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与上海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上海社会还没有统一的行政系统，并且，清末以来日益显示出了自治的倾向。由于清末官吏的腐败无能以及民国初期军阀的混战，不能期待上海社会正常快速的发展。结果，上海人选择了自治，并且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都与和平运动、自治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毋庸置疑，上海的自治倾向性和中央权力，两者在没有达到有机结合之前，不可避免有许多冲突的可能性。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进入了上海社会，对具有自治性倾向的上海社会进行权力渗透，试图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基地。对此过程的阐明即是本文的第一论题。
蒋介石控制上海社会，也是北伐的产物。北伐军所到之处，新的群众运动团体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形成了，北伐军进入以前，实现了用民众力量建立上海自治市政府的愿望，上海社会前进了一步。北伐是传播革命理想的过程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开始。北伐到底与上海社会的衍变有何关系，也就是说，北伐之前上海是怎样的社会，北伐又给上海社会带来了什么变化，此为本文所要阐明的第二个问题。
最后，我想把以上两问题同社会整合的观点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也就是说，在蒋介石到达上海之前上海社会整合的程度如何，蒋的到来又给上海社会整合带来了何种影响。
一、北伐前上海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政治分裂和社会整合的两重性
鸦片战争以来，上海备受西方国家的瞩目。西方列强选择上海为其贸易中心地区，众多外国人涌向上海。与此相应，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上海，给上海社会和中国以刺激性的作用。
但是，上海又有外国人的管辖区即所谓的租界，其中有以英国为中心的公共租界，又因为法国要求有独立的租界地，便另外设立法国租界。同时，上海县城所在地南市区还维持着传统管理体制。此外，随着上海的闸北地区也得到发展，与此相适应形成了新的统治秩序。从行政系统方面看，很容易知道上海社会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这样的政治布局对于上海的发展是一个重要障碍。在一个城市中诸多行政机关并立，在行政措施的系统贯彻方面便暴露出许多问题。道路管理、公共交通设施、自来水、电话网等方面的措施几乎皆不能统一实施。〔1〕举例来说，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任何一区的警察都不能进入其他两区。要把罪犯从一个地区引渡另一个地区，需要复杂且少有把握的引渡手续。
相反，这样的行政分裂在经济上并不构成什么问题。整个中国以上海为中心联结成一个经济网。据统计，上海进口商品中约有50%转运到长江各港口，其中20%运到汉口下游各港口，15%运到汉口，其余15%运到汉口上游各港口。并且，上海的工业原料大部分依靠海外或内地，产品销售也主要依靠内地。还有，上海的主食——大米大部分由附近农村和浙江省供给。〔2〕同时公共租界经济的发展也波及到附近的华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上海是经济上与附近地区及整个中国相联系的社会，是一个整合社会。
但是，即使经济整合是社会整合的基本条件，经济整合也并不能保证社会整合，上海社会由于开埠以来大量农村人口的迁入而逐渐形成一个移民社会，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继续进行。因此，毋庸赘言，社会如何妥当安置移民，如何调解内部阶层分化所产生的矛盾，对上海社会整合有着重大影响。
近代经济成长的同时，上海的近代资产阶级产生了。中国人开始创办近代制造业和银行业，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政治力量也逐步发展壮大。大资本家的团体——总商会，在1902年建立以后，领导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设立上海自治机关，到1920年又提出“商人政府论”。总商会不仅是通过财力和社会名誉，而且通过积极活动，成为上海社会的实际支配阶层。
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上海社会的主要力量。工业的发展必然增加对工人的需要，这些工人便构成上海社会的底层。工人们的文化水平低，同乡意识相当重。同时，雇佣结构以及他们较低的文化水平严重阻碍着他们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3〕在上海社会，工人阶级早在五四运动之时就已登上历史舞台，到五卅运动时期才真正引人注日。在五卅运动时期，结成总工会应付事态的过程中，工人成为社会或政治活动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
