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上世纪纳粹政党发起的大屠杀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痛。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是现代性社会下的必然产物。在其作品《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详细分析了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对大屠杀产生的原因做出了解释。本哈德·施林克（Bernhald Schlink）的长篇小说《朗读者》一经出版就获赞誉无数，同时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畅销海外，作为战后小说的代表作品，对于大屠杀的讨论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将分析《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及其中的观点，并借助书中的观点对小说《朗读者》中的大屠杀内容进行分析。
关键词：大屠杀；现代性与大屠杀；朗读者
1.引言
人类的历史上一共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的战争都会打破原本的和谐状态，造成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的持久性与广泛性著称，有更多的人被卷入了此次灾难般的战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永远的伤痛，这种泯灭人性的屠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直到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提起那段黑暗的往事，还是会引起叹息，令人扼腕。
然而，造成那次惨绝人寰的浩劫的原因，人们还是各执一词。历史学家将其视为欧洲屠犹情绪的大爆发，社会学家则认为是一次综合条件刺激下的社会失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意外。不同于以上的两种观点，波兰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把大屠杀看作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文明下的必然后果。为此，鲍曼创作了著名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并在书中指出了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对现代性造成大屠杀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作为第一本登上美国《纽约时报》畅销榜冠军的德语书籍，本哈德·施林克的长篇小说《朗读者》可以算作德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斩获“世界报”文学奖等奖项，还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畅销海外。《朗读者》看似是一部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恨纠葛的作品，背后实则蕴含了近代德国人对于历史、暴行以及原罪的反思与问责。
2.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在陈述自己的观点之前，鲍曼首先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在鲍曼看来，社会学通过两种方式对大屠杀的理解进行了轻视、贬低或是误解。其一是将大屠杀视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独特事件，是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是独一无二的，不具有普遍性。社会学家认为大屠杀是欧洲基督徒反犹太的顶点，没有先例，也没有后继，是“单元素集合”，一个不再重复的片段。 另一种方式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社会学家认为，大屠杀具有回复性与普遍性，它与其他的冲突、歧视或者侵略事件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为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学家通过社会学的方法将大屠杀与其他因素关联起来并计算发生的概率的做法也没有得到鲍曼的认可。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大屠杀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大屠杀也被许多人看作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在鲍曼看来，那种将大屠杀视为仅仅对于犹太人的灾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不完善的。虽然在被纳粹政府下令处理的人中，犹太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并被要求全部消灭，但是大屠杀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不能仅仅被视为是发生在犹太人中的历史事件。鲍曼指出：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 与对于犹太民族的屠杀相比，发生在我国的南京大屠杀却有很大的不同，南京大屠杀产生的原因是一种充满破坏感的狂热，类似于古时候的屠城行为，这种屠杀却都具有短时的共性，这就与从三十年代末开始、直到二战结束的集中营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此，鲍曼提出了一个观点，反驳了历史学将其视为反犹情绪大爆发的观点——这个屠杀非常现代化。换句话说，现代性是集中营出现的必然条件。
