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诅咒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受“资源诅咒”命题的启发，本文将对中国是否存在劳动力资源诅咒效应展开研究。①尽管劳动力资源不像石油等自然资源那样需要较长的形成周期，但由于其在不同国别之间具有不完全流动性，在较短的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具有相同的特点，即数量固定和不可再生性。因此，如同石油等自然资源一样，劳动力既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也可能出现“诅咒”效应。国内外关于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优秀文献多如牛毛，多是研究劳动力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却很少有文献关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抑制作用。本文拟借鉴资源诅咒的分析思路，考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在新增长理论中，劳动力资源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劳动力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各种生产力要素中最具有活力和弹性的部分。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截止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有134735万②。2010年中国GDP达到58786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众多文献认为，“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这段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许多发展缺陷和隐患，在国际价值链条中仍处于附加值最小的环节，技术上仍处于附属地位，实质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一种低质量的增长。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笔者联想到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双刃剑”效应，在中国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产生了“诅咒”效应？就此问题，本文将分析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发展是否起到阻碍作用，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此来考察中国是否存在“劳动力资源诅咒”。
二、中国劳动力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诅咒效应分析
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同于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采，能够独立的成为一个产业部门，劳动力必须与其他资源相结合，才能为经济增长发挥作用，这使得劳动力资源诅咒效应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所有的行业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参与，区别仅仅在于劳动和资本技术的比例。本文在探讨中国劳动力资源诅咒时，采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进行分析，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统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把整个经济体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溢出作用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发展成为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门，1997-2008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6.33%和1.72%(张广婷等，2010)。任何过度依赖某一种资源作为支撑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经济结构都是不合理的，中国过度依靠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就业效果。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从农村释放的剩余劳动力，既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也给中国带来了就业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将能够带来大量工作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但是，以吸纳劳动力、提高就业率为主要功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拉动就业方面却没有达到令人非常满意的效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2007年就业弹性为0.07，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这种“高增长、低就业”现象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项俊波，2008)。
另一方面，中国就业结构的优化也受到了抑制。改革开放之初，正赶上发达国家将大批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来，中国所拥有的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中国成为了承接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沃土。中国作为世界的“装配中心”，外资企业大量进口中间品，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组装和加工，再通过出口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唐冬波(2011)指出，进口贸易对中国国内就业结构的负作用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③郭庆旺、贾俊雪(2009)研究发现，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高校扩招，虽然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高技术人才，但高校扩招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主要是中国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并不能吸收这些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这些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只能降低要求，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一样从事低技能的工作，从而造成近些年中国大中专毕业生没有得到有效的就业。
由此可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发展，不仅没有实现拉动就业的理想效果，还直接阻碍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浪费了高等教育资源和高技能劳动力资源，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毋庸置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适度发展能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和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发展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培养方面都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间接产生了负面影响。
1.在资本方面的挤出效应
从宏观层面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资金，造成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投入不足。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产生的成本降低效应，再加上政府对吸纳就业效应较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和鼓励，使得中国国内有限的资金大量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外来资金而言，多数文献研究认为，来源于发达国家(地区)贸易伙伴的FDI通常集中于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利于发达国家(地区)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它们自身的技术领先地位，这些FDI也只愿意投资于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代谦、别朝霞，2006；程惠芳、岑丽君，2010)，即使部分FDI投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挤出效应，使得内资无力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只好把资金用于以低质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路风、余永定，2012)。总之，中国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政府的扶持鼓励政策都扭曲了资金的配置，使大量的国内外资金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抑制了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的粗放式发展挤占了研发资金。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创新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和长周期的投资行为，企业一旦开展研发投资项目，需要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并且研发投资的结果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二是，资源富足会通过吸引潜在创新者和企业家去从事简单生产而挤出企业家行为和创新精神，企业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对创新的挤出效应(Sachs,J.D.and Warner,A.M.,2001)。中国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劳动力成本低廉，企业仅仅进行简单的规模扩充，就能够获得稳定的利润来源。这导致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缺乏进行生产技术创新的动力，只是简单地扩充企业规模，将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挤占了研发创新投资资金，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进步，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发展在资金的使用上就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2.在高技能劳动力方面的挤出效应
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弱智化了劳动力。人才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特别是人才在相似产业之间的流动往往会产生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潘文卿等，2011)。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整个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以低技术需求为主。劳动者一种情况是本身知识水平不高的，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受过专业知识培训，但由于在初始就业时没有技术含量高的岗位供其锻炼，也变为只会从事组装装配业务的低技术劳动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发展，为中国主要培养了低技术的熟练工人，这些劳动力流动所溢出的技术仅仅是简单的组装加工技术，当技术密集型产业要发展时，就缺乏熟练的高技能劳动者，这导致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从事的是低技术需求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
