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乡愁的能动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动性论文,乡愁论文,日本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以来，乡愁作为一种意境、情结、观念而不断被人感受、吟诵，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后工业文明的推进，地权的流转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搬迁进城或在地城镇化，乡愁更走近了每一个人，乡愁的概念也从少数人的诗意想象、文化把玩转变为更多人的切身体会、理性认知，蔓延到更大范围的实际生活中，其内涵也变得更加真实和具体。 新语境下的乡愁与城市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必须置于城乡关系中才能论述得更加全面深刻。截至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跨越50%，达到53.7%，相比1978年17.9%的城镇化率，中国城镇化率高速度递增，为世界城镇化史上罕见①。在这个过程中，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超过几亿人。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农村也得到快速发展和提升。对故乡的远离和故土家园的变容，使得“故乡、乡土”这种乡愁、乡情情结表现得愈发强烈。每个人意识中都有“故乡”的存在，“乡愁”的感受方式即使不尽相同，但在城市化大背景的今天，乡愁情感的凸显却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可归纳为两方面内容，其中之一是“要尊重‘自然’的生态法则，处理好‘现代性’与‘乡愁’的生活方式失衡问题”②，不排除过分强调“乡愁”而无视“乡仇”的做法，又或者强加“乡愁”的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乡愁与城市化建设是如此这般的如影随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不仅要关注城市，更要关注山乡渔村。在城镇化相关论述中，有人提出“城市崛起农村没落是历史大势”③，这里还只是停留在“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农村的凋敝，传统社会模式的变化”层面，更有学者从深层学理思考入手，预言“村落终结”，并进一步阐释说“所谓‘村落终结’已远非简单的‘空间变迁’和‘关系变动’，亦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迁过程”，同时“乡村过疏化的实质是在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背景下，大城市与偏远乡村空间关系的重构”④。这都向我们展示了城乡互动的认知观点。所以，乡愁的现代性作用亦应放置在城乡关系中去感受，去思考和论述。 一、民俗学视野下的乡愁认知 乡愁这一表述并不陌生，对其内涵、形式和溯源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例如(1)从浪漫愁绪入手的美学研究；(2)从作家作品、乡愁主题入手的文学研究；(3)从身份认同、后殖民主义角度入手的文化学研究；(4)从溯源、历史生成入手的史学研究；(5)从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入手的社会学研究；(6)从生存痛感、集体无意识入手的哲学、心理学研究；(7)基于乡土传统、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角度的民俗学研究。 统观相关研究可以发现：首先，以往乡愁研究中鲜见民俗学科的身影。这是由于曾经的社会与时代背景决定了乡愁更多涉及的是士人、文人、海外华人等特定群体，多出现在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语境中。其次，继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城镇化与乡土传统研究之后，2014年初以乡愁为关键词的研究开始在民俗学科中崭露头角。民俗学特有的乡土情怀，必然使其站在民俗承载者主体立场，关注离土的农民如何延续其在土地上生长并传承千百年的乡土传统以及由此而来的滞后的乡愁。最后，现阶段研究多停留在视乡愁为静止的客体，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记录、分析、阐释的层面，而缺乏从主体性角度入手，对乡愁进行能动性的挖掘。其中《中国社会的乡愁传统与现实问题》⑤提到了古代曾经运用乡愁来激励士兵；《城镇化“乡愁”的国际借鉴》⑥结合英德美日城市化建设中对“乡愁”认知，尽管不十分清晰却也流露出了作者对乡愁作用层面的关注，论述了对乡村的热情和向往与保护政策的出台、文化记忆的传承、生态原貌的维持之间的协调作用；以及《乡愁是一种美学》⑦中提到曾庆邦以“乡土”即“现代的乡愁”概念，成功帮助华裔马来西亚公民摆脱现实认同的危机，实现华人文化的长远建设的历史，可以隐约看到乡愁的能动性层面。 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它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乡愁作为人的一种意识，自然而然、生而有之地也具有了这种能动性。在本文中，考虑到相对于人的层面更加侧重的是社会关系网络，因此这里有倾向性地选择艺术人类学领域的“社会能动性(social agency)”理论⑧来思考乡愁的能动性。在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和集中，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城市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过渡，乡愁也不再仅仅是愁绪的载体、美学的意境，它也具有了“行动力”，这种“乡愁的行动力”就是“乡愁的能动性”。