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长效阅读价值生成因素考察——以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著作论文,为例论文,长效论文,因素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学术著作打磨成常销、畅销经典，让这样的学术经典熏陶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而形成长效阅读价值，制造经济与社会双重获益的出版效应，应该是出版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学术大师钱钟书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在近60年中，每次出版都会获得非常不错的销量，多次脱销，难求罕购。毫无疑问，钱钟书的学术经典经过时间的淘洗，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钱氏学术经典能被长效地阅读，除了经典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之外，出版因素的推动亦是重要原因。
一、作者纯粹的学者人生：长效阅读价值生成的源头
学者高尚的人格、幽默智慧的人生、广博的知识，等等，诸如此类的素养都能深深地吸引读者，因此，出版者竭力寻求这样的作者资源，不断地在读者面前还原甚至放大作者这些方面的特点，以求得好的出版效果。
钱钟书淡泊名利，持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以整个生命来拥抱学术，以谨严的态度对待钱著读者的学者人生，已成为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形象而深植国人心中。
钱钟书严肃对待自己学术著作的出版，这既是他严谨治学态度的延伸，也是他的学术作品能经受时间淘洗而具有经久魅力的重要因素，更是他对读者负责的表现。据不少文字记载，钱钟书对自己作品修订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写于1982年的《管锥编》再版识语即如是说：“初版字句颇患讹夺，非尽排印校对之咎，亦原稿失检错漏所致也。国内外学人眼明心热，往往为一二字惠书订谬；其纠绳较多者，则有施其南、张观教、陆文虎三君；而范旭仑君尤刻意爬梳，是正一百余处。洵拙著之大幸已！应再版之需，请马蓉女士荟萃读者来教，芟复汰重，复益以余所雠定者，都勘改五百余处。亦知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1]勘改五百余处，这是一次极为庞大的修订。而且钱钟书认为：“亦知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这不仅是对出版编校的深刻认识，更是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极度负责：讹传是知识与学术的变质，蔓草更是有限出版资源的浪费。钱钟书在1983年为《谈艺录》写的出版“引言”中还如此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明年七月再版而止。海外盗版勿绝，好事者尝示二本，均误脱百出，不堪思适，聊胜于无耳。”[2]钱钟书也深被盗版之害，深恶而痛绝之，这不是因为对自己物质利益的考虑，而是盗版“误脱百出”，“聊胜于无”，对学术著作是致命的伤害。钱钟书一直都坚持这样的立场，如果是“聊胜于无”的出版，宁愿“无书”胜“有书”，绝不出版自己的著作。在“引言”中他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九六五年，北京中华书局忽谋重印，二三京沪出版社亦相继怂恿，余胥逊谢。”无意义的出版行为，浪抛心力，浪费生命，学者不为！
钱钟书淡泊名利，不会为逐名逐利而出版自己的著作。只有真正的大家风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种大家魅力是会吸引一代又一代人去阅读他的作品的。据载，“先生虽然藏书无多，却有一书惹得牛津大学出版社拟以巨款索之。那是一本《牛津大辞典》，里边密密麻麻布满了钱先生的批注。‘我姓了一辈子钱了，还迷信钱吗？’”[3]牛津大学出版社觊觎钱先生《牛津大辞典》里的批注，企图两者结合出版，诱以重金，根本不识钱钟书其人，真是有污钱氏学术人格之高洁。
当然，《谈艺录》、《管锥编》二书内容淹博，融汇中外古今的丰富内涵是其长效阅读价值生成的最核心因素，但是，除了书内春秋的优质，书外因素的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独特的编辑组合：长效阅读价值的促生者
编辑是把关人，是精神产品的加工者，需要高度的智慧和深厚的学养。一个好的编辑能以无限的激情从事出版，能敏锐地发现好的选题，能和作者进行流畅的沟通，等等。出版是需要激情的行业，在“无错不成书”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当代出版现状下，周振甫等学者型编辑，严肃地对待出版的每一个环节，最终促生了广为流行的学术经典。