另一种社会力量便是社会中间阶层。〔4〕社会中间阶层由于其分散性和多样性的职业特性，相对来说，并不如大资本家或工人阶级那样令人瞩目。但随着上海社会的现代化，中间阶层也随之成长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代表性的例子即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成长。
由于上海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黄金发展时期，中小商人有所成长。他们开始要求与自己经济地位相应的政治地位，以1919年的抗税远动为起点结成了“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并且这个团体的成立，对“纳税华人会”的成立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团体中不仅有中小商人，而且还有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5〕同时商总联会在五卅运动中作为工商学联合会的一员也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上海社会的发展，社会阶层也进一步分化，也随之产生一些问题。从1919年到1926年的9年期间中，在上海共发生638次罢工，〔6〕占同期间全国罢工总数的一半。每年平均约70次，罢工人数和持续时间也渐渐增加。上海社会无法避免由于阶层分化所带来的阶级矛盾冲突。
与此同时，在上海社会也有跨越阶级的组织和社会关系。上海是一个行政分裂的社会。控制上海地区的军阀只关心于上海的财源，与有效统治和发展上海社会的做法比起来还相去甚远。因此这些社会团体对于弥补行政系统的不完备十分重要，也就是发挥其作用来安定社会，即民间组织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力量达到社会整合。
首先关注于上海社会安定的是以财力雄厚的总商会为首的上海社会的上层人士及商总联会等，而且上海社会的安定也符合其利益。因此，每当上海社会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时，他们总是努力去维持社会安定。1924年江浙战争时，以虞洽卿为首的总商会战前努力阻止战争的发生，战时则组织保卫团，以防止军阀的肆行和社会混乱，并且努力安置难民和保证粮食的稳定供给，〔7〕还有在五卅运动中募集资金以保证工人的生活安定。
总商会还由于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在罢工调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但是，经历了五卅运动，情况开始变化。目击到五卅运动中工人爆发之力量的大资本家认识到单纯依靠社会关系发挥调停作用是不可能的，为了在社会中安置工人，使其包含于一般社会关系中并安定社会，也要求发布工会法。〔9〕商总联会也有同样的认识，在五卅运动中甚至要求北京政府按上海总工会所拟定的工会条例签颁。〔10〕
商总联会也对上海社会的安定发展表现出很大的关注。商总联会建立以后，开办商业夜校，设置公益机关，〔11〕在江浙战争时努力维持社会稳定，并努力在五卅运动时对工人进行接济。并且，它对工人运动也发挥了调停作用，采取同情的态度。〔12〕为了消除北伐时期发生的一个社会不安因素——流民现状，商总联会从1926年10月开始为建立教育院持续进行募捐活功。〔13〕
同时，上海社会的问题不仅是上海地方性的问题，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也受此影响。从1919年到1932年间发生的312次罢工中约75%发生在外国企业中。发生在上海的许多事件中，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的五卅运动，都不仅是上海的问题，也是民族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受民族感情支配，出现了非阶级矛盾而是基于阶级合作的一致对外的局面。五卅运动就是资本家援助工人以生活费，通过工人抵抗帝国主义暴行的代表性例子。
另外，在上海社会中有众多的同乡会和慈善团体。1922年当时有会馆53个，同乡会31个，到1930年便分别增至62个和57个。这些组织虽由商人领导，也包括记者、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同乡会向学生提供援助，并且募集工人。这作为调节阶级矛盾的一种有效措施，也起了一定作用。〔14〕同时会馆和同乡会也起到了慈善福利机关的功能，即向学校和医院提供资金，并且也通过同乡会来调节劳资纷争。〔15〕
另外，众多慈善团体在上海的活动十分活跃。1930年时，上海存在将近120个慈善团体，它们通过缓和社会矛盾，帮助上海都市发展。并且较具重要意义的是，慈善团体的活动并不是依靠政府补助金而是依靠个人或商店、企业的捐款。换言之，上海慈善事业由民间社团独自发挥社会职能，担当维持社会安定的一部分任务。〔16〕
总的来说，北伐前上海社会行政系统四分五裂是其外在特点，内部则在阶级分化的同时，依靠跨越各阶级的社会团体来维持社会整合及社会安定。换句话说，上海社会得以安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力量之间妥协和力量均衡，并且是依靠多种组积和团体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这样认为，上海社会已经走出由总商会或诸如绅士、闻人所支配的时代，而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在上海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阶层分化有了相当发展，已经成为具有多种社会组织的多层次的社会。