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抑制了高技能劳动力的产生。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劳动力长期供过于求，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从两个方面抑制高技能劳动力的产生。第一，劳动力价格偏低会导致机械化程度较低。纵观欧美等发达国家，正是高工资带来了高的生产率，由于高工资的普及刺激了用机械替代昂贵的劳动力，机械的使用导致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工资更高，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机械，这是欧美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使用“乞丐劳动力”的国家不会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贾根良，2011)。第二，低工资收入使得劳动力在学习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劳动力素质提高缓慢，生产中提供的是低质劳动。由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补偿，人们接受教育的意愿普遍降低，高技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减慢，人力资本积累自然趋于下降(Gylfason,T.,2001)。同时，这种低技术劳动力由于供应充足，而且就业门槛较低，人员流动性较大，企业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动力，认为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对员工进行培训，尽量减少在人力资本方面的资金投入。
3.对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挤出的引致效应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发展使得中国产业结构出现伪升级。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实质上多是从事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含量的生产。主要表现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大量中间品的投入，中间品投入越多，最终产品的附加值越低，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是降低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刘伟、蔡志洲，2008)。中国大陆制造业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增长得十分明显，高于除中国台湾和韩国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生产和出口活动较高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表明，中国没有获得技术优势(文东伟，2011)。就绝对数值而言，材料外包率较高的行业集中在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和仪器仪表制造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2007年的垂直专业化系数达到了0.4437，意味着该部门每出口10000美元的产品，其中有4437美元是从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价值(蔡宏波，2011；马风涛、李俊，201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实际出口依存度远大于出口率所显示的程度，其为国家GDP贡献效率正以较快的速度下降(简必希，2011)。中国在出口这些产品时，就把别国的利润计到中国头上，夸大了其出口贸易额，出现顺差扭曲，并带来贸易摩擦；同时在中国国内放大了出口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使得资源集中于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从事组装装配这种简单生产，满足于低级技术加工带来的经济增长，从而忽视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导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对其他产业部门带来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如果某种资源的过剩，促使与该资源相关的部门过度发展，并且该产业部门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部门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说明该经济体出现了要素使用扭曲，即出现了某种资源的“诅咒”效应。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虽然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可能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下文根据两部门模型(Feder,1982; Matsuyama,1992; Odedokun,1996)来建立实证方程，检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诅咒效应。
(一)检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整个经济体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根据两部门模型推导的方程(见附录)，建立实证模型(1)检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文用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数据。④样本取值的时间区间为2001-2007年，截面个体为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本文样本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也未包括进来)。⑤总产出增长率(Ei)是中国各地区的GDP增长率；劳动增长率(E1)是根据中国各地区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计算的；资本增长率(Ek)是根据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计算得到；⑥用中国各地区第一、二、三产业总值之和减去各地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得到中国各地区的中间产品，再计算出各地区中间产品增长率(Ep)。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出用各地区GDP减去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得到。Erat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率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的乘积。Esrat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率减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Erat)(由于篇幅原因，本文附录从略)。相关数据皆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表1是各变量的统计描述。
四、检验结果和分析
因样本数据属于面板数据，在作面板模型估计时，须检验模型是适合个体固定效应，还是适合个体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支持个体固定效应。因此，对模型(2)进行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估计，结果见表2。
本文的具体检验过程是：首先，分析两个主要考察变量Erat和Esra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见结果1)，并作滞后一期(见结果2)和滞后二期(见结果3)的检验，结果显示Era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Esra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其次，再分别单独放入Ek、El、Ep进行检验(见结果4、结果5和结果6)，来观察和控制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中间品投入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资本增长和中间品投入的增长都与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劳动投入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Era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Esra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最后，把所有变量全部放入进行检验(见结果7)，资本增长和中间品投入的增长都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劳动投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Era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Esra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
据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诅咒”效应已显现。El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了，而促进就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功能。由
=φ/(1+φ)=0.125可得φ=0.143，说明在考察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效率高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与国际发展经验是相悖的。⑦Esrat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溢出效应不利于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挤出效应。资本和中间品的投入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主要依靠资本和中间品的大量投入。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王小鲁等，2009)。劳动投入的增长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中国单纯地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已是强弩之末，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目标需要重新考量。
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对经济增长仍有积极促进作用，但判断一个产业是否真的对经济增长有综合促进作用，还要看其对其他产业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即出现了劳动力资源诅咒。
五、传导机制的检验
任何效应的发生需要有一定的作用机制，各个替代变量与被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够通过这些传导途径反映出来。为此，本文建立回归方程(2)来考察各个可能成为传导途径的变量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联情况，从而找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
(一)传导途径的实证检验结果
对方程(2)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Erat与资本投入、中间品投入显著正相关，与就业负相关；Esrat与资本投入显著负相关，与就业和中间品投入负相关。
结合表2，笔者可以更加明确地判断，中国已出现“劳动力资源诅咒”效应，并且资本、中间品和就业都是传导途径。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通过这三个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溢出从资本和中间品两个途径传导诅咒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溢出都通过就业这个传导途径产生诅咒效应。
