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中的创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新思维论文,历史论文,教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为了拥有这个“进步的灵魂”和“不竭动力”，我们的教育必须努力培养广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具有的产生新思想、创造新事物的能力，而它的培养离不开创新精神与创新思维（即能够产生新成果的思维）的培养。历史是一门思维的科学，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本文拟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就此谈一点看法，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聂幼犁教授指出：“史学领域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重灾区。这不仅表现在对具体史实的理解、评价上，而且隐藏在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里。”（注：以“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吗？”为例，看中学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历史教学，2004.3）正因为是“重灾区”，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创新思维就既必要又可能。笔者在多年的历史教学中对这个“重灾区”深有体会，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革命史观（或称阶级斗争史观）对历史教材的主宰（尽管已有减轻）。而其根据就是当年毛泽东的一段论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个以偏概全的结论否定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生产活动以及文化活动在历史上的地位，以阶级斗争来概括人类的全部历史，在建国后造成了史学界极大的误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个人崇拜盛行，现代迷信猖獗，斗争哲学，冷战思维主宰学术界。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言必称“阶级”，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线，“兴无灭资”，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不管其在历史上曾有过多大的进步作用，都“立足于批”，对农民战争片面绝对地拔高。历史教科书以政治史、阶级斗争史为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文革”中史学界万马齐暗，翦伯赞、吴晗、陈寅恪等著名历史学家被迫害而死。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损失！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1983）这黄钟大吕般的声音，石破天惊，振聋发聩！随之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人民共和国中兴的大门，也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史学界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春天。广大史学工作者打破禁区，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深入研究古今中外各个领域，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重灾区”得到很好的治理。这也正是史学界破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创新思维的结果。
二
中学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历史研究的水平决定着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水平。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学历史教科书几经修改，不断吸收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取得明显的进步，“左”的痕迹逐渐淡化。但教科书的编写还有明显的滞后性，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需要改进。
教科书是教学的依托，新课改理念强调的不是教教科书，而是用教科书教。陈云同志总结自己多年工作经验指出：“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只惟实”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前九个字讲的是唯物论。后六个字强调对事物的认识要换位思考，要互相交换意见，注意比较，在反复考虑后作决定，讲的是辩证法。两者结合起来即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历史教师要按照这15字箴言的精神，既尊重教科书，又不盲从教科书。对教科书内容作出自己的分析，对的部分要坚持，对不正确的部分，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并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笔者以高中中国古代史教学为例，作一些简单介绍如下。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希腊、罗马式的奴隶社会，这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大课题，以五种社会形态这一模式套用中国历史，这出自于对经典著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否定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把欧洲的经历当作普遍的规律照搬到中国来，这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史学研究的结论表明，奴隶不曾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的最主要的劳动者阶层，更不曾成为社会人口的多数。中国古代史上有贯串始终的奴隶占有关系，但却没有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或者历史阶段，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现行教科书在这一点上明显滞后。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秦始皇创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脉相承，并不断加强。对它的评价历来被过多地肯定，或称之为功大于过，笔者认为其实不然。专制主义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个人决定一切，独断专制，为所欲为，扼杀民主，侵犯人权，必须彻底否定。中央集权是一种政治制度，搞得好，加强中央宏观调控，有利于巩固统一；搞得不好，则扼杀地方积极性，需具体分析。
明朝郑和船队远航，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居世界领先地位。它在促进中外之间的交往，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但深层次地分析，这种远航是一种天朝大国扬威海外、朝贡贸易的表现。其交易物品仅为满足宫廷奢侈享乐生活需要，对我国经济发展并无促进作用，又有虚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另一面。而稍后西班牙、葡萄牙的航海家开辟新航路，沟通东西两半球的航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明显高于郑和船队远航。尽管他们的规模、条件不如郑和船队，但他们在地圆学说指引下的远航，敢于走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创新精神，其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这是值得自豪的。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1977.4）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些发明出自中国却没有在中国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预告”？没有最先在中国“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正如鲁迅所言：“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注：电的利弊.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探讨、挖掘。在教科书中看不到以此来检讨中华民族的愚昧、耻辱和可悲，看不到藉此对外国民族务实、智慧、进取和为什么比我们先进的深入反思，这是不利于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
