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哲学基础
李 东 旭
提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具体体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坚持和发展的基本方略，拥有丰厚而坚实的哲学基础。它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诠释，类本质理论的意蕴升华，异化劳动理论的集成创新，共同体思想的转化发展。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对这一构想进行哲学反思，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形成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类本质 异化 交往
古往今来的伟大人物，无不具有巨大的、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对人类进步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深思，对人类未来的憧憬，是泱泱大国领袖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是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和对中国价值永无止境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又一重大创新成果，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
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主要发生在睡眠期，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面肌抽搐、喉头发声、口齿不清、流涎等［11］。难治性癫痫患者的病情可持续5年甚至更长时间，部分患者在用药治疗过程中往往产生耐药，不利于预后康复。难治性癫痫常会导致神经元异常放电，使得出现暂时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可通过脑电图监测，可在中央区或中颞区出现尖波、棘慢复合波、棘波等［12］。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癫痫的发病率为每年30/10万左右，约有900万癫痫患者，其中难治性癫痫患者约有300万，70%～80%的患者未接受正规的诊断与治疗［13‐14］。
一、“类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内在基础
一般来说，哲学家们在探讨人的问题时，总是把人作为“大写的人”，立足于人类“世界”来考虑问题。因此，“类”概念在马克思哲学的概念体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一种具有“类本质”的存在，马克思继承使用了“类本质”的概念，但是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性论，主张从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从现实的人出发理解人的“类本质”， 认为人具有社会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还认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现实的人，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证明自己生命活动的特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可见，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在理解人的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时，把人的“普遍本质”表述为 “类本质”，并从社会性、意识性及创造性方面加以阐释，这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思维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人对自身的认识上，追溯历史，人首先意识到自身与万物的非同一性，进而把自身同动物区别开来，并对“种族”有了身份认同，开始作为一个全新的种类从动物界脱胎而出。在群体本位时代，人凭借先赋的 “身份”，形成了简单的联合，在其活动范围形成了族群之间的区分甚至对立；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族群之间不断进行碰撞、交融，传统意义上的族群界限逐步被突破和超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兴起，无数个体发生了从血缘关系到现代社会商品经济 “契约”关系的变化，人类进入个体本位的时代。在这个阶段中，无论是古代社会的“种族”还是现代社会的“民族”，在概念指向上都没有摆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哲学意义上“类”的概念的出现，对于理解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模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过去“种群”、“族群”的否定，而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漫长过程。
因此，尽管“人类”指代的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实体，人或人类只能以无数个体和“种群”、“族群”等共同体的形式客观存在。但马克思“类本质”的思维方式把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是对所有具有“自我意识”的同类的统称，彰显了对人自身理解的崭新视角。“类”的思维方式是对“种群”、“族群”等生物学概念的超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思想基础。
在资本的迷雾下，这种生活以往较少引起人们的反思，较少吸引理性目光的关注，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自在王国。工人在重复的、单调的生活中连同作为类的个体一同迷失。现代人的迷失表现为，在日益发达、日益复杂化的科学世界中感到异化，体会到幻灭感，昔日熟知的日常生活世界连同它曾经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在家”感在现代社会中一同失落，日常生活世界日益被资本世界淹没。因此，现代人陷入深刻痛苦的价值危机中，希图在幻灭中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渴望导致现代人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这种“类”的思维方式和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直接促进“命运的共同体”的实现，人类社会不再仅仅是个体或其他形式共同体之间以某种规则进行各种竞技的场所，还是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利用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来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生活空间，并最终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7页。