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导致大屠杀的每一个条件，都不是为了大屠杀的产生特意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人们看来正常的，甚至是符合我们所熟知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甚至是它内在的世界观的。同时，在大屠杀过程中担任刽子手角色的纳粹党卫军，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或者暴虐成性，相反，大部分进行屠杀的刽子手也都是正常人，他们仅仅依赖于组织的惯例而不是个人的热情。而这，就对应了鲍曼所提出的理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官僚主义描述成一种十分现代的行为做事的方式。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纳粹分子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 虽然不能说大屠杀是由官僚体系与理性的文化所决定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正是在这样一种官僚制度的环境下，大屠杀的思想才得以构思，并得到发展与实施，换句话说，现代的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思想产生的温床。
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两种制度的产生：官僚制度和经营制度。在鲍曼看来，典型的官僚制度的行事方式是建立一个执行命令的链条，身处这个链条上的人要严格服从命令，按照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来行事。 这也是现代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个人的情感与信仰不再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与之相对，人们需要听命行事，规则——或者更确切地说——程序才是引导人们行为的标准。与此同时，鲍曼提出了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概念。程序理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排斥情感，要求人们按照非个人的准则来行事，严格遵守程序。在将高效奉为圭臬的现在社会，一个组织并不在乎成员的个人情感，也不在乎其中的成员是否赞成组织提出的命令。为了达到高效地工作与生产，组织中的成员只需要服从命令，遵守规则，按照程序行事。
然而，为了达到高效的目的，组织并不是排斥一切的情感，相反，一个组织的成功运行需要两种感情：一种是对合作的忠诚以及履行义务的觉悟，另一种则是对于同一个组织中同伴的忠心，是同甘共苦、不想让同伴失望的觉悟。 道德是除了这两种情感之外的一种强烈的感情，但是却不受组织、不受统治者欢迎，因为一旦人们选择遵循自己的道德情感，就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与道德、与良知相悖的。为了让人们不受自己良知的谴责，不会因此影响了整个组织的效率，组织采取了两种措施。第一种是不固定的责任（floating responsibility），每个人都只是在奉命令行事，对于结果的产生没有责任，并不是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个人。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组织看起来就像是不受人的意志，而是靠非人的逻辑和规则自己行进的。正是这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的想法，让许多看上去有良知而且正派的人，对残忍行径的实施提供了帮助。第二种措施则是向人们灌输道德中立（ethical indifference）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一切的所作所为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有对与错之别。为了对义务履行的情况加以评判，人们又引入了程序正确（procedural correctness）的概念，即是否按照程序所制定的标准履行了义务。这种正确仅仅与规则有关，不同的规则下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而这种不受道德准则约束的行事准则导致了是道德盲视的产生。上述的这些都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3.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
《朗读者》是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于1995年撰写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国内外赢得了不少奖项，例如在1998年获得德国汉斯·法拉达奖，成为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德国书籍，此外小说更被《明镜周刊》称作是自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之后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功。 小说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好评。2008年，《朗读者》被拍成同名电影，并获得五项奥斯卡奖项提名。
表面上看起来，小说《朗读者》讲述了年轻学生米歇尔和比他年长二十多岁的列车售票员汉娜之间的忘年恋的故事，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却不仅仅是一段热情似火而又凄美的爱情故事，作品的深层寓意是战后德国对于历史、对于二战的反思，尤其是对于大屠杀罪行的自我反省。
书中的女主角汉娜在与米歇尔相识之前，是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看守，其间十分优秀地完成了上级安排给她的工作。在一个如往常一样的夜晚，关押着数百名女性犯人的教堂突然起火，但却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害怕犯人们逃脱造反，汉娜和其他女看守都没有选择打开教堂的门，将被困的囚犯们放出，而这没有开门的行为却造成了几百条人名消亡的严重后果，汉娜在内的女看守们也因此在8年后站到了法庭被告的位置上。在审判的过程中，汉娜并不认为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有任何过错，她执行了上级下达给她的命令，也没有做不合规矩的事情。在汉娜看来，自己的行为是理性的，是合乎规范的。然而，这种倔强并没有给汉娜带来好的结果，却因为汉娜执着与对自己是文盲这一事实的掩盖而被判入狱。