二、北伐和市民公会的形成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9月初进军到长江中游地区。于是，掌握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下游三省区的孙传芳对北伐的胜利进军深感不安，作好了同北伐军战斗的准备，长江的正常航运已几乎是不可能。〔17〕当然同时也影响到联系与上海相邻诸省的内河航船正常运行。
随着北伐的扩大，正常的航运中断，物资运送延误，开始对上海经济产生了影响。据9月16日《民国日报》报道，每年7、8月份为中秋节从内地购入各种物品及中秋用品，但是现在由于武汉为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从武汉运来的物品减少，由于长江运输受到战争之影响而引起商业中断经济紊乱。〔18〕由于九江到上海间的商运的中断，九江与上海间的货物运输也已停止，9月20日后，九江和上海间的期票交换也停止了。〔19〕运输业的情况是，中国航运每月收入是60万元，但在九月份中便降低到18万元，外国商船便乘机提高运价获取商业利润。〔20〕北伐带来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继续扩大，多少也影响到米价、〔21〕进出口、〔22〕物价、〔23〕黄金价格、外汇兑换等。外汇兑换的情况是规银100两的兑换价值，以北伐开始的1926年7月为界点，之后便开始降低，到10月份便急剧下降。
上海经济的部分动摇和战争消息造成上海人的心理不安，而且，避免战争涌向上海的难民加剧社会动荡。1926年9月24日的《申报》报道：“…九江在本星期二，谣传最甚，以南浔间之电报忽然不通以致人民大致恐慌也，日来九江人民乘轮下行沪避难者甚多，华界商民多有将商店临时移至租界中，刻下租界当局，已阻断华界交通，外人为谋自卫安全计。”〔24〕
当然，上海社会的局部动摇也触发了上海社会各团体试图维持社会安定的活动。率先而起的是商总联会和1920年之后继续推动和平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全浙公会。商总联会根据9月4日下属团体的要求，〔25〕在9月5日召开重要会议，致电孙传芳、蒋介石、张作霖要求和平。〔26〕商总联会的骨干分子还加入同乡团体全浙公会，以参与东南和平运动，还邀请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等团体共同探讨对策。〔27〕全浙公会在9月14日聚东南五省的游沪名士，提出民治的主张之后，〔28〕10月12日把二十余个团体召集于宁波同乡会，发起组织了“东南和平运动联合会”。〔29〕这是试图维持上海社会安定的各社会团体为了防止战争的危害而共同推进和平运动。
到了11月份上海的形势更加危急。北伐军占领了九江和南昌，动摇了孙传芳的统治基础，战线渐渐推进到江浙地区。于是，上海的和平运动迅速发展为自治运动。11月10日商总联会发表紧急宣言，讨论了持续的武力冲突和战争给江苏省工商界带来的危害，主张如下：“（一）划上海区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拒绝奉鲁军南下。”〔30〕与此同时全浙公会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这些都得到了上海人民的支持，〔31〕几乎所有的上海社团都通过自治运动而联合了起来。
自治运动是上海社团维护社会安定的运动的顶峰。自治运动不但是上海社会对北伐所引起的革命形势独特反应，而且由于民间社会团体把自己的社会作用要扩到承担政府职能并且掌握政权，故而相当重要。在上海民间社会正在出现政治和社会整合的情况。
上海市民不单单是发表自治宣言，而且开始着手建立政府的具体过程。首先对上海自治市组织大纲提出意见。11月20日，商总联会召开议董定期会，推举王汉良、余华龙、邬志豪等9人组成上海特别市大纲委员会，起草特别市组织大纲。〔32〕11月22日，发表大纲草案，其内容是由人民直接选出其额定人数的半数，由工商学等各公会分别选出其额定人数的半数组成市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由人民直接选出的市长主管市行政会。〔33〕与商总联会一起领导上海自治运动的同乡团体三省联合会推定袁观澜等五人，担任起草组织大纲的任务。〔34〕12月6日，三省联合会在市民公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组织大纲。其内容是由职业团体和地方团体联合选举的代表组成临时市议会，由临时市议会推选行政委员，行政委员职务之分工由临时市议会定之。〔35〕虽然两者之间有所区别，而且这也能够影响以后形成的政权性质，但无论如何，上海人都对上海市民创立自治市政府没有异议。
同时建立维持上海社会秩序实现自治的施行机关也非常必要。11月中旬，被北伐军击败的孙传芳参加天津会议，要求奉鲁军南下，所以上海人更加反对孙传芳，并且英国向北京政府贷款的消息也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慨。〔36〕在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上海市民反对孙传芳的统治，积极地摸索建立新政府的方法。〔37〕11月28日，上海400余个团体5万余人冒雨举行市民大会，一致决议反对奉鲁军南下，实行上海自治，并要求恢复工商学联合会，以后决定把工商学联合会改称市民公会。12月上旬，除总商会以外的六大团体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推举沈钧儒为主席，以实现上海自治为宗旨，终于形成代表全上海各阶层的运动机关。
