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事实上已经进入国人的日常话语系统。这个命题一诞生，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就在国内外遭到了来自政治上、学理上的各种诘难，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有一个内在的悖论一直未予以澄清。其理由是，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它就应该如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是普遍适用的，不存在因国家、民族的情况不同而具体化的问题，因而，没有中国化的数学、物理学等，也不会有什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普遍真理，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一些人滥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前一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一种观点实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甚至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儒学传统的改头换面，无非是“井田制的翻版”。究竟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呢？这关系到一个一直被悬置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而且需要首先回答的论题。
一、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需要中国化，它何以不像自然科学的公式那样是普遍适用的呢？在这里，首先关涉的是它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问题。马克思主义按其学科属性可以规定为广义的人文科学。广义的人文科学“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① 可见，人文科学归根结底是对不同文明形态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基础原则、研究价值以及研究界限方面是不同的。
1.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完全不同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人文科学则首先离不开人。人与自然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懂语言、能劳动的现实的个体。对人类精神，即理性的研究，成为了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重要内容。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上一个高峰。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人文科学，如哲学、历史学等，研究的是精神，自然科学则研究自然，自然与精神是不同的。自然只有变化，没有发展。发展的实质是扬弃，即克服和保留，保留体现出连续性，克服体现出超越性。发展是一种连续和超越。自然的变化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太阳下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所以，自然的变化只是自在的，只有精神的变化才是自在自为的。“精神的发展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② 黑格尔把现象仅仅看作一种精神现象，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把精神与自然对立起来，实际上阐明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按照狄尔泰的观点，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科学形成了一个与自然科学并列的独立整体。狄尔泰像维科一样，认为人文科学的可能性的首要条件就是研究历史的人或创造历史的那个人。人文科学的核心范围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可以这样表述：“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已经创造的东西。自然界，物理科学的对象，则包含着独立于精神而出现的实在。人主动打上其印记的一切，构成了人文研究的主题。”③ 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或实在，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主动打上其印记的一切”。当然，这种印记，不只是狄尔泰的精神的印记，而是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的痕迹。所以，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是不同的，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彼此的相互作用，反之，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④
2.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基础原则不同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自然科学的学科目标是追求精确的事实，以事实为基础进而“求是”。所以，自然科学的学科基础原则是数学。而人文科学不仅要从事实出发进而“求是”，而且要阐明其“应当”，即人的有目的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人文科学不能用“常量”来计算，其学科的基础原则只能是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基础原则界定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一门科学只有用数学来计算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恩格斯认为，在古希腊，最早的自然科学只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但是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等，尽管近代天体力学首先发展起来了，但同时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恩格斯说：“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立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一举弄清楚了。”⑤ 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实个人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生产本身又分两种生产，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一方面，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其下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受着这两种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能动作用，人们的任何有意识的活动就有其价值和意义的评价。人文科学通过评价人类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通过内心体验构成价值和目的，而自然科学则仅仅局限于事实的范围。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是通过人文科学的认识赋予的。他说：这种“内在体验的科学就包含了决定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认识论原理，以及解释各种意图的存在、最高的善和价值的我们行动的原理；我们所有应付自然的实践行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⑥。他还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真正基础是一种粗糙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孔德的错误在于把人文科学归结于自然科学，把精神现象归于自然现象，把人的高级能力降低到动物的低级能力水平，从而遮蔽了人的行为的价值和意义。狄尔泰把人文科学的价值和意义仅仅看作一种内心体验当然是不确切的，但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人文科学解释了人的实践行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正确的。
3.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原则的适用范围各不相同
自然科学所追求的是对现象的说明，因而自然科学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具有相对的超时空性。它可以不受社会历史条件、民族传统习惯和文明形态的限制或影响。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牛顿的力学原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人文科学就是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科学。人类社会也象自然一样，也受其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但人是社会、民族和不同文明形态的产物，所以人文科学的原则往往受社会历史条件、民族传统习惯和文明形态的限制或影响，不存在万世不变的普适标准。这一点事实上从维科开始、经过休谟的质疑和后来历史主义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已对其作了科学的论证。维科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具有不同质的研究对象，因而也具有不同质的研究方法。休谟对人文科学的理性普适性倾向提出了质疑。康德由此得到启发，对人类理性的适用性范围进行了限制和界定。19世纪的人文科学成了历史取向的学科，人文科学各分支被历史化了。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赫尔德引领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化趋势。“他是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最杰出代表，这种历史意识蕴含着一种新的个体感和历史变化感。后来所谓历史主义的核心即在此”。所谓历史主义的个体性不是局限于个人或特殊现象，而是指“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也是某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东西”⑦。
在这里，历史的个体性实际上是开始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历史的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解，因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从个别、特殊开始的，这一点也是中世纪以来唯名论的传统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影响。问题是，历史的个体性是如何可能的，这种个体性是由于外在自然的作用，还是其内在的矛盾运动？历史主义虽然拒绝从外在的自然来解释个体性，但他们把个体性归结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性（赫尔德）和精神或自我意识（费希特）。尤其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性的历史变化感通过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才真正突现出来。在他看来，不同历史实体的历史变化是由不同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决定的，世界历史的变化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意识运动和上升的过程。这种以人性和精神来解释历史个体性的历史性，其历史变化感也不是真正的具体的历史性。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他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⑧ 可见，所谓社会历史的个体性，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人类、民族、国家、家庭和文明形态存在方式变化和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状态和特征。
社会历史的个体性所揭示的文明形态的特殊性在当代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中更加突现出来。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一方面反对以民族国家或人类全体一般作为研究单位，另一方面又将世界26个不同文明形态的变化和生长的整体性和个体性结合起来，并分析了这些文明形态发展和衰落的内在原因。汤因比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把文明的变化和生长比作一个生物有机体，但他并没有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把文明的变化和生长公式化。美国的亨廷顿把未来的世界冲突归结为不同文明的冲突，在此暂不评论其理论得失，但其从一个侧面表明，全球化中的某些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原则必须有一个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它们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所以，人文科学既要研究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同时又要从这些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形态不同的具体状态和特征出发。人文科学只有将其二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人文科学，它要成为某一民族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即同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个民族、国家的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等文明状态和特征结合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胜利。可是在国外却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儒家社会主义，封建的农业的社会主义等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是否实际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如果对它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可能的，否则，就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本已成为人们生活常识的话语，但又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再次成为我们不得不首先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
