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本质的动态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本质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3-0115-05
什么是“全球化”?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尽管这种概念或定义看上去比较宏大，但远不是成熟的。问题在于，即使对全球化现象和过程进行不厌其烦的详尽描述，但全球化的本质和背后的规律性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揭示。从字面上理解，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等多种涵义。但人们思考问题，却往往奉行“主体的思维方式”。给全球化加上定语，就是要追问：“谁的全球化?”或“什么样的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本文试图从梳理全球化本质的论争开始，对全球化本质进行动态的透视。
一、关于全球化本质的几种不同观点
在全球化本质的论争当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观点之一，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国际化。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要驱动力的，而跨国公司正是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载体；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表现；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使世界经济中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这是国际金融资本成为破坏性力量的表现。
观点之二，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西化、资本主义化。由于全球化是一个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单体国家资本与经济实力的、服从全球统一的规则制度的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形成，因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向全世界的规模与深度的扩展，全球化经济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些人看来，全球化导致的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全面接受。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
观点之三，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美国化。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曼在他的《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1]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五个加油站”的比喻：日本的、美国的、西欧的、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国家的。其中，美国的“加油站”最好，油价低、自助式，全球的车辆到后来都到美国的“加油站”加油了，因此，全球化就是美国“加油站”遍布全世界。在作者眼里，全球化即是美国化的扩展，是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的“同义词”。我国国内一些学者也沿循这样的思路，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有的学者形象地把全球化称之为“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甚至有人主张去“傍美国这个大款”。
观点之四，认为全球化的性质是中性的，不应特定为资本主义性质。把全球化的本质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把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恶果，这种看法容易造成我们对全球化的畏惧。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因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是必然。所以不能单单把它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难言之隐，也遭受全球化的困境。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也怕全球化。
以上几种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对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解读，应当说都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其共同缺陷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的本质。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矛盾的、复杂的现实运动，是时间和空间互动的多维度过程，是政治、经济、文化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就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而是有相互独立的趋势构成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化当作是一种倾向单一的统一过程，而是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变化倾向，其结果是混杂的，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2]我国学者俞可平教授也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这就为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本质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进一步证明了全球化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因而，摈弃对全球化本质进行静态考察的传统思维框架，对全球化本质进行动态透视，是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必要前提。
二、历史上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单一全球化
毫无疑问，历史上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从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孪生物。有人把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追溯到15世纪，认为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对外贸易的发展，人类的商业活动第一次具有了全球化。但从15世纪到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欧洲还处于孕育、萌生、发育阶段，还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更确切地说是开始于18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正是工业革命导致了资本的急剧扩张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突飞猛进，人类由此踏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3]“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
可以看出，历史从狭隘的、地域性的、民族的历史转变成世界的历史是由资本主义开辟的。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实质上是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外在表现。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迫使资本无论在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渡过了原始积累阶段，就要开始扩张，以至扩张到全世界，直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已相当发展，并在六七十年代达到发展的顶点，即垄断前资本主义的全盛期。但在这时，它也远远地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早期全球化所打下的残暴的烙印：海上抢劫、农村圈地、殖民掠夺、黑奴交易、种族灭绝等等。有的只是更精巧地掩盖了旧的暴行和增添了新的暴行而已。资本主义的“发家史”表明，在资本主义早期全球化过程中，殖民主义扩张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被资本主义的宗主国划分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资本主义发展中必然产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和冲突，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享誉国际的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在其名著《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深刻而生动地向我们述说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苦难，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结束的数十年间，却是这个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笔者注)的灾难时期。40年间，跌跌撞撞，它由一场灾难陷入另一场灾难。有的时候，甚至连最优秀的保守人士，也不敢打赌这个社会能否继续存活。两场世界大战，打的世界落花流水。”[5]如果说，20世纪曾经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但两次世界大战却摧毁了人类最美好的幻想。从全球化的视角，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中断”和历史性的“倒退”，这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只是暂时“中断”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又死灰复燃。