总之，自由自觉的意识性、能动的创造性和社会性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三重品性，这决定了人成为超越于自然的类存在物。作为类，在自然的万物中只有人才能真正理解人，构建人的自在世界，掌握人自身的命运，从而超越了物的“自在存在”成为“自为存在”，并逐步引导、规范自身的“生活活动”，不断对客观世界反思、建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异化劳动的扬弃：“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现实手段
从批判的维度看，现代资本的发展既加速了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内交往的进程，同时也造成了资本对人的奴役及人类社会的全面异化。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扬弃是为了在实践中构建一个普遍性交往的理想新世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
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只服从资本的逻辑，即资本家只考虑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资本”具有永无止境地膨胀自己的特点和对物的需求存在无限增长的特性，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科学技术越发展、劳动生产率越提高，资本对原材料的需求就越大，投入的能源越多，生产出的产品就越多，资本家的利润越大，工人的劳动就越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同时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并且把大量的废弃物还归自然界，被剥夺的自然满目疮痍。
为保证检验数据的及时、准确、可靠，中心要对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国家监督抽检实施细则的培训和学习，结合抽检工作实际，制定监督抽检及风险监测专项质量控制计划，采取人员比对、留样再测、仪器比对等方式开展质量监控工作，第一时间为行政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现实的人当下生存境遇的关照，是对人类整体未来前途命运的反思和重构。它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生活世界拉回到世界的前沿，生态灾难、环境污染……人类生存面临严重危机。
动作方法：面对投掷方向，两脚前后开立(力量稍大的脚在后)，两膝微屈，身体重心落于后腿上，双手举球至头后上方，身体稍后仰；然后“两腿用力蹬地——送髋——收腹——展胸——扩肩——挥臂”将球用力由头后向头前上方(斜上方45度角)掷出；在球出手的同时后腿可向前迈出一步(但不得踩线或跨过线)，身体迅速制动，维持平衡。
在“资本逻辑”下，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只要能够实现自身的增值，即能够增加利润，这样的生产就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在利润的驱动下，资本必然要求跨越民族国家的界线，为自身寻求海外出路和空间， 形成“资本的国际扩张”的逻辑结果。因此，资本是盲目的、短时的，他们考虑的仅仅是自身的短期利益，至于长远的、公共利益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1页。
就“共同体”而言，历史上的族群与现代的民族都是共同体的外在表现形式。人作为同一物种，有着共同之处。而且作为人的物种，具有永恒性，尽管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人和群体，总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然而整个人类则会以无限永恒的形式出现，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在绵延不息的人类历史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价值观念始终获取普遍认同。所以，历史上爆发了无数次的战争和掠夺，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为了争夺生存资料，另一方面也与这种意识息息相关。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普遍的社会性交往的过程中，人类生存的互依性和利益相关性不断加强，经验和事实促使人们认识到，以往的共同体，都是“虚幻的共同体”，而不是“真实的共同体”。只有依据类意识和类属性，人们不分民族、种族、阶级以及国家和文化信仰，共建公正的文明秩序，共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事业，以“类”的思维对践踏人权，残害同类的“反人类”行径坚决抵制，才会共赢人类美好未来。
从表1可以得出，由于主辅隔离带沿线存在空间不连续、喷洒方向与路拱横坡相反以及工程量大等缺点，对于安装喷洒装置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安装后喷洒的预期效果也不理想。相比较而言，喷洒装置安装在空间连续、施工作业面较少的中央隔离带，不但工程量合理、施工较为方便，而且由于喷洒方向与路拱横坡一致，喷洒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喷洒装置安装位置应选在中央隔离带。
西方资本家无视这种危机，他们在思维中强烈地把私有财产和生态环境切割开来，以致他们不能看清楚国际环境变化的事实，或者在内心中根本就拒斥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对事实的关注会削弱他们的支配感，在利益的驱使下，某些群体集体失语，陷入集体无意识，以自欺欺人的姿态掩盖环境的真实情况。他们理性的思维能力没有正确地判断现存的社会现实，或者在理智上自觉地在多样化的世界中选择那些对己有利的一面，而强烈地反对一切可能改变现存格局的东西。然而，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个阶段任何文化或者人类文明都不是任何人的特权，强权价值观的世界即将消失，人类文明的理智之光将世界变成意识的白昼，思想的武器开始为群众掌握，人们将不会如同过去一样忽视他们的生存环境。新时代新思想，个体将比以往更加关注“自我”，更加困惑人类的终极命运，并可以概括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以后人们要继续进行怎样的思想和生活？
这种方式就是扬弃异化劳动，消除一切异己的抽象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开辟道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消除“资本逻辑”的支配，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消除人与自然的对抗，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状态，以合作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人必须去寻求解决其生存矛盾的新的方法，寻求人与自然、人与其同类之间更为高级的融合方式。”① [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王大庆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9页。
