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化精神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2)02-0131-03
一
重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精神究竟是什么?近年来，海内外的学者都在进行讨 论。
所谓“文化精神”，指一种文化的特有精神。人是文化行为的主体，只有人才可能具 有和体现文化精神。因此，许多学者都把文化精神定位在人格精神的描述上。如贝特森 认为，“一种文化精神由该文化内的平均人格类型来反映”。美国学者萨姆亦认为：“ 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质的总和即为文化精神。”在西方文化学中，把文化精 神也称为“民族精神”或“国魂”。那么，就一个地区的文化精神而言，它主要也体现 为“该文化内的平均人格类型”，即人格精神的群体特征。
基于“文化精神”的上述含义，许多学者在讨论重庆的文化精神时，常常使用“重庆 精神”这一概念。而海外学者则更多地集中于讨论抗战时期的“重庆精神”。如台北师 范学院的陈逢申先生在提交给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六届年会(重庆师范学院主办)的论文《抗战时期重庆的社会变迁》中就搜集了许多海内外学者关于重庆精神的观点，她本人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从“轰炸下的战志”、“轰炸后的救灾工作”、“灾后的重建”三个方面用大量材料进行分析，认为“所谓的‘重庆精神’，具体而言，是指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之后，团结并容纳了国内外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的抗日团体和爱国群众，虽处于危险而且艰苦的环境中，又惨遭轰炸，但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同仇敌忾，团结御侮，民族精神空前宏扬，同时养成了刻苦、勤劳、紧张、振奋、牺牲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方式”。大陆学者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时，大体上有两种视角：一是从重庆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来总体把握其文化精神，另一种是从重庆文化的结构，即从构成重庆文化的几大板块来认识重庆文化精神。后者如邓平先生《文化资源的结构分析与文化建设的思路探讨》一文，把重庆文化的构成分成巴渝文化、红岩文化、陪都文化、三峡文化四大板块，并分别探讨了各板块之“文化精神”。[1](第231页)邓平先生对每一板块文化的分析，有一定准确性和深刻性，但如果用它们来说明重庆文化的构成，很难显示出一个逻辑严密、层次清楚的文化结构，这是因为四大板块的划分标准是不统一的。显然，巴渝文化与三峡文化是根据地域划分出的板块，且在地域上也还有交叉；巴渝文化与陪都文化则是不同时间段上的两大板块；红岩文化与陪都文化产生形成的时间相同，主要是从文化内涵上划分。按照不同标准划分出的四大板块文化，很难显示一个统一的重庆文化结构，而从这个视角去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显然是分散的，很难从总体上去把握重庆文化精神。所以我仍采用第一种视角，即从重庆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来探讨其古今传承的文化精神。
二
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时，我以为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文化精神“纵”向上的传 承性，这是由文化本身的继承性所决定，重庆文化精神也是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一 是从“横”的方面看，要重视形成文化精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在不断发展 变化的，自然环境相对社会环境有一定稳定性，但在一种文化生成之初，自然环境的作 用尤为明显，这是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之源时特别要注意的。从这纵横两个方面考察， 我以为重庆文化精神从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刚勇坚毅，重义守信，团 结协作，开放求新。这四个方面的精神并非截然分割，它们有时又交叉联系在一起。
1、刚勇坚毅
重庆的自然环境是依山傍水，山多坡陡。自然条件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也有其险恶 艰难的一面。在重庆文化生成之初，险恶艰难的自然环境和大山大江的磅礴气势孕育了 巴渝先民刚勇坚毅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频繁的杀伐征战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常璩《华阳国志》称巴渝人“天性劲勇”，班固说“巴渝之人刚勇好斗”，左思《蜀都赋》说巴渝大地“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商朝末年，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正义之师，是役“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2]如果说最初的“刚勇”主要体现为尚武、勇悍、善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又不断被赋与了新的内容。“勇”的最高形式莫过于不怕牺牲，从容赴死。在重庆历史上，视死如归的勇士，代不乏人，甚至包括女性。东汉中叶，有巴女三人遭乱兵追逼，为免受辱，三女投嘉陵江而死，可谓刚烈坚贞。三国时，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甘宁为孙吴大将，合肥一战，孙权被曹军所围，甘宁自告奋勇，挺身断后，掩护突围，身中数箭，仍拼杀不止，直至敌退而血尽死于树下。在重庆历史上，这种勇于牺牲之事例，往往都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实出于一种爱国爱民之大义的“义勇”之举。如东周巴蔓子为保全国家领地，自刎而死，献头颅以谢楚王。南宋钓鱼城名将王坚之子王安节交战元军，因受伤被擒，大呼：“我王坚之子，岂可降乎!”被元军乱箭射杀殉国。至于近现代，杨闇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刑场上宁死不屈；张自忠抵御外侮沙场上慷慨赴死；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山城即将解放的前夕从容就义，无怨无悔。常言道，无私才能无畏，“勇”常常与“无私”，与“为公”联结在一起。南宋爱国状元冯时行不仅敢于直言主战，而且出知万州后敢于冒风险惩恶锄奸，解民疾苦，并勇于改革，成为勤政爱民的“贤守”。明代御史牟俸，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为政清廉，因不忍灾民之饥，以德州、临清库银买米救济灾民，然后向皇帝奏请伏自行其事之罪。冯时行、牟俸之“勇”，仍出于爱民、“为公”之大义。
