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洪堡大学：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养论文,科学论文,大学论文,柏林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当新的千年就要到来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组织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高居榜首，爱因斯坦荣居亚军，随后依次牛顿、达尔文、阿奎那、霍金、康德、笛卡儿、麦克斯韦、尼采。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爱因斯坦所取得的赞誉，既是他们本人的光荣，也是洪堡大学的光荣。
1806年的拿破仑耶拿—奥尔施泰特之战影响着整个欧洲，欧洲各民族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因此，进行民族自我更新、保持竞争力事关民族生死存亡。当时力量最强大的是普鲁士王国，她的一批有志之士锐意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决定在柏林建立一所新型大学，由国家资助，男女合校，这与当时的旧式大学截然不同。
著名学者和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像那个时代的德国思想家一样，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贡献的人物，他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主管教育的最高长官。在短短的18个月任期中，洪堡做了两项影响十分深远的大事。第一，他对普鲁士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定了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法、考试、学校管理和师资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这项改革决定了德国以后好几代的教育发展方向。第二件事情应当说更为重要，这就是他主持了大学的建立，并且确立了大学的原则和发展方向，而这种原则和方向事实上也成为现代大学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它们以完善了的形式至今还在规范和指导现代大学的运行和发展，当时学校以国王的名字命名，称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949年。
洪堡大学校长于尔根·姆吕内克（Jürgen Mlynek）谈到：“至于名称，是根据威廉·冯·洪堡和亚历山大·冯·洪堡而来，这一方面代表着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代表着科学思想。”
柏林洪堡大学一创办，即体现了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风新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柏林洪堡大学的精神主旨，洪堡提出的“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柏林洪堡大学的新校风。在洪堡看来，大学所肩负的培养人的目的，是通过科学研究来达到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由科学而达至修养”。
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洪堡大学校长于尔根·姆吕内克（Jürgen Mlynek）指出：“实际上，洪堡大学被看作所有现代大学之母，因为威廉·冯·洪堡最初的概念就是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我想，对于世界任何致力于增强竞争力的大学，这个概念始终有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让学生了解到，他们需要将知识输送到社会，而研究是未来社会的基础，所以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仍是适用于今天的概念。”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是洪堡大学的办学原则。洪堡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追求真理，因此学术研究应当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教授应当从事研究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学生不仅学习知识，包括最前沿的知识，而且更主要地是掌握方法，即独立地获得知识的方法，同时要养成从事探索的兴趣与习惯。
（一）现代大学之母
洪堡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统一的理念已成为全世界大学的榜样。这一模型的中心是以研究的理念传达知识，即以研究为目标的教学。师生共同努力去认真学习、探讨传统知识内容，并为学习的进步积极合作。洪堡大学提倡全体人员参与的社交，要求师生有畅所欲言的能力，无论何时，师生都当积极主动。