三、 “交往”的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直接原因
由“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走向了普遍性的交往是交往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以往的交往都是自发的、被迫的，而未来的交往发展则要摆脱了血缘、地缘和民族、种族的局限，形成自由交往的“共同体”，“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人类才能以现有的、既存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自由的普遍交往，进而逐步形成真正的世界历史性联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创造美好生活未来。
交往的发展，使现实的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呈现出一个渐进演变的历史进程。在原始部落里，“世界”与部落是合一的，部落就是整个世界，人的经常性的交往限定在狭隘的部落当中，对于他们而言部落以外是一片漆黑，是在他们的意识之外。农耕社会出现了村庄，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固定的位置，个人交往的范围仍然是具体的、明确的，人的交往依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近代工业文明突飞猛进、互联网快速发展、新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导致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以“己”为中心的文明，在文明的交融中从不同的角度冲撞、挤压、困扰着人民大众，造成价值冲突和混乱，导致了人的孤独、抽象、片面等异化现象。造成了文明间彼此的张力和冲突，展示了其内在的局限。“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开批评了以“己”为中心的文明，倡导文明的融合，主张超越狭隘的经验思维，促使不同层面文化的多元流动。
在共同体中，人不得不面对更多处在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但是“任何一个存在物仅是对其本身的关系来活生生地体验任何一个其他的存在物及其命运的。”③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因此，任何呈现在自身视野之外的事物都是不确信和值得怀疑的。 “语言”“饮食”“习俗”“宗教”“艺术”等不同文明对于不同种族而言缺乏实在的意义。在世界交往普遍扩大的基础上，文明的冲突、并存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在一种给定的和自在的文化模式中，“每一种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
人类历史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各个文明和谐共生、取长补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果。“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4页。 中国文化的历史思想有其特殊的广阔绵长的眼界的原始感情，按照年代陈述，通过前后连贯的若干朝代表现出来，延续几千年至今，在世界图景中展示着自身独特的魅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悠远的“和”文化的传承接续，“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优秀品格，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一贯秉承的价值理念。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全体中国人民朝朝暮暮的殷切期盼。
（3）分析曲线，随泡制吋间增加，亚硝酸盐含量变化趋势均表现为________，并在第_____天均达到最大值。
中华文明的包融兼蓄在事实上证明了福山们“历史的终结”理论的破产，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趋势将导致一个“普世文明”产生不过是一些学者们一厢情愿的假设，广泛阐明的范式难于获取大多数人的文化认同，人类交往始终建立在文明的多样性基础上。文明的冲突会造成人与人交往的阻滞，影响国与国的共同发展，但“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
交往的日益复杂使人们变成因果联系的整体。文明时代成熟的人，日益认识到，任何个人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任何文明都不过是璀璨夜空中的一颗星辰，人类美好的图景需要全人类共同描绘。作为个体的单个人、单个国家将自身同人类文明整体分割开来是对自身命运的否定。即使是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孙也是因为使用了人类的文明成果而得以生存，因为同其他人结成了交往合作关系才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没有被世界抛弃的人。
在翻译活动中，原诗就像母体，总是如影随形，译诗应该如何生成才能与它的母体构成最佳的互文关系呢？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活法”论，认为译者可以采用“活法”来摆脱原诗的束缚，寻求一种自由转译境界。作者还以“化境”论为题，探讨了汉诗英译中“境界”的处理。在翻译中，译者面对着两种“化境”选择：意象化和事件化。作者指出，古典汉诗英译中“化境”的成功与否体现在译者选用的句法形态和语义内容上。
交往是人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时无刻不处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之中。因此，交往活动具有社会性，为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1页。 。人在交往进程中，既受到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同时又能发挥自身的能动创造力，不断突破既有的社会关系，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促使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
四、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价值目标