其实仔细分析，汉娜的话不无道理，而因此做出的行为也无可厚非。在下一章里，笔者将结合之前所提出的鲍曼对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观点，对小说《朗读者》里的大屠杀进行分析。
4.小说《朗读者》中的大屠杀分析
施林克创作这部小说，并不仅仅是为了向人们讲述一段忘年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去表达战后德国人对于战争和大屠杀的反思，书中对于当时那段历史的描述，大多是通过汉娜以及对于汉娜的审判体现的。
自从那个夏天汉娜不辞而别后，米歇尔再次见到她，是在法庭上，此时的汉娜则坐在被告席上。直到这时，米歇尔才知道原来汉娜曾在战争中为纳粹政权效过力，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算上汉娜，同时成为被告的一共有五人，她们都和汉娜一样，在那段历史中扮演了集中营看守的角色，她们的任务就是看押集中营的犯人，维持秩序，防止逃跑或者反叛事件的发生。然而，对她们的主要指控之一是发生在奥斯维辛附近克拉科夫的一所小集中营的事件。一天夜里，关押犯人的教堂因为掉落的炸弹起了火，火光冲天，因为女看守们没有将教堂门打开，几百名犯人就这么被活活烧死了。另一项重要的指控则是与集中营犯人的挑选有关。每个月大约有六十名妇女被送出奥斯维辛，同样的，还会有相同数量的人被送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法庭上，面对审判长的审讯，汉娜没有回避没有否认，只是偶尔对于不实的指控进行抗议。
“你们当中没有人回避此事，您所讲的包括所有的人吗？”
“是的。”
“难道您不知道您是送那些囚犯去死吗？”
“当然是知道的，可是新的要来，先来的必须要给后来的让地方。”
“因为要腾地方，您是这样说的吧：你，你，还有你就必须被送回去杀掉吗？”
汉娜没有弄明白审判长想以此问什么问题。
“我有……我认为……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这一段对话发生在审判长对于挑选犯人指控的审讯中，在汉娜对如何挑选送出集中营的犯人进行了解释后，审判长问汉娜是否知道这些被送走的犯人的命运，汉娜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看守们明知其结果而为之的做法，只是因为要给新来的犯人腾地方。在她们看来，自己只是服从了上级下达的命令，执行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即使知道犯人们被送走后所面临的结果，也没有对任务的安排进行反抗，甚至没有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在对话的最后，汉娜反问审判长，如果审判长身处当时的情况，会选择如何处理这种事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也是因为汉娜不知道自己除了服从命令还可以采取怎样的做法。
在之后的审判中，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为了减轻自己被告的罪行，将挑选犯人时做决策的责任都推给汉娜一个人，但是汉娜却对这种指责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相信，我不是唯一的一个……”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环境下，汉娜不是唯一的有这种想法，并实施这种做法的人，所有的看守都坚持着同样的理念，在她们心中，道德或是良知是没有用的，她们能做的就是服从命令，按照规则办事。
在对于教堂起火后见死不救的指控中，审判长质问为什么看守们不把门打开，而是选择让数百名囚犯被大火活活烧死，他问汉娜，是否担心囚犯们逃跑，担心自己会因此受到判决，汉娜答道：“我们当然不会轻易地让她们逃跑的，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都在看守她们，在集中营，在行军的路上。我们看守她们的意义所在正是不让她们逃跑。……”在这段话中，汉娜说明了自己的职责所在，告诉审判长自己作为看守的义务就是看守犯人，不让她们逃跑，而在起火时没有打开教堂门，也正是因为要履行看守犯人的职责。同时，这一次汉娜也对审判长提出了“要是您的话会怎么做呢”的疑问。
通过上面两项指控和汉娜对指控的辩驳，可以看出汉娜的这种状态并不是个例，当时如她们一样处于整个统治阶层底层的看守，再往上的命令发布者以及位于顶层的掌权者，对自己的工作对整个社会的运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汉娜对审判长提出的两次“换做是你您的话会怎么做呢”的反问，也恰恰体现了这种仅仅依靠理性、无视道德、奉命行事现象的普遍性。这种无视道德、无视良知的行事方式被米歇尔斥为“麻木不仁”。集中营的看守们把自己每日的工作看作常态，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的行为也被视为家常便饭，这些行为使他们成了麻木不仁的代表。然而，不仅仅是看守们，即使是被看押的囚犯们自己，也是麻木不仁的，为了适应在集中营中的折磨，为了适应每个月新来的犯人那种惊恐的眼神，犯人们只得用麻木不仁来麻痹自己。其实除了战争的亲历者，作为旁观者或是评判者的后人们也是麻木不仁的。被告们的辩护律师在整个审理期间，始终吵吵嚷嚷、骄傲自负，并不在乎事件本身的对错，而只是为了帮被告辩护，并且执意要争个高低。此外，审判员和陪审员也是麻木不仁的代名词。开始时，他们会对所听到的案件表示震惊、悲痛、同情，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也开始在审理过程中交头接耳，也会因为证人繁琐的证词而不耐烦地叹气。不只是处于战争中的人们受到“理性、高效”的引导，当今社会的人们也将追求效率放在首位，为效率和成绩是瞻。一个人的麻木不仁只能说是特例，两个人的麻木不仁也不能成气候，但是当整个社会的麻木不仁时，就将会酿成大错。