在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就有数十个，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却被一些人歪曲为（“铁托”式的）修正主义等等。在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和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研究的热点问题。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历史性解读者认为，以恩格斯《反杜林论》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经典文本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表现。它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组成部分、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的严整思想体系。”⑨ 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出发，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一个逻辑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界定为社会发展学说。 “社会发展学说大致可以包括这样三种成分或三个具体学科：理想学说、现实社会的批判学说和历史哲学。”⑩ 其实，整体性方法不是这两个定义分歧的根本，庄福龄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部分并没有割裂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联系。其要害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究竟突出的是其历史性，还是其当代性？显然，庄福龄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文本的基本精神，而后一种理解更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是，究竟从何种研究视角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在我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科学理解，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也必须凸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基本根据，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就失去了前提，对其内涵的规定就是不可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离开了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就同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失去了联系，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是否可能，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是何以可能的；历史性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根据，当代性可以证明和显示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统一起来，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作出科学的规定。
以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为根据，要解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仅仅了解它有三个组成部分还远远不够，问题是，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关系究竟如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这一问题不澄明，就可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用来充当马克思主义；把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成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它们的实质和核心是现代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不仅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都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核心。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说，“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发现是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是，这两大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获得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手段和途径。“现代社会主义”从此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以现代社会主义为核心等三个部分组成和统一起来的社会发展理论。现代社会主义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和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是指一般的社会发展，而是指以现代社会主义为标志的社会全面发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泛化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现代社会主义。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而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问当代中国是否有马克思主义，首先应该追问当代中国是否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对它的科学规定，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文本解读为依据，又要与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结合起来。邓小平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揭示了现代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中国坚持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基本要素统一起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儒家社会主义、封建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现代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存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实践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本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生根、开花和结果最适宜的土壤，为什么没有出现现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具体化？在另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但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最后为什么还是不能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能够相融所致。试问，既然文化认同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更具有亲缘关系，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而不是在西方某个发达国家？文化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因素，但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呢？
1.中国的国情需要世界历史性的思想理论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表明中国仍然还有相当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耕自足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为了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虽然曾前仆后继地进行过无数次抗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结果都失败了。中国革命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作指导，才可以找到自己的成功途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资本和现代工业所引领的全球化浪潮开始席卷全世界，世界逐步进入一个以世界历史性为标志的时代。世界历史性引领和影响了全球各民族国家地域性的革命，而任何一个地域性的民族国家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历史性进程中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这里，人们往往从外在的影响来理解。其实，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还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有三个重要方面不能忽视：首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而且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西方是可行的，而且也适用于世界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的世界历史性的理论，从而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最后，更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中国革命开始驶入了世界历史性的轨道，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2.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自己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
1921年，在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外在的思想文化理念，要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首先，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其本土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使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但是，谁是中国化的主体？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必须有一个能将其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不能缺少由本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次，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 这里所说的掌握理论的群众，就是理论主体。所谓理论主体，那就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变成物质力量的群众和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并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她坚持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有了理论主体，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外在于群众与人民日常实践不相干的理论，而是一种可以转化成为行动的物质力量。有了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在实践中证明和检验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真理。
3.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不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不是因为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天才。中国共产党人与其他国家政党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理念。这种理念和精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开始逐步形成。这种精神尤其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十分典型。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和《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等文章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精神：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尤其是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从哲学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进行了中国化的阐释。实践出真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观点被中国化为中国人民的具体行动指南。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根本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通过实践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不仅很快地实现了拨乱反正，而且经过实践的不断探索，在实践中创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总之，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理论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的基本途径。
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把中国的实践经验逐步升华为新的理论形态
任何事物发展都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过程是指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的成果的理论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的基本形式是新的理论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形态，这一过程不同于理论的发生和起源的具体过程。它不是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而是相反，它经历的是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上升到理论，即理论——实践——理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并非产生于中国本土。在我国，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观念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观念传入中国，不可能不受到中国的文化主体的阻碍，不可能不受到在中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排斥，不可能不与早于马克思主义进口的其他思想文化相互竞争和激荡。这就有一个文化选择的艰难过程，比如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关于“主义”和“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无政府主义等文化选择、经济制度选择和政治制度选择等问题的论争，各种理论和观念之间经过了理论的批判和反批判，中国最终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在这里，理论被客观化了，而对认识主体而言，则反映为主体的感性和经验。如果马克思主义停留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与时俱进。感性认识必须上升为理性认识，个别经验必须提升为普遍的新的理论形态。第三个阶段就是由实践再到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实践检验和证明，并逐步由实践上升到新的理论形态，它的标志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新的理论形态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在这里，实践是基础，但是由实践经验向理论的提升绝不是简单的概括和推理。它有时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艰苦探索。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过程。
注释：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页。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页。
③ 转引自［挪］G·希尔贝克：《西方哲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⑥ ［德］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⑦ ［挪］G·希尔贝克：《西方哲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⑨ 庄福龄主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⑩ 郝敬之：《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标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科学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