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治黄保漕对徐淮农业的制约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作用论文,农业论文,治黄保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州、淮阴地区在汉、魏、唐、宋时期，一直是发达的农业经济区之一，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这里既是畿辅之地，又是明政权起家的根据地。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政策，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农业人口相应增加。明成祖迁都北京，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军需民食仍赖南方供应，于是产生了破坏不堪的运道与每年四百万石漕运的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明政府制定出“治黄保漕”的总方针。很明显“保漕”是根本目的，“治黄”是达到目的手段，因此在实施中不可避免地违反综合治水的科学规律，造成黄淮下游的徐淮及周边地方自然灾害严重、耕地减少、农业人口下降，对农业经济产生严重制约。
明王朝发祥于黄淮地区，朱元璋祖籍沛县，迁至句容再迁至泗州，童年、青年一直生活于黄淮之间。他曾祖父、祖父衣冠葬处，父亲的实葬处，合称明祖陵，在今盱眙县境。明王朝开国元勋大都为黄淮中下游人，明定都南京，这里为畿辅要地，也是支持明王朝统一中国，巩固政权的经济供给基地，故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扶持政策。加上黄淮人民在金元残暴统治下，一旦获得解救所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经济恢复，农业人口增加，发展到向外输出桑种的水平。成祖迁都北平，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未移，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军队的俸禄、军需、民食仍赖南方供应，每年四百万石的漕运，成为关系王朝政权存亡的大事。唐、宋漕运运道泗水、汴水、山东运河等京杭大运河，因金元水患失去原先畅通的优势，海运风险太大。在这个基础上，明政府坚持内河漕运，设想出“治黄保漕”的方针，显而易见治黄是为了保漕，保漕是为了保政权，一环扣紧一环。对居于重要位置的治黄环节，从成祖到孝宗约80年间，宣宗、英宗、宪宗诸皇帝都未能解决好黄患与漕运的矛盾。漕运日益影响王朝的安危，山东运河一再决口堵塞，漕运受阻朝廷惊恐。孝宗弘治八年(1495)明政府决定，为防止黄河再北决堵塞山东运道，断然断绝黄河北流入海路线；再防黄河分流入淮冲毁祖陵，悍然限制黄河全流占泗水河床入淮出海，黄运合一。黄淮并涨、淮水受黄水顶托下泄受阻，轻则淮河中上游泛滥成灾，重则洪泽湖高家堰决口、里下河遍成泽国。沛县飞云桥至安东云梯关六、七百里平原，因泗水河床淤积垫高，洪涝交加，灾害严重。本文着重论述治黄保漕政策的形成、发展，以及实践中对徐淮及其周边地方农业生产的制约作用。
一、明初徐淮农业生产新形势
朱元璋称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开国君主，他本人和他的重要臣僚布衣起家，与农民息息相通。他们有一种不忘典祖的传统思想，不忘对明王朝建立有过不可磨灭贡献的徐淮人民。另一方面在未建国时，虽然攻下南京，但元朝势力仍雄居北方，要保卫南京，扩大胜利，统一中国，必须巩固黄淮根据地。所以朱元璋的重农思想首先在黄淮流域徐淮泗濠地区实践。他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率儿子和近臣常至黄淮深入田间农舍，一再告诫说：“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①。他认识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的标本利害关系。