围绕《谈艺录》、《管锥编》的出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编辑组合，这样的编辑组合对学术经典长效阅读价值生成影响深远。
周振甫不仅与钱钟书是同代人，还是《谈艺录》、《管锥编》二书最主要的编辑者。在“为人作嫁”长达半个世纪的编辑生涯中，他不仅编辑出版了《谈艺录》、《管锥编》二书，而且主编《文心雕龙词典》，点校《明史》，注释《鲁迅全集》。周振甫是学者型编辑，不仅有钱钟书所称誉的“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的校书者资质，而且在“龙学”研究方面用功颇深，全译《文心雕龙》流布极广，影响很大。而其《周易译注》、《诗经译注》、《诗品译注》等学术著作，又显示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深厚学养。
作为编辑的周振甫与作为作者的钱钟书之间，有着令人感动的良性交流与互动。钱钟书写于1983年的《谈艺录·引言》中说：“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三十五年间，人物浪淘，著述薪积。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诵‘卬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4]周振甫在开明书店印行《谈艺录》时，即如钱钟书所说“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为该书编辑，并且开始了与钱钟书长达几十年的知心交往。周振甫尽心竭力，通检全书，核对钱氏庞大的文献征引原文，“周振甫、华元龙二君于失字破体，悉心雠正；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底下短书，重劳心力，尤所感愧。”（谈艺录·序）钱钟书本人亦非常感动于周振甫为自己的学术著作出版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所以有“诵‘印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的感慨，引之以为挚友。
在二书的编辑过程中，周振甫随时与钱钟书就疑难处进行交流，订正原稿中的错误。钱钟书曾送周振甫《谈艺录》一部，亲自题曰：“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书蒙振甫道兄雌助，得免大并错，拜赐多矣。”对周振甫的艰辛劳动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在《管锥编》的出版过程中，周振甫不仅写了出版《管锥编》的选题报告（《建议接受出版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而且还就《管锥编》第一批原稿的审读写出了审读意见。至于给《管锥编》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大部头所做的标立目次、核对引文、文字错讹纠正等巨细无拘的编辑工作，那就更为繁重了。1972年钱钟书在《管锥编·序》中言：“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5]对周振甫同样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周振甫不仅编辑了《谈艺录》、《管锥编》，而且在编辑之外扩大了这两部学术巨作的影响力。他的《钱钟书〈谈艺录〉读本》、《周振甫讲〈管锥编〉〈谈艺录〉》对普通读者如何读《谈艺录》、《管锥编》有较好的引导，这对钱钟书两部学术经典恒久阅读价值的生成又多有助益。
除周振甫之外，《谈艺录》、《管锥编》还有一些“特殊编辑”不容忽视。这些“特殊编辑”与周振甫聚合起来，才是钱氏学术经典的真正编辑群体。钱钟书屡次言及这些个体：“援据汉籍，多请马蓉女士、栾贵明君检核，援据西籍，多请薛鸿时、董衡巽、马力三君检核。西班牙玛丽亚·里维斯女士、西德莫尼克博士、美国汪荣祖教授皆远贻新刻，济吾所乏。”[6]“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伯、徐君调孚、陈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谟、顾君起潜、郑君朝宗、周君节之，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7]“《钱钟书集》由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供文稿和样书；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鸿时和张佩芬诸先生任外文校订；……”[8]“《管锥编》问世以还，数承读者贻书启益。……原书讹脱字句，无虑数百处，重劳四方函示匡正，若再版可期，当就本文刊订，今姑略诸。”[9]“此书于一九八六年再版，海内外读者仍赐函是正讹文脱字，少者二三事，多则如王君依民校雠至百十事。察毫指瑕，都感嘉惠。”[10]加上上文提及的施其南、张观教、陆文虎、范旭仑、华元龙等人，一起形成了钱氏学术经典的庞大编辑组合。这是一个真正由责任编辑、学者、普通读者组成的群体，正是有了多元力量的参与，才能让《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学术经典更精致更完善。学术经典要形成恒久的阅读价值，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甚至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对当代出版业如何促生更多具有长效阅读价值的学术经典是有启发的。