它与“艺术的能动性”近似，不是“普遍意义上所指的，具有‘目的、思想、意识或感知’的人或动物才具有的属性”，而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有背景的概念”⑨。其条件便是中国安土重迁的传统意识和具有悠久历史的乡土文化，其背景则是城市病的泛滥、大拆大建的毁村运动、精神世界的缺失等，同时这又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所说“我们就是赋有感受性和记忆的乐器，我们的感官就是键盘，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弹它”⑩之“客观能动性”进行了很好的呼应。正由于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才应该更好、更多地认知乡愁的能动性意义，倾听乡愁传递出的民众的心声，发挥其积极有效的社会现实作用。 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全国规模的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不仅迅速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其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发展。可以发现其中乡愁情结发挥了特有的能动性作用，与成功重构乡土文化的行为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日语语境下乡愁多以“故乡情结”、“乡土意识”的表述代指，原样以“乡愁”两个汉字标记出现的频率并不多(11)，其中就有伊藤一男在研究日本诗歌时指出的，“应该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像日本人那样如此感受到乡愁吧。”(12)现代社会生活中乡愁如何体现、如何延续、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发展乡土文化起到了怎样的能动作用？这是十分耐人寻味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日本走过的道路值得审视，以下将以日本的历史进程为参照对象，从乡愁主体性角度出发，考察乡愁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成机制及其发挥的能动性。 二、乡愁的生成机制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50年代的初始阶段；50-70年代的飞速发展阶段；80年代至今的成熟和再城市化阶段(13)。考虑到城市化的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度，以下重点对前两个阶段的认知观进行考量。 城市观和故乡观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现代语境下的乡愁，决定了乡愁的存在实态，乡愁的能动性又作用于城市化的实践，民众的乡愁情结是连接城市观与故乡观的文化因子。以下通过对城市观与故乡观的考察，阐明了乡愁的生成机制。 (一)柳田国男的近现代史观——基于《明治大正史世态篇》的解读 柳田国男的近现代史观对日本民俗学中城市观的形成和体现、乡土观念的延续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是解读该思想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城市化初期他就指出“从人口数量和利害关系考虑，也应该多说一些关于乡村的事情。很多乡村人认为，书籍仿佛就是从城镇带来的纪念品，因而谈论的话题也自然偏向城市一方。这样看来我们也应该提供一些乡村内容的书让城里人去读”(14)。其中流露出了其近现代城市观下朴素的乡村情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明治之后的大正时期，日本政府积极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文明，在现代化、工业化、机械化的冲击以及合理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下，社会众多方面开始出现结构变动，传统农耕社会、原有生活风貌也在不经意地发生着改变。 柳田尝试通过世态史的研究方法，洞察社会变革，表达其对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观点。他通过对民众日常生活中触觉、视觉、味觉等感官的变化，服装、生活用具、居住空间等生活资料的变迁，光线、山水、码头等自然风貌的改观研究，以具体可见的生活文化为参照物，描绘社会变迁的轨迹，透过民众内心的心意变化，觉知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也正是《明治大正史世态篇》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同样备受关注、得到高度评价的原因所在。 当时的现代人或者一味推崇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追求工业时代的社会进步，或者容易被旧式的兴趣喜好所束缚，沉迷于怀旧和叹息中。面对时代变革下民众面临的迷茫，以及社会价值观呈现的混乱，柳田一方面从森林面积的减少、现代人与自然的对立入手，力图唤起民众曾有的自然情怀，使更多民众认识到人与环境是和谐共存、水乳交融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以客观现实的态度、基于民众立场，肯定新生活必然会留下新痕迹，评价生活的改善是“人类赋予老去的自然的至真至诚的礼物”(15)。柳田国男以其立体、多重的思想，体现了其合理的近现代史观。