在国内方面，在新科技革命的直接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为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进行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改良运动，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相对比较缓和。在国际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较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国家资本主义迅速成长为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垄断最为重要的表现形态。“全球化历程虽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但从其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来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去寻找。”[6]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特点：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掀起了新的高潮；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显著增加，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这些都被称之为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表征。所以，从近期来看，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势头仍将呈现扩张之势。
正是以上事实，决定了历史上全球化的本质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单一全球化，或者质言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单一全球化，这是非“情绪化”的事实判断，是我们认识当下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也是考察未来全球化本质的一个基本前提。
三、当下全球化的本质是不同制度文明竞争和博弈的多元全球化
把历史上全球化的本质理解成资本主义主导的单一全球化，这样看问题是不是过于悲观了呢?不是的。因为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同各种资本主义“中心论”作斗争的过程。
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薄弱环节中平地崛起，即是对资本主义中心论的最初削解，极大地冲击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一些人认为，20社会主义的横空出世是什么“历史的误会”。然而问题在于，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革命一而再地、前赴后继地发生，其内在的、深层的原因何在?通过考察当时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在当时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分为“中心”与“外围”国家或地区，使国际关系分为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这一矛盾之所以不可调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资本主义“中心国”的发展，需要有相对落后于它的一大片“外围”的国家或地区，为它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原料、市场，甚至提供转嫁危机的地方。因而，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路被堵死了。被压迫民族要生存、要独立、要发展，只好另辟蹊径。于是，一种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应运而生了。
因而，从全球化的视角看，我们不把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看作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孤零零的事件，而是把它们纳入到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引致的整个世界体系中来予以历史的考察。以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而闻名于世的弗兰克曾经指出：“不发达并不是由孤立于世界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7]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崛起的确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重大意义之一即是开启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拟社会主义全球化”(在主观上企图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新路径。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当落后的边缘国家对它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企图找到一种向心力的框架，他们找到了社会主义的框架，用以平衡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力量。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所试图导引的全球化进行激烈的竞争和博弈，是20世纪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当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博弈关系取决于参与这一进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能力和策略选择。如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文明能够在竞争和博弈中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就会形成双赢的利益格局；但事实上，资本主义总想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试图利用全球化摧毁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文明间不时地引发新的紧张和冲突，而这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因而，竞争和博弈将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两种制度文明关系的新表征。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遭到重大挫折，而且也意味着美国失去了对手，不复昔日的超级大国。在此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掩护，加紧实施对社会主义的“西化”和“分化”，妄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说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也在发展。特别是，以“9·11”事件为表征的反体系运动，暴露出资本主义矛盾在全球的扩展和积聚已经达到了尖锐的地步。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也时而缓和时而激化。“就像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象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工人通过几十年的斗争所赢得的保证现在都逐渐成为问题。”[8]随着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相对贫困和边缘化现象(虽然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边缘化不可同日而语)，即所谓的“第三世界化现象”、“新贫民现象”。为此，西方发达国家也被称之为“三分之二社会”或“五分之四社会”。其意蕴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或者处于受主流社会排斥的地位。其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竞争不仅仅限于低技能工人，而且也波及到其工作可能通过遥感信息手段而处于‘网络’状态的所有劳动者”。[9]而这正是近年来反全球化浪潮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的曲折，客观上为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它要求我们打开国门，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找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生长点。因而，邓小平在复出后不久就提出对外开放的问题，要求我们积极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在全球化进程中正确地定位，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迅速提升，他的改革开放的思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大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思想等等，成为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困境下的一种理论突围。其中最重大的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一般经济手段的抽象，而是作为融入全球化的战略选择来认识的，从而设计了一条通过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发展新路。从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作为人类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坚定不移地加入了WTO。不是要不要加入、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而是必须加入，否则你就有沦为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加入WTO，意味着融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就不仅动摇了西方在全球化中的霸主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从而增强了社会主义平等地融入全球化的机会和在全球化进程中讨价还价的能力。社会主义将成为全球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这支力量要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真正的赢家，还有相当遥远的历史路程要走，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作为全球化正面效应的重要表征，必将导致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指向多元化，整个世界将呈现出两种制度文明竞争和博弈的、非中心化的态势。
