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刊资料与近现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史论文,中国论文,报刊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5)01-029-07
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些报刊不仅种类数量繁多，而且 版面讯息量大，有些还存在时间很长，堪称是中国近现代的史料宝库之一。它们在中国 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起着巨大作用；可以说近现代史的研究离开了 报刊史料，会有好多问题无法深入下去和不能说清楚透彻，这将是不完整的史学研究。 因此，我们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地发掘和利 用报刊史料，以进一步开拓各个领域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一、近现代中国报刊是一个史料大宝库
报刊史料是人们对近现代出现的报纸及期刊上所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的统称。中国近 现代报刊的产生和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近代中国出现了创办报 刊的第一次高潮。在1895～1898年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所创办的报刊 约在50种左右。全国各地这期间出版发行的报刊则达74种。(注：参见赵建国：《近代 中国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博士论文稿)，第14页所列之图表。)紧接着，在清末推行 预备立宪新政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潮高涨的20世纪初年，又再次出现近代中国人办报 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年到1911年，国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新报刊达20 0种以上。其中上海最多，达80种以上，杂志多于日报；其次是北京、广州、武汉、天 津、长沙，北京、广州都在30种以上。”(注：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山西 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这一时期的报刊数尚有100余种一说。如《时报》1905 年3月13日的《宜创全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称：“我全国所有之报纸合计不过百 种”；又天津《大公报》在1905年的调查表中虽列出中外文报刊302种，但却指明其中 有150种已佚，继续出版的为152种。见《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 01年版，第523页。《时报》和《大公报》的上述统计，显然未及1906年以后的报刊。) 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近代中国报业界曾一度出现过其黄金时期。“据统计，武昌 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至近500种，总销数达4200万份 。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记录。其中仅1912年2月以后，向北京民政部进行登 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90多种。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 汉等地。其中在北京出版的约有50多种，占1/9，最多；在上海出版的有40多种，次之 ；以下为天津35种，广州30种，浙江20余种，湖南11种，武汉9种；连僻处西南一隅之 地的四川省，也一下子出版了23种报纸。”[1](P676～677)袁世凯1912年窃国后不久， 曾大肆砍杀革命的报刊，以至酿成了“癸丑报灾”，全国的报刊数锐减为140种左右。1 916年袁世凯毙命后，全国之报刊又有所振兴和发展，仅北京一时并起者就达70多家。 至于全国各省在近代到底共有多少报刊?现尚无法得出全面的统计数字，不过已有专门 的研究显示：仅湖北省近代实际创办的报刊总数就在“300种左右”，而目前见到的“ 报刊辑录”中收有191种。[2](P1～2)由湖北—省办报之情形，不难想到全国各省在近 代所办报刊的数量之多。
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进和新民主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现代史上的报刊当然要比近代的 报刊数多得多。现有资料表明，仅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和支持的政府机关 与团体等，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创办的革命报刊就至少“有4505种。其中按历史时期 分：中国共产党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报刊322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884种；抗日战 争时期1579种；解放战争时期1710种。按编印单位所属组织系统分：党组织和人民政府 报刊2469种；群众团体报刊1026种；人民军队报刊1010种”。