洪堡大学主管国际事务和公共关系的副校长安妮·巴巴拉·伊申格尔（Anne-Barbara Ischinger）说：“我们看到，洪堡大学原则和大学改革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使德国率先建立了现代大学体系。德国大学的历史原本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二百多年，即便在十九世纪，在政治、经济、科学和其他学术方面德国都落在英、法等国家之后。但是，德国大学却因改革而在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出现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的许多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德国的科学研究全面领先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部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4人是德国学者，位居世界第一。这14人全是大学教授，而其中8人又是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
德国的大学模式直接影响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大学的现代化，也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树立了积极的榜样。从现代大学的发展来看，美国大学不仅是德国大学制度的最忠实的学生，而且是其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1815年起以后的100年内，大约有一万名美国青年赴德留学。考虑到当时交通的不便，人口稀少，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来看，大学生都非常之少，一万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了。尤其重要的是，影响美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曾在德国大学做过学生，而位居美国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几所大学，大都是按照德国模式进行改革的成功范例。例如，哈佛大学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将德国式的大学体制移植到原来英国式的学院之中，开了美国大学德国化的先河，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完全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早期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在德国留过学的。
除了大学的原则和体制，美国教育史研究专家认为，美国留德学生还从德国大学获得了三种智力财富：智力习惯（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习惯代表学者个人及其学术的独立性，它是三种财富中最为宝贵的；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和准确性（thoroughness），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种独特的财富，即掌握全部能够知道的有关的事实材料；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即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为美国的知识和学术增添财富。实际上，这些智力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大学文化，美国留德学生将这种大学文化带到了美国，发扬光大之后，使之成为美国现代大学文化的一个因素，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美国大学在当代远远走在世界其他地区大学前头的社会条件。
（二）严谨的态度
任何学术努力都需要有从事研究的渴望。研究能保持知识常青，同时它需要一个不受学科局限的有创造性和生产力的机制作为保障。洪堡大学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有广泛的学科和众多研究机构。这里不仅有理科和人文学科的互动，还有社会学、文科和药物研究的空间。因此在这里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学科间交流能得到可靠保证。
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他与普通人的区别在哪里。爱因斯坦回答说，如果让一位普通人在一个干草垛里寻找一根针，那个人在找到一根针以后就会停下来；他则会把整个草垛掀开，把可能散落在草里的针全都找出来。
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爱因斯坦，于1913年任德国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他创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取得过多项开创性研究成果，瑞典科学院曾授予他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在科学史上，能与之媲美的恐怕只有牛顿一个。
1930年，爱因斯坦发表《我的世界观》一文，这是他在人生观方面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爱因斯坦科学观的集中体现。他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照亮我的道路的，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直关心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他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萦怀于心的最大希望是让科学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他曾向那些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的青年指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洪堡大学校长于尔根·姆吕内克（Jürgen Mlynek）认为：“我们大学最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是马克斯·普朗克，他是这里的一位理论物理教授。