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的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产业集群论文,资本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如汗牛充栋。国内外学者从产业集群的概念界定、形成机理、理论渊源、效应分析、影响因素、特征对比、外商直接投资、案例研究、模型建立、产业竞争力以及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新技术发展的相互关系等视角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系统研究。实践也表明，在自然生成或者人为作用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的产业集群发展极为迅速。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都表明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就。然而，在我国区域性产业集群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我国的产业集群多为企业的盲目无机扎堆；企业之间，企业与各种服务机构、中介机构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业务上的简单联系。这种产业集群只能称之为“准产业集群”。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现阶段我国一些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还处于一种低层次的企业网络模式阶段（王辑慈，2004）。成熟的产业集群不仅仅是很多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种表征，而更在于企业扎堆在一起这一表征下隐藏的深层次的社会资本——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企业内外、区域内外所形成的各种网络关系、信任关系、规范制度等等。因此，需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一视角出发，把握社会资本的实质内涵及其对产业集群的作用机理，提出产业集群组织内社会资本的重塑方向，积累产业集群形成的企业社会资本和区域社会资本，以促进产业集群走向成熟。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80）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从国外来看，大都从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等方面来研究产业集群。①总体上可划分为正面论和负面论。正面论代表包括萨克森宁、阿民、斯瑞夫特、格拉伯禾、卡佩罗等人。如萨克森宁（1991）研究硅谷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至关重要；阿民和斯瑞夫特（Amin and Thrift,1992）认为，应鼓励发展更加多样和开放的社会网络，同其他国家级中心和国际性中心建立网络联系，形成能提供广泛合作伙伴的产业集聚区；格拉伯禾（Grabher,1993）强调嵌入性网络对于集群创新非常重要，认为集群的创新根植于区域特殊社会人文环境和社会网络基础之上；卡佩罗（Capello,1999）认为网络对于集群创新的意义不仅在于成形的网络可以提供各种信息及知识，而且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通过集体学习、高度互动，也激发了新思想及新技术的产生。负面论的代表包括格拉梅尔、格拉伯禾、乌兹等人。如格拉梅尔（Glameier,1991）从相反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组织中社会资本的负作用；格拉伯禾（Grabher,1993）也认为高度封闭的集群网络能带来锁定效应，并将集群的锁定概括为三种：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和政治锁定；乌兹（Uzzi,1997）首次提出了“嵌入性悖论”概念，认为过于紧密的社会网络会给本地集群带来各种“锁定”效应。
虽然国内学者已经广泛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来深入分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劳动力流动与就业、企业竞争等多领域的问题，但是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来直接分析产业集群问题则相对要晚一些，并且在最近几年里研究人员大多只是从信任角度、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论述社会资本对于产业集群的重要性。如卢福财和胡大力（2004）系统分析了网络组织对产业集群的作用。刘义圣和林其屏（2004）认为，社会背景的差异决定产业集聚的社会资本初始存量的差异，具有信任和合作背景的产业集聚，其社会资本存量高于其它社会背景的产业集聚。符正平等（2004）认为，丰富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使集聚内部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嵌入性，运行良好的集聚往往存在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孟韬、史达（2006）从信任视角来分析产业集群。张昭华（2006）从高技术产业集群的运行机制来研究，将其分为初始形成机制、自增强机制和网络治理机制。虽然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引入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来主要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机制问题，但是尚缺乏对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作用机理、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发展方向、如何促进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投资与积累以促进我国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等问题的探讨与研究。
二、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作用机理
企业等组织集聚形成的产业集群是嵌入在区域的社会资本之中的。这种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机制、流动机制和创新机制作用于产业集群，使产业集群具有了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基础、前提条件和动力。
（一）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信任机制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它是经济活动得以稳定协调进行的重要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曾言：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使用价值，企业中的每一项交易活动都包含有信任要素，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在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的信任比集群组织外的信任更为重要。对于产业集群组织内的任何一个企业来讲，理性的选择是在经济交易与合作中采取信任。在产业集群组织内，信用的选择与放弃（即冒险、背信、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实质上是一场囚徒困境博弈。在博弈中，每个行动者利用他人的信任可以得到直接的收益，但每个行动者都背信的结果是合作的难于实现。但产业集聚形成的企业群落打破了信任的囚徒困境。② 因为产业集群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和企业之间重复博弈的可能性约束了企业的行为边界，使企业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面临着很大风险。如果企业无视社会资本网络结构的约束，一意孤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其结果就是社会资本网络结点之间张力的增大和背信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通过社会网络，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减少了产业集群组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效地防止了机会主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了产业集群组织内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效率。因此，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是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