1.Erat与就业负相关，这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嵌入跨国采购商或制造商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尽管可以在短期内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吸纳剩余劳动力，但这种受制于人的生产方式却不利于就业的稳定，一旦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国外订单迅速地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量的非技术工人将重新丧失工作岗位(王俊、黄先海，2011)。当前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实质上就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2.Esrat与资本投入显著负相关，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资本投入方面产生了“挤出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廉价使用是“挤出效应”的根源。过去十多年中，在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不断下降(李稻葵等，2009)。蔡昉等(2009)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在2000-2007年间劳动报酬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前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边际产出(φ)的分析，实质上就揭示了低价劳动力是造成大量资本注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3.Esrat与中间品投入负相关，折射了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名不副实。如上文所述，作为“世界的加工场”的中国，其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从事的主要是组装装配作业。姚洋、张晔(2008)发现，中国产品技术含量确实有下降趋势，而且下降速度很快，虽然有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如广东)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化，但上升速度缓慢，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
4.Esrat与就业负相关，这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源的挤占抑制了高技术就业需求。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能够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劳动收入结构的变化，增加对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型劳动的需求，同时技能型劳动的报酬得到增长(宋冬林等，2010)。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挤出效应，使得技术密集型产业资金来源受限，投资不足，技术密集型行业并没有实现高效率运转，无法为高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岗位；同时，由于较低的边际产出，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也不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传导途径影响程度分析
根据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三种传导途径的相对影响程度(见表4)。表4的第2列是三个传导途径变量在表2最后一列中相应的系数值，第3列是表3中三个传导途径变量分别对应的Esrat变量的系数值(其中因为El的检验结果中Erat和Esrat的系数皆为负值，因此都列入表中)，两者乘积(见第4列)表示了劳动力资源通过各个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绝对影响程度，最后一列则给出了各传导途径的相对影响程度，即各绝对影响程度占总影响程度的比重。
计算结果显示，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诅咒”效应，资本投入的传导作用最强，达到88.8%；其次是中间品和就业，分别为5.4%和5.8%。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就业的影响程度最小，只有5.4%，但通过就业对经济的诅咒效应不可忽视。从表3的检验结果中知道，只有就业的Erat和Esrat的系数皆为负值，也就是说，无论哪个产业的就业都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两部门模型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诅咒效应。结果显示：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对经济增长仍有促进作用，但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溢出却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通过资本、中间品和就业这三个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溢出从资本和中间品两个途径传导诅咒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溢出都通过就业这个传导途径产生诅咒效应。由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已出现劳动力资源诅咒。
根据这一研究结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劳动者工资和福利监管。首先制定最低工资线，最低工资是个较好的减贫工具(罗小兰，2011)，能够保证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其次，完善的法律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通过保障和提高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形成倒逼机制，迫使廉价使用劳动力的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科技水平，从而实现产业的升级和优化。
2.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当前中国高端产业人才短缺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亟待升级，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匹配度较低，要提高教育质量、鼓励专业培训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应该继续，但在专业设置上应及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做出调整，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性人才。加强人才的流动性建设，建立完善的人才库，做到人尽其才。
3.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首先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其次，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通过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迅速提高科技水平的捷径，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本文的分析存在一些局限，本文采用高技术产业数据来代表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其中可能包含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本文没有办法进行细分；由于数据所限，本文未从本土和进口这两个角度对中间品投入进行分析。
注释：
①迈克尔·波特(1990)，把生产要素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债务资本等一国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包括现代化电信网络、高科技人才、高精尖技术等需要通过长期投资和后天开发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本文的劳动力资源是指基本要素中的非熟练劳动力。
②中国统计局：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③进出口贸易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仍然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因此，谈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进出口贸易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④所谓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亦称“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以先进、尖端科学技术作为工作手段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其技术密集程度，往往同各行业、部门或企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成正比，而同各行业、部门或企业所用手工操作人数成反比(摘自《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三)：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但是，并没有权威机构对于什么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给与一些或一套可以量化区分的指标。为了有鲜明的区分，也为了不产生歧义，这里我们用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数据。根据2002年7月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的通知》，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包括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共五类行业。该目录参考了OECD高技术产业的界定范围。
⑤资源诅咒效应是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或某个时点才会出现的现象。国外关于资源诅咒的文献大都选取跨国截面数据，国内相关文献多选取较短时间段的面板数据。本文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到入世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选取了2001-2007年的数据。
⑥各省市固定资产存量K[，it]用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得到，测算公式为：K[，t]=(1-δ)K[，t-1]+I[，t]/P[，t]公式中K[，t]和K[，t-1]分别表示本期和上期的资本存量；δ是折旧率；I[，t]表示本期的资本形成数量；P[，t]则表示本期的投资价格指数。在本文中，折旧率设定为10%(龚六堂、谢丹阳，2004；王静、张西征，2012)，资本存量考察的基期被设定为2000年，2000年的基期存量使用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期资本形成量按照10%的折旧率测算，各期的资本形成量使用各省市相应年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⑦从国际经验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边际产出与劳动边际产出都要低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边际产出与劳动边际产出，但是，我国情况比较特殊，即我国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即使技术密集型产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边际产出高，由于劳动力成本低，购买劳动力节省的资金可以作为其产出的补偿，最终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边际产出高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假如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率为50%，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率为20%，即投资技术密集型产业100元能赚50元，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100元能赚20元，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廉价，尤其是对知识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用于劳动力的支出可能为其节省40元，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出就变为160元。因此，这里φ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