不仅如此，柳田还以前瞻的目光、敏锐的感受性和特有的觉知，提醒民众在匆匆前行时，也间或停下脚步，环顾自身生活的变迁，培育自身的感悟，思考“什么是新生的美好，什么是被忘却遗失了的珍宝(珍贵存在)”(16)。由此强调：日本的社会变革要因地取材，因国而异；“不要因为缺乏关注，而无畏地破坏我们未来的幸福”(17)，也就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对于柳田国男在《明治大正史世态篇》中表达个人近现代史观所体现出的特点，鹤见和子总结了以下五点：(1)重视感受的变化，采用的是可视性与意会性比较的研究范式。(2)侧重于对经过长久积淀形成的、存在于基础文化层面的民众情感、情绪传承的挖掘。(3)强调日本传统、固有文化的内发性发展对社会近代化进程起到的促进作用。(4)相对于现代化领域的单向发展理论，柳田更加强调多向发展可能性的并存。(5)柳田认为，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一个以确切更替的时代可以简单切割的结点形态，这种变迁是一个包含转型变革过程的漫长的时期(18)。 柳田国男的近现代史思想观深深扎根于日本根基文化，立足于对民族性感受之理解的基础之上，其采取的世态史研究视角，一方面密切贴近民众主体的生活文化，另一方面又结合了柳田个人的预见与觉知，为日本近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裨益。 (二)日本民众的城市观——“城乡连续体论”、“归去来兮”、“村落民的心意” 日本民俗学有关城市观的研究多以柳田国男的城乡关系论为出发点。柳田涉及城市部分的研究集中在《时代和农政》、《都市与农村》、《明治大正史世态篇》(19)三本论著，其观点体现在“城乡连续体论”、“归去来兮”、“村落民的心意”三方面。1929年出版的《都市和农村》是柳田国男有关城市论述的代表性著作。在书中柳田强调了日本城市民的特异性：即生活在城市的人群或是第二三代以前农村移民的后代，或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在心意表现和精神层次上城市民和农村人是相同的。日本不存在像其他外国城市里看到的真正绝对、土著的城市市民。书中表达的“日本的城市是由农民兄弟创造出来的”思想是柳田国男关于城市的代表观点——“都鄙连续体论”的充分体现，在这里，“都”、“鄙”分别指代城市和村落。柳田主张城市和村落是连续体的关系，城市存在于村落的延长线上，两者在人员、经济、文化方面都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城市民俗的源头在村落，只有村落里才存在日本民众的基础文化，城市的生活文化只不过是村落生活文化的一种变形，因此理解了村落就能理解城市。可以说柳田的所有城市观都是建立在“都鄙连续体”论基础之上的。 正如日语谚语“繁华热闹的都城中有(我的)故土家园”(20)中所表达出的，都市依靠村落的支撑，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依赖共存。即使城市文化发展到极致，但其根本仍然是在村落，若缺少了来自村落的基础文化，城市的体系就无法完整。居住在城市的人在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家园后，对故乡的民俗生活才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所以即使现实中的故乡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故乡，城市民却依旧把“归去来兮”挂在口头上。因此可以说城市的民俗是被建构在这样一种寻根指向、思乡情结、“村落民的心意”之上的。 同样面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列岛开始进入城市化阶段时的社会问题，和柳田同时代的、另一位民俗学大家涩泽敬三(21)从独特的思维方式出发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初期的城市化形态与癌细胞的扩散机制具有相似性。“小的村落与城镇，在某个时期受到某种刺激快速发展，如同人类细胞的异常增殖一样，不知停止。原发性癌发生转移并迅速增殖的样态，可以在都市与村落的关系中找到投影。很多时候，大都市苦于村落中没有的‘毒细胞’的毒素扩散备受折磨。只有不断从村落有新鲜的人群进入，冲洗掉恶化了的都市血清时，都市才能健全，都市也才可能得到移植”(22)。我们可以理解其中提到的新鲜的村落人群，他们发挥的重要作用便是带来了村落民的心意与文化，这是与城市文明病形成鲜明对照的存在，安抚了城市民不良的欲望、抚慰了他们的乡愁。 继第一代民俗学者之后，宫田登着重从城乡的价值定位、城乡各自不同的不安心理入手，考察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以及城市民与村落民的心意特征。宫田登指出20世纪30年代时，“生活在都市的人，会想念乡村生活的宁静、清澈、农家乐，置身乡村辛劳、贫困、寂寞、百无聊赖中的村民，渴望能感受到都市的明亮、便捷”(23)，当时的都市与周边村落，在经济与文化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家寄意于建设舒适的都市生活与村落生活，希望过上都市生活中纳入田园味、乡村生活中导入都市范的日子，城市与乡村处在价值体系的对等位置。但是伴随着战后日本大城市集中发展模式的推行，巨大都市与村落被原生态山地隔开，分别矗立在山的两边。对于村民来说，原有的栖息着狐、狸的自然空间被高大的摩天大楼构成的异质空间替代，同时他们的视线也被淹没，从而让他们感到恐惧和不安。同样大城市流传的“消失的搭车客”、“玛丽”、“七个不思议”(24)等传说、灵柩车通过时要藏住大拇指等观念也暗示了城市民由于远离土地生产而导致的无依无靠、无根浮萍般的不安情绪。城乡居民不同形式的“不安”表层下，深藏着的是他们共通的对乡土的眷恋。 (三)日本民众的故乡观——“故乡”的再发现 客观来说，故乡观包含有矛盾的双重性，考虑到乡愁及能动性所归属的价值体系，这里更多涉及的是无法回乡、不回乡立场下的感受。20世纪后半期日本形成了三次柳田(国男)热，这不仅仅是源于学界思潮，更是与城市化大背景、民众对乡土文化的渴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民俗学的推崇正是日本民众追求乡愁、追寻历史记忆的体现。 