[3](凡例)对于新民主革 命时期各省市的革命报刊情况，目前尚无法尽知。笔者从2001年出版的《广东革命报刊 研究》一书中，统计出广东各地区1919～1949年的各类革命报刊约有779种，其中五四 运动前后出版者32种，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版者157种，土地革命时期出版者173种，抗 日战争时期出版者272种，解放战争时期出版者145种。由广东一省之情况可以想到全国 各省所办现代革命报刊之多。需指出的是，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除有上述众多的革命 报刊外，尚有反动统治阶级阵营出版的大量反动报刊，及外国侵略势力在华创办的一些 报刊，还有社会民间力量所办的为数不少的所谓中立性报刊。总之，中国现代史上出现 过大量的各类报刊，它们为我们保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研究资料。
近现代中国报刊不仅种类众多和数量庞大，而且还因它们发行的面广，其中有些又存 在时间很长，所以这些报刊史料得以长期保存下来，不易消失。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报刊 ，都在国内外设有代销网点，其中不少销量在一二千份、几千份到万份间不等，且多有 超出万份者。如《时务报》的销量，创刊初约4000份，第一年“在八千份左右，第二年 传播至万二千通，代售处计达109所，遍布全国70个县市”，销数“最多时达一万七千 份”，(注：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台北商务印书有限公司1987年版 ，第178页；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徐 谓该报半年后销7000份，一年后达到13000份。)《民报》每期“一般印万份左右，最高 销数为一万七千份”；[4](P113)《新青年》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发行所74个，新加坡 有分发行所2个，发行量最多时达1万5千多份”；在1934年中央苏区的34种大小报刊中 ，“《红色中华》、《红星》、《斗争》、《青年实话》等的发行量都达2万份以上” 。[5](P98，96)有些报刊的发行数甚至多达十几二十万份。如《申报》的销量1912年时 为7000份，1917年“增加到二万份，后来发行到十五万份(1932年)，成为著名大报”； 《新闻报》更深受工商界及广大市民们的欢迎，“销量最多达到20万份，创近代报刊发 行史上的最高记录”。[6](P310，32)
在近现代中国众多的报刊中，存在时间短者固然很多，但报龄长者也不少，有些报刊 自身沿革变迁的历史，就可折射出近现代社会政局与社会生活的演变。中国近现代报刊 之报龄超过70年者有《申报》、《华字日报》等，创办60年以上者有《中外新报》、《 循环日报》等，存在50年以上者有《新闻报》等，出版40年以上有《大公报》、《东方 杂志》、《南洋总汇报》、《时事新报》等，维持30年以上有《时报》、《广东七十二 行商报》、《益世报》等。至于创办几年、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报刊，就不胜枚举， 其中有些虽报龄不长，但却知名度和影响颇大。如《苏报》、《民报》、《新民丛报》 、《向导》、《民国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等。另外，外国人在华办的 中外文报刊有些也报龄很长，如跨世纪的有《字林西报》，存在二三十年的则有《万国 公报》、《大陆报》、《盛京时报》、《燕京时报》、《大美晚报》等。它们也颇具史 料价值。
如上所述，近现代中国确实出版了众多的各类报刊，有些发行量很大，存在时间又如 此之长，它们在全国各地被收藏保存下来的可能性自然就大；一般地说，报刊史料不会 像档案史料那样，因社会政局变动而散失或被毁灭。截至目前为止，近现代著名报刊的 影印本有五六十种，还有不少报刊已制作成缩微胶卷，原报刊完整保存下来的也颇多。 这就为近现代史各方面和各领域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说近现代报刊是 一个宏丰的史料大宝库，这一点也不夸张。就拿《申报》来说，其77年中共出报25600 号，[7](P79)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该报不仅大量记载了创刊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 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记载了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报 纸存在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各个角落。……被人们称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 史料宝库，不可多得的历史百科全书’”。[5](P134～135)我觉得用这个评价来说明近 现代中国报刊，也诚不为过。