朱元璋对恢复发展徐淮一带农业生产采取了三项重大决策：
1、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朱元璋称吴王的那一年（元至正二十四年），五月大旱，他自己以天下大旱减膳素食，复令徐、宿、濠、泗、寿、邳、东海等郡县，对农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尽行蠲免三年。六月大雨又令：朝贺罢女乐，减少府、州县官俸、节约开支减轻农民负担②。洪武三年(1370)战争尚没有结束，中书省建议对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征赋，凡政府给耕牛种种的十税五，凡农家自备耕牛种种的十税三。朱元璋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下诏不征，且再免三年，三年后起征的税率按初亩税一斗。亩税一斗要比“十税五”、“十税三”轻得多③。
2、兴修水利。明初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就全国共性要求而言，立国初朱元璋下令给地方官员，要求对民间上疏水利条陈者，立即上奏朝廷。洪武二十七年(1387)八月乙亥朱元璋遣国子监生员，分赴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上谕：“朕尝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时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尔等往各郡县，集吏民，乘农隙相度其宜。凡陂塘湖堰可潴蓄以备旱熯，宣泄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势修治之。”次年总计全国开塘堰40987处，河4162处，陂渠堤岸5048处④。就黄淮局部地区而言，除共性要求外，对黄河保持分流方针，大分流分为南流、北流入海走向；南流又分由颖河、涡河、泗水分流入淮出海走向。对淮河采取提高洪泽湖蓄洪能力的方针。这些技术措施，它的科学程度有待于水利史专家学者探讨评论，但在当时的这个地区，起到了排蓄兼有，降低洪势，减少泛滥，保持相对稳定的作用。
3、移民开发。金元时期北方流民涌至江南，人口日益膨涨，而黄淮劳力不足，地多不治。朱元璋采用移民政策，解决人多地少与人稀地旷的两对矛盾。移民者都由政府供给路费、耕牛、农具、种子。在种植结构上规定桑麻木棉枣柿栗桃等经济作物，要占耕地的一半，另一半种植粮食作物，免征三年税赋，促进农业资金积累和再投入。苏、嘉、松、杭五郡，“地窄民众，无田业者，逐末利而食不给”。洪武三年诏示天下：“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田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从者四千户。洪武九年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田凤阳，洪武十五年、十六年，迁番禺、东莞、增城、清远人于泗州⑤。
明政府还号召原黄淮流民，回原籍复耕。规定两条：①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或不愿归者，“令所在著籍授田输赋”。②不论产权属谁，凡能开荒者，皆鼓励垦种，免征三年租税。谁开垦产权属谁，原产权主回来，以附近荒田补发，不得侵占已被开垦的良田⑥。
在上述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徐淮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发展，尤其蚕桑发展较快，洪武末期湖广布政司报告，该属郡县已种果木8439万株，而湖广诸郡宜于种桑，但种之者少。明政府遂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员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⑦。由此看出明初徐淮农业经济的好势头。好形势又表现在农业人口的增加。元至元二十年(1283)前后，淮安路领山阳、桃源、清河、盐城、朐山、沭阳、赣榆、临淮、虹县、五河、盱眙、天长十二个县，91022户，547377人。