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贡献论文,农民论文,理论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同各种反动派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对中国农民问题上，有许多独特贡献。本文就此略加论述，敬请师长批评。
一
瞿秋白是我党最早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他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注：《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41页。）“1917年，俄国两次革命都是靠了农民才成功的。”（注：《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北京《晨报》1921年11月1日。）在党的三大上，在他起草的党纲中，鲜明地提出了“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论断。但这时他对农民问题还局限于减租的要求上，而“没有切实地、勇敢地解决农民问题。”（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当1925年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他受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在这一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占有’的主张”。（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此后他积极宣传“‘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的思想，又一次提出“中国革命如果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是永世也不能胜利的”。（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解决农民土地的重要性。
对农民在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瞿秋白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从人口数量上看，“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因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绝对的。”（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悬殊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瞿秋白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劣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因而，要推翻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就必须依靠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
第二，从经济上看，中国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瞿秋白指出：“农业变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产的主体。”中国经济为什么落后？因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一方面工业不能发展，农业都又日益衰败。农民都失业破产，困苦不堪，集聚到城市中来又没有工厂容纳他们，于是便成为兵匪。”（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因此，必须重视农民，他们“是中国革命中无价之宝，是中国将来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的保障。”（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第三，从农民的经济地位看，瞿秋白指出：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最重，生活最苦。“农民的收入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农户纳田租或苛捐杂税之外，所余的数目，不及自己收获的百分之四十。”“一般农民的穷迫日益厉害”，“他们极端要求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比现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农民都要强烈。“农民——其中雇农佃农是最彻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农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失地的农民——兵士与土匪客观上更是需要土地问题和生计问题之特殊形式的解决。”（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第四，从农民的革命性看，瞿秋白指出：“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所受的压迫，其生活的困苦，可以说在全世界是无比的。……他们只有一条生路，便是坚决地起来反抗，起来打破现状，起来革命。因此，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比现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农民要强烈，特别是那班贫民。贫农中国全体农民中，要占一个很大的数量。”他们“生活都是奇异的困苦状态，所以他们的革命精神更强烈而更坚决，他们在革命战线上更勇敢而更彻底。”（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还风趣地说“我们在这里应该‘感谢感谢’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因为农民受他们严酷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变成了中国革命中最勇敢和最坚决的最伟大的革命势力，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地主土豪劣绅，用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替我们中国的革命，锻炼了一支广大的强有力的勇敢善战争的军队。”（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第五，农民在民主革命中是挖封建主义墙角的重要力量。瞿秋白指出：“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他们的劳动差不多百分之七十被土绅土豪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剥削光了，这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农民起来反对封建剥削，乃是“铲除军队统治及买办剥削之经济根基。”农民的斗争起到了铲帝国主义的根基，控封建主义墙角的巨大作用。（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十分赞赏湖南农民起来夺取武器，夺取政权，要求土地，把乡村整个封建制度动摇了，而且推翻了。认为“这是真正的‘农民革命’，是真正彻底扫荡乡村一切封建与宗法的残余势力的革命，是根本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乡村的剥削基础的革命。”（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第六，农民政权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瞿秋白旨出：农民在乡村推翻地主政权，“组织自己的政权”，只有这种斗争“方能建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巩固的基础。”（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农民政权及土地革命的施帜下，将要战胜一切反对势力，将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向导》周报195期。）
总之，瞿秋白充分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个革命的试金石，摆在一切革命党及一切革命党人的面前。我认为一切革命和革命党人都将在农民问题面前显露他们的本来面目，换言之，现时测验革命党和革命党人是否是真正革命的，只要看他们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这是一点也不能作伪的。”（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二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提出明确而彻底的方针政策，以发动和领导农民在革命斗争中起到应有的伟大作用。为此，瞿秋白作了如下论述：
第一，必须对农民进行正确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才能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瞿秋白对乡村中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一、“地主——出租自己的田地”；二、剥削劳动的富农——亦有多量的田地，同时自己也耕种的；三、佃农——租种富农地主或公司的田地的；四、自耕的大农、中农、小农；五、半无产阶级及农场工人。其中“无地的及地少的贫农，人数非常之多，生活非常窘迫”，“雇农佃农是农民中最彻底革命的分子”，他们“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是革命里最有力量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第二，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只有坚定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才有可能取得中国这一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瞿秋白指出，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因为这种斗争方能建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巩固的基础。因为农民政权及土地的运动，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巩固自己胜利的最伟大力量。”“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基础。”（注：《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向导》第197期。）
为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瞿秋白指出：“解决农民的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定‘耕地农有’的标语，”（注：《瞿秋白遗稿》抄本第五册。）“‘耕田农有’的口号是非常重要的。……农民佃户亦许自己就要动手占据耕地。这样‘暴动’不是革命党人所怕的。当然，我们应当努力去组织这种进攻。总之，要使农民佃户觉得他所耕的田是理应属于他自己的。”（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