他引入量子力学，从而引发了物理学的一场革命。1900年，他在这里发表一篇演讲，实际上指明了整个20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方向，所以普朗克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普朗克在科学知识的土壤中播下了“量子”这颗种子，迎来了20世纪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为此，他荣获了1918年诺贝尔物理奖。1913年11月1日，普朗克开始了他柏林洪堡大学校长的生涯。1930年普朗克当选为威廉皇帝学会主席（后改名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成为德国科学界的首席发言人和最高权威。普朗克在柏林洪堡大学执教40余年，以其严谨的逻辑、清晰的思路受到学生的欢迎。他几乎讲遍了当时物理学的各门学科，他的讲课教义都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一时的典范。普朗克指导了2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劳厄和玻特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劳厄于1912年发现了x射线通过晶体时产生的衍射现象，由此诞生射线衍射技术，它成为研究晶体内部结构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厄因此项成果于191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洪堡大学的医学系是欧洲最大的，也是德国最优秀的医学系之一，其附属夏瑞特医院是一所著名的医院，在此有近2000名学者参与1400多个项目。此外，洪堡大学医学系还与柏林和勃兰登堡州的36个学术教学医院合作，其主要研究领域有神经科学，免疫学，器官移植和传染病学，肿瘤学，肺、心血管和肾病研究，遗传和染色体学，肌肉系统病变和损伤。
鲁道夫·菲尔绍是现代病理学的创始人，他于1856年到1902年之间在洪堡大学工作，现在德国的医学、尤其是洪堡大学的医学，仍以其知识体系作为基础。他收集了23000件脱水和非脱水的标本，展现出所有已知的疾病及其在人体内的发展。为了存放这些标本，他专门建立了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内，有两层是对公众开放的，有三层是为教学和存放收藏品，只供学生使用，可以说是三维立体的教科书，因为每个学生可以倾听病理学的讲义，也可以观察标本，自己去做比较分析。
鲁道夫·菲尔绍早就说过：“我们需要将人体看成、理解成细胞的状态。”他说，当把我们的身体和组织器官放在显微镜下看时，看到的就是细胞，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细胞，而是很多细胞，这些细胞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但它们又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呢？他说，我们需要了解细胞之间的差别，还需要了解健康细胞成为患病细胞的过程。所以，作为病理学家，他首先从正常细胞开始，了解正常组织是什么样的，同时作为一名病理学家，他又要检验、试验，以发现何时细胞开始患病、患病细胞如何发展，直到最后阶段。这种模式和研究程序，使鲁道夫·菲尔绍在19世纪后半叶的研究工作具有了重大意义，他实际上代表了医学研究的一支强大力量。
鲁道夫·菲尔绍曾说过：“给病人的任何治疗都要以实际证据作为医学的基础。”这也就是说，向病人提供的治疗应有证据和根据说明，这种治疗对病人是有益的。这就是基于菲尔绍的概念和哲学。
（三）珍视人才
数学学院院长约翰·布鲁宁（Jochen Brüning）讲了两个故事来说明洪堡大学对人才的重视。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实际在那之前洪堡大学没有杰出的数学家。狄利克莱（Gustav Lejenne Dirichlet）来自法国，他是当时的明星，非常有天赋。洪堡大学想聘他作教授，但他没有博士学位，当时没有博士学位是不能当大学教师的。他的推荐人亚历山大·冯·洪堡建议狄利克莱找一所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当时狄利克莱只有21岁，授予一个荣誉博士显得太年轻了，他找到了波恩大学。当时，波恩大学的数学家感到很吃惊，因为这个年轻人只有三篇论文，所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洪堡就说，为什么你不去找高斯要封推荐信？著名数学家高斯因为只有三篇论文不能拿到荣誉学位的事情后就说，“不能用称土豆的秤称钻石。”实际上，那三篇论文的确是整个数学领域的力作。最终狄利克莱拿到了学位，成为洪堡大学一位教授。他的大儿子汉斯也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这是当时高斯的继承者狄利克莱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很有趣的家伙，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Mises），他出身于奥地利的一个贵族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位飞行员，当时飞机还不太常见，他驾驶的飞机是自己设计的。他将设计的过程都写了下来，还自己作飞行员。他是第一位讲授引擎推动飞机理论的人。
学生在洪堡大学学习需要有对知识的渴望，其中包括对前提和结果的严格评估。因此任何课程的目标都不仅仅是获得优秀的学科水平，而且要培养出一种品质，它包含有效的可靠性和对科学有好奇心。每一位学生必须意识到他或她正在努力提高我们社会的文理科水平。