（二）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流动机制
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产业集群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要素在企业之间、区际之间充分的流动和高效的配置。在目前信息渠道和信息系统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条件下，通过非市场渠道——社会关系网络来传播和扩散信息，加快信息在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流动与共享很有必要。林南（Lin.2005）认为，“在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网络充当了信息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社会关系网络作为集群组织内部以及集群组织与集群组织之间的重要载体，不仅提高了信息流动的频率和效率，同时也为知识流、经验流、技术流、资金流以及人才流等“要素流”的形成创造了机会和便利。实践表明，一个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的密集程度与该组织内部要素的流动性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对于产业集群组织来说，内部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深厚，要素就越能自由而充分的流动。产业集聚促使社会资本集聚，而社会资本集聚又为要素实现价值最大化创造了“便利通道”。另一方面，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反过来强化产业集群社会资本的形成。正如彼得·布劳（Peter Blau,1977）所指出的， “社会关系取决于接触的机会”。产业集群组织创造的这些接触机会正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因此，社会资本的流动机制就成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前提条件。
（三）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创新机制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产业集群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又加速了创新与创意的产生。高信任度的社会，创新的可能性更大。在一个企业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是组织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正如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所言，“成功的创新取决于合作与信息共享。没有合作的网络——如果这种网络还能运转的话——会导致交易成本急剧增加，引发合同纠纷，使各方蒙受巨大损失。”对创新来说，加强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之间知识共享与交流合作很有必要，而这依赖于网络关系资本的畅通和信任关系资本的有效发挥。社会资本加速创新的动力之二是流动性。在产业集群组织内，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使信息流、知识流、技术流、经验流等高速流动，从而为知识文化的相互碰撞创造了条件，而正是这种碰撞所触发的火花使创新成为可能。实践也证明，要素流动性尤其是知识流动性愈高的地区创新的速度也愈快。因此，社会资本的创新机制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
三、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发展方向
传统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产业集群的生成和发展，然而，产业集群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产业集群组织所依赖的社会资本随之进行改善与发展。笔者认为，开放性、流动状态和竞合理念应该是现代产业集群组织社会资本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应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
我国产业集群尤其是自然生成的产业集群大都建立在传统的社会资本之上。这种传统的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血缘、亲缘），传统社会网络本质上是血缘、亲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通过血缘、亲缘得以传承。正如著名学者费孝通对传统社会资本的描述：如一轮轮波纹，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愈推愈远，关系也愈薄的人际网络。在血缘和亲缘之外，地缘也是重要的传统社会资本之一。我国浙江地区的产业集群就是以传统的社会资本（血缘、亲缘、地缘）为土壤成长起来的。
在市场经济不成熟、法制和体制不完善的前提下，这种传统的社会资本有效地替代了以法制和规则为内核的现代型社会资本，完成了产业集群网络的初期扩张和发展。但是当产业集群格局初步形成，需要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法制体系逐步健全的条件下重新整合的时候，传统型社会资本又成了阻碍力量。由于传统型社会资本过于封闭、保守、排外，只在血缘、亲缘、地缘网络内形成紧密的关系和信任，对外界资源普遍的缺乏信任（见表1），因此也就阻碍了外部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等资源的流入，③ 限制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以开放为目标取向的条件下，传统型社会资本应该而且必须以开放、理性的理念向现代型社会资本转化，由非正式社会资本或关系型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网络）向正式社会资本或契约型社会资本（规则、制度）过渡（见图1）。
图1 产业集群组织发展与社会资本结构演化
资料来源：李煜（2001）；张其仔（1999）。
（二）应从凝固状态走向流动状态