第三，必须组织和武装农民。瞿秋白指出：中国的军阀部队，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完全以对内作战为目的”，所以“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单是市民工人农民的武装暴动便难以战胜”。因此，瞿秋白是出：一、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为主体”，依靠革命政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与革命军阀”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二、在这支军队的组成成份上，必须以工农为“主体”。他说：“革命军队既有这样的必要，同时也有充分的可能。一则，中国失业的农民工作小商知识阶级，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充满全国，可以编制他们入正式的军队加以训练。”“只有这种革命军，能做革命战争的主体”。而从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军队“只能做军事上别动队的策应，决非主体”。（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新青年》月刊第4号，1926年6月版。）
瞿秋白在1927年革命最紧急时刻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三点建议。首先，他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中之影响，这是互争领袖权的斗争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瞿秋白把武装问题提到领导权的高度上，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其次，他指出，无产阶级对军队的争取，“客观上说起来，各方面都带着有争取农民之同盟的意义”。再次，他认为，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仅仅是指群众运动向前发展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他还明确指出：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有力量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争得革命的领袖权”的重要条件。（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三期。）“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来做国民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迅速掀起了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风暴，广大农村在斗争中提出了建立政权、武装和分配土地的要求。这时，农民问题成了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政策进一步发展了。1926年9月，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同会决议案》，对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从农会组织，农民武装到农民政权等各个方面加以限制，并且根本不提农民土地问题。在1927年5月党的五大上，当许多人对党的土地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时，陈独秀仍提出：“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的进展，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认为后面的一个意见比较可靠些。这种扩大说的实质还是要避开两湖的农民运动。由于这时党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极大地妨碍了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得无产阶级得不到农民阶级的有力援助。对此，瞿秋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阐明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紧迫性。1926年9月底，当北伐军已经到了汉口，彭述之竟还提出“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的责难，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则主张：现在应在无党农民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瞿秋白尖锐批判了这企图牺牲农民利益以换取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错误作法，认定这是“根本错误的”。他一针见面地指出：“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耕地农有。”（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革命史是一部分农民革命史”，“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一个革命党“如果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而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这样的党是无法领导农民，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他提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过自己防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安然指定指导革命”，这是再蠢不过的了。
基于这种观点和认识，瞿秋白热烈赞扬和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
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送到了中共中央，但陈独秀、彭述之等不愿意在党的刊物《向导》上全文发表，只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一部分。瞿秋白对此极为愤慨，说：“独秀，述之等就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什么‘越轨’、‘合作’？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同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注：《访问羊牧之记录》。）瞿秋白还指出：“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文章里痛斥党内外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是有根据的。”（注：《访问羊牧之记录》。）
为了及时纠正陈独秀等人不要农民这一最主要的同盟军而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陷身于孤立的错误，瞿秋白特地为毛泽东这一著作写了序言，序言中指出：“有‘人’说我们是过分了，但是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到胜利的‘土匪头儿’。……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力争自己的政权。他们打倒军阀、省长、知县大老爷、都团团总、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农民没有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略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源南只不过是开始罢了”。他号召“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将这本书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交给中共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很快发给了党内有关同志。
后来，瞿秋白还多次提出要好好地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报告》这一篇文章。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杨之华和瞿秋白在汉口会合。他们一见面，瞿秋白就拿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对杨说：“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他又说：“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党报——日报，你看，这样的好材料，都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这是我在武汉与你的见面礼”。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开幕，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关于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情况，要大家最好看一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失误，对每一个革命者也是一种考验。湖南农民运动中确实出现的过激行为，对此，瞿秋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是由于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造成的，农民“要求生活之改善而斗争，尤其是无地或少地的贫农，人数非常众多，生活非常窘迫，所以斗争形势也就异常剧烈。”（注：《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向导》第197期。）二是摧毁封建制度所难免，“农民要摧毁买办封建制度”，“就必须用猛烈的攻击”。（注：《五卅之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向导》第196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目的。三是国民政府放弃领导的结果。由于国民政府不能“及早的直接帮助农民成立自己的武装和民主的政权”（注：《五卅之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向导》第196期。）造成了农民运动的自发斗争状态。瞿秋白还指出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无知、不觉悟或者倾向盲动”的弱点，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看农民思想上的落后方面。需知“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指导吸引农民到自己政治旗帜之下的天职”，“力求引导农民阶级使其革命充分发展”，（注：《世界的及中国赤化与反赤化斗争》，《新青年》不定期刊第5期。）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有可靠的同盟军，才能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避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于阶级敌人企图“利用农民的幼雅与无组织行动为借口而攻击农民，屠杀农民”的反动伎俩，（注：《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向导》第200期。）应当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斗争，决不留情。
总之，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特历史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并且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农民革命理论。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独特理论贡献，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步，在当时是具有远瞻性的革命理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理论，从而进一步推进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