尽管上海有了以市民公会为代表的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的机关，但也无法避免上海社会所具有的另外一个问题——阶级冲突。正如每个社会由于其内外诸种新因素的刺激而改变成为与往日不同的社会运行方式，上海社会也不例外。上海外部的革命局势影响到上海社会内部的阶级问题，中共的领导更促进了这样的变化。
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中共一边参加自治运动，一边准备总罢工，积极地摸索扩大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的组织。，尽管手工业工人的店员分散在上海的各个地方，但通过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12月5日上海店员会召开上海店员总联合会的成立大会，10日手工业工人组织建立了手工业总工会。这些组织成立后，罢工运动渐起高潮，12月份《民国日报》和《时报》的有关上海的报道几乎全是罢工的消息。12月5日左右，典当业店员要求增加工资。服装业店员也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22日罢工结束以后，召开了庆祝增加工资运动胜利的大会。12月18日米业职员联合会，24日南货业职员和典当业店员都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27年初，1月11日在先施公司发生罢工，15日在永安公司也发生罢工。24日发生的米业职员联合会的罢工给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最大的威胁。〔38〕
在上海，阶级矛盾的深化以及工人力量的壮大影响了市民公会的活动，商总联会特别对手工业总工会的结成和上海店员总工会的成立感到不安，于是12月份以后，商总联会所采取的对付罢工的方法中，对市民公会要求调停劳资之间的纠纷，没取得显著的效果。〔39〕
同时，随着北伐军的进军，上海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孙传芳取得奉鲁军的支持以后，为了把上海、浙江作为最后的防线对付北伐军，需要镇压上海社会的自治运动。12月14日孙传芳来到杭州，解散了浙江省自治政府。27日，在上海，孙传芳下令取消三省联合会、全浙公会等团体，通缉其领袖蔡元培、褚慧僧、许世英等70余人，〔40〕并宣布“提倡自治即赤化”。〔41〕因此市民公会的常务委员会也因出席人数的不足而不能召开。结果，以1927年1月4日第8次常务委员会为终结，市民公会被接受防守司令部要求的法国租界当局所封闭。尽管如此，中共仍然持续扩大自己的组织。因此自治运动转入低潮而转向由中共和总工会领导的武装起义。
随着北伐的进行而开展起来的上海社会的和平运动和自治运动是克服现存的社会整合机构与政治整合机构分离，得以在上海社会中构筑一个完全的整合体系的机会。尽管由于孙传芳的镇压而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运动对上海社会的系统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因其只依靠民众力量，要求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自治市政府，所以这次运动是上海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
但是在北伐时期上海市民开展的自治运动也有其局限。虽然自治运动后期有一些变化，但是上海市民一直主张的自治只考虑上海社会的安全，对和中央形成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过于忽视。当新的中央政府对上海社会的各个地方贯彻自己的权力和政策的时候，特别是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的时候，上海市民和社会团体与中央政府形成什么样的关系，由于关系到重新形成的社会结构，所以非常重要。
三、第三次武装起义与上海市民的内部分裂
可以说代表整个上海社会的市民公会被封闭以后，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大，总工会和中共掌握了上海社会的主导权。1927年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在《为总同盟罢工的通告》上，主张“于本月十九日起，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42〕19日单独举行总罢工，22日决定由罢工转入武装起义，开始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第二次武装起义时的罢工人数达到36万，但第二次起义立刻遭到残酷的镇压，几至于失败。最后虽然由商总联会通过罢市予以支持，也没有取得特别的成果，终于总工会下令复工，〔43〕第二次起义归于失败。
总工会的活动引起社会的瞩目之后，除总工会和共产党人以外的社会团体担心社会内部的混乱，放弃为对抗军阀而结成的联盟，开始要求社会的稳定。对于上海社会的发展方向开始出现了分歧，直接例子是第二次起义时商总联会的反应。总工会遭到残酷的镇压，就要求商总联会通过罢市支持总工会的罢工，以持续维持罢工。但是，商总联会把罢市仅限于一日之内，并且罢市当天张贴的布告中，虽然表示了对军阀的抗议以及对总工会的同情和援助，但是在布告结尾中也表示“我们希望为了维持各县的和平与秩序，由各路商联会以及各团体选出特别代表以援助官宪。”〔44〕