平均每县7585户，45614人⑧。洪武二十六年(1393)淮安府领山阳、清河、盐城、安东、桃源、沭阳、赣榆、宿迁、睢宁、海州、邳州两州九县，人口80689户，632541人。平均每县8965户，70283人⑨。明代人口波动较大，洪武永乐之间是一个高峰，弘治以后逐渐下降，宣宗与郡臣总结明代人口盛衰原因是：“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⑩徐淮人口一度的增加，是明太祖朱元璋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政策成功的反映。
二、治黄保漕方针产生的基础与其核心
朱元璋定都南京到明成祖迁都北京，历时半个多世纪，占据了黄淮以南经济优势，交通方便，江西湖荆之栗，浮江直下，浙江吴中之栗运河转运，凤泗之栗浮淮河，山东之栗下黄河，当时北运漕粮每年仅七十万石左右，主要用于防辽费用。迁都北京后，漕运自然成为明政府的重要议题。沛县《飞云闸记》说：“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南京，居天下中，四方贡赋各均所输，其漕运固无容议。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镇天下之重，四夷毕献梯航来王，肆漕法之详举行。”(11)此《记》说明：明代漕法“详举”，始于迁都之后。为什么要“详举”呢？张兆元在《分黄导淮议》中阐述较清楚，他指出：“汉唐若宋都秦都汴，岁漕栗不过数十万三十万二十万石而已。我国定鼎北平，非四百万石无以恃命”。(12)关键就在这“恃”字上，有400万石粮食之恃，明王朝政权方能无恐。每年400万石粮要由东南运抵北京，由此而产生运道问题。
成祖永乐九年疏通惠通河，因黄河屡决屡塞，海运“风险莫测，粮舴漂溺者无算”(13)。要保证漕运安全势必治理黄河，而且徐州自清口段黄运合一。王
在《王司马奏疏》中称：“圣朝建都西北，而转漕于东南。运道自南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14)治水与漕运矛盾日益严重，宣宗于宣德四年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经略漕运”。七年十一月辛酉召陈瑄，侍郎赵新等“岁终至京，议粮赋利弊”(15)。英宗继位对黄患漕艰忧心忡忡，遑遑不安于寝食，举朝群臣各抒己见，在治水学说上，虽然呈现一时繁荣，但未能突破漕运支配治水的框架。王圻《续文献通考》直言不讳说：“前代河决不过坏民庐而已”，“今河决则虑并妨漕运而关系国计”。治黄保漕经过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宪宗数代皇帝的实践，许多治水名人的策划，到孝宗时，并未能改变河患依旧、漕运日艰的局面。
孝宗弘治二年黄河在开封和金龙口决口，其中一支经曹州入山东张秋运河，漕运受阻，明政府令户部侍郎率夫役25万，耗巨资按照筑武阳长堤，以防黄河再犯张秋，保护漕运的原则治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法无济于事，仅三年黄河又决金龙口、溃黄陵岗再犯张秋运河。“漕船积集、帆墙鳞次”，决口奔流戒莫敢越，形势严峻，举朝震惊，群臣议论。御史徐昇奏称：“今京师专藉会通河（在山东境）岁漕栗数百万石，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他出于忧漕，不顾黄河南流、东流的后患，提出“排障百川悉归南流，由淮入海，则张秋无患，漕河可保矣”的主张(16)。弘治七年孝宗接受除昇建议，作出北障南分、全流入淮，确保漕运的决定，在给刘大夏治水诏书中说：
古人治河，只是为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益非细故……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已春暮，运艘将至……今年漕船往来，有无阻滞。多方设法，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以失岁额。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按视地势，商度用工，以施疏塞之方，以为经久之计……(17)。