二、近现代报刊史料的重要价值和特点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报与刊曾一度没有什么区别，人们时常将两者统称为报刊。近现 代中国报刊史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及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其一，报刊史料是公开出版、显现于社会的第一手材料——有些是原始文本资料，有 的则是经过访员与记者加工的非原始材料。一般来说，报刊上登载的政府法令、公告、 公牍和其他公文，及各党派、团体的决议、宣言和声明等文件，都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 。它们与正式文献无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辛亥革命时湖北军政府的《湖北公报》 中找到最好的证明。它在“发行凡例”中明确规定：“《湖北公报》为湖北法令公布机 关……省城各司、处通行本省各县及其他公署并各团体之文书，均由《湖北公报》刊布 ，各司、处毋庸再以文书布告”，“中央政府颁行之法令亦随时刊布之”；“每日发行 一次”，“其内容分命令、公电、法制、公式各类”；“凡法令除有专项规定施行期限 外，省城以刊登《湖北公报》之日起，外县以《湖北公报》递到之日起，一体发生效力 。”[2](P309～310)这就是说，报刊所登载的法令和其他公文等，“与正式公文享有同 等效力”，是货真价实的原始材料。一些报刊上刊登的名人演讲、谈话及函电等，虽大 多不是作者的原稿，而是由记者或访员笔录整理而成的文字，但它们仍属于第一手材料 。人们在编辑有关人物的文集时，一般都将报刊上披露的这些史料收入其中。如《孙中 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及《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就是这样做的：“全集”各卷的 编者都从《民立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上采撷了不少史料新篇章；“集外集”的编 者仅从1911～1913年的《天铎报》、《申报》中，就收录了“全集所未载的佚文一百多 篇”，该书份量最多的是“谈话”部分——“约10万字，占1/4”，其来源多是“当时 报刊上新闻记载”。[8](后记，P900；序言，P2)“集外集补编”收入了“600余件文献 资料”，其中不少是编者“从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及《广州民国日报》采撷” 来的，尤其在后者上面“发现不少孙中山的文章、言论、函电、宣言、文告、指令、训 令等”。[9](后记，P474)近现代报刊上关于重大事件与人物活动的报道，虽是记者的 专访或见闻，但其毕竟是当时的记载与评述文字。与回忆史料及方志史料相比，它们在 很大程度上更多地保留了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内容的本来面貌，因而仍属于第一手材料 。至于报刊上登载的广告、经济讯息和商业行情等，也是属第一手材料。总之，当时报 刊所记载与披露的这些第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其二，报刊史料的内容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成为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的一部 百科全书。在近现代中国，报刊是人们观察了解社会生活现象的主要窗口。各种报刊为 了争取读者和扩大销量，总是在刊登的内容方面尽量力求丰富多彩：人们的日常生活， 社会各党派、团体与名人的活动，政府的大政方针，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 、文化、教育等情况，无不在当时的报刊上有所披露和反映。可以说，报刊的内容涉及 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历史活动的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报刊史料范围的广泛性 及其内容的丰富多样。关于这种情况，我们从一些报刊的宗旨，及其所设立的栏目中可 见一斑。如《时务报》标明其四大任务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 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为此它设置了10多个栏目；《新民丛报》头一 年就设有二十几个专栏；它从第二年起又新增了八九个栏目，并改“短评”为“时评” ——细分为“政治时评、教育时评、学界时评、群体时评、杂评、评论之评论”；《东 方杂志》以“启导国民洞悉时事、增进知识”为宗旨，内容侧重于时事记载与评论，所 设之栏目约有20个。[6](P82，72，242，173)又如《广州民国日报》，素以“消息敏捷 ，记载详明”为办报方针，设有近20个重要的栏目，并还每星期出版各类附刊或特刊， 如《孙文主义研究》、《党声周刊》、《文学周刊》、《科学周刊》、《经济周刊》、 《平民周刊》、《反基督教周刊》、《影戏周刊》、《农村半月刊》等。因其内容涵盖 面广、信息量大，故订一份该报即如“得到十余份性质不同的报纸一样”。[10](P95～ 96)在各报刊众多的栏目中，政论时评和新闻报道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政论时评“一般 都占到整个报刊篇幅的1/3以上”；在大型的报刊上，每天或每期一般“都刊有二三十 条新闻，多的时候在50条以上”，以对近日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进行“全面而扼要的报道 ”。[1](P644，648)这些无疑为后人留下了很丰富的史料。