细菌学的奠基人之一科赫说：“我是一名研究者，我想做自己的试验，与学生在一起是浪费时间。”尽管这样，科赫仍然被洪堡大学传染病联合研究所指定为教授，这个研究所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叫做科赫研究所，是联邦卫生部的一部分。科赫（Robert Koch）生于1843年，1866年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军队中当随军医生，1870年婚后到东普鲁士一个小乡村当外科医生，并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研究。他认为，每种病都有一定的病原菌，纠正了当时认为所有细菌都是一个种的观点，从而兴起了关于疾病生源的研究。科赫于1880年被聘任到德国柏林的皇家卫生局工作，1885年又担任柏林大学卫生学教授和卫生研究所所长。他研究了固体培养基划线分离纯种法，改进染色方法，发现了当时未能得到的纯种结核杆菌；使用了在凝固的血清上接种培养的方法；他用实验证明结核菌不论来自猴、牛或人均有相同症状，并进而阐明了结核病的传染途径。
科赫根据自己分离致病菌的经验，总结出著名的“科赫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成为发现病原菌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百余种传染病病原菌被相继发现。当时在医学界有两个派别，一派相信“接触传染”，另一学派则相信“空气传染”。
临床微生物学教授乌尔夫·伯索特·戈贝尔（Ulf Berthold G
obel）说：“科赫相信接触传染物，而佩滕科弗（Max von Pettenkofer）是瘴气论者，他相信瘴气（miasma）。当科赫检验出霍乱菌后，佩滕科弗不相信，他写信给科赫，要求他把细菌寄些过去。所以科赫将一瓶汤寄给佩滕科弗，佩滕科弗拿着这些细菌嫌疑犯对他的学生们说，‘我将证明科赫是错的，’然后就将汤喝了下去，并说，‘我不会得病’。事实上，他真的没有得病。但是，他的助手喝了这含有霍乱菌的汤后就病了。”
科赫除了在病原体的确证方面作出了奠基性工作外，他创立的微生物学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微生物学成为生命科学中一门重要的独立分支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这个新专业吸引了来自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多有天赋的研究者，埃米尔·冯·贝林（Emilvon Behring）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洪堡大学学习和工作。因研究抗毒素血清，尤其在运用血清防治白喉和破伤风等病症方面的贡献，使他成为洪堡大学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人。
科赫是个非常认真、细心的人，毕生探索“病是怎样形成的”。他自学成才，在条件极端困难时，巧妙设计了许多简单、易行、可靠的方法，如固体培养、悬滴培养等一直相传至今。他首创的用显微摄影留下的照片在今天也是高水平的。1905年，科赫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主管国际事务和公共关系的副校长安妮·巴巴拉·伊申格尔（Anne-Barbara Ischinger）说：“我想从现代意义上讲，大学一直在努力确保女性学者在这里的地位，我们还有一门关于性别的课程，这是发展很好的一门跨科系课程，我们还有一位女性法学教授，她在教学和研究两方面都出色，不但是这一课程，还有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性别研究这一课程将我们同其他三所大学结合起来，其中包含了一些专有技术。或许我可以多谈一些现在的女性学者和学术领域的年轻女性，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在大学生中已取得很大进展，其中差不多50%为女性，但很遗憾，如果沿着阶梯向上，则这个比例越来越小，我们在青年教授方面相当成功，其中30%为女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吸引更多女性成为学者，让其获得更高位置。在德国，女性好像同时发展家庭和学术事业还是很难的，我们和其他机构都注意到这一点。但我们会努力推动女性在学术活动中的发展，而且让她们同时有机会能够养家糊口。”
学习和教学收益具有双重标准：一是要紧跟最新最先进知识，二是为社会需要服务。因此，不断严格地修订课程内容和形式是洪堡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基于对师生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信任，学校提供了大量机会让教与学的过程中实行多种方法和策略。然而，以研究为目的的教学改革要在教学声誉得到提高后，通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取得成功。
二、学术自由
大学作为学术机构与教育机构是以自由为价值前提的。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说的科学指纯科学，即哲学。而修养是人作为社会人应具有的素质，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科学在大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大学应“唯科学是重”。同时，洪堡的科学概念还包含着特定的对待科学的态度。大学教师、学生的角色界定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那样严格。大学生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教授的工作职责在于引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并指导学生研究。