第二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具备系统的联络体系，罢工和起义相分离等许多因素，但不能忽视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其他团体的广泛响应，只是独立地发动起义。于是中共确认“争取小资产阶级革命群众是最紧要的事”，〔45〕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强化市民公会，积极地准备第三次起义。
中共接受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制订了一套极为周密的军事计划。为了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民，中共决定召集市民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市政府。于是，2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上，主张“由市民公会召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的政权”。〔46〕根据这个决定，中共和总工会积极地推动召开市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同时，为了消除对罢工的忧虑恢复共同斗争，中共响应国民党的把总罢工限于政治性目的的要求，〔47〕决定通过政治性罢工，达到实现经济要求之目标下，把起义限定于政治目标。
另一方面，出于中共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打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各社会团体代表社会成员中一部分，参与社会管理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特别资本家对工人力量的强大忧心忡忡。五卅运动以后，对工人运动抱疑惧心的资本家〔48〕应当不甘心于由工人掌握社会的领导权，并建立新的市政府。于是，资本家一边持续强调劳资合作，一边摸索对待这样情况的新方法。蒋介石便在这种情况下到达了上海。
对上海的资本家来说，当务之急是了解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早就不断地暴露出要控制工人运动的心思的资本家为了了解蒋介石的经济立场而奔忙，通过《国闻周报》反复要求蒋介石表明自己的立场。〔49〕为了打消资本家的忧虑，蒋介石也表明，“工人运动的自制和劳资和解”就是自己的基本立场。资本家也确认蒋介石的经济政策并非进行“赤化”。〔50〕于是，从1926年末期，上海的资本家开始接近蒋介石，〔51〕以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虞洽卿为中介，希型蒋介石恢复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组织“商业联合会”。〔52〕这是把上海社会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依靠上海社会外部的力量来解决，这也是外部权力介入于上海社会问题的起点。
另一行动是商民协会的成立。根据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在发动第三次起义之前，王延松负责策划组织商民协会。〔53〕3月22日的各报刊上，以上海商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登载这样的宗旨的通告：“为集中商民力量，解除压迫苦痛起见，遵照国民政府法令，筹备组织上海商民协会，并对付急切之时局，图谋全沪商民之福利”，并且“一律悬旗欢迎（国民革命军），并休业一天”。〔54〕
在1927年3月22日建立市政府以后，上海社会的两极化更强烈。市政府到四·一二政变以前，召开多次会议，作出有关规定，以加强上海市政府的作用。但是，从建立市民政府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总工会和中共领导市政府。从组织方面来看，市民政府委员19名中，中共和工人代表是10人，其他9名是亲国民党人物和大资本家虞洽卿、王晓籁、陈光甫以及商总联会代表。市政府内总工会力量的壮大使工人组织发生变化，很多工会重新创立，甚至连摊商总联会也参加了总工会。〔55〕因为工会大幅度扩大，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56〕劳资问题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工人阶级提出的经济要求超出了第三次起义时限定于政治问题的约定，引起了与诸势力的纠纷。比如说，电气丝织工业的每个工厂的工人在电气丝织工会的领导下，都要求提高4成左右的工资、工潮中和女工育儿期间的工资保障等13个条件，30余家电气丝织厂中，一部分无奈同意，其余苦于寻求克服这样困难局面的方法。〔57〕而且第三次起义以后，工人纠察队的活动急剧扩大，影响了企业的生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一面督促武汉政府颁布《劳工争议调解仲裁法规》，一面邀请汪寿华商量解决方法，同时做好了增加工人2成左右工资的思想准备。〔58〕但是武汉政府还不能处理所发生的劳资纠纷，因为当时武汉政府连解决劳资争议的起码的政策都没有，并且1926年以后设立的“劳资问题解决临时委员会”和“工商纠纷解决委员会”也不能圆满地解决。最受关注的临时工场条例草案也还没公布。商总联会强烈要求实行劳资争议调解法草案也没有付诸实施。