伴随城市化进程中愈加突出的故乡观念、乡土意识，首先我们会思考“故乡”与“乡土”的关系问题。《日本民俗学的视点》第三卷《故乡的发现》对两者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对“乡土”的认识更多侧重了对照方法的使用和对其抽象内涵的理解。对于“乡土”究竟是什么？文中借用了折口信夫的见解“所谓乡土，是来自都市的称呼，充其量不过是指农村、乡村、乡下这样的词。生活在忙碌的都市中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乡村生活是那样静谧、充满了奢侈般内心平静的所在，而无比地怀念和渴望。正是这样的心态催生了乡土这个词。也就是说乡土这一特定表述被都市人赋予了古朴生活感、特指保存与传承古法旧式的情绪指向。如此一来，对于乡村怀有一种尊敬和被治愈的感觉，从而乡土这一词汇更多的被使用开来”(25)。正如近来我们经常提到的“乡土文化”，或是早期日本民俗学常用的“乡土研究”，乡土所指不是单纯的故乡含义，“乡土意识”、“乡土性”及其外延的“民族性”、“基础文化”才是其深层研究意义的体现，也与接下来池田弥三郎从抽象内涵对乡土所作的阐释不谋而合。池田指出：众多无名的凡俗之人汇聚成集合，这个集合的感受和表现是每一个无名氏曾经生存来过的证明，也是日本人内心的原风景，是我们的“乡土”。“乡土”是民俗探访遍历的目的地，也是民俗探访遍历所要发现的存在(26)。 柳田国男在阐述自己的近现代史观时，也借用了故乡观与乡土这一标尺。面对乡土社会的变容，以及对未来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预测，他在第四章“风光推移”、第五章“故乡异乡”展开了集中论述，“保留自古以来的传承，是使故乡变得更美的手段之一，这也是以往的经验教会我们的”、“都市的公园大多建在以往的旧城遗址之上，在小山丘上兴建土木工程，必然有其缘由。尤其不谋而合的是，那里都曾经是当地历史记忆的中心所在，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言而喻地承载了过去的大事件，为我们播撒了今天乡土情怀的种子”(27)。将其史观与乡土认识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将故乡与乡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因子是人情味，是浓浓的乡愁。尤其是后工业时代下，当乡愁存在的土壤不再肥沃，也使人们最容易回归传统，期望从中获取力量。1995年日本民俗学会召开了以“追问故乡”为主题的年会，围绕现代日本人的故乡观和乡土意识展开了多角度的学理讨论(28)。其中田中宣一在《故乡以及故乡观的变容》中提到两点内容让人深思。其一是，现代的日本人正在不断丧失着故乡感，或许现代人的关注是“升华”到了对日本文化、人类社会的层面，但对自己身边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应有的情感和依恋却在一点一点地缺失，其结果是使现代人失去心灵可以依靠的港湾而更多陷入不安情绪中(29)。其二，作为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同的只是都市或山乡渔村的空间差异，相同的是人们身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野性味的渐渐远去。可以看出，尽管在意识层面社会或民众已经认知到城市化发展下乡土记忆传承的必要性，但现实中依旧没能充分实施。另一方面，故乡观又表现出了多样、复杂的实态，不同性别、不一代人、不同的处境下的故乡观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研讨会从三个角度展开追问：第一种是远离故乡的人如何看待故乡。第二种是身在故乡、为了重振故乡付出努力的人的动态。第三种是从家、祖先的概念以及女性的问题如何理解故乡。这也是如下三篇论文的核心论题(30)。仓石忠彦《都市生活者的故乡观》借助对流行歌曲歌词的分析，提炼出城市民的故乡观以及他们的乡愁情绪，进而将之与新社区建设契合在一起。于是有了“以留下深刻记忆的东西为参照物、以让自己怀念的场所为中心、通过举行仪式活动的观念、形式再造故乡，通过迁移居住、以意向性的追求方式实现故乡再造。”八木透《家·女性·墓地——对女性而言的故乡》基于面向女性的问卷调查尝试解读女性视角下的故乡观，“在视某地为故乡的缘由中，‘是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那里有父母、熟人、朋友’、‘心灵得到慰藉’、‘大自然的怀抱’是被调查者的主要回答。”换句话讲，这既是乡愁情绪的具象表现，也是新社区建设时重要的参考坐标。落实到行动层面，可以从自然景观、人际关系、共同记忆的维护、建构与发展入手，更好发挥乡愁的能动性。 由于日本突出的“城乡连续体”认知以及城市化不可阻逆的发展进程，故乡观更多地被提炼、升华为乡土观，乡土意识下的乡愁情结也随之表现得更加集中和突出，其能动性作用也得以更多的凸显和活用。 三、乡愁的社会能动性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全国规模的城市化，不仅使日本迅速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其以乡土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梳理出乡愁这一线索，其发挥的能动性作用，与成功重构乡土文化的行为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宫田登认为“民俗学研究既是方法也是运动，民俗学的存在是文明民族被赋予的使命”(31)。把这一观点延伸出来，即民俗学是现代社会的一剂良药。宫田登、河野真都曾经指出：城市民最大的特点是不安的心理状态(32)，负面惊悚的都市传说也多是基于这种不安孕育而来的。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乡愁情结的酝酿必然会帮助城市民抵消不安。20世纪后半期城市化进程以来，民众的乡愁情结如何得以调节？又发挥了怎样的能动性作用？可以通过对民众心意诉求和学科应对措施的分析展开考察。 (一)保护、传承、发展乡土文化 景观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之一。1950年日本制定并实施《文化遗产保护法》，并于2004年进一步加入“文化景观”规定，目的是避免国土开发和城市规划建设中，大拆大建对特色景观造成的摧毁。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补充了以往只是对物品个体、民俗资料的割裂性保护，而是将鱼放回到水中，对“鱼在水中游”的广阔空间实行有机整体的保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集中的城市化进程密切呼应，日本形成了民俗资料保护与抢救热潮，完成了全国范围民俗地图的制作、手艺传承的调查、节俗表演仪式的记录。同时期还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地方史志民俗篇的编纂热潮，各地相继建立民俗博物馆、乡土资料馆，注重在社会教育层面普及民俗文化。其表现形式是政府主导、学者参与，但究其内涵是民众的意愿流露，是民众追忆、发展乡土文化的情感使然。例如《地域博物馆的作用及其可能性》一文，面对为何短短30年里各地会新增大量博物馆？其建立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分析到：经济的要素当然不容忽视，但更根本的背景原因是“时代的大变革。生活(文化)的急剧变容，使得置身其中的人们内心产生无法填补的空白，而把这种情感寄托于博物馆。尽管我们知道新旧交替是常理，但是改变如此光速，难免让人措手不及。这种变化，排山倒海般地冲走了每个人凭依的过去与现在的结点、甚至是作为心灵鸡汤的故乡情怀”(33)。正是这种急遽的社会变革使得民众的价值观开始部分地摇摆向“过去”的时间和“故乡”的空间，也才形成了该时期的收集与记录热潮。大家共同抱有的“乡愁”，同时使得民俗资料的搜集和展示呈现出多元化构成。事实是，很多博物馆、资料馆建立在新兴的住宅城市区中，在这样的时空体系下，民俗资料的收集、保存和展示要兼顾各自的故乡情怀，如果只是圈定在行政规划的条条框框内，则无法满足地域民众的需求。因为“不仅仅局限于老住户，包括新住户、迁移户他们对于自己的故乡都抱有感怀，同时对新的迁移之地的文化也会产生兴趣，自然之中就会将现有居住地与自己的故乡作比较”(34)。柳田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乡愁之于日本民俗博物馆的指导作用，即“在各自的乡土，或者透过乡土人的感觉意识，从中学习到崭新的内容”(3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护抢救工作，为文化遗产的留存贡献了力量，从保护、记录、抢救、展示角度保留了民众的生活记忆，也间接缓和了民众的乡愁情结。但同时也需要反思，由于政府和民俗学者过分偏向于现代民众的怀旧追忆指向、着力记录曾经的生活方式，而在与时共进层面忽视了对生活在当下的民众融入都市社会时的情绪、心意层面的积极与建设性探究。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民俗学更加关注了精神层面，让乡愁延续在当下生活文化中。 (二)促进新社区建设和地域振兴 正如柳田国男所指出的，(城市化进程最鼎盛时期的)都市人的最普遍类型是长期居住在城市却无法融入城市的一种，其缘由便是视自己身后的故乡为自己年少时光那般爱恋着的乡愁情结(36)。所以六七十年代的乡愁更多转换为对承载了乡土文化的乡土资料的搜集、记录和展示形态抒发出来。对应第二代或之后的城市人群，他们的故乡情结就发生了改变，这是因为母亲在为孩子演绎“故乡”的角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具有能动性的，乡愁情结与人们对所在地域的精神依恋、倾注的情感之间有无形的勾连关系。进一步说，新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民众对城市、社区归属意识的确立与否，不排除实体故乡的存在，而是做到以新社区为自己的心灵故乡，将彼乡愁转化为此乡愁。 仓石忠彦曾经提到“当你失去故乡的时候(或是大坝的建设导致故乡被淹没，或是失去了土地，或是原有的村名不在，或是曾经的故乡今非昔比)，人们会怎么做？结论是重新建立故乡、迁移居住”(37)。这里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方面肯定民俗的创生性，另一方面就是发挥乡愁的能动性营造心灵故乡。“如果把我们的思绪感怀过多放在故乡一方，其结果都市永远都只能是聚集了一群两边不靠的居民的场所而已”(38)。为了避免都市发展成为这样松散的空架子，为了应对大规模市町村合并政策导向下导致的故乡的变容或消亡，就要调整乡愁的能动性，减轻人们对出生地故乡的眷恋，帮助其转向新家园的建设。 围绕乡愁情结与新社区建设、地域振兴的相关性认知，社会已经形成共识(39)。在具体操作层面，日本多是通过节日或是推行“一村一品”(40)的活动实现。前者多集中在都市范围，发挥了促进社区居民融合的作用，后者多落脚于城市化带来的稀疏化乡村地域，发挥了重振家乡的作用。 汪涌豪说到：“当远离乡土，什么时候最容易触动中国人的乡土之思。东、西方一些研究者已指出过，首先是节日，这个很好理解，如果西方人不能在圣诞节回家，伊斯兰兄弟不能在开斋节回家，我们的东方邻居日本人不能在盂兰盆节回家，都会引动人掀起浓浓的乡愁，写成热血的诗章”(41)。反之，我们可以理解，浓浓的乡愁使得人们更容易趋近节日，节日是强化地域纽带、营造更加浓厚的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参与节日能够为民众寻找到心灵的依靠，消减城市民特有的不安情绪。笹原亮二从现代性和都市化的角度入手，以首都圈周边的一个新兴社区为对象，选取了该地80年代崭新生成的一个民俗艺能大会为个案，对其节庆(42)活动实态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调查。在分析演出盛况的原因时，作者指出“不排除伴随文化设施的建立、会场位于地铁站前交通便利的优势、难得一见的来自远方的民俗表演、主办方宣传动员得力等理由，此外还有一个缘故——其举办地位于一个由众多来自本市以外的人口集聚构成、快速都市化的地域。对新社区没有依恋的新住民，被民俗表演呈现出的地气、也就是乡土感受所吸引聚集，有这个原因的存在。