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书档案立法脉络及特点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脉络论文,文书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书档案作为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辅助工具，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为保证文书档案高效、安全地运行，历代统治者都为之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甚至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明确、固定使之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这便称之为档案立法。中国档案立法源远流长，自李悝《法经》、秦律开创档案立法之先河，经汉《九章律》，至《唐律疏议》、《宋刑统》，档案立法已相当成熟，尤其是唐代档案立法承前启后，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河，并对周边地区的档案法规产生重大影响。西夏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文书档案立法工作，其档案立法无疑受到唐宋档案立法的影响，但又不墨守成规、生搬硬套，而是勇于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文书档案法的建设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隋唐时期，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尚处于原始社会，“俗尚武，尚无法令徭役”[1]（P5290）。这一时期，党项族是以习惯法来调解部落纷争的，自然没有成文的文书档案法。内迁西北以后，党项诸部渐渐发展壮大，于唐末宋初建立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夏州割据政权，此时，兼行中原王朝的法律制度和原有的民族习惯法，其文书档案制度基本遵循唐宋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2]（P3641）《辽史》载西夏国奠基者李德明“晓佛学，通法律”[3]（P1523），这里的“法律”当指中原律法。
公元1038年，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他建年号、置都城、立官制、定兵法、改仪服、制礼乐、造文字、制法律，备一代典章制度，对西夏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元昊在建国前后就开始着手于制律立法工作。《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袭封王号后“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4]（P13993）公元1033年下秃发令，“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5]（P132）。出于管理政务的迫切需要，元昊在文书档案立法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创制西夏文字，“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并把这种“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4]（P13995）的新文字尊为国字，下令“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创建蕃字、汉字院，规定了文书的书写格式。西夏蕃、汉二字院相当于唐宋翰林学士院，负责制诏、赦敕、国书等王命文书的起草工作。汉字院掌西夏与宋朝的往来文书，其书写格式是“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院负责西夏与吐蕃、回鹘、张掖、交河等一切文书，书写方法是“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5]（P146—147）在职官方面，仿照宋制建立总理全国庶务的中央机构，任命一批官吏分掌各司事务，其中以“钟鼎臣典文书……野利仁荣主蕃学”[6]（P67），专门负责国家综合性文档工作。元昊对西夏文书档案立法方面的贡献无疑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元昊之后的各朝皇帝也不断制定和修订法律，西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不仅制定了一部军事专门法规《贞观玉镜统》，而且这一时期已有了称作“律令”的王朝综合法典，这里所说的“律令”或许就是《天盛律令》的前身[7]（P2）。
