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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 Classification:F390,B140.
执笔：裴小革
2007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2008年以来又引发了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从操作层面来描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是必要的，但更需要的是从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等方面，认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实质，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探索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科学方法。这就需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
一、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就不断出现，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涉及生产分配关系改变的政策措施，使危机的形式有所变化，危机的程度有所缓和而已。
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按照流通领域中的事件，如交易所的恐慌、银行倒闭等等来确定危机的开始。而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看来，生产领域中的事件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指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是危机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包含危机的内容，也没有包含危机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马克思，中译本，1975，第581—582页)。
随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西方主流经济学放弃了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原因的研究。它们的各种理论顽固地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产领域没有矛盾，是终极的永恒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的立场使西方经济学害怕指出使资本主义在其特有的内部运动规律作用下遭到革命性崩溃的力量。而这样，它也就给自己堵塞了理解危机本性的道路。因为，周期性重复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崩溃的基本原因，同样都是生产的社会性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必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生产者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主义市场便不能按照资本对增殖其价值的要求扩大容量。
恩格斯指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恩格斯，中译本，1971，第300页)周期性重复的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全部矛盾的爆发。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就是把所积累的扩大再生产的尖锐矛盾作暂时的强制解决。然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仍然保存着，而且由于每次危机的结果而更加深刻，并且必然要导致新的生产过剩危机的产生。
列宁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出现的新现象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一样，列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时，也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入手，始终抓住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中心环节。列宁认为，垄断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而垄断产生后，一方面使生产社会化有了高度发展，以致国际化了，另一方面又使占有成为极少数人的垄断私有，这样就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并突破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都进一步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他说：伴有国际金融危机等灾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中译本，1972，第164页)。
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列宁的论断。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由于掌握了巨额资本，这使得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能力空前加强，并出现了主张由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做出了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干预克服金融危机的尝试。应当承认，国家干预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私人垄断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容纳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方面的局限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1973年止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有很大关系。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看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靠人为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受到抑制而不能充分展开。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到一定时候必然会逐步弱化它的推动作用以致拖延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1973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艰难局面，并不是偶然的，正是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分依赖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长期积累的恶果。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危机措施，使危机得不到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的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多余产品的应有功能，以致使已有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得不到应有的解决。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发生在金融领域，根源却在生产领域。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社会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还是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只不过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在实体经济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当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作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并不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相反，它只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以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论证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而且还以其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这种理论对于全面认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研究如何治理危机也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他们更注意到，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增长的奇迹不是不经波折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危机，它是在金融危机周期爆发中实现的。制约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如科技进步、资本的积聚、人口的增加等等同样对造成金融危机的经济波动发生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发生作用的内容有所不同。科技进步、人口增加、资本规模的扩大，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结果。而经济波动反映的是在经济周期循环过程中，各类经济部门对现有的科技、人口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利用程度的变化。同时，一定时期内的科技水平、人口和资本等资源要素的供给量又影响和制约着这一时期的经济波动，为经济波动限定了一定范围。
恩格斯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金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恩格斯，中译本，1956，第614页)。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研究了固定资本周转周期的长度，并把它与金融危机的周期联系了起来。这一研究特别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名的关于固定资本更新年限的书信来往中。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金融危机及其周期也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金融危机周期的长度又做了不少新的研究。马克思在1872年至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中，插入了如下论述：“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马克思，中译本，1972，第695页)。
从1885年前后至1895年，恩格斯不止一次地阐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周期的延长以致出现长期萧条的问题。他说，“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稍微的营业好转和比较持久的不振这样一种在不同的工业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比较慢性的延缓的交替。但这里也许只是周期持续时间的延长”(恩格斯，中译本，1975，第554页)。他认为自1868年以后，10年周期被打破，无穷无尽的经常萧条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因此可能是周期延长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表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周期爆发的内在因素引起的，尽管周期的长短和危机的程度会因各种条件和原因的不同而不断有所变化。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以往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Reinhart and Rogoff(2008)通过比较研究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战后以来在很多其他发达国家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有相似之处，那种认为战后以来周期性国际金融危机已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消失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他们把战后美国次贷危机以前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分为两类：“五大危机”(The “Big Five” Crises)和“其他银行和金融危机”(Other Banking and Financial Crises)。“五大危机”发生的国家和开始年份分别是：西班牙(1977)、挪威(1987)、芬兰(1991)、瑞典(1991)和日本(1992)。“其他银行和金融危机”包括：澳大利亚(1989)、加拿大(1983)、丹麦(1987)、法国(1994)、德国(1977)、希腊(1991)、冰岛(1985)、意大利(1990)、新西兰(1987)、英国(1974、1991、1995)和美国(1984)。
他们还用数据显示，所有这五大危机都是与一个较长时期重大经济衰退相联系的大规模长时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中日本(1992)危机是它“失去的十年”的开始，其余4次也都带来了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五大危机以外在发达国家发生的那些国际金融危机，则是与众多较小事件相联系的。例如，美国1984年的危机是一次储蓄和贷款危机，就财政成本(GDP的3.2％)来说，要比那五大危机相对较低。而瑞典1991年危机的财政清算成本是GDP的6％，挪威1987年危机是8％，西班牙1977年后危机超过GDP的16％，日本1992年危机则被估计超过GDP的20％。
国际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既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方面的特殊原因，又有现代市场经济机器大工业下诸如固定资本更新等方面的一般原因。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研究了他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的周期性问题，但他们的理论对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周期性也具有一般的适用性。因为引起国际金融危机周期爆发的很多因素，是当代市场经济机器大工业中仍然存在的。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分析工具，结合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当代实践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观察、分析和处理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所遇到的许多新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有其周期性产生的必然性，否认周期波动的存在，试图用取消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器大工业生产来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行为是不科学的，甚至还会加剧波动，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无能为力，我们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指导下，通过发现矛盾、化解矛盾减小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目前特别需要做的是，利用先进的监测、预警技术对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监控，预先掌握其周期运动方向，准确地把握周期各个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转折点出现的具体时间以及扩张与收缩的力度，以便针对不同周期的特点和形成机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尽量减缓周期波动的幅度，降低周期波动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程度，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三、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从时间上看，恰好又发生在中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增长后周期性地出现回落并进入调整的阶段，这就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使得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工作必须强调的当务之急。