相对“刚勇”之刚，“坚毅”则是一种韧性，一种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忍耐力。巴渝 先民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养成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 神与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结合在一起，更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南宋抗蒙之战，巴渝儿女 英勇抗击蒙军成百上千次的进攻，在河山大半沦入敌手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战斗了几 十年。明末，清军入关南进，巴渝儿女据险抗清，使清军四进四出重庆城，几十年不能 占领。抗战八年，“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坚忍不拔。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刻苦 克难。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牺牲奋斗。”[3](第2页)抗战时重庆“对付日本飞机的 只有三件东西：城内崖内之间的大山洞，中国人的聪明很快地掌握住的近乎拼命的防空 制度，以及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意志”。[4](第10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重庆铜梁籍战士邱少云，为了消灭敌人，不暴露潜伏部队，在烈火焚身的情况下，纹 丝不动，最后壮烈牺牲。上述种种，除了要有敢于献身的“大勇”，还需要何等坚强的 意志!何等坚韧的毅力!勇于牺牲和坚忍不拔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重庆文化中古今传承的 “刚勇坚毅”精神。
2、重义守信
义，大至国家、民族、社会之“大义”，小至朋友之交、待人处事之原则，均可见出 一个人的精神品格。巴渝儿女不仅在对待国家、民族利益上重大义、识大体，且在交友 待人中也是重“义”而轻个人利害。
巴渝传统中关于深明大义的最早故事，莫过于大禹治水了。禹治水至江州(今重庆市) ，遇涂山氏女娇，相互爱慕，结为夫妻，生子启“呱呱而泣”，禹并未留恋于美满幸福 的小家，而以天下为重，离家治水，且“三过家门而不入”。武王伐纣，西晋灭吴，隋 灭陈，唐灭后梁，这些为着国家统一的战争中，都有大批巴渝儿女慷慨赴战，沙场献身 ，这是出自结束分裂、国家统一之大义。这种深明大义，不乏女流。如秦代寡妇巴清， 虽家中无丁可抽，但念及国家安危，将积蓄的几万两白银捐给朝廷以为修长城费用。更 有巾帼英雄秦良玉，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率土家兵先后征讨杨应龙、奢崇明等叛逆； 清军入侵，她数度举兵北上抗清，在明王朝大势已去后，她仍退守老家石柱，以70高龄 而坚持囤粮练兵，继续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在一系列征战中，她虽失去了丈夫和 兄长，但却义无反顾，无悔无畏，坚持国家、民族之大义。
像前面提到的大义大勇之巴蔓子，这种舍生取义之士，在重庆历史上也代不乏人：严 颜义不降敌，且在其主刘璋败绩后自刎而死；气战万人的钓鱼城名将张珏不幸被元军俘 获，在押解途中自缢于厕，舍生取义。明清之际，农民起义军夔东十三家联明抗清，在 清兵围剿中，其将领刘体纯义不降清，同全家自缢而亡；另一将领李来亨亦全家纵身火 海。清末黔江秀才温朝钟举义抗清，起义失败，为不累及乡里，温朝钟挺身而出，慷慨 就义。为大义不仅可以“舍身”，大义也可“灭亲”。贺龙在讨袁军时，驻彭水，其亲 表弟违反军令，捕民鸡两只，贺龙即以扰民坑民之罪将其正法，一时传为“大义灭亲” 之佳话。在朋友之交中，重庆人也十分重“义”。清代壁山才子钟长春与江津才子钟云 舫“以文会友”结成莫逆之交，后钟云舫因撰联嘲讽县令朱锡藩贪赃枉法被朱陷害打入 大牢，钟云舫家贫，无人出面申辩，钟长春得知后，拍案而起说：“我若不管此事，天 下要友何用?”于是变卖田产，筹钱营救。又如革命者邹容，与章炳麟结为忘年交，互 以革命相激励，后章炳麟因《苏报》宣传邹容的《革命军》被捕入狱，邹容知后奋起投 狱，与章炳麟共患难。还有一种“义”是“仁义”之义，如前面提到的秦代巴清，虽富 甲一方，但不以富凌穷，而以资财扶贫济困，当为义举；隋代信州(今奉节)总管杨素伐 陈，对俘获的陈兵“慰劳而遣之”，不准部下有丝毫侵凌，可谓仁义之师。
“义”又常常与“信”联结在一起，所以有“信义”之说。如巴蔓子为国献身，乃大 义大勇，但此举也包含了他对楚王的信守诺言，他是集信、义、勇于一身。“守信”若 追溯上去，可一直追溯到巴人的先主廪君的故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但他们“无有君长”，于是约定“共 掷剑于石穴”，能中者即奉为君，五姓中只有巴氏子务相独中，后又约定驾船“能浮者 ，当以为君”，仍是务相的船“独浮”，余皆沉。于是共推巴氏子务相为部落首领，称 为“廪君”，可见巴族在形成之初，就十分守信，言出必行。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直到 今天，重庆人都十分推崇这种说话算话、信守诺言的品质，因此，“耿直”一词成了当 今重庆人的口头禅。其实这里的“耿直”除了有直爽之义，也含有说一不二，信守诺言 的意思。如说某人“不耿直”，也就含有此人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的意思。正是从这 种理解出发，许多外地人也称道重庆人“耿直”。
3、团结协作