其三，报刊史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些报刊随着时代的发 展进步或主办人的变更，其政治立场往往会出现变化。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以往的全 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至今 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11](P240～241)而“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 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2](P260)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一部 分的报刊舆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和客观存在的反映，当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 在反映客观世界，并创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总是要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中国近现代报刊如按其政治立场与态度来划分，主要可分为代表先进阶级与社会前进 方向的革命报刊，及代表衰颓势力与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报刊两大类：近现代革命报刊 是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政党、革命政权和军队等所出版的报刊，以 及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机关、人民军队、人民团体等所创办的报 刊。这些报刊是近现代中国先进阶级和革命势力的代言人。它们详细而又全面地反映了 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方面的重要活动 ，是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真实可靠记录。这些报刊有着十分广泛而丰富的内容，是主要 的革命斗争史料之一。因革命报刊上还载有不少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文章与材料，所以 它们同时又是研究反动政权的重要辅助史料。近现代反动报刊是指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政 党、政府、社团乃至个人等所出版的报刊，如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报刊、北洋军阀系 列报刊、国民党政府系列报刊、汪伪政权系列报刊及伪满洲国系列报刊等。这些报刊是 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的喉舌。它们发表过大量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各种 文字，记录了旧(伪)政权的各种统治活动。尽管反动报刊史料在内容上具有反动性、虚 伪性及文牍主义泛滥等特点，但如能正确加以利用，则它们仍不失为是研究列强侵华史 、民国史尤其是国民党史和各旧(伪)政权史的重要史料。
此外，还有一些介乎于革命报刊和反动报刊之间的民办报刊——这是指由个人或家庭 及社团等出资创办的、标榜中立性的报刊。这些庞杂不一的报刊，内容也广泛地涉及到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与民众生活等各个方面，其对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党派与人物活动及其他的新闻要闻，往往皆有所报道和评述。它们虽淡漠于政治活动， 政治性较为薄弱，但对于“国事”仍有其政治立场的倾向性——即表现出阶级性：或同 情与支持革命势力，或附和尾随反动势力，而没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所谓中立之立场 可言。至于同一报刊因紧随形势发展或主办人更换等而前后政治立场改变的情况，我们 可以从《苏报》转向革命、《南洋总汇报》由革命变为保皇，及《申报》对辛亥革命由 非议到同情乃至颂扬等事例中，找到很好的明证。这亦正好说明了报刊是阶级的代言人 ，报刊舆论的确有阶级性。
总之，近现代中国报刊史料是第一手资料。它除了有上述的三个主要特点外，也还有 其他特点，诸如新闻广告性强、报道不够准确、文牍主义泛滥等。我们只有弄清楚各类 报刊史料的研究价值和基本特点，才能在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中，更好地坚持历史的、 全面的、联系的原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切实做好报刊史料的发掘、鉴别、考订、收 集、整理等工作，以保证能准确地运用这些资料来为史学研究服务。
三、报刊史料对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报刊史料占有重要地位和起着巨大作用。众所周知，对近 现代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翔实和准确史料的基础上。报刊史料在 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为近现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便利与可能。研究的深化 一是指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二是指将原有的研究工作推进一步，这都有赖于借助报刊史 料才能取得可观的成效。本人在研究工作中体会到，报刊史料对拓展、深入近现代史研 究所起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近现代报刊史料能补充与增添重要历史人物活动的新史料，以进一步推进人物 生平活动和思想实践的研究。我想以有关孙中山研究新史料的发现和增补来说明这个问 题。国内已出版的孙中山文集及年谱长编等，都从近现代报刊上发掘和增补了大量的新 史料。据笔者统计(下同)，仅《孙中山全集》第5～6两卷，就从《民国日报》、《中央 党务月刊》、《广东群报》、《民信日刊》、《国民公报》、《时报》、《羊城报》及 《益世报》等20多种报刊上，增补了537篇新史料，其中从上海《民国日报》中收录者 为225篇，从《中央党务月刊》中采撷的有136篇。《全集》的其他各卷也收入了报刊上 披露的不少新史料，如该书第2卷就从《民权报》、《天铎报》、《太平洋报》及《民 主报》等各种报刊上，采录了150多篇新史料，其中《民立报》上的占105篇。