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社会组织日益完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到天盛年间（1149～1169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同时也带来了立法活动的大发展。仁宗仁孝是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西夏皇帝，他建学校、兴科举、改革官制、厘定法律、革新礼乐，促进了西夏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天盛年间，仁孝亲自任命19位王公大臣和4位翻译、校对组成阵容强大的律令编纂班子，其中为首的是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其余参加纂修的有中书、枢密院的宰辅要员，中兴府、殿前司等司职的重要官员，就连翻译、校对均是汉学院和蕃学院的博士、学士，可见对这次修律的重视。《天盛律令》开篇《颁律表》中阐述了这次修律的宗旨和过程：“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敬承祖功，续秉古德，欲全先圣灵略，用正大法文义。故而臣等共议论计，比较旧新律令，见有不明疑碍，顺众民而取长义，一共成为二十卷，奉敕名号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印面雕毕，敬献陛下。依敕所准，传行天下，着依此新律令而行。”[7]（P107）从这段短文可以看出，《天盛律令》既非独创，又非照搬前代，而是“改旧新定”、因循变革而来。至此，西夏档案立法确立了新的格局，以后虽时有更改、增补，如天盛年以后编纂的《新法》、神宗光定二年（1212年）编制的《猪年新法》等，都不过是秉承此制而已。
二
《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4]（P14028）。从文书档案立法方面来看，西夏既吸收、借鉴了中原王朝的先进成分和成功经验，又根据本国实际有所变革和创新，既与中原律法发生着血肉联系，又有自己的特色。
（一）西夏文书档案立法因袭唐宋律法
西夏文书档案立法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中原成文律法的影响，特别是受《唐律疏议》和《宋刑统》影响很大。《律令》中的“十恶”、“八议”、“官当”以及五等丧服之制，基本上都是因袭中原律法而来。文书档案立法中也有大量继承、借鉴唐宋律的成分。如，唐宋律规定，“诸诈为制书及增减者，绞；未施行者，减一等”[8]（P493），西夏也有“矫作传行制、圣旨者，不论官，当以剑斩”[7]（P383）的规定。唐宋律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仍以初传者为首，传至者为从。即转传大事者，杖八十；非大事勿论”，注曰：“大事，谓潜谋讨袭及收捕谋叛之类”。[9]（P174）西夏则将其具体化为，“诸人往来敌界，提供密事，及为敌人侦察、隐藏等者，其人计划投降他国，则与叛逃同样承罪，家门连坐，畜物没收，当依叛逃已行法办。所捕获侦察者，皆以剑斩之。”[7]（P116）另外，西夏的公文稽缓律、驿传律以及盗隐、损毁、亡失文书档案方面的律文，都与中原律法有着许多相同、相近之处。唐宋律规定，“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及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若依式应须遣使诣阙而不遣者，罪亦如之。”[9]（P188）西夏也规定，“不应派遣执符，以遮掩语奏往而派执符时，边境诸司因不应派执符，当比局分大小之罪状各减二等。又应派遣执符中……则彼亦勿分别派执符，当总合一齐派之。若违律不总合一齐派之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7]（P472）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西夏文书档案法与中原律法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同属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西夏文书档案立法内容较为具体、详备
唐律削减苛繁，号称简约，在实施过程中又发现因过分简略而出现难解难明、不详不尽之处，不得不附另文为疏议，并不断增加律外的令、格、式，以至于出现律外生律、轻视本律的弊端。宋代编修《宋刑统》时，其律条与唐律无多大区别。宋初时重律，随着社会、政治的演化，渐趋重视编敕，律外敕条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重要。至北宋后期，发展到优先用敕而不用律、以敕代律的局面。这种律法显得紊乱，难以掌握和实施。《西夏天盛律令》全部为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既没有条后附赘的注疏，也没有条外另加的令、格、式、敕，而是将律令格式系统地编入律法之中，分条列款，具体细微，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西夏律基本上是以具体、详备见长的，这一特点在文书档案立法过程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唐律疏议》计30卷、律文500条，《宋刑统》计30卷、律文502条，而唐宋律中有关文书档案的律文不足40条，《西夏天盛律令》计20卷、150门、1461条，而文书档案法规有160多条。如，关于盗弃毁失文书档案的律文，唐宋律只有2条，而西夏有关这一方面的律条有7条，其中“杂盗门”2条、“失藏典门”有5条22款。该门不仅明确区分“写秘事及牒诏书，兴兵文书、恩敕”、“诸司为种种文字”、“官畜、谷、钱、物、武器、杂物种种权正分领之状文、升册”等不同的量刑标准，而且对于盗、隐、损、失文档，造成后果还是未造成后果、“行之未毕”还是“行之已毕”、“无心”还是“有心”以及不可抗力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另外，西夏的公文驿传律也比唐宋律细致、具体和丰富。唐宋有关驿传符契方面的律文计有11条，且分散于不同卷之中，其中职制律中有8条、擅兴律中有2条、诈伪律1条。