德国和日本开始重视突破性创新。韩国由引进技术的吸收、改进转向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但基础研究仍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九、重视教育培训，规划跨世纪科技人才的培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人才——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则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既是新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又是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角色。现代科学技术向高精尖、跨学科发展，产业向知识或技术密集型发展，战略资源不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是知识。
纵观现在的工业化发达国家，无一不有一支素质很高的不断更新、壮大的科技队伍。这就是它们的战略资源，这就是它们最宝贵的财富。韩国和我国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从50年代起它们就重视全民教育，大力培养科技人才。而且它们舍得将人才放出去，让他们到海外深造。如果它们没有正确、连贯的教育政策，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德科技园区和新竹高技术工业园区，更不会有今天比较发达的电子工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保证本国未来经济能够健康、高速增长，都将跨世纪科技人才培养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作为一种竞争战略措施。
美国人把本国教育系统的缺陷视为它在80年代工业和技术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布什上台后大力抓教育，所以获得“教育总统”的美誉。他召开了美国“最高级”教育会议，50个州长、政府有关机构的领导、大学校长在一起共商美国教育大计，制定了“2000年教育计划”。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继续执行这项计划。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使全民都受到较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同时保持一支世界上最精良的科技队伍。美国将有一部分国防科技人员转移到民用部门。它继续推行大量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的政策。
在与美国竞争中，科技人员水平可说是日本的一大劣势。据预测，到2000年，日本将出现36万科技人员的缺口。相对地说，日本的科学技术人员缺乏“独创性”和“创造性”，在日本需要加强基础研究的今天，这是一个致命弱点。科技队伍也随着整个人口的老化而老龄化。为此，日本拟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它采取各项刺激措施鼓励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学理工。更新大学教学和研究设施，扩充大学研究生院，改善博士生待遇，引进美国的博士生助教制度，着力于造就下世纪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日本政府认为，研究人员是科技人力资源之核，要给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人提供各种从事研究的机会，并促进研究人员的流动。
欧盟（原12国）共有3.5亿人口， 但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较少，只有63万人，每1000劳动力中只有4人， 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8人和9人。而且研究人员的素质也较低，难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德洛尔白皮书建议成员国改革教育和培训体制，同时促进科技人员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个框架计划也把科技人才培训和交流列为优先任务。
英国注重高级人才培养，所以计划改革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硕士将是研究生第一学位，其中只有少数人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培养要针对工业界的需要加强职业技能训练，要让学成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吃小灶”。
韩国已实现中小学义务教育。它每10万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超过了日、英、德、法、意等工业化国家。现在，韩国的重点是大力培养以硕士、博士为主体的高级科技人才，使研究开发队伍“精锐化”。以研究为中心的研究生院体制，不仅将科研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而且鼓励研究生将产业技术开发课题作为论文的内容。为保证2000年的需要，韩国最高教育研究机构——韩国科学技术院扩大了招生名额，加强了以博士级人才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工作，优先聘用有工业实践经验的专家当导师。该院在扩大教育设施的同时，力求用教学达到国际水平。韩国除了在国内设立博士后研修课程外，还鼓励学生到海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建立在国外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才数据和联络网，吸引和重用海外归国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视科学家和工程师培训的同时，要重视技术员的培养。据统计，从1950年以来，美国技术员数量增加了3倍， 目前达2000万人，他们的增长率是劳动力总增长率的3倍。 “技术员”已是美国最大的一类职业，再过十年，技术员将占全美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四年大学毕业生或经过进修培训达到大学毕业生水平的人。
一些国家不仅重视科技人员的培养，还计划学习美国的经验造就大批企业家。
十、增强全民的科技意识
发展科技是政府的重任，也是科技界和产业界的具体使命，但它首先是全国全民的大事，只有举国上下共同努力才能办好。这就要求全民都充分认识到科技对国家、对社会乃至对个人的重要性。有了这种共识，人们才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相信科学，追求知识，尊重科技人才。只有在这样的气候下，才会科技人才辈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88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不尊重科技知识和人才的国家注定要没落。这句话不无道理。不管是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还是韩国、印度、泰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直到现在仍十分强调全民对科技重要性的共识。这个任务都列入它们的白皮书、政府报告或政策文件中，足见提高全民共识的重大意义。提高全民共识与普及基础教育密切相关，两者互相促进。此外，这些国家还表示要利用博物馆、展览、报刊、电视等进行宣传，普及科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