由于孙中山活动的范围广，交游国内外人士多，有关他的文献资料散在海内外者不下 数十万件，故《孙中山全集》的收入难免会有遗漏。有人指出：仅在1912年的《申报》 和《大公报》上，就发现有“全集”未收入的“佚文38篇”，“异文30篇”，合计68篇 。[13](P123)因此遂有《孙中山集外集》及《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的先后问世。这两书 的新史料几乎有过半是从报刊上收集来的。如在《孙中山集外集》中，报刊史料篇目的 收入量，分别占论著、演说、文电、文告、规章、杂著等6类收入数的66.7%、72%、64% 、66.7%、58%、52%；《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共从各种报刊上收入论著、谈话、函电、 公牍等374篇，占该书总篇数的56.9%。这些报刊上的新史料，对深化孙中山研究的帮助 很大。如从上海报刊上采到的孙中山与袁世凯的10多次谈话，就为研究孙、袁之间复杂 的矛盾斗争，及研究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的谋略及其品格，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孙中山年谱长编》是一部约156万字的巨著。它客观而真实地叙述了谱主孙中山光辉 的生平活动和革命征程。北京的一位著名史家在审稿后写道：“《孙中山年谱长编》资 料搜罗之宏丰，叙事之翔实，考订之精审，对已有成果之吸取，都是以往同类作品难以 望其项背的。”该书因此而荣获国家教委、广东省等3项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该 长编“全书征引论著资料等330余种，征引期刊杂志110余种、报纸50多种，利用中、英 、日、俄文档案多种”。[14]可见报刊史料是其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据笔者统计，仅 “年谱长编”的1924～1925年部分，就从《广州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申 报》、北京《晨报》、《顺天时报》及《中国国民党周刊》等20几种报刊上，采撷了81 5条新史料，并运用它们来叙述谱主在国共合作实现后的思想活动和战斗历程。有人曾 评论说：“1924～1925年3月部分的篇幅，约占全书字数的1/6；里面第一次以大量的史 料记叙了孙中山努力建立和维护国共合作，及其推行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史实”。[14]使孙中山晚年的生平活动厚实丰满起来，正是“年谱长编”大大超越台北 版《国父年谱》(增订本)的突出贡献。这全赖于报刊新史料的发掘收集与准确运用。
其次，近现代中国报刊史料有助于我们开拓史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领域；一全份或某 些重要地方性报刊的发现，其史料往往可以拓展与深化该地方史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 ，可用广州《民生日报》史料与辛亥粤省军政府研究为例来说明之。辛亥革命时期各省 军政府的研究，囿于史料不足，向来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以往民初粤省军 政府的研究也是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本校图书馆发现了一份广州《民生日 报》(1912.5～1913.10出版)。这份由广东同盟会员主办的革命报刊，经常刊登广东军 政府发布的律令、条例和其他公文，并及时报道军政府各部门的重要会议及其他的一系 列活动。实际上可视其为军政府的机关报。本人依据和利用《民生日报》上刊登的大量 新史料，很快就开拓了广东军政府研究的新局面，先后在《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民初广东共和制度的建立及其失败》、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与民初粤军政府推行的地 价税契案》、《广东民初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广东军政府裁编民军新论》、《民 初广东教育改革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孙中山民初的施政方策与当时广东军政府的实 践》、《“宋案”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等8篇论文。它们剖析了广东军政府的机 构与人员组成、施政的具体内外政策，及其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从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文教等各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论证了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制的地方革命政权。这些成果填补了广东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空白，丰富了整个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报刊史料在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近现代中国报刊史料有助于我们辨明和订正一些史实谬误，以还历史事件与活 动的真实面目。本人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切身体会，拟从下面三点来说明之：
