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作家：我们还存留了多少文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留了论文,敢问论文,作家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文学，面对着强大的市场经济的冲击，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家们在向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妥协与认同、放弃自己神圣职责而同普通谋生者等同的同时，开始逐步把文学推出了文学之所是的领域——精神，从而使文学失去了自身的色彩，异变为人们日常性的消费品。文学精神的消失，正是文学的消失。
向后撤退——消退的探索精神
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毫无例外地包蕴着作家的探索精神。一部辉煌的文学史，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作家孤独而又执着的探索精神的结晶。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下文学看，文学所应具有的这种探索精神已被作家们彻底抛弃，走向在世俗浪潮的冲击下以媚俗姿态去迎合市场、迎合庸俗心理的需求。
贾平凹的《废都》开了肉欲化描写之先河。从此，中国当代文学便沿着贾平凹所开辟的这一道路大踏步地勇往直前。虽然这部作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转型时的迷惘失落情绪，是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那种社会英雄角色被市场经济的现实削弱后的无所适从，但其中大胆直露的性表现，其媚俗的档次之低不仅使其无法回到精神探索的轨道，而且扒开了中国文学肉欲化潮水的大堤。就这本书本身被市场炒作及其满足庸俗读者需求的惊人的发行量看，可以说是市场订货与叫卖的成功典范。《废都》之后的贾平凹，又相续创作了《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及《病相报告》等，在这些小说里，贾平凹的探索全部化为一股浓厚的怀旧情绪，作者在面对或身处现代文明世界时的无所适从，使他选择了返回过去，返回到偏远的乡村，通过建构乡村话语来改变和化解文化人在城市现代文明的失败和焦虑。乡村成了贾平凹对传统无限追念的生命依托，人只要离开这里就会陷入绝境和灾难，就会成为丧家之狗。在对传统和乡村的建构中，贾平凹总是缺乏一种对传统乡村反思的审视和批判，一味地只是审美关照和衷爱。这正是他陷入精神孤独、永被自我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原因。
王安忆的创作速度令人惊叹，其数量之多也令人佩服，在她400多万字的作品中，可谓题材广泛，主题众多，叙述方式也多有变化，但人们很难从中寻找出一条王安忆精神探索的线索。她的语言可以说极其优美、细腻，小说的故事也极其精彩，可是她所有的故事，似乎都没有一个价值精神的统领。即使被评论家们大加赞赏并荣获茅盾文学大奖的《长恨歌》，虽然用精细传情的笔触记述了40年代“沪上淑媛”王琦瑶40年来与四个男人间没有结束的爱情故事，但小说中对她虚度时光仅仅是为了打发日子的平庸生活的描绘却倾注了热情，我们看到的是王安忆对王琦瑶的所谓优雅高贵生活方式的着力渲染，一种对王琦瑶式的生存方式的向往和怀念。作者在对王琦瑶式的生存方式完全表示认同的同时，丝毫也感受不到她理应具有的批判情怀。
探索精神的消退现象在贾平凹、王安忆这些在80年代的文学启蒙时期曾以他们的创作才能和成就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作家的创作中尚且如此明显，在那些在90年代登上文坛的所谓作家身上就更为突出了。先锋派作家、女性主义作家、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作品中，文学固有的探索精神几乎被他们洗刷得干干净净，文学在他们的手中彻底走出了精神的领地，投向了世俗化生活的平面，因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生活的复制品而难以产生艺术震撼力。
对生活的认同——放弃的否定精神
否定精神，是文学精神指向中最主要的内涵之一。莎士比亚对不完美的人性的否定，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丑恶的否定，艾略特对造成人精神荒原的现代社会的否定，鲁迅对“吃人”的中国文化负面影响的否定……一部辉煌的世界文学史，可以说就是否定精神建构起来的历史。文学中的探索精神也是基于否定精神才得以确立的，一个在现实中处处感到满足感到完美感到自由的人是不会有理想有求完美即创作的冲动的。