西夏律令则将驿传律集中于“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一门中，共残存46条，从驿使稽程，符牌的发放、保管，损符、失符的处罚，到乘骑的征用，捕骑的数量和种类，超捕、不还乘骑及杀乘骑所受处罚，包括差人的行为规则，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非常完备。而且，每条的内容也很具体、周详。如，有关驿使稽程的律文，唐宋律，“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若军务要速，加三等。”[9]（P187）西夏律，“执火急符，有期限时，昼夜全不过，其间误自一时至三时八杖，自四时至六时十杖，自七时至十时十三杖，自十一时以上以误全日论”，“执符火急要言，予之期限中，误一日徒一年，误二日徒三年，误三日徒五年，误四日徒十年，误自五日以上者，一律当绞杀”。[7]（P468）唐宋律只以“日”论罪，西夏律则具体到以“时”量刑。再比如，有关增乘驿马的律文，唐宋律，“诸增乘驿马者，一匹徒一年，一匹加一等”[8]（P229），西夏律则“已捕多少勿论总数，当以一日捕一畜计之，一人引一日徒一年，二日徒二年……七日徒八年，八日徒十年，九日徒十二年，十日无期徒刑，自十一日以上一律绞”[7]（P469），量刑时不仅考虑增乘驿马的匹数，还考虑使用的天数，并且还考虑数多予以重罚。总之，西夏立法“能把握全局，从大处着墨，既能提纲挈领，便于掌握，又能注重实用，具体而微，其主旨和效果都是好的”[10]，“其详细程度为现存中古法律之最”[7]（P3）。
（三）西夏文书档案立法形式有所创新
首先，将律、令、格、式系统编入律令之中，条理清晰，整齐划一。唐朝法律的主要形式是律、令、格、式。据《唐六典》解释：“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式。”宋代在继承唐代律、令、格、式的基础上又进行编敕增例。西夏《天盛律令》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是全部为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既没有注疏和案例，也不另加令、格、式、敕。这样不仅使律条条理清晰，易于查找，也可避免律外生律、轻视本律的弊病。其次，创造分条列项的律条书写格式。《唐律疏议》的结构是先划分卷、卷下再分条，《宋刑统》则在每卷下分门、门下再分条，正所谓“唐律逐条为目，刑统分门立目”。《天盛律令》又有所发展，全书分卷，每卷卷首有书名、卷次和本卷目录，每卷门下分为若干条，每条第一字为西夏文“一”字，顶格书写，第二行以后降格书写。若一条又分若干小条（一般称作“等”），则每一小条的第一行降格书写，第二行以后再降格，大条的第二行亦再降格。若小条下面再分若干小款，则仿上述方法依次再降格。如：
失藏典门
一官畜、谷、钱、物、武器、杂物种种权正分领之状文、升册等亡失时，另有相同钞本及无相同本等二种，失之者局分人之罪，依以下所定判断。……
一等有同本存放之罪法：
自一缗至二十缗十三杖……
一等无同本存放，失典之罪法：
自一缗至十缗十三杖……[7]（P421—422）
这种纲目分明、层次清晰的条款书写格式，不仅在中古时代是先进的，而且“很近于现代的法律条文形式”[10]。
（四）西夏档案立法中簿籍档案管理法规地位突出
西夏簿籍档案包括：升册，是西夏官吏的人事档案，类似于唐代“甲历”；军册，是西夏记录军人及其装备情况的档案材料；地册，是西夏对土地、租户的登记簿册，属于赋税档案；账册，是记录西夏仓库收支情况的档案材料；畜册，在官牧活动中登记官畜的簿册。《律令》中有关簿籍档案管理方面的法规有40多条，占西夏文书档案法规的四分之一，对各种簿籍档案管理作出了较为详备的规定。
赋税档案是摊派徭赋的依据，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西夏十分重视赋税档案的管理，《律令》卷十五对赋税档案的编制、呈交、引送、磨勘等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为了纳税的方便，西夏规定，对纳税土地、租户均要登记造册，是为“地册”，上书“租户家主各自种地多少，与耕牛几何记名，地租、冬草、条椽等何时纳之”[7]（P514），“管事者”一一签字画押之后，分别藏于中书、转运司、受纳司、皇城司、三司、农田司以及所在郡县。由于土地经常因买卖或其他原因而变动，因此，西夏明确规定，三年要进行普查一次。
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且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与宋朝的战事不断，几乎可以说是点集不逾岁、征战不虚月，所以也特别重视军籍簿册的管理及其法规的制定。《律令》卷六规定，新生男子十岁以前必须注册，“年十五为及丁”，即具有正式军籍，“年至七十入老人中”，即要注销军籍。[7]（P262）同时，西夏规定每年的十月一日是军队兵器的“季校”时间，是否校验由殿前司“视天丰国稔时”，即根据本年赋税征缴情况来决定，“但连续三年必行季校”。[7]（P231）“季校”可分为大校和小校，大校是由殿前司直接派人，统一进行的全国性兵器校验；小校则是地方行监、溜首领对所辖兵马的校验。无论是大校还是小校，其校验过程中必然形成大量的簿册档案。西夏出于边防的需要，十分重视军籍档案的管理，规定每年“畿内三月一日，中地四月一日，边境六月一日”当向殿前司“纳籍”，并对军籍册要进行磨勘，时限是“自纳簿增籍日起，畿内四十日，地中五十日，边地两个月以内皆当磨勘完毕”，如果“日期内籍册不至”以及“不依日限磨勘毕”，相关人均依延误公文法判断。[7]（P255—256）