上述这种无视道德，只按照规则行事的行为准则，也与之前提到的鲍曼所说的官僚制度相对应。作为官僚体系底层的看守们，能做的就是服从上级下达的命令，将规则、理性还有效率视为最高行为准则，这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人人都追求理性，也就会追求高效。要实现高效，就少不了对程序理性的遵守。人们只是按照相应的程序办事，只是遵守了相应的规则，虽然这些都是以漠视道德为代价的。这种将理性和技术奉为圭臬的行为，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越是追求高效与理性，就越会遵守规则、按照官僚制度来行事，也就越会淡化道德的地位。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集中营的运营模式与普通的工厂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原料与产品，在这里体现为人与死亡。执行这些残忍行径的人也只是普通人，他们对犹太人并没有强烈的仇恨或是厌恶的情感，有的只是一种冷漠、无所谓的态度。就像小说中专门为审判开设一门课程的教授所说的那样，“仔细观察那些被告人，您将找不出任何一个真的认为他当时可以杀人的人”。在大屠杀中起到作用的人并不是拥有特殊地位或者是特殊职业的人，而是有可能是任何人。他们每个人都只是做了自己被要求做的事情，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事情的结果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相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是没有责任的，认为自己也是无辜的人。同时，正是这种想法，让他们避免了道德选择。也正是为这种官僚体系的影响，这种对道德淡漠的态度，这种仅仅注重效率、理性与技术的行为，这些现代性的代表特征，为集中营的出现，为大屠杀的进行，提供了思想基础与行为指南，这就是现代性和大屠杀紧密相连的证据。而这同样也是为什么鲍曼不赞同大屠杀是由于欧洲反犹太主义的爆发所导致的，也不同意大屠杀仅仅是有极端思想的政权统治者的意志产物的观点的原因。正是因为现代文明产生的官僚体系深深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人，正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人的“共同努力”，才促使了大屠杀的诞生。现代社会的冷漠与理性才是导致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在鲍曼看来，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人们已经倾向并习惯于用理性去代替其他的评判标准，甚至暴力也已经屈从于理性计算，而这种观点已经被视为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也就不难产生大屠杀这样的现象，即使没有发生，也会一直存在着潜在可能。
通读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几乎找不到有关大屠杀的描写，但是读来依然能感受到当时那种状态下人们的痛苦与绝望，让人们对那段历史感到痛心。麻木、冷漠，是作者对于大屠杀原因的总结。从统治者到刽子手甚至到被关押的犯人，所有人的冷漠才是这场灾难的症结所在。人们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不再遵从自己的良知，不再遵守道德的约束，而是将冷眼旁观视为常态，将屈从理性看作是行为准则。没有人是真正无辜的，对于悲剧的发生每个人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这是残忍的现实，也是施林克通过《朗读者》这部小说想要表达的内涵。
5.总结
作为犹太史乃至全人类历史上永远的伤痛，直到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提起纳粹政权发起的大屠杀，人们无不扼腕叹息。对于大屠杀产生的原因，并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不同于将大屠杀视为少数激进分子的无人道行为，或者是当做一个民族的灾难，波兰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鲍曼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大屠杀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上的事件，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文明和文化的问题；2、现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官僚体制，为人们对效率、对理性的追求创造了条件，也为对道德的漠视思想提供了温床；3、将排斥情感的理性视为行事的准则，以及现代文明的表现，才是导致大屠杀的原因。
此外，笔者还借助鲍曼对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观点，对施林克的长篇小说《朗读者》中关于大屠杀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施林克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那种全社会的麻木不仁，那种对于死亡、对于道德的冷漠，这也正好契合了鲍曼想要表达的追求高效、理性、官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性可能带来的后果。二者都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对罪行的反省，同时也是对现代社会的警示。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Bauman,Z.:Alone Again - Ethics After Certainty.London:Demons.1996.
[3]The Read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Reader
[4]本哈德·施林克.Der Vorleser [M].姚仲珍译，《生死朗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王晓路（1995.09-），女,山东省烟台市人，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
论文作者:王晓路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2月60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3/4
标签：现代性论文; 的人论文; 理性论文; 自己的论文; 道德论文; 官僚论文; 审判长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2月60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