自从人类摆脱了对自然和动物性生存的依赖性，“人”就成了自己思想和行动指涉的对象，并开始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作为个体有意识的活动，人类要生存，首要任务就是要满足人的个体利益，即衣、食、住等基本生存需要。可见，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由人的生存需要决定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个体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奋斗史。因此，个人利益并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于观念之中，而是作为客观实在存在于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领域。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集合。人类社会是由无数个单个人行为所构成的，作为交往主体的个人，在自觉地、有目的地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必然在与其他利益主体发生利益碰撞，由此产生无数个人利益指向。但是在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单个人的利益无法完全得到实现或满足，历史的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个体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是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妥协。于是，个体的自觉的、自由自在的活动被消解在社会的整体意志之中，形成共同利益。
毫无疑问，作为历史的宏大叙事，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呈现出在世界性范围内共同利益并存的交往格局，这使得国家作为交往的主体，日益走向历史的前台。如同对个人的交往判定一样，对共同利益的肯定，也是国与国交往关系理性的、冷静的、切合实际的回答。
在理论和现实的交汇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继续在自思的道路上发展、延伸、强化了逐渐建立起来的共同利益，它要求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应当关注他国利益的合理关切。
在建设实践教学基地的过程中，鼓励校深化校企合作。一方面，高校联动企业，共同编制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并加速合作成果的应用。另一方面，通过科研立项，为酒店解决经营与管理难题，提高应用型教师的科研水平和实践能力，为学校储备“双师型”教师队伍，还能带动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提高学生管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对共同利益的表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最优的路径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合作意识，主张同舟共济、互利互信，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主张“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3、525页。 。可见，在当代社会，合作在交往扩大的条件下，是必不可少的。合作可以克服个体发展的自我缺陷，充分发挥合作双方优势，进而促进生产效能，增加整体的利益。因此，合作是一种既利己，又利他的行为方式。“在交往行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策略行为那样互为客体，而是互为主体，他人在自我眼中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相互依赖的伙伴。”② 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受人的利益无限占有本性的驱动，如果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内的双方或多方，试图抱着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幻想，采取斗争而不是相互合作的方式进行交往，事物发展的最终方向往往不是个人意愿的结果，甚或是双方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损害。事实上，良好的、融洽的合作关系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内耗和损失，有效增加利益存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一种互斥互补的张力关系，暂时利益的失去，在转换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也依然存在着回报的可能。
因而，对共同利益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个体利益的否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关系中，合作可能会迫使行为者为了长远利益而被迫让渡部分暂时利益，实现主体共赢的结果。在开放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利益空间无限广阔，个体不必如同生活在小团体中那样去争夺，而是需要按照自身的能力和价值去寻求利益支点，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从这样的视角透视，在开放领域作为交往的主体提高自身的能力，丰富与完善自身的社会关系，拓展交往合作渠道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3、525页。
旅游风险感知是旅游者在社会、文化、心理等影响下对旅游风险的主观认知，包括对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感知与发生后果的严重性的感知。其中不确定性是指旅游者对于旅行中某项事情是否会发生所具有的主观可能性；而后果的严重性是指当事情发生后所产生的危险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选择上排除了对私人利益的追逐，在潜在性上强调合作各方主体的最大公共利益，在无限开放的世界中寻求时间和空间上绵延不绝的长远利益，为全球治理注入“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体现了崛起大国在世界舞台的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就是引导每个人自觉将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与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联系起来，唯其如此，人类才会走向光明的未来。
作者 李东旭，男，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研究员，哲学博士（哈尔滨 150001）。
责任编辑：凌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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