接受商业联合会邀请的汪寿华也无视商人的忧虑，希望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的经济断交和所有受雇于外国人的华人一起罢工的办法，来解决外交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民众武力反抗蒋介石威逼临时市政府，并认可正规的工人武装。〔59〕此后，总工会接受工人们的要求，发表22条工人们的统一要求，这得到临时市政府的承认，成为工人们的新的共同目标。〔60〕至此，社会自身的调整已成为不可能。这便加速上海社会的分裂，提供了一个外部势力得以向上海移植的环境。
不能认为四·一二政变只是蒋介石用武力镇压革命运动和工人。这不仅是当时政权内部权力争夺的结果，而且是包括上海的整个社会变化的产物，这一点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从上海社女的变化中便可明显看出。工人组织瓦解，而商业联合会和以商总联会为中心的商民协会则承认四·一二政变，重新在上海社会中活跃起来。
商民协会呼应四·一二政变，主张拥护三民主义、绝对拥护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调解劳资纠纷、保障商权振兴实业等等。〔61〕四·一二以后，商民协会组织进一步扩大，4月13日牛羊业商民协会，4月19日各帮面食商民协会、南沪商民协会，4月22日四地区商民协会、履靴商民协会，23日电气丝织厂商民协会等也相继成立。〔62〕根据商总联会会员陈翊庭的建议，由商业联合会、商民协会筹备会、商总联会发起，上海的120个商业团体4万余人参加的商民庆祝大会，5月5日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这可以说是上海商人全阶层的总集会。在大会上，组织了国民革命军商民后援会，为了保护商民的利益，通电国民政府提出以下诸要求：〔63〕
①铲除共产党；②废除不平等条约；③收回关税自主；④交涉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⑤撤除租界周围障碍物；⑥废除苛税杂捐；⑦禁绝烟赌彩票；⑧划一度量衡；⑨提倡国货；⑩协调劳资纠纷；⑾保护商民利益；⑿采纳商民建议。
以商民协会为首的商界，依靠四·一二政变的余波，试图控制工人及其组织。也就是说，由掌握武力的政治集团和追随他的势力重新构筑成上海的社会关系。这预告了与往日不同的上海社会诞生，使前所未有的政权渗透成为可能。
上海社会重新整合的第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南京政府颁布上海特别市法。南京政府在掌握上海后于5月7日公布了《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草案》，这个草案内容如下：“第十一条：本市特别行政委员会，设市长一人，委员十四人，以市长为主席，均由市民选举之，于户口调查未竣前，暂由中央政府委任。第二十九条：本特别市设参事会，为代表市民辅助行政之建议机构，参事员额定15人，任期1年，由某等团体各推出3人，呈请中央政府圈选之”。也就说规定了上海市民所主张的市长民众选举以及根据社团的推荐而组成参事会。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无关系，因为在此前后蒋介石政权还未得到巩固，武汉政府和军阀间仍存在着对立。因此蒋介石需要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可从暂行条例上看出。
但是在7月份，北伐胜利结束后蒋介石的政权稍稍得到巩固。此时发表的暂行条例中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7月12日与13日的《大公报》上的暂行条例内容如下：“第九条：本市设市长一人，由中央政府任命之，任期三年。第三十一条：本市设参事9人至13人，由市长于具有下列资格者聘任之，任期一年，得连任。（一）具有专门学识者；（二）具有实际经验者；（三）具有社会信用者。第三十二条：参事会之职权如下：（一）建议本市应行兴革事宜；（二）议决市长咨问案件；（三）审查市行政成绩；（四）有建议时得请派员列席市政会议，但无表决权”。其中并没有5月份草案中市长民众选举及各团体参与政治的内容，规定组成参事会的人是“专门人”或“实际经验者”、“社会信用者”，这与民选政府的理想已相差悬殊。这些会员的职权也仅限于咨询和建议。结果国民党暂行条例在上海的实行便意味着上海市民丧失了行使 政治权利的途径。
结束语
社会整合的理想形式，是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相融合并共同作用的状态。就是说，是为了使社会不致陷于混乱状态而得以继续发展，政府、社团、个人都要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之处，通过相互妥协，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努力使社会得以稳定的状态。北伐以前，上海社会没有通过政权而达到社会整合，而是主要以社会团体和上海市民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随着北伐的进行，上海社会成员之间产生了矛盾而靠社会内部力量是不能解决的。蒋介石趁此机会利用青帮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此后，上海的社会关系便开始发生了变化，即进行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制性的社会整合。