团结协作的精神从古代巴渝艺术中就已体现出来。巴渝舞最初是从战斗中产生的，《 华阳国志·巴志》上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又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可见，巴渝舞其实是载歌载舞。这种在战斗中产生的歌舞是为着鼓舞士气，以排山倒 海之气势压倒敌人，所以它绝非少数人可以完成，有打鼓的，打锣的，还有演奏其它乐 器的，有“千人唱，万人和”的伴唱，也有成千上万人一齐起舞。不仅歌、舞、乐之间 要很好协调配合，成千上万人载歌载舞，没有充分的团结协作精神是无法完成的。即使 是歌唱，最初的巴歌也是在多人合唱的形式下进行，如《文选·宋玉对楚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种反映巴人生活的民歌，是一人领唱，成千上万人合唱。巴渝文化中这种团结协作精神，跟它的自然环境是有联系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古代，面对险恶艰难的自然环境，只有靠集体的力量去战胜它。这种靠团结协作去战胜自然力的典型体现，莫过于峡江上的船工精神。行进在激流险滩中，或掌舵，或扳桡，或执篙，或拉纤，在船老大的指挥下，和着川江号子的节拍，协力齐心，敢闯敢拼，一往直前，负重奋进。这种团结协作精神发展到抗战时期，达到了高峰，重庆作为抗战中心，集中体现了全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精神。
4、开放求新
开放求新的精神，很早便在巴渝文化中孕育。前面提到的秦代著名女实业家巴清，出 嫁没几年就成了寡妇，她冲破世俗礼教的束缚，继承丈夫开汞炼丹的事业，大胆革新管 理，加强质量检查，奖勤罚懒，医治病者，安置老者，解雇失职者，使劳工各尽职守， 于是产量与销售收入倍增。重庆的开放求新，与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得天独厚的长江 水道，使之成为盆地的门户。这个优势带来的影响，开埠后就更加突出。开埠后“川江 航运的繁荣始终使重庆与下江保持了开放的态势”，其结果是“尽管比上海开埠晚了近 半个世纪，二三十代的重庆市还是具备了若干现代性的特征”。[1](第133页)“柏油马 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壁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 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5](第15页)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先是影 响沿海城市，然后溯长江而上给长江沿岸城市带来冲击和影响，加快了这些城市的现代 化进程。对这一冲击和影响，重庆的回应是敏捷的：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多次 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大都市和其他省市考察市政，城市市政体制和建设模式均仿效沿海 城市，“颇有沪汉之风”，亦“颇似香港”，“洋场十里俨然小上海也”。二三十年代 重庆的开放求新精神便如此强烈，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现了以卢作孚为代表的“现代化 之最早呼唤者”。卢作孚不仅创建了民生公司，扩大了与“下江”、沿海的交流，他还 开拓创新，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 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当时唯一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 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等等。抗战期间，担任工矿银行重庆分 行经理的包玉刚大胆尝试，把银行业、保险业、仓库业连在一起，拓展了业务，极大地 提高了效益。四十年代，在渝任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组织修建了国内第一条客运缆车— —望龙门缆车，开创了山城轨道客运交通的新篇章。开放精神往往总跟“包容性”联系 在一起，因此除了自然环境长江水道的得天独厚之外，古代巴文化始于多民族文化的融 汇，这一点似乎使重庆文化与生俱来便带有很大的“包容性”。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显 得尤为鲜明。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交汇，在兼容并包 的基础上亦有创新。如果说“模仿上海摩登是30年代重庆追求城市现代化的时尚和实际 之举”[1](138页)，那么，直到今天，对于“新潮”的接受，在内陆城市特别是西南一 隅，重庆也是开风气之先的。这是因为她有着自然地理的优势和文化传承上的条件。
三
20世纪，在重庆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红岩精神的诞生 。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团结领导各阶层人民群众 同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虽然孕育形成于 20世纪，但它是历代传承的重庆文化中优秀精神的积淀和升华。刚勇坚毅发展为勇于牺 牲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巴蔓子、秦良玉等的爱国大义体现为救亡图存的 爱国精神，团结协作扩展为整个民族的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尽管重庆文化精神在不断 丰富和发展，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具体体现，“但由于红岩精神对于重庆文化的影响 ，已经不仅是局部的，而是带有全局性的，即使在重庆解放后，红岩精神依然作为重庆 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在重庆的整个文化建设中持续地发挥着重大作用”，[1](第171 页)可以说，红岩精神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重庆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红岩精 神当前已成了重庆文化精神的代称，不仅如此，“总结20世纪弘扬红岩精神的经验，不 仅对加强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推进21世纪的重庆文化建设，也必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第166页)
收稿日期：200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