在大学里面，学术研究、教师和学生学习都应当是自由的，这条原则通常简称为学术和教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要求，教师的学术研究、教师的教学都是自由决定的，不应当受到外在的干扰。这就是说，教师有权自由决定研究的课题，采取自己认定的方法，自由地开设课程，大学允许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存在。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学习的课程，自由制订选课计划，自己决定学习多长时间；学生也有权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而既已取得的成绩或学分应当继续有效。现在德国大学的研究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导师，直至跨校选择导师的制度，也是由洪堡大学原则衍生出来的。洪堡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学术成就至上
柏林洪堡大学自建校起就开始逐渐聚集起一大批卓越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柏林洪堡大学才很快在德国达到第一流的科学水平，柏林也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著名诗人海涅、国际工运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在这里追求真理。
在洪堡大学主楼大厅的墙壁上，悬挂有马克思的一段话：“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
洪堡和席勒曾经确立了洪堡大学的使命：大学的首要目的在于形塑性格，造就伦理，培养或者说教化（bilden）能够感受到真、善、美的人，能够领悟到人之尊严，能在有限性上建树伟大的人。在洪堡看来，“人的真正目的，是使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而教育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教育只应发展人的禀赋，而不必赋予人的天性以任何特定的公民特征”。
洪堡大学教育学教授汉斯·朱尔根（HansJürgen）说：“这正是冯·洪堡的出发点，我们可以说他有三重意思。第一是大学的概念，即大学相对于国家应该是非常强有力的机构，而大学必须能够自主思考并决定研究方向、指定其管理成员，这对于自主权而言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二个概念是大学整体的规模，大学不应当与学校一样，在学校层次的教育应当与某种大学生活有严格的区分。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应当用于个人的完善，这与孔子的思想是相通的，孔子主张社会教育应促进个人的才能发挥和道德完善，所以为个人增添价值，就是为社会增添价值。”
（二）学术权威管理学校
费希特是德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他认为，独立理解和思想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应该高于大学之内的一切专业学习的原则。费希特的这个思想受到普鲁士当局的赞赏，也就为主持普鲁士教育和柏林大学创办者洪堡所接受。费希特受邀担任了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任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拉坎（Rolf-Peter Horstrucum）说：“费希特、黑格尔、谢林都是这所大学的成员。这些哲学家在这里的教学向世界展示了洪堡大学的教育，德国的教育实践模式受到了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等哲学家的巨大影响。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体现在大学各科系的发展中，也体现在课程当中。在20世纪初，这所大学不但在所谓的人文科学、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从1910年到1930年，在纳粹统治时期之前，柏林洪堡大学有20位诺贝尔奖得主。首任校长费希特死于1814年，黑格尔继任他的教授位置，黑格尔是德国唯心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哲学体系内容广博，涵盖了世界万物，所以他用自己的体系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世界观。”“谢林到这里担任教授时年事已高，有谣言说他是柏林大学拿薪水的教授中年岁最大的，但在这里执教的人之中，他当时非常出名。”
黑格尔在他的名作《法哲学原理》中开篇就写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这是贯穿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思想。他试图借助其合理性概念，即与现实保持一致的概念，根据自己对于自然、文化、宗教、科学的体验，给出一套整个世界的体系，所以他认为现实是对合理性的表达。他的哲学体系非常复杂，解释起来很困难。
英格里德·格劳伯纳（Ingrid Graubner）说：“对于哲学家黑格尔来说，我们大学等待时间比较长。这要等到大学的哲学教授去世以后才有空余的教席，因此黑格尔等了相当长的时间。虽然有人说他并不善于演讲，但学生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曾经有一位学生希望从神学系转到哲学系，就是为了听黑格尔的课。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直到今日也在我们大学引发深思和广泛讨论。”
作为教授，黑格尔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在柏林洪堡大学任教时，他的讲座常常爆满。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围绕这个基本命题，他建立起令人叹为观止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主要讲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