对新住民来说，既可以轻松参与，又能够体味到适度的乡土情结，(社区民俗表演大会)成为他们认知、感受自己现在居住社区的有益契机”(43)。从一个侧面较好地阐释了乡愁能动性在促进新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一村一品”从增强自豪感入手，振兴了地域经济，凝聚起乡愁情结。“一村一品”的活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首先由大分县发起，原本经济衰退、人口稀疏的地方发展成为生活安定、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地区，“一村一品”也成功推广到了日本更多偏僻、稀疏的町村，起到了安顿城市化大后方的意外收效。神崎宣武以自己的家乡冈山县美星町的再造重生为个案，解读了“一村一品”。从中能够感受到实现民众“回归故乡”的条件不是尽力维持故乡原貌，而是通过有选择性的舒缓式发展来最大限度地增加故乡的魅力，其中村落文化人的出谋划策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是重要的两驾马车。“造村运动”成功了，家乡自豪感随之油然而生，也就能酝酿出更多更持久的乡愁，缓解村落稀疏化的社会问题。 两者共同之处是民众的自发意识为主体，政府参与和支持是辅助性存在，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主体能动性才是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经验。民俗文化承载了乡愁，通过更好地活用民俗文化，以此建设新社区、重振地域和故乡，民众自然而然也就记住了乡愁，每个城市、乡村也就拥有了能够感受到乡愁的未来。前提是这种活用要基于民俗承载者主体的意愿，而不是政府的一厢情愿。 (三)强化民族的自我认知 民俗学的目的其一就是挖掘深层文化、本质文化，民俗学具有的新国学性格也说明了其对民族性的重视。尤其正值现代化、城市化集中推进的社会变革时期，对故乡情怀的依恋在探究民族认知、自我认知、反思当下生活方式中发挥了作用。 乡愁情结转换为更好认知自我的动力。日本国家铁路公司于70年代在全国范围推开“发现日本——美丽的日本和我”的宣传活动。尽管活动初衷更多是商业行为、旅游策划，但是客观上起到了挖掘传统文化和促进自我民族性认知的作用。活动主旨中提到“在旅途中发现日本丰富的自然资源、美丽的历史和传统，体味人情，让他们与自身融为一体。”设计了“心灵故乡之寺院行”、“来自故乡自豪之情的邀请函”、“远方乡土的气息”等主题，不再是一般含义上的观光景点，而是以全国众多地方为体验认知的目的地。林真希在研究中归纳为：“目的地的特点表现为重视地方性、大自然、遍及全国角落。其中很多地方的魅力在于能够链接上记忆中故乡的那种美妙”(44)。由此可以看出，以“发现日本”为口号的旅游策划，内含了对深层文化和精神故乡的探究，以此为共同因子将城市化与民众的自我认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乡愁情结在促进学者和民众关注并思索环境、生态问题中发挥了能动性作用。记忆中的故乡是自然环境优美、天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人们在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技艺和智慧。正是因为进入了工业化、机械化和合理化思维时代，一方面记忆中的故乡在远去，一方面人们又努力在身边的生活中予以再现。人们心中对自然的乡愁，促进了对环境的关注，反之对自然环境的重新审视又填补了乡愁之苦，例如对近山价值和劳作方式的重新审视，对亲近自然的活动的提倡，以及以自然环境为主题的博览会的召开，对各种劳作方式中体现出的民众智慧与自然观的再评价，都是从自然、生态、环境层面对故乡空间的立体建构，乡愁的作用力改善了自然环境。我们自身也已经认识到，“‘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和将来时，它更为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在激荡的时代浪潮中重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故乡”(45)，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成功的城镇化建设应该是“故乡、乡土”的重建。所以说浪漫愁绪的乡愁不仅仅停留于美学世界，更是在现实生活中悄无声息地发挥着积极的能动性。 四、乡愁对城市化建设的意义 乡愁对城市化建设具有良性调节作用。在综合分析日本的城市观、故乡观与乡愁情结之后，可以发现，日本“城乡连续体”认知论奠定了日本民众“村落民的心意”故乡观。在应对城市化进程与乡土文化保护与发展关系中，乡愁情结、乡土意识构成了一条浅埋的、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城市化建设和谐发展的重要参照物和标尺，在促进保护政策出台、文化记忆传承、生态原貌维护、新社区建设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能动性作用。 乡愁对城市化建设的意义表现出阶段性特点。前期多基于保护和抢救的视点，如村落民俗志的写作、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记录，建立民俗博物馆、乡土资料馆的讨论、地方史志的集中编纂。中间阶段集中于对民族认识的探究，通过对传承事象变与不变的思考，深入摸索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借此明晰民族性内涵。后期更侧重发展和实践角度，关注民俗的变容、新旧居民的融合、环境民俗、城乡民俗的连贯性、传统生产生活中的民众智慧等内容，并积极参与到地域振兴、一村一品、新社区建立等活动中。乡愁对城市化建设的作用力，在随之而来的逆城市化、再城市化阶段中也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日本近年来提倡“都市与农村共生”“有农生活”的新理念、“回故乡去生活”的口号，更有NPO民间团体提出口号“故乡生活缔造新日本——现在，请关注故乡生活这一充满怀念的新生活方式”(46)。