四、未来全球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导航的全球化
由此我们注意到，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一个环节，那么它的前途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乐观的，全球化的最终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全球化。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全球化是源于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驾驭不了全球化这一世界性潮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愈是向前推进，它的生产关系就愈是向社会化的生产力投降。资本主义愈是把它的矛盾扩展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就愈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强化了它的种种矛盾和痼疾，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深层的社会冲突和危机：
其一，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的收益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是严重不均等的，使世界不得安宁。全球化在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扩展到全世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两极分化的现实。特别是，方兴未艾的数字技术给投资者和技术拥有者带来了数不清的“数字红利”，但这个数字宠儿却也让世界增添了新的“数字鸿沟”。因为尽管因特网技术普及非常快，但世界仍然存在上网和没有上网、拥有和不拥有信息技术的分别，且大多数人显然属于后者。因此，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达到包容一切的地步，而且加重了以“边缘化”为特征的经济与社会排斥现象。1/5的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人类似乎与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无关。这种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必将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世界和平；而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不仅使不发达国家不能摆脱贫穷和困顿，也会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受阻，归根结底只会有碍于整个人类的持续发展。
其二，全球化的深层动因是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科技进步引起的对自然界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所带来的一些直接可见的社会弊病，是科技的负面作用在浅层次上的反映。而科技的负面作用在深层次上却表现为它在更大程度上造成了异化现象。科学和技术在强调对人和物的控制的同时，把自然、有生命的世界和人都变成了附庸和工具，人作为机器的“螺丝钉”而呈现出消极、被动状态，从而导致了价值危机；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体系已经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发生了矛盾，使社会公正不再可能实现。
其三，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在全世界的扩张，使全世界各地到处复制美国，这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生态灾难。如果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享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十亿”那样的能源、资源消费水平，大自然将不堪重负，它代表着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无潜力可挖，将要走向尽头。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消费方式，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那些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对全球范围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需要在全球范围的共同合作中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和折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性问题以更尖锐、更鲜明的方式冲击着人类。面对空前的全球性问题，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无能为力。
由此观之，全球资本主义的潜在敌人，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自身。从目前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处在体系性扩张与转型的时刻，资本的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很快地在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即建立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面临空前的危机。这一点，已经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中暴露无遗。全球金融界的大亨乔治·索罗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明确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市场的不稳定，二是非市场部门也即国家层次和国际政治的失败。市场的不稳定将导致国际资本体系的瓦解，而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则会形成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带的非均衡化，由此产生的巨大政治压力最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体系。目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特性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的各种资源都是靠资本的洪流被整合在一起的，而支持这一巨大的循环系统的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只要资本主义挂帅一天，对金钱的追求就会凌驾于其他的社会考量之上，经济和政治的安排就会出现偏差。”[10]在目前被普遍看好的全球化机遇面前，索氏悲观地认为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约翰·格雷的思路与乔治·索罗斯一脉相承。他在《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一书中进一步指明：“从目前结构看，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全世界的自由市场不像过去的国家自由市场那样自我调节。全球自由市场才有10年的历史，但已经包含了危险的不平衡现象。除非彻底改革它，否则世界经济体制将土崩瓦解，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争、竞争性贬值、经济崩溃和政治剧变，这既是悲剧，也是闹剧。”[11]他最后预言，就像20世纪其他的乌托邦一样，全球自由放任主义将连同它所造成的损失一起，被历史的记忆吞没。
索罗斯和格雷的言论或许有其片面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论及的“危机”和“幻象”，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这种来自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悲观主义论调对我们具有很深刻的启示作用。它至少表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是像表面所展现的那般茂盛，而是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的发展趋势如何，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资本主义不是各种体制竞争的最后胜利者。全球化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冲突的，只是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充分的条件让它寿终正寝。目前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完全成熟的标志。作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形态，它在不断地对自身进行修正、完善的同时，也为另一种更优越、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对它的全面的、辩证的否定，不自觉地构筑着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基础。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必然性正在于此。由此看来，全球化虽源于资本主义但终于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全球化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视域来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是全球性的事业。社会主义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扬弃、超越和最终替代。从未来的视角来看，全球化的本质无疑是社会主义全球化，但由于目前社会主义国家较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尚处于弱势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全球化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当然宁肯把这一历史过程估计得长些，重些。
收稿日期：2003-11-06
标签：全球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美国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