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下中国城市群生态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循环经济论文,城市群论文,生态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48(2009)03-0112-04
0 引言
目前，世界城市化的一个显著趋势：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即城市群[1]。城市群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的重要表现，它作为区域城市化高级阶段的现象，是集聚与扩散效应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反映经济紧密联系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交通与社会生活、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相互影响。如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沿海城市群[2]。中国也正在逐步完善的城市群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城市群等。城市群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和产物，正成为创造就业和人口集聚的城市密集区域，也是支撑经济发展和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它的发展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群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旅游合作等方面，已加强了协调合作，突破区域范围。但是中国城市群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面临一些问题，尤其由于城市群中城市分布密集，城市间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往往形成叠加效应，环境生态问题更为突出、普遍，包括环境破坏、资源耗竭、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生态承受能力减弱以及产业结构低下等，这些问题正影响并阻碍着中国城市群的快速顺利和可持续发展。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从城市群的研究历程入手，分析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借鉴国外城市群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循环经济指导下中国城市群生态发展对策。
1 城市群研究回顾
城市群的研究源于欧美，学者们研究了众多与城市群相关的范畴。英国学者霍华德最先从城市群体的角度来研究城市，他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组成的“社会城市”，正是一城市群概念。霍华德将他的城市群理想运用到莱奇沃恩田园城市和韦林田园城市的建设当中。1918年，芬兰的沙里宁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中强调城市是有机的生命体，城市群体发展应当从无序的集中变为有序的疏散。1933年德国的克里斯塔勒在其中心地理论中首次将区域内的城市群体系统化，提出了六边形的城市群组织结构模式。杰弗逊和哲夫分别对城市群的等级规模分布展开了理论探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和沃尔思等学者借助生态学方法，从空间结构角度研究城市群，形成“芝加哥城市生态学派”，提出了三大经典模式——同心圆、扇形、多核心。二战后国外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在多学科交叉作用下，加上新的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运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获得突破与丰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研究开拓者当属法国的戈特曼。1957年他在考察北美城市化后发表了《Megalopolis: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一文。Megalopolis被视为全新的城市群体概念。1961年他进一步研究当时世界几个大都市带，并认为它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小林博氏在对东京大都市圈的研究后强化了城市群发展过程的3个概念：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Region)、大城市区(Metropolitan Area)、城市化地带(Urbanized Area)。哈格特(P.Haggett)提出区域城市群空间演化过程模式。加拿大的学者麦吉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后提出“城乡一体化区域”(Desakota)的概念，并认为这些地区已出现类似西方大都市带的空间结构。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群研究，以约翰·弗里德曼和丝雅奇·沙森等人为代表提出的世界城市理论(Global City Theory)或称为全球城市理论为代表[3]。综观国外学者对包括城市群在内的城市与区域形态的认识，其研究重点经历了田园城市、集合城市、都市区到大都市带的转化，他们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说，国外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这个漫长的研究过程既伴随着城市地域空间不断扩展的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符合城市发展的一般趋势，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中国，自从1983年，丁洪俊在《城市地理概论》中以“巨大都市带”的观点引入戈德曼大都市带理论后，对于城市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逐步展开。一方面，有学者对国外城市群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介绍和研究。例如，吴传清、李浩研究了国外成熟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点、空间结构特点、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郁鸿胜总结了欧洲城市群发展的基本特点；林先扬等人介绍了国外城市群研究在不同阶段的成果与观点；王乃静总结了国外8大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国外城市群的两大发展模式、空间结构特点和发展经验等[3]。另一方面，有学者对国内城市群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经济地理、城市规划角度，主要研究城市群的组织结构、相互关系、演变机制等，以姚士谋、张京祥、朱英明等人为代表。一类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主要从政策、制度角度研究城市群的制度创新、政策措施等，以郁鸿胜等人为代表。