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已故）及其众弟子，提出了“现代化史观”，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僵化教条的束缚，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现代化史观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这是生产力推动下的全面社会变革，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世界上一切思想流派、意识形态，都需要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接受检验。现代化史观要求我们以现代生产力发展为中心，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综合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以此为指导可以生发出许多创新思维的成果。
中国近代史既是屈辱史，又是现代化的发展史。鸦片战争后，中国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国家，这是倒退、沉沦、下行；而由封建国家开始变为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进步、发展、上升。历史的进步与历史的沉沦交织在一起。笼统地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不妥当的。鸦片使人昏昏欲睡，而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使中国开始觉醒，睁开眼睛看世界，决心“师夷长技似制夷”，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毕竟取得了宝贵的进步。
从现代化史观看问题，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既是列强控制最深的地方，是殖民统治的中心，又是旧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工业、技术、商业、金融等），是了解资本主义的窗口，这就是它的两重性。从现代化史观看问题，晚清史的主要线索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新政——辛亥革命一脉相承，而不是革命史观强调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高潮”。
教科书对太平天国明显拔高，这是“左”的表现。太平天国不太平，内讧导致失败，腐败必然亡国，这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教训。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以圣库制度为代表的极“左”政策不得人心，失去群众基础。太平天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废止商品交易，把繁华的六朝古都变为一座冷冷清清的大兵营。太平军所到之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名胜古迹遭到空前的破坏，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由太平天国引发的中国长期内战，客观上损伤了中国的经济与国防力量，使英法侵略军有了可乘之机，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加速了清王朝在北方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城下之盟，加速了（不是延缓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这个被马克思称之为“丑恶万状的破坏”（注：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的太平天国，“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全国人口减少了约一亿”（注：葛剑雄，周筱赞.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冲击了中国探求现代化的进程，能把这样的运动称之为“革命”吗？
用现代化史观看待洋务运动，可以看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是19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在中国的反映，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第一个”，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引起了生产关系的缓慢变化，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多年来，在阶级斗争史观影响下，拔高太平天国，称之为革命，认为如果它成功会导致质变，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是崇尚暴力，认为农民造反天然合理观念的反映。相反则贬低戊戌变法，称之为“改良主义”，即使成功，也只是量变，进步意义不大。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需知改革即改良、变法、维新，但不同于改良主义。这如同经验是宝贵的，但经验主义是错误的，修正是必要的，修正主义是错误的一样。
戊戌变法是一场政治改革、思想解放运动，是冲破封建束缚，拯救中华的爱国行动，是顺应世界科学、民主潮流的壮举，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而太平天国即使成功，充其量还是在旧制度内徘徊，仅是“量变”而已，甚至还不如旧政权，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对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应如何看待？客观公正地评价应是一次比较全面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的封建体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戊戌变法（如废科举），符合历史潮流并产生积极影响。十年新政真正动摇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成就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胜利。改革中清政府对策不当加深激化了各种矛盾，产生了严重后果。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总是由行动和结果写成的。对历史活动家来说，它的动机对于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意义。”（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第三卷）
1928年底国民政府基本上统一全国，之后是否出现“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笔者认为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为削平割据，结束分裂而进行的统一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人心思治的要求，具有某种进步性。因此蒋介石才能在历次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不宜以“新军阀混战”来定性。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个战场配合互相呼应，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教科书上称，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此说似为不妥。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八年抗战中，国民政府前后组织大小22次会战（其中防御阶段4次，相持阶段到来后18次），一万人以上兵力的战役一百余次，共有200余万官兵阵亡，其中有张自忠等上将军官8名，中将军官41名，少将军官68名。抗日战争中，中共军队歼灭日军52.7万余人，国民党军队歼敌80万余人（共133万）。国民党有抗日与反共的两面性，曾发动过两次反共高潮，但考察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其重心还是在抗日。尤其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后，国民党军队抗日总体上讲还是比较努力的。
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如何看待，是否仅是“扩大化错误”，值得反思。当年这场运动将55万知识分子（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一举打为右派，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划为敌我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98%以上获得平反改正，说明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右派，而是错划。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一个绝对大多数人被搞错的事情能加以肯定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其后果来说，它开启了近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大门，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把知识分子整个划为资产阶级的行列。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噤若寒蝉，不敢谈论国事，民主气氛受压抑。这场运动以友为敌，对我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产生的是严重而有害的影响，使年轻的共和国大伤元气。