而中国化“危”为“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同时反对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民族的传播和发展，必须与这些民族面对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时期的坚持和发展，必须与这些时期的时代性问题相结合。舍此，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成为牵引社会经济发展的伟大理论力量。马克思主义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能否发挥应有作用，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精神实质，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尽力吸收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和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其中，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发展的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必须贯彻落实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科学发展观被正式写进了党的文件，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科学发展观的要点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自赵可铭等编，2006，第4页)。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出要以实现工业化为核心，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坚持统筹兼顾等方针原则，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发展走了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正确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推进发展的方针政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四大以后，我们党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了改革开放的新突破，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产生了一些无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错误认识。其中一个观点就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等同，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必然出现金融危机，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必须放弃市场经济。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虽然资本主义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但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用劳资之间交易关系的平等自由掩盖了他们之间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不自由，形成了不断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化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所以应该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明确区分。
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要取消市场经济，而是要尽力消除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因素，即少数人对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的独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讲的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指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使各阶层人民的实际利益都能够随着改革和发展的进展而增加。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进一步扩大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共识，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当务之急是“雪中送炭”，帮助城乡贫困人口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使之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与扩大内需保民生结合起来。
四、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近期动态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仍然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回避态度，也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相关经济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来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李翀、焦志文，2009)。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却在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热销现象。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发表了一些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文章，或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论著的文章。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网站、报刊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出现了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这里仅就其中比较典型的分析和研究做一简述。
2008年11月21—23日由巴西共产党主办的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巴西圣保罗举行。来自美国、印度、俄罗斯、南非、瑞典、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等55个国家的65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五个执政的共产党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最后在http://www.vemelho.org.br等媒体发表了《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新闻公报》、《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圣保罗宣言》和《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决议》。这些文件指出，当前的危机可能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其主要特征就是全球性、全面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内在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本性使然，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使然。当前危机的直接根源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它直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和破产(王建礼，2009)。
2008年10月1日美国共产党网站www.cpusa.org刊登了美共主席萨姆·韦伯题为《金融与眼前的危机：危机如何发生？出路何在？》的文章，该文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金融资本力量日益增强、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成为民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轮廓、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的主要决定因素。金融化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性弱点和矛盾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急先锋，目的是为了恢复美国资本主义在国内事务和世界事务中的活力、获利能力和支配地位。我们在痛苦的现实中认识到，金融化是一柄双刃剑。正是金融化的成功促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使其变得不可持续。在金融化刺激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同时，也使美国的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像天文数字般堆积，这些债务可以在一夜之间爆炸；在它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起美国和世界经济动脉的极大不稳定：过去20年不断发生的金融风暴就是证明。在它延长资本主义周期性循环的上升期的同时也导致经济的“硬着陆”，最终使危机变得更为严重(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经历的)；在它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它也成功地把美国历史上最多的财富由财富的创造者工人身上转移到财富占有者美国金融资本的上流社会手中(杨成果，2009)。
针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9—11月，爱尔兰共产党在其官方网站http://www.communistpartyofireland.ie上发表系列文章《大规模的集体福利》(9月8日)、《解雇银行首席执行官》(10月1日)、《内在的不平等和不稳定》(10月19日)以及《爱尔兰共产党主席琳达在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发言》(11月23日)。这些文章对新自由主义是否会马上在资本主义国家退出历史舞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爱共认为，面对当前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断定新自由主义已经终结还为时尚早。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权威们一直以来对“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啧啧称赞。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成了不可挑战的信条。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双重力量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意识形态、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之中了。因此现在离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王建礼，2009)。
2008年2月5日http://www.wsws.org网站刊登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总书记尼克·比姆斯题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的报告，认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被打破：在经济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利润率危机以近20多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社会领域，全世界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扩大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世界格局上，美国一极独大地调控全球的局面正被打破，列强纷争局面正在形成。——这些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危机阶段。作者还认为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而不是新凯恩斯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现实力量的壮大才能真正改变社会。该报告指出，1992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回升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退出了议事日程？或者相反，这一回升是把新的紧张和矛盾带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这些新的紧张和矛盾正在为一个新的政治剧变和革命斗争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客观的基础？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回升并不排除社会革命的发生。相反，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正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复苏期的末尾到来的。我们这里的任务是要对已经发生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做出冷静的估计，研究这些变化所指的方向，并为这些变化将要引起的政治发展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尼克·比姆斯，2008)。
五、小结
本文分别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讨论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有关问题，并追踪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近期动态。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引出以下结论：
第一，有人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说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为激进的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称为建设的经济学，这种说法很不适合描述它们在中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集革命与建设于一体的建设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增强用于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结合生产来研究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可以抵制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把社会主义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富裕联系起来，用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富裕的方法来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
第三，在人类历史上，理论的发展总是波浪起伏的，有高潮也有低谷，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上仍处于发展的比较低谷阶段。但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近期动态表明，马克思主义并未被所有人遗忘，随着从事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越来越多，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必能依靠自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和理论的包容力，在国际学术界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中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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