当时，教授都住在洪堡大学附近，学生与教授基本上是零距离接触，互相走访、讨论蔚然成风。黑格尔经常邀请学生到他家里做客，共用晚餐，就彼此关心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当时有种风气，现任教授会拜访他的前任，黑格尔就曾经经常拜访费希特，黑格尔与费希特两家关系非常好，以至于两位大哲学家要求死后都做邻居。
对于哲学大师黑格尔，恩格斯曾称道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也指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
（三）近乎苛刻的严格
教育学教授汉斯·朱尔根（Hans Jürgen）说：“据我所知，蔡元培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很有趣，在某种程度上又很滑稽，实际上在20世纪初，蔡元培遭到了洪堡大学的拒绝，因为他在中国上的是私塾，无法出示德国要求那种传统的中学毕业证。而故事好的方面在于，当他成为北京大学校长时，他在重组知识体系方面受到洪堡大学的重大影响。1917年，他试图对北京大学的课程进行重新调整，就是沿用洪堡大学的传统，沿用他在这所大学所认识的结构，其重点就是产生一种新的、纯知识导向的科学结构，所以，在他努力的一段短暂时间内，在融合美国的教育结构之前，当时是欧洲的知识结构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这基本上就是因为他在柏林大学期间所受的影响。”
洪堡大学严格的入学条件使蔡元培没有能够获得洪堡大学正式学生的资格，然而，大学对求知者宽容的制度使蔡元培两年的旁听生涯获益匪浅。与他同样遭遇的马克思实际上也是洪堡大学的旁听生，以至于四年过后，马克思执意要去别的大学申请学位。
哲学系主任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拉坎（Rolf-Peter Horstrucum）说：“马克思是这里的一名学生，他从未在这里执教。他是19世纪30年代晚期在这里学习，那时黑格尔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他当时参加了黑格尔的学派（所谓的黑格尔左派与黑格尔右派），所以他在柏林大学的学习与他的生活道路并不一致，但是他受到黑格尔的巨大影响，在学习期间写的两篇论文都与黑格尔哲学有关，但他从未对外发表。马克思本身更多参与政治，其强项是经济学，他是在学习法律期间熟悉了黑格尔的思想，所以是黑格尔思想将他与黑格尔以及柏林洪堡大学联系在一起。”
史学教授英格里德·格劳伯纳（Ingrid Graubner）说：“卡尔·马克思在柏林上学的第一年，他的父亲对他的健康状况比较担心，怕他学习太多，以至于身体状况下降。他在这里学了四年。在这四年中，他的父亲经常催他尽快完成学业回家去。因为他当时还想学除了法律以外的哲学课程，因此要花费相对长的时间，他的父亲表示反对，因此在这期间消减了他的生活费用，以迫使他尽快地结束学业。”
1836年，马克思经过两年奋斗，最终还只是柏林洪堡大学一名旁听生。柏林洪堡大学在当时不仅学习气氛浓厚，而且在思想学术领域也处领先地位。马克思一个学期选修十门课程，当时他的老师对学生们说：“你们要努力学习，除了马克思外。”他在柏林洪堡大学学习过程中，更多地吸收了民主思想成分，加强了对世界的认识，增强了改造世界的信心。除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丰富之外，马克思的学习积极性也很高，学习兴趣非常广泛，哲学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对历史学、文学、数学以及外语等，马克思也都以加倍的努力认真学习，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可以说，柏林洪堡大学这几年的学习，使马克思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丰富了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他以后进行革命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马克思说：“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他的目标始终如一，忠贞不渝，无怨无悔，是源于目标的博大和宏伟。这个目标，不是个人的安乐与享受，而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誓言。他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墓前洒下热泪。”马克思一生虽然历尽坎坷，但仍然一往无前，在疾病与困苦中，他为人类完成了两大发现：一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二是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三、国际性开创未来
洪堡大学校长于尔根·姆吕内克（Jürgen Mlynek）说：“洪堡大学有三大独特之处：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和名称。洪堡大学的历史非同一般，因为它不但在德国，而且在欧洲都是杰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在世界上都闻名遐迩。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洪堡大学开始从头做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洪堡大学不仅重新成为德国的著名大学，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很高知名度。在地里位置上，洪堡大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中心，周围有博物馆、音乐厅、剧院和政府办公大楼，周围环境推动我们承担更多的文化和社会责任。洪堡大学还注意到文化、人文学、科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有很多跨科系的项目，它们将人文和科学两方面结合在一起。”