对极少数确有反动言论的人，可以进行说理斗争，批评教育。但当时划框框，定指标（北大定为8%），搞运动，采用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引蛇出洞”的作法，完全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法，是极端错误的。多少正直爱国有才干的知识分子蒙冤受屈二十余年（有些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报国无门。他们的亲属、家庭受牵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新中国建国后不久发生的一个极为令人痛心的重大错误，必须如同“文革”一样予以根本否定。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这连续三年“左”倾错误步步上升，自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左”倾错误更是愈演愈烈。之后，“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犯下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当年反王明“左”倾错误最坚决的斗士毛泽东，为何自己在建国后长时期犯下严重的“左”倾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幸。这里需要引导学生跳出书本，创新思维，结合中国国情思考深层次的原因。这样才能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也才能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
世界史教学中同样有许多值得运用创新思维重新评价的内容。如何看待英国圈地运动和美国西进运动的历史进步作用？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后长期政局动荡，而英国则相对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这一段教材明显反映出“苏联中心论”的倾向，过分突出苏联的作用又袒护苏联的错误是不足取的。苏联在欧战前夕一度奉行的“中立”自保政策，不利于反战联盟的建立，客观上促进二战爆发。评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标准只能是加速还是推迟抑或防止大战的爆发，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反战联盟的建立。片面强调是否加速或推迟苏德战争的爆发，甚至以此为惟一标准是不妥当的。它使德国卸下了两线作战的包袱，使英法苏不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从而促使大战爆发。二战爆发后，苏军侵占波兰东部，并发动苏芬战争等建立东方战线，威胁别国安全，损害别国主权，吞并他国领土。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事关国家领土主权的原则问题，用任何理由都说不通。卡廷事件真相大白后，舆论大哗，更使人们感到必须重新认识分析这一段历史。
创新离不开继承。我们的创新是在继承前人业绩基础上的创新，不是空中楼阁，是扬弃而不是全盘推倒。萧规曹随，说得好是继承优良传统，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说得不好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笔者认为是否要“随”，关键是看“规”对不对，有没有过时。“规”对即“随”，“规”错即改。随着时代的发展，前人的评价观点，有些已显得过时、陈旧，则需要我们推陈出新，除旧布新，当然这需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具体研究与分析。
创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历史唯物主义是“惟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惟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语）。历史教师必须努力学习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它来分析、评价历史事件、现象和人物。这种学习和运用不是教条主义的拘泥于经典著作的个别字句，而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其思想体系和实质。这是历史教师的基本功。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必须结合教材具体内容，对学生渗透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
创新离不开独立思考。史学界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为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写的纪念碑铭中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这是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根本。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界缺乏的正是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贵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每个人都“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有所发明，有所进步。
创新思维相对于传统的简单思维、单向思维、直线思维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这种产生新成果的思维表现为发散思维、立体思维、逆向思维、求异思维等思维方式，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如“冷战”思维、斗争哲学等），让思维的翅膀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教出高素质的学生。教师自身需有强烈的事业心，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才能引导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必须密切关注史学动态，及时了解史学研究最新成果，将其中已成共识的定论及时地引进自身的教学之中。
伟大的科学家哥白尼说过：“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为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素质，必须使他们确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克服与纠正迷信权威的心态——不惟上；克服盲从教科书的心理——不惟书；克服从众、随大流的习惯——只惟实。因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本身就是真理。教师要以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的事迹和精神勉励学生大胆地创新思维。
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第一卷，1972）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精心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师生互动、气氛融洽的宽松和谐的环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学源于思，思起于疑。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教师要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基础上，在学生看似无疑处设疑，提出思维含量高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讨论，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的。教育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列宁说得好：“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注：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58）营造环境最重要的是情感，教师要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调动激发学生“对于真理的追求”的情感，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历史是人生的百科全书，对人类历史的关注是人生成熟的标志。历史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素质的风水宝地。三尺讲台上，历史教师大有用武之地。为培养21世纪的创新型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笔者愿与各位同行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