这篇名为治水诏书，实为筹漕命令，强调了三点：①治河目的不是为了除害，而是为了不妨碍漕运；②当务之急是保证粮运通行，不过期不减少；③在漕运畅通之后，根据国家财政计划治理。这篇诏书也是向众说纷纭的群臣宣布：保证漕运是治黄的最大任务，最高的指导原则。治黄保漕的核心就在于此。所谓“今河水为患，民不聊生，必使河循故道，民以为利，而不为患，然后各得其所”(18)，只不过一句空话而已。刘大夏遵旨于弘治八年堵塞黄陵岗及荆隆等决口7处，筑上起胙城下抵虞城360里的太行堤，挡住黄河北流入海，逼黄河由颍、涡、睢诸河入淮出海。旋因颍、涡、睢日淤，黄河全流北移至沛县飞云桥入泗，再由泗入淮，结束了分流入淮的历史。从此上起飞云桥下至云梯关六、七百里间广阔徐淮平原，农业生产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制约（云梯关黄河入海处，当时属安东县，现属滨海县）。
制约作用之一：严重的自然灾害。
洪武至弘治约120年间，黄河北流山东济远，南流由颍、涡入淮，东流由泗入淮，呈分流形势。弘治八年堵塞北流去路后，黄河全流由泗水东流入淮。这样加大了黄、淮、沂、泗四大水系行洪的矛盾，加重了外洪与内滞的矛盾，水灾频率数倍于前。江苏省水利厅编撰的《江苏省两千年洪涝、旱、潮自然灾害年表》记录的洪武元年至弘治二年(1368-1489)121年间，徐州、淮安府水灾情况如下：淮安府及山阳县15次，徐州20次，邳州3次，桃源2次，安东2次，丰、沛、肖、砀、宿迁、睢宁、清河各1次。弘治三年至崇祯末年(1490-1643)153年间，水灾次数明显上升：淮安31次，徐州35次，丰县15次，沛县26次，肖县12次，砀山县7次，邳县8次，睢宁县13次，宿迁县26次，桃源县7次，清河县9次，安东县44次。上述资料多数出自各地方县志，各志记述详略各异，水灾入志标准也不同，所列数据只能窥其大概而已。但从宿迁、清河两县县志记载看，明代徐淮水灾主要发生在弘治以后。嘉庆《宿迁县志·祥异》：洪武至弘治无水灾记述。正德至崇祯水灾16次。嘉靖《清河县志·灾祥》：洪武至弘治无水灾记述，弘治至嘉靖四十年水灾5次。康熙《清河县志·祥异》：洪武至弘治无水灾记述，弘治至天启水灾9次。另记：嘉靖三十年后数大水，田尽沙漫，居民逃窜过半。徐州丰县至淮安府安东县一段，有13座城池因特大洪水受较严重破坏，其中有被迫迁城的；有遭两次以上破坏的；有一年两城被毁的（见下表）。
正德至天启(1505-1627)徐淮水毁城池表
嘉靖元年至崇祯十四年(1522-1641)，徐州、淮安府所属，先后因水旱灾害有11个州县发生16次人吃人的大饥荒，其中：
宿迁2次，出现在嘉靖元年，崇祯十四年。资料来源：宣统《宿迁县志》。
丰县2次，出现在崇祯十三、十四年。资料来源：光绪《丰县志》。
铜山县2次，出现在崇祯十三、十四年。资料来源：民国《铜山县志》。
徐州3次，出现在万历三十一年，崇祯十三、十四年，资料来源：同治《徐州府志》、民国《铜山县志》。
盐城、淮安、清河、沭阳、赣榆各1次，均出现在嘉靖二年，资料来源：光绪《盐城县志》、同治《山阳县志》、康熙《清河县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
睢宁、邳州各1次，出现在崇祯十三年。资料来源：光绪《睢宁县志》、同治《徐州府志》。
制约作用之二，耕地锐减。
泗水是淮河的一大支流，汇沂、濉诸水入淮出海，黄河全流夺泗水河床入淮，打破了原有的水系，出现下列严重问题：①泗水河床因积沙逐步抬高，堵塞了原汇入泗水诸多河流的口门；②泗水沿线各县境内涝水，得不到及时渲泄；③泗水和淮水下泄受阻。因此徐淮平原许多洼地，潴水成湖，或为沼泽地，著名的有微山湖、骆马湖、洪泽湖。微山湖是由泗水积滞而成的，同一成因还有昭阳、独山、南阳合称南四湖，虽在山东境，但对徐淮有极大关系，是苏北水灾的灾源。骆马湖原为宿迁马陵山余脉西麓平原洼地，有禺头、堰头、骆马、大江四个不相连的小湖。沂水原由邳州直河口入泗，直河口淤，沂水东下直入骆马湖，遂汇为巨浸，周长180里。洪泽湖洼地原有破釜塘、白水塘、富陵湖、坭墩湖等有水道相通的小湖，弘治后这些小湖逐渐扩大，形成泱泱大湖。嘉靖三十一年明政府再次修筑高家堰，由汉魏时陈登始筑的30里，发展到长约160里。高家埝以西，盱眙丘陵高地以北的五河、泗州、虹县、清河、桃源等县大片可耕农田沉入水底。康熙《清河县志》记述：“自万历初高堰工成，水不东下，千里一潴，不辨川泽矣。”“高堰工”系指河总潘季驯于万历八年实施的“借黄通运”、“蓄清刷黄”、“筑高堰、复闸坝、淮不东注”等保漕措施的大一大工程。