姚士谋对国内城市群的研究具有开创性，1992年姚士谋在其著作《中国城市群》中定义了城市群，把整个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以动态机制、变化规律、发展趋势为主题；朱英明沿袭了姚士谋的研究脉络，其专著《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提出了未来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的发展趋势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张京祥在《城镇群体空间组合》中提出有序竞争群体优势律、社会发展人文关怀律、城乡协调适宜承载律和疏密有致空间优化律的空间组合规律，以及城市群体空间发展组织调控模式；郁鸿胜在《崛起之路：城市群发展与制度创新》一书中进行了城市群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提出“一个框架、两大平台、三项政策”的创新研究；刘静玉研究了城市群形成发展的6大动力机制；林先扬探讨了我国城市群经济整合机制及模式；陈伟国、崔大树提出制度创新重点是在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刘君德探讨了中国城市群区行政组织和管理体制改革；旷彦昌提出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作用和中心城市自身活力形成和发展城市群；李巧对针对我国城市群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如产业结构趋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城市之间定位不准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牛文元提出城市群的发展要求行政区与经济区版图“吻合”；冯茜华研究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段进研究了城市群发展的竞争与共生；吴传清、李浩、马志强研究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发展趋势；杨成研究了在改革发展中如何实现国内城市群升级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两个战略的整合；陶文东在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基本态势基础上提出了调控思路……
对城市群的研究与探索是城市研究领域的新拓展，它有助于人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把握城市的发展，城市群越来越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结构、演变机制制度、规划、政策等方面，而对基于循环经济的城市群生态研究相对甚少。然而，当今城市群的发展已经日益呈现出网络状的复杂关系，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研究城市发展的前景及其在某个空间城市群中的具体定位。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秩序实际上和生命体的内部秩序是一致的[4]；黑川纪章提出了新陈代谢型城市的概念，指出现代城市应当从机械原理的时代走向生命原理的时代，应当用生态学代替人本主义，用共生代替合理主义二元论[5]。所以对城市群的研究必须用生态学的眼光去审视城市群内部，以及城市群与其所栖息的外界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同自然界中不同生物或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
2 中国城市群生态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城市群是人口和经济活动更大规模集聚的一个区域，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形成叠加效应，因此其生态问题相对比较突出和普遍，主要表现在：
2.1 参与意识不强，生态发展观念落后
中国一直以来沿袭“重发展，轻生态”的观念，使在城市群建设中应坚持的循环经济生态发展理念与意识欠缺，全民参与度不够，还没有成为自觉意识和行动。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仍然属于政府倡导下的参与；从参与的内容来看，目前公众参与主要集中在参与宣传教育方面；从参与的过程来看，主要侧重于事后的监督，事前的参与不够；从参与的保障来看，政府组织较多，制度性建设不够；从参与的效果来看，流于口头的多，见诸行动的少。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群生态发展观念落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为呈报政绩，忽略了城市群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营造了越来越多的人工环境，从而使城市演变成典型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2.2 城市群人口密度过大，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
城市群人口众多，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高，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大。上海浦西区的人口密度为3.7万人/平方千米，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千米和1.3万人/平方千米。而目前世界主要大城市如东京人口密度只有1.3万人/平方千米，其余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 500人/平方千米。城市人口密度过大给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高，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由于缺乏足够的环保设施和生态功能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太湖流域的面积仅占全国的0.38％，而各种污水排放量却高达32亿吨/年，为全国的10％，水乡泽国出现了普遍的“水质性缺水”。环渤海经济带则突出表现在区域性水资源短缺、水系被破坏、湿地减少、海水污染、赤潮频现等。
2.3 资源消耗过快，劳动生产率偏低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城市群对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单一城市。首先表现为对资源利用的同质性，由于城市群相对集中，对区域内容易开发的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各城市往往会争相利用，尤其乡镇企业的兴起，一般均与中心城市产业趋同，更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其次，表现为对环境污染的叠加作用。流经城市群的河流基本成为城市废水排放的主要渠道，同一河流在几十千米之内就流经两座或几座城市，上游城市排入的污染物还未能完全稀释净化，即进入下游城市河段，又接受下游城市排入的废水，造成环境污染的叠加[8]。
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依据世界劳工组织2003年8月31日的报告，200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为60 728美元，欧洲国家平均43 034美元。2002年，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为10 600美元，长江三角洲为9500美元，京津环渤海地区为6 800美元。三大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平均为8 900美元。
2.4 环境污染严重
城市群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城市人口激增，特别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地区。而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短缺或不配套，使得城市自然环境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都日趋恶化。很多城市群以环境破坏、资源消耗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观念仍存在，虽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有所改善，但形势仍很严峻。加之我国城市群的工业结构低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资源消耗大，“三废”排放量大的基础工业仍将会有较大发展，故仍将面临环境污染的严重威胁。如：上世纪80年代起，沿海地区城市群由于燃煤排硫量的增加，从华南到华北沿海一线，普遍出现酸雨，并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2.5 城市之间缺乏分工协作，产业结构趋同且低下