乡愁蕴含了对故乡、乡土及其所代表的人文自然的归属感和亲近感，促进社会转型下的地域再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村落终结”。 现阶段对于乡愁，我们形成了如下讨论：如不能因为乡愁而不讲是非(47)。在此基础上，也已经感受到：乡愁的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真实的家乡，更是扩展到了心灵的绿洲。日本的城市化历程让我们进一步认知：乡愁不是回顾过去的，而是面向未来的，是具有行动力的正力量。发挥民俗学的学科优势，通过深度访谈，深入观察，深切参与，了解乡土文化传承和变迁过程，获取在复杂的城镇化进程中一般民众的内心感受，依靠民俗学的乡土情怀为城镇化发展战略与乡土文化的保护与协调发展提供助推力。 ①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张文明：《新型城镇化：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人本”回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③刘远举：《城市崛起农村没落是历史大势》，《大家》2015年2月25日。 ④田毅鹏、韩丹：《城市化与“村落终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⑤耿波：《中国社会的乡愁传统与现实问题》，《中国文化报》2014年2月18日。 ⑥金磊：《城镇化“乡愁”的国际借鉴》，《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4月9日。 ⑦黄万华：《乡愁是一种美学》，《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⑧艺术人类学的能动性理论由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在1998年出版的《艺术与能动性——人类学理论》一书中进行了完整阐释。他主要以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象征物、艺术家、观众以及创作原型四个主要要素为对象展开了能动性的分析，确立了艺术关系网模式下的能动受动作用的存在。参照关炜：《艺术人类学的能动性理论——浅论盖尔的艺术关系网》，《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笔者认为，艺术人类学科提到的“社会能动性”内涵与哲学学科所说的“客体能动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不是有意识的能动性，而是基于内部矛盾而有规律的自我运动性。参照孙世明：《论客体能动性》，《理论学刊》1996年第5期。 ⑨关炜：《艺术人类学的能动性理论——浅论盖尔的艺术关系网》，《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⑩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69页。 (11)原样使用“乡愁”标记的日文研究可见以下著述：[日]田野登：「「郷愁」の企業化に関すゐ形象の考察—大阪道頓堀かに料理店の場合』(《对“乡愁”的企业化变身的形象考察——以大阪道顿崛螃蟹料理店为个案》)，「日本民俗学」2001年第225期；[日]加藤幸治：「郷土玩具の新解釈—無意識の“郷愁”はなぜ生まれたのか」(《乡土玩具的重新阐释——无意识的“乡愁”因何得以产生？》)，日本：社会評論社，2011年。 (12)[日]宫田登：「「心なおし」はなぜ流行る—不安と幻想の民俗誌」(《为何“心灵的重塑”会盛行——不安和幻想的民俗志》)，日本：小学館，1993年，第195页。 (13)参考孙波等：《日本城市化的演进及启示》，《经济纵横》2010年第12期。付恒杰：《日本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 (14)[日]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上)」(《明治大正史世态篇(上)》)，日本：講談社，1976年，第8页。 (15)[日]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上)」(《明治大正史世态篇(上)》)，第138页。 (16)[日]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上)」(《明治大正史世态篇(上)》)，第136页。 (17)[日]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上)」(《明治大正史世态篇(上)》)，第136页。 (18)参考[日]鶴見和子：「漂泊と定住と」(《漂泊与定居》)，日本：ちくま学芸文庫，1977年，第88-98页。 (19)“(在以往的)城市的民俗学研究中可以列举的成果主要有：柳田国男做的城市和乡村关系的研究(《都市和农村》1929)、城市发生史的研究(《时代和农政》1910)、城市民俗变化的研究(《明治大正史世态篇》1931)、森口多里(1944)对东北小城市水泽所做的城市民俗的研究、还有近期千叶德尔(1971)对名古屋市的城市内部丧葬仪礼研究”。《日本民俗学》1979年第124期。 (20)日语表达为「京に田舎あり」。 (21)[日]涩泽敬三(1896-1963)，日本银行总裁、大藏大臣、物质民俗学开拓者、阁楼博物馆创始人。 (22)[日]宫田登：「民俗学への招待」(《来自民俗学的邀请》)，日本：ちくま新書，1996年，第158页。 (23)[日]宫田登：「民俗学への招待」(《来自民俗学的邀请》)，第156页。 (24)“消失的搭车客”源于美国现代社会广泛流传的城市搭车客传说，以鬼故事为主，主要情结是说天黑之后司机有时会遇到搭车客，但中途搭车客会奇怪地消失，当司机发现时多是来到了墓地，又或是在目的地通过别人得知这是一个已经死去若干年的人等等，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其生活环境的关注与想象。