此外，沿黄河下游州县，因黄泛溢，内涝排不出，境内洼地积水成湖者比比皆是，一个县多达20余处。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决沛县，“散漫湖坡，达于徐州”、“徐肖沛大水浩渺无际”(19)。县境内湖泊之多，以宿迁清河两县为例。宿迁除骆马湖外有茅滋湖（治东南30里）、倚邱湖、仓基湖（治东10里30里）、县东湖、白鹿湖（治东北30里50里）、管坊湖、困田湖、诸葛湖（治北40里80里）、丁家湖、雷家湖、张皮湖、巴头湖、白湖、王番子湖、潼沟湖（治西北50里、60里、70里、80里、90里、100里）、滹沱湖、莲子湖、朱衣湖、黄龙湖（治西2里、30里、40里、50里）、埠子湖、祠堂湖（治西南40里50里）。清河县除洪泽湖外，治西北有三角湖夏家、张村、费家、臧家、凌家、谢家、金家等湖。治东北有四铺、五昌两湖，吕家、顾家两荡。南有官亭荡，汇桃沭之水，广袤百里(20)。
上述各湖泊多为两种情况，一则常年积水，另则旱则涸，暴雨则盈，均失去耕作价值。万历年间宿迁官、民用共有8723顷，到天启年间，官、民熟地减到5934顷，未升科的淤荡荒地451顷，荒熟地合计6385顷，比万历年间减少2338顷。再看清河县耕地减少情况：嘉靖年间官、民田5928顷，到明末清初，仅有4651顷，其中上熟田2072顷，中荒地1484顷，水下地1095顷，实际减少2372顷，减幅大于宿迁。于此可见徐淮耕地因保漕而损失的程度。
耕地损失另一表现，则是沿黄泛冲积区的碱化。江苏省的花碱土几乎全部集中在黄淮，而且又插花分布在地势相对低的洼地中。花碱土盐分含量一般不高，但在冬春秋旱季，盐分集中地表，极不利于作物立苗、生长，对农业生产构成危害。水、旱、碱三大危害结果，农业产量低而不稳，导致耕作粗放，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
制约作用之三：农业人口下降。
人口下降原因有三条：第一，广大农民为治黄保漕，疲于奔命，死于非命。嘉靖十九年黄河决野鸡岗，由涡河经亳州入淮，徐州二洪（即百步洪、吕梁洪）干涸，严重阻碍漕运。明政府决定开支河引水济漕，工程浩大，时间紧迫，酷吏逼工，克扣，夫役病累，“亡万有奇”。劳民伤财，结果“寻淤”。(21)万历年间一次河工，“归德九属，役夫八万，自九月至明年四月而讫工。在工诸役，夜卧沮洳风雪之河干，昼
带水连水之堑底。除夕元旦，依然在工。官不归私衙，民不离信地。逮春末夏初，寒湿所染，饥劳之所损伤，死于工所者，奚只万人？无主者掩骨埋■，几于无地。有家者舆尸负骨，哭声震天。其扶病还家，臃肿瘠羸，三五相将，倚树侧，卧田间而死者，不可胜计”(22)。黄淮下游黄淮交汇的清口则是：“淮阴城下声汹汹，蚁聚千夫担土笼（防汛抢险器材），往来恰似营巢燕，累重宁殊
虫。”(23)黄河上下先民们就是如此付出代价。第二，灾荒、病疫。徐淮地方志中，“人畜漂溺无算”、“大饥”、“大疫”等记载不绝于篇：万历元年(1573)“五月十八夜，淮河暴发，千里汪洋，没室淹田，濒河民多溺死”(24)。次年黄淮并涨，睢宁、宿迁、桃源、清河、山阳、沭阳“漂没庐舍人多溺死”(25)。再隔一年河啮睢宁、宿迁县城，“安东河决海涨，居民逃散”(26)。又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连年有水灾。灾荒使农民流离失所，“贫民之生，大抵萑蒲衣而食螺鳜，或以商贩走四方，弃故土如脱桎耳”(27)。第三，高赋压榨。明后期政治腐败，“流寇”倡乱，兵饷不足，清丈土地升科加赋。宿迁于崇祯十一年清丈后，上报征赋土地8004顷，比天启朝多出1619顷，这种异常现象直到清康熙首次南巡后才得到纠正。嘉庆《宿迁县志》对此作了记述：“当时流寇倡乱，兵饷大绌，孔令道昌括地不遗余力，仅得比数（即8004顷），后丈地日损。而一时官吏，惟以所科之赋摊派于见地之内不敢议减，终以八千四顷七十五亩为原额其包赔之数。至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圣驾南巡张士宏、陆尔谧等具疏上奏奉恩旨豁免”。这段记述，说明农民要承担无收益的水下土地赋税。宿迁如斯，徐淮州县亦如斯，康熙《清河县志》记载明代“条鞭差徭”说：“久废之地不能损租，暂涸之田辄行增赋”。“永沉水底之田，近河淌废之田，逃户荒弃之田，飞沙卤斥不毛之田，以当正供杂办之粮差万万不足，而又代纳逃丁之鞭银二千三百六十八两，则重困之矣。”农民不堪负担泥门相率他去。如清河县人口数从景泰年间的45937降至万历时的15573，天启年间略有回升，达16666，顺治时复降至12949；安东县洪武年间人口数35450，天顺年间上升到75220，万历、顺治分别降至21540、19317，可谓一落千丈。