畜牧业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传统产业，也是西夏国的支柱产业，在西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西夏实行官牧制度，即官府直接从事畜牧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因此，有关这一方面的档案法规也较为健全。幼畜的登记号印是官牧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每年四月一日至十月一日，牧人将四种官畜（驼、马、牛、羊）所繁殖的仔、驹、犊、羔，“于盈能处置号印，盈能当面应于仔、驹等之耳上及羔羊之面颊上为号印”[7]（P597），并登记注册，以示为官畜。十月一日，政府开始大型校畜活动。校畜官吏一般由群牧司直接派遣，对于边远之地，可由当地监军司派人，校畜官吏出发时，携官印一枚，有关《律令》一卷，制畜册所用纸张，“群牧司库中当买，使分领之”[7]（P585）。校畜时，“有偿号记之畜当与畜齿册校而印之”[7]（P596），并一一点验齿岁、毛色、公母、瘠肥，登记造册，校验完毕，“一板板畜册在其处大校场中，当令前所属牧监施印”。校畜活动中所形成的一切文书档案，如“典册、收据种种及一局分言本”等，要引送群牧司磨勘，完毕后将结果及时奏报西夏国主。如果造册、引送、磨勘等稽缓逾期，相关大人、承旨、都案、案头、司吏等都要承担延误公文之罪：“自一日至十日十杖，十日以上至一个月十三杖，一个月以上至两个月徒三个月……五个月以上□□大人、承旨、都案等当革职，无官徒二年，案头、司吏等徒三年。”[7]（P588）
（五）西夏文书档案立法在惩处措施上采用刑罚和经济处罚相结合的手段
西夏沿袭了中原王朝“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立法传统，因此，以刑问罪成为主要的惩罚手段，而且有些文书档案的犯罪量刑较之唐宋更为严苛。例：
项目 唐宋律
西夏律
诈为矫传行
“诸诈为制书及增减者，“矫作传行制、圣旨者，不论官，当以剑斩。”[7]（P383）
制书 绞。”[8]（P493）
军务要速文
“稽一日徒一年，十一日流“误一日徒一年，误二日徒三年，误三日徒五年，误四日徒十年，误
书稽缓
二千里。”[8]（P227）自五日以上者，一律当绞杀。”[7]（P468）
“诸泄漏大事应密者，绞。“诸人往来敌界，提供密事，及为敌人侦察、隐藏等者，其人计划投
泄密 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降他国，则与叛逃同样承罪，家门连坐，畜物没收，当依叛逃已行法
泄漏于蕃国使者，加一办。所捕获侦察者，皆以剑斩之。”[7]（P116）
等。”[8]（P212）
盗窃印信、
“盗御宝者，绞。”[9]（P335）“盗 “偷盗御印等时，主谋以剑斩，家门勿连坐，从犯无期徒刑。伪造信
符牌 宫殿门符、发兵符、传符 牌及盗牌者，造意绞杀，从犯徒十二年。”[7]（P127）
者，流二千里。”[9]（P337）
盗窃文书 “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
“盗窃官敕、上谕、印、旗、金鼓等时，已亡失、未亡失一律徒一年。”
书，杖一百。”[9]（P336）
“又盗大小臣僚所有之诏书，则徒三年。”[7]（P167）
中华档案立法自秦朝以来就有刑用重典、刑罚严酷的传统，唐初统治者鉴于隋末暴政滥刑导致农民起义大起的经验教训，对隋律有所损益。《唐会要》三九载唐高祖命裴寂撰《武德律》“大略以开皇律为准”，“除其苛细五十三条”；唐太宗贞观初，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加删定”，“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1]（P2138）宋代刑统基本沿袭唐律。那么，同时代的西夏为什么对有关文书档案的犯罪又复以严刑峻法呢？一方面，表明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文书档案工作，将文书档案工作律令纳入国家总的行政制度和法律之中，强制官吏和社会成员遵守并执行；另一方面，还与西夏的民情、国情和国策有关，由于连年战争，生产遭到破坏，加之境内蕃汉杂居，阶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西夏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遂将“尚武重法”确立为立国之本。西夏谋臣野利仁荣常与元昊谈论立国大势，言：“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河山，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唯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5]（P186）
西夏除了历代均采用的刑律手段外，还加上了经济处罚措施，这是同时代中原档案立法所没有的。西夏对于各种轻微犯罪，一般对庶人处以杖刑，有官人罚纳马或铜钱。如仓库小监、出纳、司吏不按时上报账册，“延误四日至十日者，有官罚钱三缗，庶人七杖。延误十日以上至十五日，有官罚钱五缗，庶人十杖。十五日以上至二十日，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二十日以上一律有官罚马二，庶人十五杖”[7]（P525）。有时还罚纳铁，如公文审核延误“五日以上至十日，局分司吏十杖，同任职有手记案头等、庶人有杂官等笞十五，有及品官七斤铁”[7]（P321）。由于罪罚是以钱物代刑，所以刑罚之间、罚物之间常常互相转换，诸人“倘若不堪罚马是实，则当令寻担保者，罚一马当折交二十缗钱。彼亦不堪，则依司品，有俸禄者当于俸禄中减除，未有俸禄，则罚一马折算降官一级”[7]（P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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