第一，报刊史料可帮助我们纠正回忆史料之误差。如关于何香凝曾否为蒋介石、宋美 龄结为夫妇证婚的问题，自廖梦醒女士1984年在忆述中说：“母亲拒绝”当蒋宋联姻的 “证婚人”，“没有参加蒋介石的婚礼”以来，(注：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几乎所有研究何香凝的论著都将之作为信史加以征引 。笔者在1989年出版的《廖仲恺和何香凝》一书中，就曾引用这一史料；此说甚至还传 讹至今。(注：有人在前不久出版的论著中仍沿用廖梦醒的说法，参见蒙光励：《廖家 两代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而实际上，本人早在1994年就 根据1927年12月初上海《申报》关于何香凝与蔡元培、李德全等人一同参加蒋介石和宋 美龄结婚典礼全过程的详细报道，[15]对廖的忆述进行过纠谬：当时我撰写了《从何香 凝为蒋介石证婚说起》一文，发表在该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明确指出“现有史 料充分证明，何香凝不仅出席了蒋、宋的婚礼，而且还是证婚人之一。”[16](P176)依 据《申报》史料得出的这一结论，既还历史事实以真实面目，又对几年前拙著误引廖说 一事进行了更正。
第二，报刊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订正以往的一些不确说法。如关于孙中山的民国南京临 时政府是否能行政与号令各省的问题，自尚秉和在《辛壬春秋》中指出孙的“号令不能 行”以来，有些回忆录和著作也附和此说，或认为南京临时政府之号令不出府门，或指 出它“虽有中央政府之名，却无中央政府之实。……孙中山身为临时大总统……所颁布 的革命法令和政策措施，大都流于有头无尾的具文。”[17](P341)事实并不全是这样的 ——广州《民生日报》上所刊载的史料，就足以证明粤省军政府忠实地遵行了孙大总统 所颁布的施政方策和各项律令。基于此，笔者根据和运用《民生日报》史料等写了一篇 论文。它从分析军政府的施政指导原则及其行政的内外方策与实践入手，说明辛亥粤军 政府在按同盟会革命方略发布民主性告令与律例、扫除前清官场恶习陋规以清明吏治、 严禁吸种运鸦片以彻底铲除烟毒、切实维护公民人权与尊严、发展生产和关心人民生计 、推行地价税契与赋税改革、派兵参与北伐和裁遣广东民军、保护学堂与发展新式教育 、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等9个方面，都将孙中山制定与颁布“各项方针政策认真地 付诸施政实践，力图将广东建成孙中山所希望的模范省”。由此可知，尚秉和等人的说 法是与史实不相符的。[18](P177～207)
第三，报刊史料可帮助我们搞清历史人物活动与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并在此基础上 订正以往的一些史实和时间错误。报刊的新闻报道讲求时效性，一般在事发的当天或隔 一二天就会见报，不少报道还会指明事情的具体日期。这为我们确定史实的时间提供了 便利。如本人曾依据《广州民国日报》上提供的具体日期，对孙中山1924年生平活动的 若干时间——如开讲《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一讲的最早时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的定稿日期、督师北伐移大本营到韶关之时间，民权主义第3、6两讲的日期、北上期间 由沪启程赴日本之时间等等，进行了补正。[19]笔者和同事们在编《孙中山全集》和撰 《孙中山年谱长编》的过程中，曾依据报刊史料注明的时间，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 “年谱长编”中“共有注文约600个，其中属于考订性的注文有250多个”。这些考订更 正了以往不少史实和时间方面的错误。[14]陈旭麓教授等在编辑《孙中山集外集》及其 “补编”时，也依据报载日期确定或订正过不少史实的时间。如《孙中山集外集补编》 在收入《广州民国日报》上新发现的孙中山的“一百多件”指令、训令等时，就“大部 根据报载日期”来确定其时间。[9](后记，P474)在此我们不难看到，报刊史料在断定 人物活动和史事发生时间方面起着重要的参证作用。
通过以上全文的论述可知，近现代中国报刊是一个种类繁多和数量庞大，刊载内容涉 及面广而包罗万象的史料大宝库。它们保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在中国近现代的研究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缺乏报刊史料的任何研究，都是不够完 整与深入的研究，将会遇到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说透彻，并使不少领域(尤其是社会史 、经济史与文化史等)研究的深化受到限制。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近现代报刊史料 的重要价值和巨大作用，努力掌握各种报刊史料自身的特点及其收集途径与方法，注重 大力发掘、广为搜罗和准确运用各类报刊史料，以便不断把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领域和 各个方面之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以期取得更多的丰硕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04-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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