建立在传统社会资本基础之上的产业集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凝固的系统。从产业集群组织内部与外部的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它存在着产业集群组织内外封闭的情况，如我国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对外部的社会资本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排斥现象，对外来的社会资本不信任，从而使产业集群组织内外的合作很难以实现。比如在浙江温州人的观念中存在着“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自己人”会形成帮带，也注重抱团，能形成很好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但对于“外来人”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感。另外，从产业集群组织内部来看，它也存在着横向封闭和纵向封闭的情况。横向封闭是同类企业（生产替代品）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以及企业与中介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的阻塞，合作的欠缺，互信的不足；纵向封闭则指处于上下游产业链条的各类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机会主义行为频频发生，长期合作信任关系难以得到有效维持的状态。因此，产业集群组织要由发育、发展到趋于成熟，就必须打破内外封闭、横向封闭和纵向封闭的状况，加强内外交流，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促使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同时由凝固走向流动，优化要素在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动态配置。
（三）应从单纯的竞争走向竞合（竞争与合作）和信合（信任与合作）
产业集群使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势必加大了企业生存的竞争压力，集群内部的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壮大有可能相互之间进行盲目竞争、过度竞争甚至无序竞争。这种状态导致了产业集群组织自身的内耗，不利于产业集群组织提升竞争力，更不利于与产业集群组织外企业或其它集群组织进行竞争。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基本特征是“大范围竞争、小范围合作”。从国际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角度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区域与区域（区域经济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之间的竞争，而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区域内产业集群组织的实力较量。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也表现出相同或者相类似的发展特征。不同层次或者范围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内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整合。因此，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必须明确定位并改变其运行方式，从现在的过度注重竞争尽快转向注重合作基础上的竞争尤其是长期互信基础上的合作，也就是要建立新型的竞合（竞争与合作）和信合（信任与合作）关系。通过信任、合作的方式可以建立产业集群组织深厚的社会关系资本和广泛的社会网络联系，而这种双赢又会反过来强化集群组织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产业集群的良性健康发展。
四、社会资本投资与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
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非实物形态的资源。但是作为一种可以有效利用并产生价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仍需要投资与积累。林南（Lin,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在产业集群组织内，区域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是区域和企业可以动用的一种潜在的并可以带来收益的无形资源，这种资源需要持续的投资和不断的积累。厄普赫夫（Uphoff,2000）认为， 社会资本对发展的影响都是通过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结构型社会资本通过规则、程序和制度建立起社会网络和确定社会角色，促进分享信息和制定政策制度；而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指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信任、态度和信仰。产业集群组织社会资本的积累既要积累认知型社会资本，更要建立结构型社会资本，同时后者在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情况下显得更为重要。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产业集群组织传统的社会资本不断弱化，同时以法律和规则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完全形成。在此背景下，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产业集群内企业等组织没有或者缺乏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的意识，不注重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和保护。社会资本是需要长期投资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也是长期合作行为不断强化的结果，而且社会资本被破坏也是非常容易的，这就要求产业集群内企业等组织具有对社会资本进行长期投资的强烈意识。但是，我国产业集群内企业等组织既缺乏对社会资本进行长期投资的强烈意识，又不注重对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积累和保护。其次，家族型信任、关系型信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淡薄和弱化，而制度型信任尚未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是尚处于建立中的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集群机体内社会信任资本的严重稀缺。例如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部门机构之间、产业集群内部与外部企业之间缺乏信任，机会主义、道德风险不断发生。二元信用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它们所起主次作用的变化不利于产业集群组织积累和维护社会资本。再次，企业没有或者很少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履行应有的社会功能，从而缺少积累社会资本的良好途径。一些企业的过分自利行为使得企业仅仅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没有和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未能和社会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例如许多企业很少参加公益事业、慈善活动等等。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有关报道，我国有1000多万家工商企业，但有过慈善捐赠记录的企业不超过100万家， 90％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慈善捐赠，我国每年慈善事业捐赠款只相当于美国的1／400；许多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的意识比较差，即使有慈善捐赠，但也没有做过记录和不注意统计、不注意发布相关消息。这种情况在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中也大量存在。这就使产业集群内部的许多企业缺少积累社会资本的良好途径。最后，我国产业集群组织的规范和制度（结构型社会资本）不完善、不成熟，不健全，这使得集群内企业的行为和契约缺乏硬性约束。集群组织的内生规范和外生制度是对组织内企业违理、违规、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刚性约束。虽然我国现阶段的规范、规则和法律等不断的被完善，但仍有很多漏洞和模糊地带易被企业识别和利用。比如很多企业利用其他企业或消费者不熟悉法律和法律诉讼费用很高的情况，采取一些对其他企业或消费者不利的投机取巧行为；还有一些企业利用法院执行不力、判决执行难的特点，无视法律尊严，不断违规违法。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这些不良行为既损害了其既有的社会资本量，也使软化了现有的契约约束。针对我国产业集群组织社会资本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社会资本积累。