在池莉早期的作品《烦恼人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她在对印家厚琐细平庸人生生活的描绘中，透出了对造成这种人的生存困境人生价值失落的不如意不合理现实的否定情绪，可是到了90年代，她的《太阳出世》《来来往往》《不谈爱情》《生活秀》《看麦浪》《水与火的缠绵》等所有作品，则表现出对世俗庸常生活的认同，否定意识与否定情绪被彻底抛弃。《太阳出世》从赵家胜夫妇的婚礼写起，随后对他们孕育、抚育孩子的全过程进行了日常生活式的平实叙述，其故事情节及人物毫无探索和含义，因为它本身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部分，是世俗生活和世俗人生的原态。《不谈爱情》中叙述的是知识分子庄建非与市民出身的妻子吉玲之间的夫妻感情纠葛，然而他们吵闹后却清醒地发现他们的婚姻并非与众不同，“就是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于是，庄建非从理想化的空中花园中走向了现实，在现实的法则中找到了平衡感，一切婚姻危机终于结束。池莉通过主人公庄建非表明了自己对现实原则认可的态度，而作家走向理想的否定精神在她的身上荡然无存。这种向世俗庸常生活认同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来来往往》和《生活秀》中看到。
这种向世俗认同，放弃文学特有品质否定精神的现象，在新生代小说中更是普遍。当市场经济打开了人们奔向幸福和财富的梦想之门后，人的纯生存的自由理想也从人的心灵深处放开了被一直禁锢着的“欲望”这个魔鬼。那么我们当下时代的作家们是如何思索的呢?融进时代、认同世俗、赞美欲望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邱华栋的小说中，欲望成了他的人物的动机和目标。《生活之恶》里的罗东光拼命地获取财富，原因是第一次恋爱失败后发誓要拥有财富，“因为只有财富他才可能去任意选者自己的生活。”吴雪雯也在欲望中放任自流，以征服男人为快乐来获取物质的极大满足；眉宁以一夜的肉体交易来获取一套住房，在被爱人摒弃后又成为一个高级妓女来获取金钱。在邱华栋的笔下，金钱成了他人物的价值意义的惟一“尺度”。《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从为了赚取金钱获得生存自由走向了金钱的魔狱。金钱成为邱华栋小说故事情节必不可少的要素，而豪华气派的饭店、高级商厦、歌厅、象征身份的各种名牌服装、高级轿车成为他小说审美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对这些以及豪华场所不厌其烦的描述，对金钱数目的津津乐道，表现出他的认同感和对物质的赞美与爱慕。不仅如此，他的小说也走向了一种庸俗的市场化写作，迎合庸俗者的口味，如《黑暗河上的闪光》就写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与妻子不和，在一次到某小城的采访中结识一位酒店的三陪小姐，在将其带回住处的途中发生车祸导致小姐死亡而陷入官司。这篇由色情、命案和官场内幕构成的小说，没有任何小说意义上的特点，完全是庸俗的文字游戏。
纯粹文字游戏——无“意义”的空洞文本
探索与否定的文学精神丧失的结果，就是直接导致文学中“意义”的丧失。“意义”是文学的一个中心，缺少了意义这个中心，文学就成了散乱无章的纯粹语言文字，就像一群没有指挥统领的散兵游勇，没有目的，不知何往。小说走出了文学的领域，成为无以归类的文字。
使“意义”在文学中失去重量，最早是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的。王朔的写作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当作家们还在从自己的主体精神出发来创作时，他就开始从读者和市场的角度来写作了。因为他非常聪明地看到了精英文化是如何在金钱和市场的冲击下失去权威性的，他也敏锐地看到市民意识文化恶俗一面的不可遏止性以及市场之巨大。因此，他将世俗话语搬进文学，冲击精英们的启蒙话语。其结果，是在广大世俗市场的需求下，他借用“痞子”们的胡言乱语开辟出了大众文化的阵地。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是致命性的，导致文学逐渐失去文学色彩，使文学的价值逐渐消失。随后便是新写实作家们对文学形成的又一次冲击。当刘震云、池莉等人的小说将文学精神层面的乌托邦冲动用芸芸众生琐碎的生存世俗情怀来取代时，文学开始专注于外在表面形态的表象，文学领域“意义”的重量开始减轻，感性成为纯粹的感性存在。在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小说也是只注意把玩表面的感性而忽视文学的“意义”诉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的写作追求与新写实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新写实的世俗情结在她们身上变成了自传性的个人隐私的自我揭示，在感性层面，她们更多一些女性的自我体验。读者很少从她们作品的自我展示中发现所包含的意义容量。海男的《粉色》在叙述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女生罗韵的情感经历中，除了讲述她与三个男人的纠葛外，叙述的感性层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当下的中国文学在具有强烈商品意识的作家们手中，已经不再具有精神的挑战性。文学在失去昔日的精神和灵气的同时，获得了普通庸常的世俗性，成为沉沦、适应的代名词。尤其是当下文学中所充斥的性欲与色情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使文学从此笼罩在肉欲的迷雾中，它使人在迷醉中得到下意识的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着人的欲望膨胀。失去了精神维度的文学让本能充满人的躯壳，作家们高举力比多的大旗在商品社会里大行其道的现实，不能不说是精神之光毁灭后的文学荒漠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