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轨变型时期的出版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时期论文,变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是当前出版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题目。在研究新的出版体制的基本框架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把其置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座标系中。我们国家现在总的发展态势是转轨变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世纪之交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转变”这个词极为生动地概括了我国当代的历史主题和历史特点。“转变”表明我们现行的体制实际上属于一种还没有“定位”的体制；“转变”表明旧体制正在消失，但还没有完全失去作用，新体制正在逐步建立，但还没有最终确立。这样一个态势和特点，是我们思考和研究新的出版体制的基本出发点和客观依据。
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当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400美元向2500美元过渡的时候，就进入了政治发展学中常讲的“社会经济的不稳定阶段”。一个国家处于绝对贫穷或十分富裕的时候，其社会政治结构都是相当稳定的。因为绝对贫困和十分富裕都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自然衍生物。恰恰是一些正在由穷变富的国家最容易出现社会动乱。把话说得直白一点，穷稳定，富稳定，不穷不富不稳定，特别是由穷晋富的时期不稳定。导致不稳定的原因在于这个时期出现了新旧体制的转轨变型。旧体制失位而没有失效，新体制生效而没有到位。新旧体制的转轨变型与建筑工地上的搭拆“脚手架”不同，一个工程向另一个工程转移的时候，只要把钢木构件拆除重组就行了；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转轨变型则基本上不适用“构件重组”的方式，而是要在旧框架上更新构件，因此在一些时候，当旧的构件被拆除后，新的构件未必能够及时装上，这就容易使得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总体框架出现许多结构性的薄弱环节。在整个总体框架的结构性更新的过程中，许多时候实际上是在进行“风险操作”，因为“薄弱环节”随时都可能导致整个结构坍塌。“稳定”就成为这个过渡时期最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稳定是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基本前提。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主题就是通过稳定保证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促进文明进步，进而完成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变革。整体地把握设计和体制转轨变型，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社会经济结构转轨变型过程中进行“风险操作”最基本的条件。
从国家社会政治结构转轨变型的基本要求出发，我们就可以把握到出版业在这个转变时期的基本使命。一方面，要最大量地满足转轨变型时期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对出版物所负载的各种知识日益增量的要求；一方面，要保证国家对社会基本舆情的总体把握，因为这是对社会政治结构转变作“风险操作”的保障条件之一。
由于国家的基本体制处于转轨变型的阶段，出版体制的未定型性也就是显而易见的。现行的出版体制是一种未定型的体制，是一种正在进行结构重组的体制。出版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国家整个经济转轨变型的大环境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与出版体制重组相结合的产物。用“转轨变型”的观点来分析现行的出版体制，可以看出，我们的许多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都还处于不定型的阶段。不定型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一般地说，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循着出版业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调整，不断变化，不断适应，逐步定型；一是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背离出版业自身发展的规律，逐步被淘汰。那些能够逐步定型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必须既有着充足的现实合理性，又有着可以对其进行改革重组的客观基础。充足的现实合理性和改革重组的客观基础是我们判断现行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能否最终定型的重要尺度。我们国家的许多现行的出版管理制度应该说都是具有充足的现实合理性和改革重组的客观基础的。比如对出版单位创立的审批制，由于其符合前面提到的出版业在转轨变型时期的两项重要使命，并且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相适应，有利于国家对转轨时期社会舆情的总体把握，其现实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是应该也必须坚持的。又比如针对买卖书号严重泛滥而出台的对出版社使用书号进行总量控制的措施，就表现出较强的改革和重组的基础。买卖书号，可以说是世界出版业独一无二的现象。出版业发达的国家没有这个问题，一些在体制上仍然属于高度控制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问题。书号像“有价证券”一样被买卖，既与现行的出版体制有关，也与我们的体制处于过渡期有关。为此，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实行了对书号进行总量调控，确实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又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对这项措施进行着不断调整和完善。近来，新闻出版署通过年检确定了一百多家出版社为良好出版社，并决定对这些出版社使用书号不需限制。这不是对过去做法的简单回归，而是管理制度在更高层次的发展。现实的合理性与改革重组的客观基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未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中能够逐步定型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都应该同时具有这样两种特性。
研究出版体制，引入未定型的概念，对于深化我们的认识是很有裨益的。应该说，出版的定型体制并不是难以寻求的，对出版体制中的若干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进行学术性的孰优孰劣的比较也并不困难，难的是规划和设计好由不定型体制向定型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具体战术和策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一个管理制度或一种运行机制，如果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如何在转轨变型时期既坚持合理性，又适时地调整和变革；一种管理制度或运行机制如果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合理性，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予以屏弃。出版体制的转轨变型，实际上就是出版体制的磨合。磨合集中体现为现行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相互适应，彼消此长。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举。前一段时间，一些对“性问题”进行露骨描写的小说相继出版，在严格审读的基础上，有的书被作为淫秽、色情出版物查禁了。对此，一些人颇不以为然，认为对出版物中“性”泛滥处置严厉是保守主义的表现。应该承认出版物中的“性”泛滥与“性”问题的学术研究是有区别的，对“性”问题的鉴别力与读者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个人修养有关。在中国这样的“性”教育历史基础和“性”文化传统比较畸型，文盲和半文盲还有相当比例的国家，对出版物中的“性”泛滥问题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是不难判定的。完全可以设想，即使在将来定型的出版体制中，对出版物中的“性”泛滥问题，也不会像个别西方国家那样持放任自流态度的。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新旧武侠图书的出版管理问题。80年代中期，我国出版界先后有过多次新旧武侠图书的出版“热”，为此出版管理部门曾经针对新旧武侠图书出版“热”的问题制定过若干管理措施，其中包括专题报批等。但随着读者和出版者对新旧武侠书越来越趋向于有理性，具体的管理规定也就逐步放宽了尺度。细细想来，“磨合”这个词用来描述出版体制的转轨变型过程，实在是非常妥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