1989年德国统一以后，洪堡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在联邦和州政府的支持下，洪堡大学将数学系及自然科学系搬迁到了柏林高科技园区。学校在调整科系设置、充实教学力量等方面大下工夫。在课程设置上除少数必修课外，学生完全可以根据专业要求和自己的志趣安排学习计划和选修课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洪堡大学没有满足于只是继承传统，而是不断推进改革、努力追求完美。跨学科的合作对教学与科研是富有成果的，90年代从数学系分离出来的信息系现在拥有14个教学，研究领域分为实用和应用信息学、理论信息学和技术信息学三部分。并且在计算机科学、机器人研究等新科学方面研究突出。
洪堡大学外事办公室主任乌韦·布兰登堡（Uwe Brandenburg）说：“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而在教育领域这早就实现了。洪堡大学更倾向于国际化而非全球化，因为我们要了解各国的不同，要了解人，然后才是其他东西，所以不能使所有东西都一样，而是要认识到它们是不同的，这些差异正是有趣的地方、出成果的地方。学术研究和经济建设都是如此，所以我总是说，经济会跟上来，但总会晚一步，科学是先行者。”
主管国际事务和公共关系的副校长安妮·巴巴拉·伊申格尔（Anne-Barbara Ischinger）说：“与从前相比，现在有了很多新的现代概念、新的科系、新的专业。自然科学领域发展很快，大学也开始与科技园开展新型合作关系，由此产生很多新问题，例如，如何产生优秀研究成果，如何集中精力造就新一代的研究者，如何吸引高素质的年轻学者到这所大学，如何创造有利于研究者发展成长的氛围。所以我们在过去两年中率先创立了用以吸引青年教授的项目，现在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超过45个青年教授，他们对于自己的研究非常主动，他们拿出四五个小时用于教学，他们做自己的老板，他们喜欢这样的研究工作。对于年轻的博士们来说，他们不必对学校承担更多任务，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自己的项目。所以我们很自豪这种改革能够吸引更多高素质的年轻学者，而且我们将深化这项改革，使这类年轻学者的人数更多。”
洪堡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汉斯·迪特尔·伯克哈特（Hans-Dieter BurKhard）说：“洪堡大学正如其名称所体现的那样，是延续了洪堡开创的传统。这就是说，要将研究与学习、教学紧密结合。对我来说，就是引导年轻学士们进行前沿型研究，发展新的思路、新的概念。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按照洪堡的精神来工作，这意味着将这种思想与教育紧密相连，我不但要让学生了解我的思路，而且让他们亲自去体验，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思路，拥有自己的思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我想，这正是使我们大学成功发展的东西，尤其在我从事的计算机专业，每天都有大量新思想产生，所以必须与学生一起努力、一起合作、一起成长。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领域的大人物冯·诺伊曼在去美国之前就在洪堡大学学习了几年，如果那时有现在这样的设备，他或许仍然在洪堡工作呢。”
经济学教授、经济管理学硕士课程主任本特-阿恩·威克斯特龙（Bengt-Arne Wickstrom）说：“我们大学的多数项目是定量研究，以先进的统计数据对理论进行测验。微观经济学的长处就是定量方法，我们建立起非常严格的数学模型和逻辑模型，然后用统计数学方法对他们进行检验。这种定量的方法不仅应用于微观经济学研究，而且应用于整个系的研究。”
洪堡大学校长于尔根·姆吕内克（Jürgen Mlynek）说：“学生对大学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大学的根本所在。洪堡大学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每年的申请者越来越多，目前而言，平均5到6个申请者中只有1个能进入大学一年级。我们努力引导年轻学生在学习之初就考虑关于研究的重要问题，考虑一些小项目，因为洪堡大学强调教学和研究相结合，以让学生在学习结束时都有机会拥有自己的研究项目。柏林洪堡大学更是一直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目前学校与欧洲300所大学有合作关系，并与世界160多所大学有交换生项目。
柏林洪堡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早在19世纪下半叶，洪堡大学就开设了汉学专业，120多年前接受了首批中国留学生。陈寅恪、王淦昌、陈翰笙、宗白华、王光祈、冯至、赵九章、蔡元培等就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周恩来总理曾于1922年2月由法国迁居德国柏林，在洪堡大学勤工俭学，后来被洪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改革开放后，我国一批批青年学子相继来到柏林洪堡大学求学，努力攻读博士项目。”
最后，外事办公室主任乌韦·布兰登堡（Uwe Brandenburg）说：“对我们来说，个人发展是最重要的，通过在国外学习，通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会改变你的观念、你的角度，你重新考虑你的学习方法、研究方法，所以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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