蒋介石利用上海社会的内部纷争，从一开始占领上海起，便向上海社会进行广泛的权力渗透。蒋介石重组工人组织并且也触及到了商人组织和慈善团体。上海社会的运行方式由社会团体的协调自律活动转移到政府强制执行的方式，而且国民党以‘以党治国’为宗旨，所以当社会团体越来越活跃，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的时候，便很可能与国民党之间产生纠纷。当然不是所有社团都是在与政府对立的状态下接受重编的。不管怎么说，主要以政府的强制力进行社会整合，这意味着新的上海秩序的形成。
注释：
〔1〕熊月之，《论近代上海特殊的市政格局》，《上海研究论丛》9辑（上海，1993）。
〔2〕（美）罗兹·墨菲（Roada Mur-phey），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1986），pp.152-155，165-167，205-207。
〔3〕（美）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工人政治学》（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 U.p.:California,1993）。
〔4〕由于对中间阶层的定义和区分有一些异议，在这儿，是泛指处于工人和以总商会为代表的大资本家之间的阶层。
〔5〕余芷江，《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地方史资料（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102；（日）金子肇，《上海资本家阶级和商业联合会》《史学研究》168（1985），p.27。
〔6〕北平社会调查部，《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第2章，p.138。
〔7〕（日）笠原十九司，《江浙战争和上海自治运动》，（日）野泽丰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东京，1974），pp.117—123。
〔8〕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1990），pp.805—806。
〔9〕《上海总商会致执政府函》，《申报》，1925年7月2日。
〔10〕《民国日报》1925年8月20日。
〔11〕《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 4号。
〔12〕《商总会调解日厂工潮》，《民国日报》1926年9月7日。
〔13〕《各马路为教养院募款》，《民国日报》1926年9月14日；《商总会为教养院募捐》，10月9日；《商总会继续为教养院募捐》10月12日；《商总会为教养院募捐讯》10月13日，等。
〔14〕（美）顾德曼，《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和五四运动》，《上海研究论丛》4辑（上海，1989），pp.267—269。
〔15〕（美）顾德曼，《三十年代上海同乡会——兼谈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问题》，《上海研究论丛》9辑（上海，1993），p.152。
〔16〕（日）小滨正子，《民国期上海的民间慈善团体和国家权力》，《东洋学报》第76卷，第1—2号（1904）。
〔17〕《江天轮被扣装兵 》，《民国日报》1926年9月3日；《时局紧张中之长江航讯》，《民国日报》1926年9月12日等。
〔18〕《沪南商业受沪汉战事影响》，《民国日报》1926年9月16日。
〔19〕《赣沪商运完全停顿》，《民国日报》1926年9月24日。关于上海和汉口之间的银流通与上海和九江之间的银流通，看《上海总商会月报》6—1（1926年1月）至7—1（1926年6月）的统计部分。这些城市之间的银流动由政治因素作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一回收，大量的银就流入上海。
〔20〕《沪南商业受沪汉战事影响》，《民国日报》，1926年9月16日；《华商江轮之战事影响》1926年10月15日；《商帮协会再电发还江轮》1926年11月19日。
〔21〕《米价昨又突涨》，《民国日报》，1926年10月5日；《米价受军事影响》，《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1日。
〔22〕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1985），p.35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p.98。
〔23〕《上海总商会月报》6—1《1926年1月）至7—5（1927年7月）的统计部分。
〔24〕《长江战祸中之轮航消息》，《申报》，1926年9月24日。
〔25〕《商联会呼吁和平》，《民国日报》1926年9月5日；《不绝如缕之和平》，《民国日报》1926年9月6日。
〔26〕《商总会重要会议》，《民国日报》1926年9月6日。
〔27〕《民众主张之一斑》，《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9日。
