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冷战论文,浪潮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东西半球会合，形成了“世界”的概念，由此便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进入本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推动力越来越强大，使得划时代的全球性变革日益剧烈。具体说来，全球化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是全球化的首要动力。15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此外，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首要动力。笔者认为，这固然看到了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深究下去，全球化的首要动力乃是市场经济的本性。）在20世纪末的今天，这种表现更加明显，汹涌澎拜的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了地球村的每个角落，技术、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流通正在摧毁各国的经济壁垒，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各国在交往中使用同样的商业语言，按统一的规则活动，建立类似的机构制度，这些正促使着世界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其次，进入90年代，交通及信息事业的飞速发展成为推动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强大动力。高速公路的延伸，高速火车、超音速飞机更广泛的投入使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全球通讯网的建立，正在把巨大的地球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为开发、使用高新技术而形成的许多国际性的“战略联盟”，推动着全球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再次，这些年来，环境保护、人口问题、粮食问题、毒品走私、核扩散、能源危机等一系列日趋严峻的国际问题的挑战，也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新动因。
今天，人们身处飞速变化的世界，面对诸多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新鲜事物，开始真真切切的地体会到“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了。”（注：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1992年联合国日致词。）与以往时代相比，崭新的全球化时代有着显著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和各国间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以市场运行机制为基础，并辅之以国家调节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形成。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在西方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6%的年均增长率，1995年高达8%，年贸易额达6万亿美元；目前全球的外汇市场每天交易额为1万亿美元以上，比6年前高出1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3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3.5倍。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它比关贸总协定协调的领域更加广泛，对成员国有更强的监督约束能力，世界贸易又朝着自由化方向迈出一大步。此间，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传媒的跨国公司更是获得了飞速的发展：1995年，达4.5万家，其在国外的分公司约有25万家（1980年，两者分别为1.5万家和3.5万家），它们的产品销售额为5万亿美元，内部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2%。当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科学研究与开发的80-90%，国际投资的90%，它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编织起自己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网络，相互间还在激烈的竞争中纷纷建立起“联盟”，一张纵横交错、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全球经济网络组建起来了。
交通、通讯的发展，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进入90年代，各国竞相建设“信息高速公路”；1995年，连接欧亚非的环球光纤网开始铺设，全球互联网络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互联网络的应用由军事、科研、教育和行政部门扩大到商业经贸。到1996年，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已有80%在网上开设“网址”、树立“网络形象”，已有18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万台电脑连接入网，互联网络用户达6000万人。通过互联网络，人们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能力更强了，企业可在全球范围内发布广告，推销商品，扩大交易，跨国公司可用它更加便捷有效地实施全球经营战略。与最新的信息传播手段相结合，跨国界的海陆空交通网络和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大大缩小了各地的距离，使得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经济、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全球化趋势对文化、政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成为联系密切、休戚与共的“地球村”“村民”，全球观念、全球意识日益增强。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推动下，高度多元化的国际力量和国际联合正不断强大，对国家主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是一个曲折的、充满矛盾的演进过程。人们已经注意到，近1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虽然人类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强，但是，民族主义的新浪潮又再度涌起，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全球化的大浪潮，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构成后冷战时代的一种二律背反。
二
民族主义是指忠诚于民族，为维护和扩大本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思想观念。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于反封建与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之中，它一经产生，便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社会思潮，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把它列为近代社会的三大思潮之一。民族主义浪潮有着强大的历史冲击力，它时起时落，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17-18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催生了第一批近代民族国家；澎拜于20世纪初叶至8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民族主义大潮又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世界殖民体系，促使亚非拉殖民地获得民族解放，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时期。进入当前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浪潮又再度高涨起来，正如基辛格所说：“当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候抬头了。”（注：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9页。）可以说，民族问题已成为牵动全球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影响世纪之交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抬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贸易保护主义上升。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强和国家经济矛盾的激化，各国一改过去的贸易自由主义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2)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发展。冷战后，区域性贸易集团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它也确有民族主义的反映。这些区域性贸易集团都是封闭或半封闭型的，对内实行贸易优惠，调整汇率，协调政策，对外奉行歧视性政策。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集团的利益，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3)在某些多民族国家中，经济发达民族的分裂主义倾向严重。如在前南斯拉夫，富裕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蒂亚为了更快地发展而急切地甩掉昔日的穷伙伴；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达的捷克与相对落后的斯洛伐克“离婚”，国家一分为二。(4)在这几年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排外情绪高涨，甚至发生暴力行为，以期夺回被外来移民“抢走”的饭碗，这在西方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尤其是法国和德国。