三、倾心倾力的出版者：长效阅读价值的市场衍生主体
中华书局与三联书店作为学术著作出版的两大重要阵地，一直致力于严肃学术出版物的出版，也一直在打造学术经典长效阅读的神话，成绩斐然，在业界极有口碑，足炳史册。
在《谈艺录》、《管锥编》的出版过程中，两大出版社从选题策划、编校作业、装帧设计、市场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实是钱氏两大学术经典获得更广更宽接受空间的直接推动力。
钱钟书的两部学术著作主要在中华书局与三联书店先后出版，这既是创作者对出版者资质的认可，也是出版者对创作者的学术能力的认同。
中华书局为钱钟书学术著作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中华书局编辑部《管锥编》书稿档案记载，周振甫提出《建议接受出版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的选题报告后，中华书局编辑部于次日即作出决定，同意立即联系接受出版，并要求“从审稿、发稿直到排印出书都作为重点书予以优先考虑”。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力支持，《管锥编》不仅得以正常出版，而且屡次修订重印，并且于1993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算是对中华书局的一种肯定吧。
据《深圳日报》（《深圳日报》2007年7月23日）载，三联书店在20世纪80年代便有出版《钱钟书集》的选题创意和构想，原因有二：其一，像钱钟书这样的国学大师没有著述总集，实属遗憾；其二，方便读者收藏和阅读钱钟书的作品，因为钱氏以前的作品都出得比较零散，不系统。三联书店为出版《钱钟书集》，与钱钟书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最终在1995年达成钱钟书著述总集出版的共识，《谈艺录》、《管锥编》于是作为《钱钟书集》重要组成部分一同出版。据赵武平《经典著述重排新印 散逸旧作再现世间——钱钟书作品全集明年多家推出》的报道：“‘组织最权威的学者编校文稿，不惜工本倾全力印制最优秀的版本’，这是三联书店此次出版《钱钟书集》的宗旨。”（《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20日）三联书店将钱钟书著述总集的选题列入国家图书出版重点工程九五计划，足见其重视程度。
三联书店历时6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于《钱钟书集》的出版。《中华读书报》报道的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的说法，很能说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其文集涉及英、法、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并包含大量的古代汉字，编校排印所费工程巨大，仅繁体造字量就近四千字。为了全面呈现钱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书店特意邀请国内著名学者、编辑陆文虎、马蓉分别担任《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编辑工作，延聘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鸿时和张佩芬等英、法、德语文学专家，联合出任外文校订。”
出版社的强力支持，不仅仅是保证学术著作顺利出版，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学术经典的出版质量。错误百出、粗制滥造的东西，走不了三步远就会倒地死亡。
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保证了《谈艺录》、《管锥编》的出版质量，这是学术经典长效阅读价值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长期以来形成的品牌效应，又会让钱氏学术经典赢得更好的市场信誉，《谈艺录》、《管锥编》一直有不错的市场销售，而且成为常销经典，就是极好的证明。
出版社的政策支持、出版观念、编辑力量的组织、品牌效应等综合因素，对学术经典的长效阅读实是至关重要的。
学者制造上乘的学术作品，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丰盛的文化大餐；编辑精益求精的编校作业，是为了给读者提供的文化大餐具有更为过硬的质量；出版社的强力支持，是为这道大餐更广更宽地走向读者。学术经典的出版目的，正如其他出版物的出版目的一样，是为让它进入读者的视野，为读者所接受。这三极如果是良性运动，就能获得读者的认同而生成长效阅读价值，否则就会在时光之流中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