〔28〕《东南人士奔走和平运动》，《民国日报》1926年9月15日。
〔29〕《二十余团体组织东南和平运动会》，《时报》1926年10月13日。
〔30〕《各路商联会昨晚开紧急会议》，《申报》1926年11月11日；《商总会对时局表示》，《申报》1926年11月11日。
〔31〕《赞同商总会对时局表示》，《时报》1926年11 月12日；《各团体纷起作时局表示》，《时报》1926年11月13日；《时局主张各团体归于一致》，《时报》1926年11月14日；《民党促各界进行时局主张》，《时报》1926年11月15日；《赞同商总会时局主张又有数团体》，《时报》1926年11月17日。
〔32〕《商总联会开会纪》，《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2日。
〔33〕《商总联会拟就上海特别市组织大纲》，《申报》I926年11月23日；《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3日。
〔34〕《三省联合会拒孙传芳南下》，《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日。
〔35〕《三省联合会昨日开会纪》，《申报》1926年12月7日；《三省联合会讨论特别市案》，《民国日报》1926年12月7日。
〔36〕《反对英商贷款军阀作战之激昂》，《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6日；《反对英商贷款之纷起》，《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7日。
〔37〕《皖苏浙联合会委员会成立》，《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3日；《皖苏浙联合会自救三省之表示》，《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4日。
〔38〕橘朴，《支那社会研究》（东京，1937），p.331。
〔39〕《时局和上海的劳动风潮》1，pp.32—35。
〔40〕笠原十九司，前揭论文，p.145。
〔41〕《申报》1926年11月28日。
〔42〕《上海总工会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通告（第二号）》，《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1983），p.123。
〔43〕橘朴，前揭书，p.397。
〔44〕橘朴，前揭书，p.398。
〔45〕翟秋白，《上海二月二十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1927.2.24），《六大以前》，p.727－729。
〔46〕《向导》189期（1927.2.28）。
〔47〕《民党政分会函工会》，《时报》，1927年3月21日。
〔48〕资本家觉得罢工不好，他们认为：“工潮长即工业消，工潮消即工业长，无两立之余地”（陆辅舟，《中国工业与工潮》，《上海总商会月报》6卷4期）于1927年也持续地强调劳资协调（峙冰，《中国劳工与资本之根本的协调》，《上海总商会月报》7卷2期；陆辅舟，《再论中国工业与工潮》，《上海总商会月报》7卷3期）。
〔49〕《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国闻周报》第3卷第36期。
〔50〕《蒋介石宣言中之赤化》，《国闻周报》第3卷38期。
〔51〕1926年11月，黄金荣为了与蒋介石的关系改善到九江去，1926年冬天，虞洽卿也在南昌遇到蒋介石。中国银行副经理张嘉效帮助国民党设立中国中央银行。（约瑟夫·弗史密斯（Joseph Few-smith），《民国时期党、国家与地方名流：1890—1930年上海的商人组织与政治》(Univ.of Hawaii,1985),p.116)
〔52〕《上海商业联合会宣言》，《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1983），p.4。同时资本家造成对于蒋介石的肯定舆论，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坂野良吉，《武汉国民政府论序说》，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国民政府史的研究》（东京，1986），p.50）。
〔53〕《商民协会筹备大会》，《时报》1927年3月21日。
〔54〕《上海商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公告》，《申报》1927年3月22日。
〔55〕《摊商总联合会加入总工会》，《时报》1927年4月4日。
〔56〕《时报》1927年3月31日；1927年4月4日等。
〔57〕《上海电气丝织厂同业公会陈述商业困苦反对工人罢工公函》，《商业联合会》p.227—228。
〔58〕《上海商业联合会关于汪寿华到会发表总工会对工潮外交诸问题意见会议录》，《商业联合会》，224—226。
〔59〕《商业联合会》，p.224—226。
〔60〕《总工会在市政府提出之要求》，《时报》1927年4月6日。
〔61〕《商民协会发表组织旨趣》，《时报》1927年4月13日。
〔62〕弗史密斯（Fewsmith），前揭书，p.128。
〔63〕《体育场之商民庆祝会》，《时报》1927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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