目前，中国一些城市群中心城市“管理协调权”的缺位，在城市发展战略上缺乏统一协调，在城市职能分工上也没有进行全局规划，产业结构低下，普遍是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偏低，第二产业科技水平不高，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布局近似、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复、环境污染以及市场过度竞争等问题损害了整体利益。如：在长三角地区，上海与江苏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2，上海与浙江的相似系数为0.76，而江苏与浙江的相似系数高达0.97。又如：在京津两地，虽然天津有国际大港，但北京仍远赴唐山兴建港口；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深圳、珠海都建有国际机场，在业务上不仅三者之间竞争激烈，而且与香港、澳门两地的国际机场也存在着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导致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发展水平落后，削弱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城市间各种网络的完善。
2.6 城市群发展不平衡，且差距有加大趋势
中国城市群在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明显不平衡。东部地区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为代表，其发展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与程度，目前正在向一体化方向推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尚处于雏形状态，一般规模小，且仅限于省域内部分地区，如哈尔滨城市群、郑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等。西部地区地域广阔，但城市数量少，目前仅有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略具雏形。城市群的不平衡发展在客观上不仅加剧了东、中、西部发展失衡，而且还将进一步扩大这种地区差距。
3 循环经济下中国城市生态发展对策
城市群的发展具有内在、共生、互动、共赢的特点。要解决目前城市群发展中面临的区域性矛盾和突出问题，必须学习国外城市群建设和管理的先进经验，变革城市管理的理念，编制城市群发展规划，建立区域协调组织，实行有效的区域协调管理。
3.1 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生态学理念，健全系统的制度保障体系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生态学认为，互利共生是两物种相互有利的共居关系，彼此间有着直接的营养物质的交流，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双方获利[9-10]。这两种观点和循环经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尊重生态原理和经济规律的理念，把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考虑，实现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且这些观点都是中国城市群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要想成功地贯彻这些理念，最重要的是以公众参与为保障，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系统的制度保障体系。如：全社会多形式、多层次地开展全民动员教育机制，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生态发展理念；改革领导考核机制，构建绿色考核指标；健全执法监管机制，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建立环保激励约束机制等，着力营造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政策环境。
3.2 建立人口预测评估机制，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
城市群的发展是人主导下的发展，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类自身的协调。目前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人口数量过多密不可分。城市群作为由多重城市构成的有机整体，必须综合考虑城市群整体上的人口数量，建立预测评估机制，把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区域内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是发展城市群经济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只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充足的物质资本相结合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城市群的健康发展[7]。
3.3 遵循循环经济“3R”原则，合理利用资源，保持与生态环境和谐协调
城市群对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单一城市，其人口又高度集中，一旦资源消耗殆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不堪设想[6]。为了实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循环经济的“3R”原则，就是“减量化(Reducing)、再使用(Reusing)、再循环(Recycling)”，它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3.4 注重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科学进行城市群生态规划和分工协作，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层次低、结构趋同、布局不合理是影响城市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主要原因是“政府主体缺位”。城市群内部结构功能分工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和制约城市群的整体功能发挥，其整体发展的战略定位又直接影响和制约城市群区域与各行政区域之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制定城市群生态发展战略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主体协调作用，通过城市群经济整合，加强生态规划和科学分工协作，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城市群内优势互补，增强经济竞争力；应对其经济的组织结构、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经济资源利用等进行战略性重组和调整，逐步建立健全资源共享、产业互补、生态共建、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城市群经济发展机制。
4 结语
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为城市群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城市群得以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反之，城市群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调整、改善、重构生态环境系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能确保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循环经济下中国城市群生态发展，既是目标也是途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必须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教育等各种手段予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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