首先，积累社会资本，形成社会资本网络。产业集群形成了一张区域社会资本网络，聚集在一起的企业等法人组织构成了网络中的每个结点。目前产业集群组织稀缺的不是结点（企业），而是结点之间的互动——社会网络的形成。只有结点之间的频繁互动才能产生深厚的区域社会资本。从社会网络这一角度出发，其一，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应加强互动与合作。其二，企业应加入各类协会团体（如商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等），通过协会团体这一平台创造积累和扩张社会资本的机会。此外，企业应积极参加各项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积极与消费者以及大众进行沟通，建立良好的“企业——消费者（大众）”关系，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声誉形象和发展空间。正如博特（Ronald Burt,1992）在“结构洞”理论中所言，任何个人或组织，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保持和发展优势，就必须与毫无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获取信息和控制的优势。
其次，创造良好的信任与合作环境。艾克斯罗德的进化合作博弈模型证明了只要在存在足够的重复博弈次数约束条件下，交易双方就会产生足够的理性认识并采取合作策略。互信是理性的必然选择，在重复博弈条件下这是对双方最优的均衡解。在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不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有寻求给产业集群组织共同体认同的需要，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约束条件。在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集聚与整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信任的建立与强化。集聚在一起的企业在集群组织内培育共同意识、互惠的规范和信合的信念。每个企业建立自己诚信理性行为的结果是产业集群组织建立起来区域信用体系。在这样一个充满信用的宽松环境中，企业与产业集群组织得到同步发展。
再次，集群组织内的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已经不仅仅在于企业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在于企业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企业为社会无私付出，也意味着企业品牌和形象的快速传播和扩散，深层次讲就是使企业的社会资本深深的根植于广大消费者心目中。这种难于估价的无形资产收益对于企业的长久发展无疑意义非凡。只是目前集群组织内的很多企业往往存在短视自利行为，仅仅拘囿于低水平重复的价格竞争。因此，从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积累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企业应该多多参与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例如企业可以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保护，为贫困地区教育提供服务，为灾区灾民提供捐赠等等途径累积社会资本。
最后，建立健全产业集群组织的规范与制度。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90）和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65）都指出，社会资本应建立最正式的制度关系和制度结构。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演化路径是逐步由认知型社会资本到结构型社会资本，由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由传统社会资本到现代社会资本。成熟的产业集群组织必须建立于规范型的、契约型的社会资本基础之上。产业集群组织的规范和制度来自内生和外生。内生规范源于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的共同行为衍生出来的集体行为规范，如企业联合会章程、民营企业家章程等，是在组织内部企业之间相互认可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外生制度源于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政策制度供给，是组织外部公共部门为促进集群组织发展而提供的法规和制度。
五、结语
产业集群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凸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从萌芽期进入发展期，产业集群组织必须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实现战略的定位转变，从注重量和壳转向注重质和核，从注重单纯的企业聚集扎堆转向注重产业集群组织对要素的系统整合，从注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转向同时注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只有大力培育产业集群表征下深层次的现代社会资本——网络、信任、互惠、规范、制度等等，同时确定其开放、流动、竞合的产业集群理念，才能为我国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创造有利的社会性条件。
注释：
① 国外学者论述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作用的内容请参见林竞君：《网络、嵌入性与产业集群：一个国外研究综述》，《世界经济情况》2005年第10期。
② 为避免概念的使用混乱，本文对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作出一定的区分，将产业集聚视为一个动态的概念，而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相对静态的概念。
③ Waldinger将传统型社会资本称为消极的社会资本，他认为那些“提供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经济交换的便利和效率的社会关系隐性地限制了圈外人”，详细见Waldinger:“The‘Other Side’of embeddedness: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economy and ethnicity”Ethnically Racial Study 18。Portes在《社会资本：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一文中也提出，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性之一就是排斥圈外人，详细参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李惠斌，杨雪冬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论文集里《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