三、结束语
综上略论，明代治黄保漕政策，至少有两点值得讨论借鉴的。
1、治水与兴农问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国民经济的基础，离开发展农业经济这个根本，把治水作为保证漕运的手段，主从关系显然不当，所以治黄保漕方针有很大的片面性，导致以有利保漕与否为治黄的前提短视行为，没有对黄河完整综合深层次的治理规划。清初学者阎镇珩评述明代治黄保漕方针矛盾关系时指出：“海运既罢而专趋河道，其沉溺漂没之患亦时时有之，大批往来所经沙石坻滞，旱霖更替盈涸不常，倚河流则妨其溃突，恃湖利则病其淤壅。故自成化以后，百数十年漕事艰难，遂与河患相终始。于时非无智略之士，石画之臣或谋筑堤以止泄，或议开道以避险，究之功，未及竣而灾变又作成之也。”(28)他借大禹王治水思想，批评明王朝的治水策略：“大禹之治水，惟顺其自然之性，而无矫拂之为，是以功德炳于千载。”(29)清初学者顾炎武批评治黄保漕方针是“人心欲利之害，甚于洪水”。这些批评是恳切的符合唯物史观的。
2、南粮北运问题。明末徐光启主张用漕运之费建设北方粮区，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他在《漕河议》中大声疾呼：“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这在当时就是对明治黄保漕政策的否定。他主张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旱作改水作，可是这些正确主张未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也就没有什么效果。最后不可避免地出现“漕弊百出”，不可收拾的程度：黄淮流域风沙侵蚀，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生态失调，土壤盐碱化，地力下降，产量极低，绝大多数在百斤上下。南粮北运形势，持续了数百年。
作者附注：宿迁市教育局任尔平参与研究。
注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22；《明史·朱棣传》。
②参见《明史·太祖纪》卷1；《明太祖实录》卷18。
③参见《明史·太祖纪》卷16；《明史·食货志》卷77。
④见《明太祖实录》卷234；《明史·河渠志》卷88。
⑤参见《明史·食货志》卷77；《太祖纪》卷2、3。
⑥参见《明史·食货志》卷77。
⑦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15、222、246。
⑧见《元史·地理志》卷59。
⑨见《明史·地理志》卷40。
⑩见《明史·食货志》卷77。
(11)见明《漕河图志》附录。
(12)转引自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
(13)见《明史·食货志》卷79。
(14)见《明经世文论》卷184。转引《黄河水利史论丛》吴萍文章。参见《明史·王传》卷201）。
(15)见《明史·宣宗纪》卷9。
(16)见《明史·河渠志》卷83。
(17)见《明孝宗实录》，转引自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
(18)见景帝景泰二年祭河神文《行水金鉴》卷19。
(19)见民国《沛县志》。
(20)见嘉庆《宿迁县志》；康熙《清河县志》。
(21)见明恭《治水筌蹄》。
(22)见佚名《河工书·与河总嗣山曹公论河启》，转引张含英《明清治河概念》。
(23)引自《江苏县邑风物丛书·淮阴》。
(24)见民国《泗阳县志》。
(25)见光绪《睢宁县志》、民国《泗阳县志》、咸丰《清河县志》、同治《山阳县志》。
(26)见睢宁、宿迁、安东县志。
(27)见嘉靖《清河县志》。
(28)见《六典通考》卷81《委积考》。
(29)见《六典通考》卷200《沟洫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