在世界经济民族化倾向上升的同时，种族民族主义、部族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也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它们对现存国际秩序和民族国家的冲击、分裂和侵蚀作用正日益明显。在非洲，卢旺达与布隆迪的种族仇杀，喀麦隆与尼日利亚的流血事件，乌干达、肯尼亚、扎伊尔的大规模冲突，已使近百万人死于非命。而亚洲的泛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蒙古主义、泛哈萨克主义）及非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则使得许多国家的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南斯拉夫的局势仍扑朔迷离；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的民族矛盾不断升级；俄罗斯的民族分裂主义对国家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西欧右翼种族主义力量日益得势，排外丑闻接连不断。此外，伊斯兰、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更是让人深忧和恐惧。这些不断涌现的宗教民族主义正释放着巨大的能量，对整个世界的冲击烈度仍是个难料之数。
在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文化民族主义日益形成气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文化民族主义是诸民族主义中较“文明”，较“委婉”，较“巧妙”的一种，它往往宣扬本民族文明的“高级”，来激发每个成员的自豪感、优越感；以“爱国主义”的面貌出现，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整合国家的作用。文化民族主义常常是文化沙文主义的前奏。这些年来，一些国家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文化民族主义也不断增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另有一些国家正在相对衰落，它们对文化传统表现得非常依恋，对新文化、新事物时常进行酸葡萄式的批评，有时甚至以排外的激进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西欧表现较强，其中又以英国最为突出。
三
进入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在全球化大潮汹涌澎拜之际不断抬头呢？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民族国家具有很强的利己性。经济全球化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总体说来，它将给各国都带来好处，所以，在利益的趋动下，各国主观上都积极地进行参与，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然而，在当今世界，尽管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受到“高度多元化的跨国社会”的侵蚀，但它仍然是国际舞台的主角；从全球角度看，竞争的主体依旧是民族国家。每个国家都存在“利己性”，任何国家都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竞争的重点转向了科技、经济，各国总希望在全球网络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又力图避免损失。但是在一定时期，世界市场总是有限的，因此，一方面，各国参与国际化与全球化越来越积极主动，全球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另一方面，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国家的“利己性”、“排他性”乃至“损他性”更加明显。
其次，这些年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民族国家一下子难以“消化”。众所周知，全球化导致国家主权遭到一定程度的侵蚀，它对各个民族国家内势力的损害也越来越大，而受动者适应、调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压力突然加大的情况下，必然要产生大的反作用力。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过程，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西方化”的强大冲击力，这恰恰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泛起，形成了反“西方”的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抬头是各国对全球化加速的一种“反动”。
再次，人们的文化心理、价值观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它不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很快改变。相对于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大潮，相对于快速变化的世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则滞后得多。尽管在理性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全球化是历史的趋势，但在情感上又难以割舍本民族中心主义，仍旧顾恋自己传统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价值，进而产生排斥外来先进价值观和世界主义的情绪，于是将“复兴自己的传统价值作为排斥全球化进程的武器”。（注：刘靖华：《全球化及冷战后民族主义》，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9期。）这是形成二律背反的文化心理因素。
第四，冷战的结束为民族主义发展提供了契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产生超强的“抑制机制”，诸多民族、领土、宗教纷争被掩盖起来，未得到解决。冷战结束后，这种超强的“抑制机制”顿时松驰下来，各国“上交”给阵营的权力又归还回来，意识形态、军事的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各国的经济矛盾与摩擦进一步加剧，于是这些日积月累的隐患犹如一座座休眠火山接二连三地爆发了。由于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在前苏联地区以及部分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批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集团势力膨胀，导致这些国家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分裂主义高涨，并对地区局势乃至整个国际政治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还有一些国家利用两极格局终结出现力量真空的时机，高扬民族主义大旗，力图掌握本地区的主导权，这些都成为冷战后世界重要的动荡因素。
第五，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是民族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尽管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但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依旧存在，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借市场经济全球化之东风，通过种种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使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有些国家正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有些国家经济形势则日益恶化，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后进国家为摆脱贫困，往往采取极端的手段以自卫，如为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而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而发达国家为保护领先地位，一方面顽固地维护不合理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以图继续盘剥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其内部也大打贸易战。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除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民族主义推波助澜。现在，西欧相对衰落，东亚正日益崛起，前者经常追忆昔日的辉煌，对今日“浅薄”、“粗俗”的暴发户内心嫉妒，嘴上鄙薄。后者则在腰包日鼓之际，开始缅怀、夸耀祖先的文治武功，宣扬本国文化之博大精深。
总之，导致这个二律背反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它既是全球化及民族主义的本性使然，又具有时代的烙印；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因素；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历史的偶然性。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过程，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的”。现时代，民族主义抬头成为全球化的反命题，可以预见，在一定时期内，这种相互对立趋势还将继续存在。而经过长期磨合之后，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又将会形成。民族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自我克制，将会以契约的形式交出部分权力给“跨国社会”；民族主义必然逐步融入到国际合作与全球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