“玛丽”即为80年代日本大城市流传的“红衣婆娘”的别名，讲述了某中心城市汽车站前的连椅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穿红衣、戴红帽、穿红鞋、拿红包，一色红的老婆婆，据说她是在等待战争中一去不回的丈夫和死去的孩子，当她看到有和她孩子长相相似的小孩经过时就会将之带走，甚至有的高中生还讲到亲眼见到过这个红衣婆娘，并且称赞她漂亮时，老婆婆还道谢了的内容。传说描述的是孤身一人生活在城市中的老人，反映是都市空间具有代笔性的社会问题。“七个不思议”指从江户时代起流传于城市民之间的、不可思议的现象以及奇闻轶事，像是月明星稀的夜晚在路上走会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叶子只长一边，另一边不长等，被认为是人们对于自身过度开发城市产生的恐惧心理的表现。 (25)[日]折口信夫：「郷土と神社および郷土芸能」，「折口信夫全集ノ一ト編第六巻」，日本：中央公论社，1972年，第248页。转引自日高崎正秀等编：「日本民俗学の視点3故郷の発見」(《日本民俗学的视点3故乡的发现》)，日本：日本書籍，1976年，第4页。 (26)[日]高崎正秀等编：「日本民俗学の視点3故郷の発見」，日本：日本書籍，1976年，第4页。 (27)[日]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上)」(《明治大正史世态篇(上)》)，第139页。 (28)爱知大学综合乡土研究所在成立50周年纪念之际，召开了“故乡论”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思考故乡》(2002)论文集，着重对“回乡”观念和“同乡会”社会组织展开了讨论。 (29)参考[日]田中宣一：「故郷及び故郷感の变容」(《故乡以及故乡观的变容》)，「日本民俗学」1995年第206期。 (30)参考日本民俗学会：“第47届日本民俗学年会特集”，「日本民俗学」1995年第206期。 (31)[日]宫田登：「「心なおし」はなぜ流行る—不安と幻想の民俗誌」(《为何“心灵的重塑”会盛行——不安和幻想的民俗志》)，第214-215页。 (32)参考[日]河野真：「〈不安〉が切りひらいた地平と障壁—日本民俗学にとつて現代とは(1)」(《“不安”开辟出的地平线与障壁——对日本民俗学来说何为现代(1)》)，《文明21》2010年第25号。[日]宫田登：「現代民俗論の課題」(《现代民俗论的课题》)，日本：未来社，1986年；「民俗学への招待」(《来自民俗学的邀请》)，日本：ちくま新書，1996年。 (33)[日]斎藤卓志：「地域博物館の役割とその可能性」(《地方博物馆的作用与其可能性》)，「日本民俗学」1994年第200期。 (34)[日]岩井宏實：「地方民俗博物館の問題点」(《地方民俗博物馆存在的问题》)，「日本民俗学」1976年第106期。 (35)[日]岩井宏實：「地方民俗博物館の問題点」(《地方民俗博物馆存在的问题》)，「日本民俗学」1976年第106期。 (36)参考[日]柳田国男：《都市与农村》，阅览日20140709，http://www011.upp.so-net.nejp/kaijinkimu/kuni09.html。 (37)[日]倉石忠彦：「都市生活者の故郷観」(《都市生活者的故乡观》)，「日本民俗学」1995年第206期。 (38)[日]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上)」(《明治大正史世态篇(上)》)，第168页。 (39)“城市的改造和建设理应体现居民对家园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故乡的美好想象，社区营造就是朝此方向努力的结果。”日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社区营造是居民们落实在行动上的对家园的记忆和憧憬”胡澎：《日本城市改造的启示》，《博览群书》2009年第7期。 (40)通俗说法的“造村运动”。由山乡渔村开始，原本是为了振兴落后地区经济、改善人口稀疏现象，由民众自发、地方主导、政府扶持的行为，因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逐渐推广到更多地区，包括乡镇、城市都形成了相同的理念，出现了“地域振兴”、“城镇振兴”的说法。 (41)汪涌豪：《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文汇报》2010年4月18日，第012版。 (42)日本节日一般含义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具有信仰要素、涉及神明的祭祀节日；无神明要素、以庆祝活动为特点的节庆节日。文中统一使用节日表述，在涉及都市区域时，也会选择使用节庆表述。 (43)[日]笹原亮二：「民俗芸能大会の民俗誌一「都市化」した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民俗事象」(《民俗艺能大会的民俗志——都市化区域社会中民俗事象的存在实态》)，「講座日本の民俗学10民俗研究の課題」，日本：雄山閣，2000年，第99页。 (44)[日]林真希：「デイスカバ一ジヤパンキヤンぺ一ンにおける観光の視点と对象に関すゐ研究」(《围绕“发现日本”企划活动中观光视角与对象的研究》)，「第22回日本観光研究協会全国大会学術論文集」，2007年。 (45)金磊：《城镇化时代“故乡”如何重塑？顺应自然系关键》，《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4月8日。 (46)参考俞慰刚、秦建刚：《日本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轨迹——以战后东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社会互动为中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7)魏策策：《评博士返乡日记：别因乡愁不讲是非》，《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11期，201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